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與元祐“朋黨之爭”

元祐初年，蘇軾的立身行實與出處大節(jié)，是宋史一大公案。

“自古朋黨多矣，未有若元祐之黨為難辨也”，“程曰洛黨，蘇曰蜀黨，而劉曰朔黨”，“熙寧之爭新法，猶出于公；元祐之自為黨，皆出于私也”。（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七十一，第11240頁，以下凡引自該書，僅列書卷數(shù)及頁碼）邵伯溫稱“蜀黨”為“川黨”，進而概括，“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當(dāng)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為領(lǐng)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領(lǐng)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lǐng)袖，羽翼尤重”。（邵伯溫著，李劍雄、劉德權(quán)點校：《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三，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6頁）

蘇軾像

程頤，字正叔，今河南洛陽人；蘇軾，字子瞻，今四川眉州人；劉摯，字莘老，今河北東光人。程頤、蘇軾、劉摯被視為三黨領(lǐng)袖，所以，以各自鄉(xiāng)貫分別命名為“洛黨”、“蜀/川黨”、“朔黨”，而“洛蜀黨爭”尤甚，“初，頤在經(jīng)筵，歸其門者甚眾，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卷四百七十一，第11240頁）

學(xué)界更多聚焦于“洛蜀黨爭”，（何滿子：《元祐蜀洛黨爭和蘇軾的反道學(xué)斗爭》，《吉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1984年第二期；金諍：《從“洛、蜀之爭”看文、道之爭》，《江漢論壇》，1985年第九期；王水照：《論洛蜀黨爭的性質(zhì)和意義》，《河北師院學(xué)報》，1995年第一期；諸葛憶兵：《洛蜀黨爭辨析》，《南京師大學(xué)報》，1996年第四期）但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蘇軾請求外放時，另有說法，“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二十九，《乞郡劄子》，中華書局，第827頁）蘇軾并未將政敵歸結(jié)于“洛黨”，而是“韓氏之黨”，“川黨”一說，也自有淵源。

宋史學(xué)者方誠峰認為，元祐政爭的關(guān)鍵不在于“蘇、程（或洛、蜀）相互之間的矛盾”，而是程頤、蘇軾“共同成為批評、警惕的對象”，這反映了“一種流行的政治情緒”：“在王安石及其變法的參照下，‘安靜’成為一種主流的政治追求”，集中表現(xiàn)為“審慎、保守的施政風(fēng)格”，蘇軾、程頤作為當(dāng)時的“文宗”與“儒宗”，是“安靜”最大的威脅和破壞力量，在“不能安靜”的意義上，二人與王安石具備相似性。（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68頁）這一論斷，為梳理元祐初的“朋黨之爭”提供了新的坐標(biāo)與參照，但仍有問題有待厘清。

一

元祐元年九月十二日，中書舍人蘇軾除翰林學(xué)士。二十八日，監(jiān)察御史孫升首次論及蘇軾，蘇軾“為翰林學(xué)士”，“可謂極其任矣，不可以加矣。若或輔佐經(jīng)綸，則愿陛下以王安石為戒”，（卷三百八十八，第9444頁）認為蘇軾不可執(zhí)政，否則，將有成為下一個王安石之虞。

方誠峰認為，“對蘇軾本人最直接的批評就出現(xiàn)在他任翰林學(xué)士之后”，（《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第60頁）這也是蘇軾切身感觸。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蘇軾辭免翰林學(xué)士承旨，就作如是言，“自忝禁近”，“臺諫言臣者數(shù)四”，“惟不愿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蘇軾文集》，卷三十二，《杭州召還乞郡狀》，第913-914頁）

這和翰林學(xué)士的特殊性有關(guān)?！皣脠?zhí)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xué)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為‘四入頭’?！保ê檫~著、凌郁之箋證：《容齋隨筆箋證》，中華書局，第768頁）蘇軾也稱，翰林學(xué)士“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蘇軾文集》，卷二十三，《謝宣召入院狀二首》，第665頁）這表明蘇軾已進入宰輔候補梯隊，成為執(zhí)政官，甚至登庸，指日可待。后來，蘇軾再兼侍讀，而王安石自翰林學(xué)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司馬光以翰林學(xué)士兼侍讀除樞密副使，使這一預(yù)期更具想象空間。

孫升意識到蘇軾有望“預(yù)聞?wù)隆?，率先向太皇太后示警，但言官們集體彈奏蘇軾，始于“學(xué)士院試館職策題”，卻激起太皇太后關(guān)于“言事官有黨”的警惕。對此，方誠峰認為，言官背景復(fù)雜而多元，大多并非蘇軾“直接政敵”，元祐之初 “朋黨之論”以及由此而來的“黨名”，“主要存在于太皇太后的心中”，是她為維護自身權(quán)威而有意制造的，未必是客觀事實。（《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文化》，第75頁）

當(dāng)然，方誠峰探討的重點非蘇軾本人，故相關(guān)研究未進一步深究“策題”內(nèi)容及政治意涵，所以，難以解釋言官集體彈奏蘇軾為何出現(xiàn)在“策題事件”之后，而非蘇軾“入院”，就任翰林學(xué)士之時。

試館職一事，時在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二十七，《武昌西山并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58頁）蘇軾自述，“因發(fā)策草麻”，言官“羅織語言，以為謗訕”，但言官彈奏蘇軾，未必如方誠峰所言，僅限于“蘇軾不當(dāng)置祖宗于議論之間”，（《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第69頁）或許還源于“策題”與“甲寅詔書”之間的聯(lián)想。（卷三百八十一，第9248頁）

“甲寅詔書”，也稱“慰反側(cè)之詔”?！凹滓?，即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卻頒布于七月十一日。（卷三百八十二，第9316頁）盡管延遲發(fā)布，言官們早已聞風(fēng)而動，“詔之未下也，言事官交章論其不可”，“甲寅詔書”甫一出籠，更招致言官們輪番轟炸，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林旦、監(jiān)察御史上官均、左思諫王巖叟接連上疏，請求太皇太后“速賜寢罷”。

“元豐末命”中，神宗駕崩，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伊始，高氏召回司馬光、呂公著、范純?nèi)?、韓維等保守派官員，借由司馬光等人薦引的言官勢力，廢罷“元豐之法”，清洗顧命大臣，史稱“元祐更化”。

更化政策，觸發(fā)一些現(xiàn)實難題，高氏轉(zhuǎn)而尋求緩和新、舊政策與臣僚間的矛盾。元祐元年正月二十日，更化政策的設(shè)計和主導(dǎo)者司馬光“始以疾謁告”，逐漸力不從心，最終于九月一日病逝，（卷三百六十四，第8716頁）給高氏調(diào)整更化政策創(chuàng)造契機，“甲寅詔書”在此背景下出爐，是調(diào)和政策的集中反映。

學(xué)者王化雨認為，元祐元年（1086）四月，“慰反側(cè)之詔”就已醞釀，最初參與謀議的，是同知樞密院事范純?nèi)?。（王化雨：《從“慰反?cè)之詔”看元祐時期宋廷調(diào)和新舊的嘗試》，《北京社會科學(xué)》，2019年第二期）范純?nèi)剩吨傺痛巫?，舊黨中的溫和派，他“以國用不足，建請復(fù)散青苗錢”，（卷三百八十四，第9366頁）主張沿用王安石創(chuàng)立的青苗法。不過，“慰反側(cè)”發(fā)端，可能始于元豐八年（1085）底，早于王化雨所說。

元祐元年正月初一，朝廷發(fā)布逾年改元詔書，高氏調(diào)和新、舊的立場昭然若揭：

呂陶記聞云：元祐之政，謂元豐之法不便，即復(fù)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盡變，大率新、舊二法并用，貴其便于民也。議者乃云：“對鈞行法?！背可浦o乃云：“豈獨法令然，至于年號，亦對鈞矣。”然謔戲之談亦有味，此可見當(dāng)時改元意，姑附注此。（《卷三百六十四，第8697頁）

“當(dāng)時改元意”，即“大率新、舊二法并用”，“新、舊二法”，即“元豐之法”與“嘉祐之法”，元豐、嘉祐分別是神宗、仁宗最后的年號，廢罷“元豐之法”，恢復(fù)“嘉祐之法”是更化政策的重要內(nèi)容，但改元暗示高氏意欲兼取“嘉祐之法”與“元豐之法”。

蘇軾“策題”與高氏“改元意”，是不謀而合、一脈相承的。元祐二年正月九日、十九日，蘇軾為“策題事件”自辨，“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圣意，庶幾兼行二帝（仁宗、神宗）忠厚勵精之政也”。（卷三百九十四，第9595頁）“庶幾兼行二帝”，與“大率新、舊二法并用”，殊途同歸，都與司馬光既定的政治路線沖突，這是言官彈奏蘇軾的內(nèi)在邏輯。

二

起初，言官并未明顯排斥蘇軾。元祐元年三月十八日，太皇太后詢問：“近除胡宗愈、蘇軾如何？”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對“甚合公議”，即是證明。但十二月十八日，左司諫王巖叟引爆“策題事件”，隨后演化為言官的“集體行動”，他們嗅到策題隱藏的政治意涵。

“慰反側(cè)之詔”艱難出臺，遭到言官一致反對。九月己卯，元豐大臣、中書侍郎張璪因言路彈奏，罷知鄭州，王化雨認為，這讓“詔書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高氏調(diào)和努力進退維谷，但王化雨并未論及蘇軾策題有為“慰反側(cè)”招魂之嫌，也許還寄寓了太皇太后的意志。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年正月十七日，蘇軾接連自辯，“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有意諉過太皇太后，為自己開脫。（卷三百九十三，第9565頁）鄧潤甫，字溫伯，江西建昌人，避太皇太后父、高魯王遵甫之諱，遂以字為名，別字圣求，時任翰林學(xué)士承旨，是蘇軾上司，兩人分別擬寫第一、二以及第三道策題，高氏偏偏選中蘇軾的第三首，也是備受爭議的一首，政治意涵不言而喻。

言官將矛頭對準(zhǔn)蘇軾，看似誅心之論，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蘇軾看似代高氏受過，卻未必全然無辜，畢竟無法排除擬題時窺測“圣意”的可能，這也坐實了王覿、楊康國、趙挺之等人對蘇軾的警惕，“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以為進取之資”，蘇軾難以洗脫將策題作為敲門磚、投名狀，以躐取高位的嫌疑，這種“輕浮躁競”的行徑，是士大夫群體深惡痛絕的，也是他們批評新法派的罪狀之一。（卷四百八，第9923頁）

言官們認為，蘇軾附和高氏 “慰反側(cè)之詔”，這在主張“安靜”的政治情緒和氛圍下，是不折不扣的“立異妄作”，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異類”，而言官的集中批判，同樣可以阻塞高氏借船出海的可能性。“策題事件”中，高氏立場耐人尋味，她不會對“策題”引發(fā)爭議毫無預(yù)見，仍一意孤行，事發(fā)之后，“太皇太后主張?zhí)K軾”，又始終袒護蘇軾，（卷三百九十三，第9570頁）不惜激化與言官群體的矛盾，認為“言事官有黨”，冠以“朋黨”之名，為集體罷免言官埋下伏筆，（卷三百九十三，第9572頁）高氏或許有意通過將言官集體調(diào)離的方式，平息爭端，敲山震虎。

問題的關(guān)鍵是，蘇軾欲“兼行二帝”發(fā)端于何時？他與高氏不謀而合，還是曲意迎合？若將改元視為 “慰反側(cè)”的萌芽階段，蘇軾流露這一立場在此之前，《賀時宰啟》中，蘇軾就闡述了這一立場。當(dāng)然，誠如方誠峰所言，高氏在“新、舊”之間或許從無固、必， “核心關(guān)切”只有“自身權(quán)威”。（《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第73頁）

《賀啟》言，“蓋神考貽謀，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蘇軾文集》，卷四十七，第1344頁）“神考”即神宗，“成王”指代哲宗，神宗創(chuàng)立良法善政，俱有案可稽，哲宗只需繼志述事，而無以復(fù)加，蘇軾近乎毫無保留地肯定“元豐之法”。

從《賀啟》中的信息，可以確定寫于哲宗初年。元豐八年七月五日，“請謚于南郊”，“廟號神宗”，這是“神考”一詞的由來。（《宋會要輯稿·禮二九》）賀啟必作于此后，而九月十八日，“朝奉郎蘇軾為禮部郎中”，（卷三百五十九，第8598頁）即將赴闕，《賀啟》稱，“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yù)百執(zhí)事賀鈞”，或?qū)懹谑巳找郧?，而在此之前，“峻陟宰司”的“時宰”唯有韓縝。

三

“策題事件”爆發(fā)和延燒時機，比較微妙。南宋施元之父子為蘇詩作注，引侍御史王覿彈章，“適當(dāng)執(zhí)政有闕”，（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二十七，《次韻王覿正言喜雪》，中華書局，第1424頁）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薨，宰輔集團出現(xiàn)空闕，也是他人覬覦的時候，但接下來近兩年時間里，始終闕而未補。

反觀高氏垂簾之初，元豐八年五月十八日，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王珪薨，二十六日，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蔡確次補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同日，韓縝自知樞密院事次補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章惇自門下侍郎除知樞密院事，司馬光自知陳州守門下侍郎。

司馬光病逝之際，正是“慰反側(cè)之詔”發(fā)酵之時，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始終未按慣例“次補”，或與其立場和態(tài)度有關(guān)。根據(jù)三省、樞密院職責(zé)分工，更有資格和理由與高氏謀議“慰反側(cè)”的，理應(yīng)是呂公著，而不是范純?nèi)?，而元祐元年十月，處理元豐大臣章惇知揚州，高氏認為呂公著“別懷顧望，阿徇他人”，自然不會是推行“慰反側(cè)”的理想人選，應(yīng)該也是他未能遞補左相的根本原因。

很快，“韓氏之黨”浮出水面。韓維，字持國，時為門下侍郎；兄韓絳，字子華，熙寧間，兩次拜相；弟韓縝，字玉汝，也于元豐末拜相。其父韓億參仁宗朝政事，蘇軾稱韓億“篤生三子，翼輔兩朝”，韓億岳父王旦相真宗十二年，是名副其實的“世臣”與“閥閱”。

元祐元年十二月，左思諫朱光庭率先就“策題事件”發(fā)難，后來，高氏將言官與蘇軾間的紛爭歸咎于朱光庭，“此朱光庭有私，卿等黨光庭”，（卷三百九十三，第9570頁）“策題事件”遂為元祐“朋黨之論”轉(zhuǎn)捩點。

蘇軾認為，言官對己“誣謗”之風(fēng)，“萌于朱光庭，盛于趙挺之，而極于賈易”。（《蘇軾文集》，卷三十六，《辨黃慶基彈劾劄子》，第1015頁）邵伯溫認為，朱光庭、賈易依附程頤，但呂陶看來，趙挺之、賈易俱“韓維之上客”、“程頤之死黨”，他們是一體的，（卷四百三，第9815-9818頁）鄭雍也認為，“易出韓氏門下”，“所言多為韓氏報恩怨”，（卷四六三，第11061頁）

程頤在《代家君祭韓康公（絳）文》中寫道，“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42頁）表明程、韓為姻親，朱光庭是程頤門人，與韓維關(guān)系曖昧。元祐元年二月初二日、二月十三、閏二月一日，左正言朱光庭反復(fù)上書，將韓維與司馬光、范純?nèi)首u為“三賢”，是宰相不二之選。（卷三百六十五，第8746頁；第8773頁；卷三百六十八，第8852頁；卷三百七十六，第9141頁）

范純?nèi)嗜⑼踬|(zhì)之女，王質(zhì)是王旦侄，（范能濬編集，薛正興校點：《范仲淹全集》，卷十四，《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陜州軍州事王公墓志銘》，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頁）韓維是王旦外孫，韓、范“兩家契義”，范純?nèi)室詢删湓娦稳菖c韓維關(guān)系，“論交白社逾三紀(jì)，接武黃扉近十春”，（范純?nèi)剩骸斗吨倚?，卷五，《酬持國攜具見訪之作》）相交于微時（“白舍”），又同在門下省（“黃扉”）為官。

范純?nèi)适桥c高氏討論和擬定“慰反側(cè)之詔”的宰執(zhí)，但他保守派的底色，且宰輔集團中資序最低，不足以擔(dān)負“慰反側(cè)”重任，韓絳如期進入高氏視野，范純?nèi)室步ㄗh高氏并召文彥博與韓絳入朝。

高氏稱韓絳為“四世元老”、“國之長城”，“出入將相，垂三十年”，（《蘇軾文集》，卷四十，《韓絳上表乞致仕不許詔二首》，第1141頁）當(dāng)時宰輔團隊半壁江山，中書侍郎呂大防、尚書左丞李清臣、同知樞密院事范純?nèi)识汲鲎皂n絳門下。熙寧初，韓絳以參知政事宣撫陜西，辟呂大防、范純?nèi)蕿樾麚崤泄?，李清臣為書寫機宜文字，，韓絳待以“國士之知”，范純?nèi)蕸]齒難忘，“青云空費提攜力，白首應(yīng)無報稱期”。（范純?nèi)剩骸斗吨倚罚砦?，《康國韓公子華挽詞二首》）

王珪、韓絳、王安石均為楊寘榜進士，分別以第二、三、四人及第。熙寧間，韓絳兩次登庸，出入新、舊兩黨，享有盛譽，是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以及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難以睥睨的。

司馬光改行差役法，遭新法派蔡確、章惇反對，舊法派中范純?nèi)省?、蘇軾、蘇轍、王覿、孫升也有異議，朝廷設(shè)立“詳定役法所”，“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nèi)蕦Ｒ辉敹勛唷?，但事涉“衙前一役”，議而不決。韓絳是“免役法”先驅(qū)，至和二年（1055），仁宗“罷諸路里正衙前”，行韓絳提出的“鄉(xiāng)戶五則之法”；（卷一百七十九，第4330頁）英宗治平四年（1067），“役法之議”又始于韓絳。（黃以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一，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2頁）此時，王安石尚未入朝，神宗頒布募/免役法，還要等到熙寧四年（1071）。（卷二百十一，第5130頁）

嘉祐三年（1058）十二月，韓絳建議“依周禮、唐六典”，改革官制，開元豐改制先聲。（卷一百八十八，第4536頁）同年，王安石始“獻書萬言”，（卷一百八十八，第4531頁）成為以后變法的綱領(lǐng)。元豐五年，神宗以“三省制”取代中書門下體制，可視為對韓絳的回應(yīng)?？傊n絳是“元豐之法”的締造者之一。

韓絳還與舊黨領(lǐng)袖司馬光親厚，“司馬溫公方與執(zhí)政忤，而公言溫公代己為樞密副使，至于宰相，又薦之”，又舉“程頤有學(xué)行”。（李清臣：《李清臣文集》，卷十二，河北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第170頁）元豐末年，韓絳留守西京，與舊黨人士往來頻密。

蘇軾也與韓絳往來。《賀韓丞相啟》是寫給韓絳的，從“昭文相公”、“蕞爾種羌之叛命”、“邊徼苦寒”等相關(guān)語句，可斷定。熙寧三年十二月丁卯，“吏部侍郎、參知政事韓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館大學(xué)士，遣使即軍中拜之”，韓絳先王安石拜相于軍中。而《賀韓丞相再入啟》中“史館相公”，同樣寫給韓絳，熙寧七年四月，韓絳自觀文殿大學(xué)士、行吏部侍郎、知大名府守本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jiān)修國史，《賀啟》中，蘇軾自稱，“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蘇軾文集》，卷四十七，第1343-1344頁）

不僅如此，慶歷七年，與溫成皇后張氏爭寵，慈圣光獻曹皇后落敗，養(yǎng)女高氏被放出宮外，而耿耿于懷。（吳錚強：《官家的心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4-206頁）其后，又有“十閤宮人”因溫成皇后而“得幸”。（《官家的心事》，第174頁）嘉祐四年七月，韓絳上書，仁宗將“十閣中尤驕恣者”放出后宮，（卷一百九十，第4579頁）韓絳此作為，無形中與高氏建立難以言喻的機緣。

四

《蘇軾文集》保留了高氏與韓絳往來詔書與批答，始于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終于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蘇軾代高氏起草，將寫作時間置于另一組時空中，別有一番景象。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司馬光薨；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韓維自門下侍郎，以資政殿大學(xué)士、知鄭州。詔答往來時間，大致發(fā)生司馬光病逝與韓維罷政之間，二者似乎存在隱秘關(guān)聯(lián)。

可資參照的另一重要人物是文彥博，“司馬光入為門下侍郎，首薦彥博”，“及蔡確罷相”，司馬光更建議，“若以今官制，（文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仆射”，“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徐自明著，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之九，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59-560頁）司馬光欲“以彥博為首相”，自己屈居下位，“范純?nèi)?、朱光庭等上言文彥博不?dāng)煩以宰相職事，令別議優(yōu)禮”，（卷三百七十六，第9141頁）遭范、朱抵制，而范、朱均與韓氏關(guān)系密切。

方誠峰認為，司馬光力主文彥博為“百僚之首”，有兩重意味：文彥博是“祖宗朝的象征”，即“嘉祐之法”代表性人物，司馬光也需要元老重臣扭轉(zhuǎn)三省疲弱形象。（《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第51頁）

高氏也需要文彥博的資歷和威望，但不希望他掣肘，尤其司馬光病逝，文彥博很可能是“慰反側(cè)”的重要阻力，這從文彥博處理“車蓋亭詩案”的立場可見一斑，他是唯一主張將“元豐大臣”蔡確貶往嶺南的人，這與“慰反側(cè)”宗旨相悖，范純?nèi)蕜t相對審慎與包容。（王鞏：《清虛雜著三編》，《隨手雜錄》，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300頁）

元年四月十五日，文彥博落致仕，加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但隨即五月初二日，“詔判大名府韓絳俸給并視文彥博之?dāng)?shù)”。（卷三百七十七，第9149頁）司馬光病逝，文彥博的進退成為朝野觀瞻的焦點，“外議藉藉，謂文彥博必代光之位”，文彥博將繼任宰相的傳言甚囂塵上，高氏卻充耳不聞，文彥博退而求其次，“薦馮京為相”，（《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八十七，第9422-9424頁）仍未獲高氏回應(yīng)，相反，“文彥博的地位有被邊緣化的跡象”。（《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文化》，第53頁）

種種跡象顯示，高氏首要人選可能是韓絳，并非文彥博，而她賦予韓絳的預(yù)期角色可能就是所謂“侍中、行右仆射事”，由司馬光肇始，而一度屬意文彥博。此前，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劾中書侍郎張璪，“欲結(jié)文彥博”，“附韓維”，“優(yōu)禮”韓絳，（卷三百七十七，第9153頁）蘇轍接力彈劾張璪“欲以結(jié)文彥博、韓維為自安之計”，（卷三百八十五，第9373頁）張璪置右相呂公著于不顧，卻攀附文彥博、韓維，似乎嗅到了某種信號。

二年三月十八日，“鎮(zhèn)江軍節(jié)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韓絳充集禧觀使，發(fā)來赴闕?！倍湃?，“太師文彥博奏乞致仕，右仆射呂公著以旱乞退，皆答詔不允?！保ň砣倬攀?，第9670頁）韓絳以集禧觀使入朝的政治信號，文彥博、呂公著一定了然于胸，于是，不約而同退休或請辭，以退為進。

熙寧初，富弼自判河陽入為集禧觀使，隨即拜相。（《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四，第151頁）韓絳自判大名府入為集禧觀使，與富弼再入相如出一轍。但政局、情勢的發(fā)展，阻斷了韓絳入相的潛在可能。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范）百祿與（韓）維爭收例歸中書事”，（卷四百三，第9808頁）蘇軾將此視為“川黨”與“韓氏之黨”紛爭的導(dǎo)火線，也是壓垮韓氏兄弟的那根“稻草”。

蘇軾《乞郡劄子》毫不諱言，“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quán)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蘇軾：《蘇軾文集》，卷二十九，《乞郡劄子》，第827頁）“爭議刑名”的實質(zhì)，即“爭收例歸中書事”。

呂陶，字元鈞，眉山人，為蘇軾舅父程濬及堂嫂蒲氏撰寫墓志銘，（呂陶：《凈德集》，卷二十一，《太中大夫武昌程公墓志銘》；卷二十七，《靜安縣君蒲氏墓志銘》）被視為“川黨”中人。范百祿，字子功，范鎮(zhèn)從子；范鎮(zhèn)，字景仁，成都華陽人。

蘇轍《祭范蜀公景仁文》，“昔我先人，公早知之”，“軾方在朝，公舉諫官”，“轍自東來，復(fù)館于門”；（蘇轍：《蘇轍集》，《祭范蜀公景仁文》，中華書局，第435頁）蘇軾更稱范鎮(zhèn)“吾先君子之益友也”。（《蘇軾文集》，卷十四，《范景仁墓志銘》，第435頁）后來，蘇軾為兒子娶下范鎮(zhèn)孫女。（《蘇軾文集》，卷五十，《與范子豐八首》，第1452頁）蘇軾與呂、范間的地緣、姻緣關(guān)系，或許是他們被指為“川黨”的原因。

五

“爭議刑名”始于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樹欲靜而風(fēng)不止，四、五月間，“監(jiān)察御史張舜民罷職”掀起另一場軒然大波。

張舜民罷職，或與觸怒文彥博有關(guān)。張舜民“言及于彥博”，“觸怒于柄臣”。（卷三百九十九，第9722頁；卷四百，第9741頁）對張舜民的處置，激起言官集體反彈，御史中丞傅堯俞裹挾言官集體救解張舜民，殿中侍御史呂陶、監(jiān)察御史上官均“未嘗有言”，引發(fā)言官內(nèi)部黨同伐異，未參與集體行動的呂陶、上官均淪為眾矢之的。

“侍御史杜純、右司諫賈易等緣張舜民事劾（呂）陶、（上官）均面欺同列”，杜純、賈易將矛頭對準(zhǔn)呂陶、上官均，導(dǎo)致事態(tài)發(fā)展迅速外溢。呂陶轉(zhuǎn)而揭發(fā)杜純、賈易“附韓維”，進而指責(zé)“諫官結(jié)為一黨”，“朋黨之勢復(fù)作”，殃及韓維兄弟。（卷四百，第9753-9755頁；卷四百三，第9813-9816頁）

呂陶舉報韓維“多除用親戚”，結(jié)黨營私，觸及太皇太后權(quán)威，她批復(fù)右相呂公著，“今日觀維族人、知識布在津要”，“紀(jì)綱自此不復(fù)振也”，“維之欺罔，宜在不赦”。（卷四百三，第9808-9810頁）

呂陶自辯，溯及“策題事件”以來言官對蘇軾的輪番攻擊，進一步形塑了高氏“言事官有黨”的敘事與認知，但也引發(fā)賈易質(zhì)疑呂陶動機，“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卷四百四，第9828頁）換言之，呂陶拒絕加入救解張舜民的集體行動，或許因為張舜民觸怒文彥博。

呂陶《凈德集》、文彥博《潞公文集》，均未留下呂、文往來跡象，但蘇軾常年與文彥博關(guān)系密切。倅杭時，“頻得潞公手筆”；（《蘇軾文集》，卷五十六，《與范夢得十首》，第1700頁）知密州時，文彥博參與“超然臺”唱和；（《蘇軾詩集》，卷十四，《和潞公超然臺次韻》，第681頁）謫居黃州，也有書信往來；（《蘇軾文集》，卷四十八，《黃州上文潞公書》，第1379頁）文彥博退居洛陽，其子文及（甫）作德威堂，“請銘于軾”，（《蘇軾文集》，卷十九，《德威堂銘并敘》，第572頁）而且，文彥博先后舉薦蘇轍、范祖禹、孔文仲與胡宗炎，（文彥博：《潞公文集》，卷三十八，《舉蘇轍》；卷三十九，《舉范祖禹》、《舉孔文仲等》；《卷四十》，《舉胡宗炎》）“呂公著謂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胡宗炎從兄胡宗愈則與蘇軾、孔文仲“比周”。

賈易“欲率孔文仲同上殿論奏（呂陶），文仲拒之”，孔文仲拒絕參與賈易彈奏呂陶計劃，（卷四百三，第9818頁）胡宗愈則指責(zé)與賈易聯(lián)手彈奏呂陶的“杜純讒附韓絳”。（卷四百三，第9820頁）后來，諫議大夫王覿言，胡宗愈“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卷四百一，第10003）質(zhì)疑蘇軾、呂陶疑似依附文彥博，阻擊“韓氏之黨”，這是“川/蜀黨”與“韓氏之黨”得名的由來，“洛蜀黨爭”不過冰山一角，暗流涌動的，或與文彥博阻韓絳入朝有關(guān)，蘇軾、呂陶等人卷入其中，被冠以“川黨”之名。

總之，“爭刑名事件”以及“張舜民罷職事件”，使韓絳入主中樞的預(yù)期戛然而止。先是，七月初二日，“集禧觀使、鎮(zhèn)江軍節(jié)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康國公韓絳加守司空致仕”，致仕表章所言，“滿盈之懼”、“倚伏之虞”，（《蘇軾文集》，卷四十，《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詔》，第1145頁）絕不只是慣常的謙抑之詞，更是他對太皇太后心術(shù)的忌憚，不得不以致仕的名義黯然出局；繼而，十五日，“詔韓維除資政殿大學(xué)士、知鄧州，然猶用前責(zé)辭”，（卷四百三，第9810頁）韓維也出知地方；元祐三年九月三日，韓絳薨于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