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1000種)出版研討會在商務印書館舉行。12月6日,“一千朵蒲公英的綻放”——“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1000種)主題展也在京揭幕。
活動中,商務印書館黨委書記、執(zhí)行董事顧青回顧了商務印書館百年來的譯介傳統(tǒng),特別是“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嚴復在20世紀初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嚴譯為《原富》)、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嚴譯為《法意》)、約翰·穆勒的《論自由》(嚴譯為《群己權界論》)等社科名著,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影響巨大。
20世紀一二十年代,商務印書館組織譯介出版了大量介紹西方政治制度、社會思潮的作品,這些翻譯作品大多以探索民族復興之道為旨歸。其中包括大量介紹社會主義思潮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作品,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三四十年代,商務印書館系統(tǒng)出版了以“漢譯世界名著叢書”“大學叢書”“中山文庫”等為代表的學科名著譯著。
新中國成立后,1958年,中央明確商務印書館的任務為“以翻譯外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著作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語文圖書”。此后,哲學社會科學學術翻譯成為商務印書館的主營出版業(yè)務之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陳翰伯主持商務工作時期,出版了一大批學術譯著,其中多為19世紀中期前作為馬克思主義來源的經(jīng)典,也包括一些當代學術名著。這些品種成為之后“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前四輯的主要稿源。
1981年改革開放之初,在陳原主持下,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1982年第一輯50種完成出版。此后,商務以兩三年出版一輯的速度,到2011年出版至500種,2017年出版至700種,2024年叢書出版至1000種。
展覽現(xiàn)場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學科門類涵蓋哲學、政治、法律、社會、歷史、地理、經(jīng)濟、管理、語言、藝術等,許多書的作者都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階級、一種思潮的先驅者、代表者。
顧青談道,配合這套叢書,展覽以“一千朵蒲公英的綻放”為主題,通過圖片、文字等形式全景式展現(xiàn)商務印書館在譯介域外文明、推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方面的歷史。展覽展示了包括歷史出版物、選題規(guī)劃、譯稿等在內的百余件實物,不少為首次展出。顧青表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是幾代學人和出版人的心血結晶,將繼續(xù)推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fā)展。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1000種)出版研討會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原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沈家煊從語言學的角度談了對于“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今后的希冀,他強調中國語言學家需具備世界眼光,了解人類語言的多樣性,拓寬和加深對世界的了解。他呼吁重視語言問題在文明溝通中的重要性,希望商務印書館未來能出版更多更好的名著。
北京大學燕京學堂名譽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袁明以國際關系學界為例,強調了叢書挑選經(jīng)典著作的重要性,并分享了個人求學經(jīng)歷以及“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對自身的啟發(fā)。她認為,在信息爆炸的時代,讀經(jīng)典作品可保持清醒,叢書對青年一代影響深遠。
中國出版集團黨組成員、股份公司總經(jīng)理茅院生談道,“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是連接東西方文化的橋梁,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與現(xiàn)代化建設的輝煌篇章,對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商務印書館作為這套叢書的發(fā)起者與主力軍,與眾多專家學者及翻譯家共同鑄就了這一學術翻譯的成就。
研討會現(xiàn)場
下半場研討中,與會專家學者們結合自身經(jīng)歷和專業(yè)背景,對叢書的歷史意義、文化價值和對學術界的重要性給予了評價,同時對于叢書在完成1000種出版的歷史性成就之后,面臨哪些問題、如何繼續(xù)更好地發(fā)展,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議。在研討中,專家們重點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做了發(fā)言和討論:
首先,在叢書出版與時代發(fā)展的關系上,專家們指出,叢書在歷史上以其廣博、經(jīng)典的內容,順應了改革開放時代的思想潮流與知識需求。而在當下,叢書的出版更應該成為對當今時代精神的深刻回應與積極塑造,更應緊密貼合時代脈搏,尤其是擴充對于人類進入工業(yè)時代之后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思考的作品,關注當今科技高速發(fā)展時代人類如何更好生存的切身問題,回應社會對知識普及化、多元化、專業(yè)化的迫切要求,做好更多選題儲備。
其次,在叢書的學科領域及知識體系結構上,專家們認為,叢書需在開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上更加著力,不僅涵蓋西方文明的精髓,更要廣泛納入非西方的多種文明,例如亞非拉地區(qū)的經(jīng)典作品,體現(xiàn)全球視野下的文化交流與互鑒。
專家們也提到,叢書從產(chǎn)品形態(tài)到服務模式,均應不斷革新。盡早謀劃以新技術促進出版發(fā)展,如引進人工智能翻譯技術,構建人文社科翻譯大模型,將極大提升翻譯質量與效率,能夠使叢書內容更加精準地觸達全球讀者;針對不同年齡層與需求群體,如老年人、學生等,提供定制化的閱讀服務,做好書目的針對性分類,降低閱讀門檻,使叢書的閱讀群體逐漸擴大;嘗試結合電子書、有聲書、線上課程等融合出版形式的發(fā)展,以更好打破傳統(tǒng)閱讀的時空限制,讓知識傳播和文本的學術應用更加便捷高效;嘗試圍繞圖書做更多周邊開發(fā),如編寫導讀、提供閱讀手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