2024年是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130周年，澎湃新聞特設系列專題，追蹤最新的文物線索，采訪一線專家學者，探討戰(zhàn)爭背后的歷史脈絡。從晚清政治的軌跡探尋，北洋海軍的海外奇緣，到參戰(zhàn)士兵的個人歷史，再到戰(zhàn)后的賠款與借款，戰(zhàn)爭的紀念與記憶，內(nèi)容涵蓋戰(zhàn)史研究、政治變遷與歷史記憶等多維視角。
政治上的動蕩，有時往往會成為一個民族奮發(fā)的起點。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每當在對外戰(zhàn)爭中慘遭敗北，或是國內(nèi)一場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風暴平息之后，在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總是要展開一場爭論，爭論的內(nèi)容又總是包括如何總結(jié)剛剛結(jié)束的戰(zhàn)爭中的經(jīng)驗教訓，以及朝廷下一步該如何更張，奮發(fā)自強，以圖振興。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英法聯(lián)軍之役、中法戰(zhàn)爭，都曾出現(xiàn)過這種場面。盡管這種爭論有時達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但是爭論來，爭論去，并沒有跳出祖宗成法的框框。然而，甲午戰(zhàn)爭之后的情形卻大不相同了，這場爭論實際上是關系到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前途，即是向西方學習，發(fā)展資本主義，還是沿著封建主義老路繼續(xù)走下去。
這場波及全國的政治大論戰(zhàn)與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遞上清廷有很大關系。以前戊戌變法史研究中，人們比較重視《上清帝第二書》，認為它是“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幕”。這種看法固然不無道理，然而，從對當時社會政治產(chǎn)生影響的角度來看，《上清帝第三書》所起的作用及產(chǎn)生的影響要大得多。
康有為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1895年6月3日），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剛由都察院代呈，一下子就引起光緒皇帝的高度重視。這與甲午戰(zhàn)爭中光緒皇帝的處境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戰(zhàn)爭初期他奮起主戰(zhàn)，但受到慈禧及李鴻章等人的多方掣肘。戰(zhàn)敗后，他又反對割地，認為“割臺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當《馬關條約》傳來時，孫毓汶等后黨官僚向光緒皇帝施加壓力，逼他批準這一賣國條約。面對維新派及全國各階層民眾掀起的反投降、反簽約的洶涌浪潮，光緒皇帝“徘徊不能決，天顏憔悴”，“如在沸釜中”。最后，在投降派的脅迫下，光緒皇帝不得不違心地簽署了《馬關條約》。條約批準后，他又與師傅翁同龢“相顧揮涕”。戰(zhàn)爭對這位年輕皇帝的刺激實在太深了?！恶R關條約》簽署后不幾天，光緒皇帝親自書寫朱諭，頒示臣工，以明心跡。其朱諭略謂：
近自和約定議以后，廷臣交章論奏，謂地不可棄，費不可償，仍應廢約決戰(zhàn)，以期維系人心，支撐危局，其言固皆發(fā)于忠憤，而于朕辦理此事，兼權審處，萬不獲己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自去歲倉猝開釁，征兵調(diào)餉，不遺余力，而將少宿選，兵非素練，紛紛召集，不殊烏合，以致水陸交綏，戰(zhàn)無一勝……用是宵旰彷徨，臨朝痛哭，將一和一戰(zhàn)，兩害熟權，而后幡然定計……嗣后我君臣上下，惟當堅苦一心，痛除積弊，于練兵籌餉兩大端盡力研求，詳籌興革，勿存懈志，勿騖空名，勿忽遠圖，勿沿故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
此朱諭實質(zhì)上是光緒皇帝對整個戰(zhàn)爭的一次痛苦的反省，同時也表露了他不甘失敗、銳意進取的雄心壯志。正因為如此，他一見到康有為的條陳立即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引發(fā)了強烈的共鳴。時隔不久，光緒皇帝即頒布了舉人才詔書，要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將軍、督撫等，“于平日真知灼見，器識宏通，才識卓越，究心時務，體用兼?zhèn)湔?，臚列事實，專折保奏”。對那些有一技之長，精于天文、地輿、算法、格致、制造等才能者，亦應詳加考核，予以薦舉。此詔書的頒布與光緒皇帝看到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不無關系，但又不能完全歸功于康有為的條陳。因為當時有頭腦的臣工，如南書房翰林張百熙上書提出：“事變多故，憂患方長，非合天下之賢能，因材而器使之，莫能收旋乾斡坤之效”，并建議各地督撫薦舉那些“道術通明，操履篤實，才堪經(jīng)國，識洞韜鈐”的人才，與那些“精熟時務，能制機器，通習天標、地輿，及各國語言文字的專門之才”。并稱應嚴加考核，不得含混了事，對“舉不以實”，或“舉非其人”者，要立加嚴譴。可見光緒皇帝的舉人才詔與張百熙此奏，有著更直接的關系。
但是，光緒皇帝對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也是極為重視的?？涤袨橛凇蹲跃幠曜V》中說，光緒皇帝“于群臣上書中，凡存九折，以胡燏棻為第一，吾折在第二”?？凳纤婆c檔案記載相吻合。
查軍機處檔案，光緒皇帝于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頒布自強諭旨，略謂：
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制宜，況當國勢艱難，尤應上下一心，圖自強而弭隱患。朕宵旰憂勤，懲前毖后，惟以蠲除痼習，力行實政為先。疊據(jù)中外臣工，條陳時務，詳加披覽，采擇實行。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礦產(chǎn)、折南漕、減兵額、創(chuàng)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抵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皆應及時舉辦。至整頓厘金，嚴核關稅，稽查荒田，汰除冗員各節(jié)，但能破除情面，實力講求，必于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著各省將軍、督撫，將以上諸條，各就本省情形，與藩、臬兩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籌畫，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內(nèi)，分折覆奏。當此創(chuàng)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臥薪嘗膽之時。各將軍、督撫，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諒不至畏難茍安，空言塞責。原折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根據(jù)光緒皇帝的諭旨，軍機處除寄發(fā)上諭外，還同時“繕寄胡燏棻等條陳折片九件”。于閏五月二十七日“分寄福建等省十處”，六月初一日（7月22日）“分寄四川等省八處”，六月初二日（7月23日）“分寄吉林等省四處”。
光緒皇帝所存九個折片，究竟包括哪些內(nèi)容，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中并沒有記載，檔案中對此亦沒有羅列，而考訂清楚這九折中的內(nèi)容，對于了解甲午戰(zhàn)爭之后，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所奉行政策的改革，有著頗為重要的關系。
首先需要考辨清楚的是這九個折片的作者。劉坤一的《遵旨議覆折》為我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該折稱：“合觀徐桐、胡燏棻、張百熙、陳熾、準良、信恪、康有為等所奏，無非仿照西洋新法，整頓中國舊法?！痹跒閿?shù)眾多的督撫覆議折中，唯有劉坤一列出了九折片的作者名單，其余各督撫則或舉其一二，或舉其三四，人數(shù)不等，但都未能超出劉氏所列舉的范圍。
在弄清折片作者基礎上，參酌現(xiàn)存軍機處錄副奏折、宮中朱批折以及軍機處有關檔冊，即可大致厘清折片內(nèi)容。這九個折片似應包括：
一、都察院于五月十一日（6月3日）代遞的廣東進士康有為《為安危大計，乞及時變法，富國養(yǎng)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呈》，簡稱《上清帝第三書》。
二、五月十七日（6月9日）順天府府尹胡燏棻《條陳變法自強事宜折》。
三、閏五月初七日（6月29日）南書房翰林張百熙《急圖自強，敬陳管見折》及《請飭督撫薦舉人才片》。
四、閏五月初七日（6月29日）委散秩大臣信恪《請開辦礦務折》。
五、閏五月十六日（7月8日）翰林院侍讀學士準良《富強之策，鐵路為先，請飭廷臣會議舉辦折》。
六、戶部候補員外郎陳熾條陳一件。陳熾此條陳在檔案中未見。不過陳氏奏片的內(nèi)容，應與變法圖強事有關。據(jù)《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1895年5月13日）記載：“陳次亮以封事送看，八條皆善后當辦者，文亦雄?！标愂纤蜕锨逋⒌臈l陳，當系請翁同龢過目的這件“封事”。唯關于陳熾當時情形還需略言之。陳熾，字次亮，原名家瑤，江西瑞金人。光緒十三年（1887年）正月，由戶部主事充補軍機處章京。陳熾與康有為等關系密切，過從頻繁，系北京強學會的提調(diào)，又有正董、總董之名。陳氏于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1895年5月23日）銷假，軍機大臣于是日遞有《章京陳熾服闕請準仍在額外行走折》，當日即奉旨“知道了”。五月初一日（5月24日），陳氏即被編為漢軍機章京頭班入直。翁同龢在乙未五月三十日（6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陳次亮熾來見，吾以國士遇之，故傾吐無遺，其實縱橫家也?！辈浑y看出，陳熾所處地位之重要。他實際充當了維新派與帝黨之間聯(lián)系的橋梁。
其余折片，則可能均為協(xié)辦大學士徐桐所遞。徐氏這一時期所遞折片甚多，發(fā)交督撫討論的則可能有閏五月十九日（7月11日）所遞《遵議興利裁費敬陳管見折》，該折貼有紅色標簽，其所擬興利裁費辦法為：補抽洋貨以開利源，清查海關以增公項，整頓招商局以收利權，稽核電報局以清官款，酌收紗布捐以益公帑，裁汰冗員以省浮費，鉤稽軍餉以歸實用，停止貢獻以核浮報。徐桐的另外兩個折片，分別為《和議雖成，武備難緩，仍應選將練兵以固根本折》及《槍炮宜制造一律片》，亦均為閏五月十九日遞上。
據(jù)上述可知，光緒皇帝在甲午戰(zhàn)爭后，憤于國勢危迫，民生日艱，急于博采眾論，變法更張。這一念頭是看到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開始的。但康氏條陳甚長，在發(fā)交各省督撫議核的抄件中，似不可能全文照抄，而只擇其要者，而且，將康氏折放在相當重要的地位。由廣東巡撫馬丕瑤所遞《議核康有為等時務條陳折》即可看出，當時各地督撫對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是十分重視的。
光緒皇帝把胡燏棻與康有為等九篇奏章、條陳發(fā)到全國各地督撫、將軍手里，要他們聯(lián)系本地實際，認真思考，然后做出答復，這實際是對他們的一次政治測驗。由于這九個折片的作者立場各異，政見亦各不相同，但是，對籌餉、練兵兩條卻無一人反對。這中間既有維新派的建議，也有洋務派及頑固派的主張。把這些互相矛盾的條陳交給各地方官覆奏，表明了光緒皇帝不分畛域、博采眾長的立場。這場討論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夏天開始，一直延續(xù)到年底，為時大約有半年，爭論的中心圍繞著三個問題進行：
第一個問題是，如何認識導致戰(zhàn)爭失敗的根本原因，要不要更張舊法，推廣西學。
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是由如何看待中國戰(zhàn)敗的原因引起的?？涤袨榈摹渡锨宓鄣谌龝氛J為，中國被日本“嫚侮侵削，若刲羊縛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固守傳統(tǒng)舊法，敵不過“步武泰西，蒸蒸日上”的日本，因此，他再度強調(diào)要“以開創(chuàng)之勢治天下”，他說：“不變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馴至于危，與變法而光宗廟之威靈，可以大強，孰輕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币虼?，康有為的結(jié)論很明確，即中國要振興，“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胡燏棻的奏折說得更痛快，認為“即孔孟復生，舍富強無立國之道；舍仿行西法，更無富強之術”。
但是，這種意見遭到了守舊勢力的猛烈抨擊。守舊派認為大清王朝之所以“國勢凌夷，兵力削弱”，恰恰在于沒有奉行祖宗之法。他們把維新派視作“離經(jīng)叛道之奸民”，認為“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貧弱而在亂臣賊子”。凡持這種觀點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即認為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是最完美無缺的?！爸袊跃S持不敝者，以有圣人之教耳”。自堯、舜、湯、文以至孔、孟，正是用祖宗之法來“范圍天地，曲成萬物，正人心而厚風俗”，并荒謬地認為，“今人所詫泰西之法為神奇者，多衍中國之書之余緒，以成為絕詣”。河南布政使額勒精額甚至煞有介事地宣稱：“昔有德國人游歷中國，返其國而謂其眾曰：中國之綱常倫紀，非泰西諸國所能企及，將來人心齊一，器械精良，我泰西諸國莫敢犯之。”因此，他們得出的結(jié)論是，率由舊章，比更張紛擾要好得多，應該趕快回到老祖宗那里去，萬萬不可使維新派“簧惑以亂政，則宗社幸甚”。
在為數(shù)眾多的議覆折中，也有不少人持折中態(tài)度，他們認為，創(chuàng)痛巨深，西法不可不講，但中西情形不同，只可“漸而摩之，自無驚世駭俗之??；擇而行之，必有日新月異之功”。他們的結(jié)論是既不拘守成法，不思變通，但又不可侈言更張，“事事步武西洋”。
這場爭論的另一個問題是，要不要引進先進的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技術。
清政府由于在戰(zhàn)爭中損失慘重，財力衰竭，戰(zhàn)后又要賠償巨款，因此如何振興經(jīng)濟，廣開餉源，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涤袨榈摹渡锨宓鄣谌龝放c胡燏棻的條陳以及袁世凱、戴鴻慈等人的條陳，都一致強調(diào)生產(chǎn)方式的落后是中國經(jīng)濟衰弱的重要原因，因此，都一致強調(diào)要盡快修鐵路、開礦產(chǎn)、鑄幣鈔、造機器，以及折南漕、創(chuàng)郵政等。因為這些近代化的生產(chǎn)技術，西方各國久已行之，且已大見成效。而中國卻置身事外，“風氣隔閡，制勝無術”，因此他們要求凡外洋有成效者，中國應盡快舉辦，“日察之，月省之，歲計之”，奮起直追，力圖富強。
然而，守舊派卻持完全相反的意見。他們的思想方法是，凡是洋人用過的東西，中國應一概排斥，只要有“金城湯池之民心”就夠了，用不著西方“魑魅魍魎之玩物”。因此，他們堅決反對引進外洋的東西，公開提出“鐵路萬不可開，漕折斷不可準”，而只要“節(jié)糜費”“杜中飽”就可以解決中國面臨的經(jīng)濟危機，祖宗的老辦法“其毫末不可輕動”。守舊派思考問題的方法與維新派迥然不同。眾所周知，在甲午戰(zhàn)爭中，李鴻章的淮軍幾乎是每戰(zhàn)必敗，北洋海軍亦全軍覆沒。維新派批評李鴻章是“積習難忘，仍是補漏縫缺之謀，非再立堂構(gòu)之規(guī)，風雨既至，終必傾墜”，而頑固派卻歸咎于李鴻章辦洋務。他們抱著幸災樂禍的態(tài)度指責道：“近年都中熟悉洋務者，莫如大學士李鴻章。李鴻章之崇效西方亦專且久矣，所謂富強者安在哉？”甚至說：“夫中國自發(fā)捻平定以來，講求洋務幾三十年，而一旦付之旅順、威海一炬，豈昔之所求者無效而今之所求者果有效乎？”
同樣是尋找失敗的原因，康有為等人從積極的方面，眼睛向前看，與外洋相比，認為中國落伍于時代，深感洋務派學習西方不甚得法，于是要改弦更張，發(fā)憤圖強，急起直追；而守舊派卻從消極的方面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他們不是向西方先進國家看齊，而是留戀舊的時代，幻想回到康乾盛世去。有一個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公然提出：“乾隆以前，歲入不過三千余萬，康熙年間三藩之變，糜爛至七八省，用兵至八九年，未聞用不足也。”因此他建議飭戶部將現(xiàn)在與乾隆朝做一番比較，凡是過去沒有的東西，全部裁撤，“一概規(guī)復舊制，不使稍有增加”，一切都按老祖宗的方式辦理，必能“恩周宇中，威加海外”。
這種如同癡人說夢的說教，在當時的討論中占了相當多的比例。這一事實說明，經(jīng)歷一次空前嚴重的民族災難之后，中國的知識階層中，許多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古老的中世紀狀態(tài)。遭遇了一場空前嚴重的民族劫難，卻對導致失敗的原因毫無所知，這種現(xiàn)象未免太可悲了。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河南布政使甚至把失敗的原因歸咎于海戰(zhàn)，說：“洋人生于海島如魚龍，中國之人生于陸地如虎豹，何不致魚龍于陸地，而驅(qū)虎豹于大海也?！边@些人閉目塞聽，麻木不仁，仿佛這樣就可以排憂解難，天下太平了。它反映了舊的傳統(tǒng)理論對封建知識分子的影響是何等根深蒂固，新思想、新事物的傳播所遇到的阻力，比原先人們的估計要大得多。
這場爭論的第三個問題是，要不要推廣西方文化，改革考試方法。
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中提出，今地球既辟，閉關未能，那么萬國所學，皆宜講求。諸如各縣設藏書樓，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y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皆分立學堂，延師教習?？涤袨檫€認為八股取士，弊端百出，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無多，法弊至此，亦不得不更張變通。
康有為的建議得到了廣東巡撫馬丕瑤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馬丕瑤亦認為，中國宜兼習西學，才能培養(yǎng)出有用之才。他認為，老的一套專以八股、試帖、詞賦教人，使天下士子趨于浮薄，“人才安得不壞”，但是他反對康有為將各處書院“盡改設西學，并置經(jīng)義于不講”的偏頗做法。討論中更多的人是對康有為的建議持全面否定態(tài)度。給事中余聯(lián)沅稱：
臣恭讀詔旨，始而喜，繼而思，終不能不為之徘徊而太息者也。論者謂，此次創(chuàng)痛巨深，必須改弦易轍，而后可自強，至欲盡廢科目，而專師西法，此亦務末之議，而非揣本之言也。夫科目誠有弊，廢科目豈遂無弊乎？
余聯(lián)沅認為，八股取士雖有弊端，但仍不失為挑選人才的途徑，并批評康有為的議論只是“沽名釣譽之言”，并無實用價值。
總之，圍繞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及胡燏棻的變法奏議所展開的這場爭論，涉及范圍非常廣泛，既包括政治上要不要推廣西法，也包括了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場中國社會到底往哪里去的爭論?？涤袨檎J為，要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必須在所有領域內(nèi)更張舊法，向西方學習，只有通過維新，才能圖自強，雪國恥，保疆宇。愛國與救亡是康有為變法的根本意圖。盡管他和胡燏棻的意見，在當時條件下，還不能為大多數(shù)官僚所接受，但是，他們的呼喊對于加強人們的危機感與愛國的激情，沖破舊習慣保守勢力的束縛，促進變法高潮的到來，無疑有著深遠的意義。無論守舊派如何聲嘶力竭地反對新法，要求復舊，但是，他們終究是虛弱的。稍有頭腦的人是不會去相信他們的白日做夢般的說教。這場爭論過后，以光緒皇帝為首的開明的帝黨官僚，采取了許多步驟，調(diào)整統(tǒng)治階級的政策，尤其是鼓勵開礦產(chǎn)、修鐵路，允許私人開辦工廠等經(jīng)濟方面的政策，收到了顯著的成效。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說：“必有憂國之心，然后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危亡，然后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弱由于守舊，然后可以言變法；必深信變法之可以致強，然后可以言變法?！笨涤袨楹秃鸁鷹倍际沁@樣的人。他們對戰(zhàn)爭經(jīng)驗教訓的總結(jié)及提出的挽救危亡之道，比守舊派者高明得多。他們與守舊勢力的爭論，從實質(zhì)上說來，是前進與倒退之爭、開新與守舊之爭，說到底，是由于新產(chǎn)生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與已經(jīng)成為生產(chǎn)力發(fā)展桎梏的封建生產(chǎn)關系發(fā)生了矛盾而引起的爭論。
（本文摘自孔祥吉著《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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