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重塑》，尤淑君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520頁，98.00元
有明一代，自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以后，帝系兩次因外藩入主而轉移：其一為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以藩王起兵“靖難”，推翻其侄建文帝朱允炆，自己即位，帝系由朱元璋長子朱標一系轉移至四子朱棣一系；其二則為明武宗朱厚照無子，朝臣議以帝系倫序最近的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繼位，帝系由明憲宗朱見深-明孝宗朱祐樘-明武宗朱厚照一系轉移到明憲宗朱見深-興獻王朱祐杬-興獻王世子朱厚熜一系。
這兩次帝系轉移，第一次發(fā)生在新朝開國不久，伴隨著硝煙戰(zhàn)火、血雨腥風，朱棣以武力“靖難”即位后，又以武力清洗建文舊臣，更援引父皇所制《皇明祖訓》，強行宣示自己即位的正當性。而相比前一次，朱厚熜即位時，大明已立國百年，禮秩、皇權早已成熟，再無發(fā)生強藩以武力入主的可能，在武宗遺臣看來，此次帝系轉移只不過是他們依據(jù)成熟的禮秩進行的一次皇權交接——但出乎任何人的想象，從湖北興藩入主帝位的朱厚熜采取的一系列舉措，幾乎重塑了這個成熟的王朝。其舉措發(fā)端，就是圍繞著早已成熟的國家禮秩進行重大變革，由此引發(fā)朝局激烈動蕩，這也被后世稱為“大禮議”事件。
作為嘉靖初政的一大事件，大禮議引起了學界相當重視，成果頗豐。學者關注除大禮議事件本身經歷、大禮議對嘉靖以降朝局轉折（或革新）之影響、大禮議作為禮制改革開端等方面外，更涉及大禮議背后的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在諸多學術成果當中，近日廣東人民出版社推出浙江大學副教授尤淑君專著《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重塑》，脫胎于其在政治大學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2006年出版繁體字本）。論著以大禮議事件為切入，深入分析事件中的重要文本如《明倫大典》，而不限于事件本身，其論述出入禮制與皇權，從禮儀秩序的重塑到政治秩序的重組，遠及嘉靖及以后幾代帝王政治文化的影響，其學術價值在二十年后的當下仍不可忽視。
誠如本書開篇所言，大禮議事件最初不過是朱厚熜生父興獻王朱祐杬尊號之爭，即朱祐杬所應享有的禮制，以及圍繞該問題的相關禮儀問題。但當大禮議“從一個政治事件變成了政治符號，成為嘉靖君臣斗爭的道德武器與思想資源”（第3頁），其影響力就已經超過了事件本身，成為君臣各自解讀、各自援引、各自擴散的矛盾核心，形成了大禮議事件的“多重奏”。最終，朱厚熜以皇帝之尊勝出，經過皇權重塑后的《明倫大典》成為該事件的唯一基調。而經此一役重塑的皇權，又重塑了此后的禮法秩序，形成晚明特殊的政治風氣。
明世宗坐像軸
第一重奏 禮法秩序
其實，在朱厚熜“借題發(fā)揮”之前，禮制之分歧已初見端倪，這就是在明武宗駕崩后，以楊廷和為首的內閣諸臣變通《皇明祖訓》、引申《武宗遺言》而擬定《武宗遺詔》。楊廷和等臣子擬定《武宗遺詔》，固然有防止因明武宗無子引發(fā)皇權繼承危機的一面，同時亦有藉武宗之遺詔，清理正德朝弊政、擴大自身權力的考量。擬定《武宗遺詔》后，楊廷和等又擬定《世宗即位詔》，與《武宗遺詔》之革新精神一脈相承，諸如調換朝廷人事、廣開言路、蠲免田賦、罷革皇莊、處理寧王叛亂遺留問題等。在皇權交替的特殊時機，楊廷和等內閣成員大張“遺詔”旗號，力排六部，在革新政治的同時，也讓自己成為官僚領袖，內閣也因此在“閣部之爭”勝出，成為新的朝廷中樞。其后王士貞所謂“嘉靖入紹，盡埽其蠹而新之”，以及后世《明世宗實錄》《明史》所贊譽的“嘉靖新政”，實際上是由嘉靖帝藉大禮議打倒的楊廷和發(fā)其端。而楊廷和及內閣得以排除異己、行使權力，其法源正在于楊廷和把握時機，掌握了武宗駕崩后禮法上最重要的文本——《武宗遺詔》及《世宗即位詔》。
然而，當楊廷和等閣臣援引《皇明祖訓》制作《武宗遺詔》，意圖重塑朝綱、革新政治時，他們沒有預料到自己在遠離朝堂選定的繼承者朱厚熜竟然利用皇權和人情兩重，將他們安排好的禮制連同武宗時代的秩序一同掀翻，重塑了一個新的嘉靖秩序。
按楊廷和的理想狀況，他援引《皇明祖訓》“兄終弟及”一條，只是為了解決繼位人選。依趙翼在《廿二史札記》的推演，“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無子，而孝宗弟興獻王有子，倫序當立”。在楊廷和看來，由于明武宗無子亦無兄弟，則變通《皇明祖訓》“兄終弟及”的范圍至明武宗父親明孝宗的兄弟，倫序最近為興獻王朱祐杬，朱祐杬已薨逝，則其子朱厚熜自然當繼位為帝，由此自可避免其他宗藩窺伺神器。但正如本書所指出、歷代學者也不斷批評楊廷和的是，他在擬定遺詔、涉及繼位文字時，只有“嗣皇帝位”，卻沒有說清朱厚熜以何身份繼位，特別是如何處理朱厚熜與孝宗、武宗兩位先帝的關系。楊廷和依據(jù)儒家的大宗小宗理論認為，既然帝系是由孝宗-武宗傳承，則“屬以倫序，入奉宗祧”自屬一體，朱厚熜既然繼位，承繼君統(tǒng)，自然要接續(xù)孝宗-武宗的統(tǒng)緒，進入大宗，承繼孝宗的宗統(tǒng)——更何況此前西漢哀帝繼成帝、北宋英宗繼仁宗已有先例，凡入繼大統(tǒng)，自然入繼大宗為嗣，以孝宗為皇考，自己小宗的生父興獻王僅能稱皇叔考，即“濮議論”（49-50頁）。若不愿為孝宗嗣子，則倫序不當立。由此，楊廷和看來，確實無需另外說明。
顯然，如果朱厚熜服從這一安排，無疑是承認已在朝堂多年、把持《武宗遺詔》的一班武宗舊臣徹底掌握了禮法的解釋權，是以新君并不愿意盡如楊廷和等武宗舊臣之愿。從接到即位詔書起，朱厚熜就開始在禮法和儀注上字斟句酌，務求“名正言順”，避免自己成為楊廷和等安排好的新朝秩序的一環(huán)。在入門禮等程序上，朱厚熜確實給京城的楊廷和一些意外，但畢竟朱厚熜力量太過單薄，楊廷和挾遺詔之重，尚能擺出不容妥協(xié)的姿態(tài)，以他為首的武宗舊臣始終堅持君統(tǒng)與宗統(tǒng)合一，將以孝宗為皇考、放棄自己的生父，解釋為置國家禮法于個人私情之前。
但楊廷和沒有想到的是，如果這個“國家禮法”只是楊廷和的“曲解”呢？如果“個人私情”反而是人倫大序呢？而且，由于楊廷和以臣子身份變通《皇明祖訓》、詮釋《武宗遺詔》之例，即使他是內閣領袖、顧命老臣，在禮秩上，始終不可能與皇帝享有同等的解釋權。更何況楊廷和在《武宗遺詔》還留下了“嗣皇帝位”的漏洞。因此，當張璁等新貴從禮法、皇權兩個層面同時向楊廷和發(fā)難，楊廷和精心安排的、以新君繼嗣繼統(tǒng)為開端的新朝秩序徹底成為泡影。
第二重奏 皇權重塑
楊廷和除了在《武宗遺詔》留下的漏洞外，在禮法上留下的更大漏洞，就是他援引的“濮議論”，漢哀帝與宋英宗是在漢成帝、宋仁宗在世時預立為嗣，養(yǎng)在宮中，與朱厚熜繼位情形截然不同。早在朱厚熜繼位后命禮部商議生父興獻王尊號時，禮部侍郎王瓚就采用張璁的觀點，認為“帝入繼大統(tǒng)，非為人后，與漢哀、宋英不類”，結果被楊廷和控制言路彈劾去職。楊廷和自以為禮法周全，“大會文武百官，議請帝稱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自稱侄皇帝”，渠料新君竟再度拒絕，斥曰“父母可移之乎”。
既然皇帝提出了“父母”至情，拒絕楊廷和等朝臣的提議也表明了態(tài)度，很快，張璁、桂萼、方獻夫、席書等一系列大臣開始以“人情論”上疏，主張朱厚熜“繼統(tǒng)不繼嗣”，特別是張璁的“七爭”（56-58頁），先點明楊廷和“濮議論”不合于當下，再據(jù)《禮記》《儀禮》等儒家經典闡發(fā)禮法，同時重新解釋《皇明祖訓》與《武宗遺詔》涉及的朱厚熜身份問題，并指責楊廷和引用非禮、出于私心，最后更強調“非天子不議禮”，即唯有皇帝才有資格議論禮法，更何況現(xiàn)在的“大禮”乃是天子家事?？梢哉f，張璁幾乎全方位駁倒了楊廷和的理論與實踐基礎，也成了此后《明倫大典》的基礎。
張璁的理論得到了朱厚熜的肯定，雖然張璁等資歷尚淺，楊廷和等當朝老臣再三以“濮議論”厘定禮制，但朱厚熜“議三上三卻”——事實上，朱厚熜與張璁一派的勝利只是時間問題。除去最高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濮議論”已經喪失了祖訓、經典的解釋，又于人情上奪人父母，趙翼諷刺他們“徒見先儒成說可據(jù)，而忘乎世宗之與漢哀、宋英不同，爭之愈力，失之愈深”，則老臣幾無立錐之地，在嘉靖朝初年逐一黯然退場。
然而，大禮議并不是一場簡單的新君繼位時的新舊勢力沖突，僅從后人對大禮議結束時間的爭論足以看出該問題之復雜、影響之深遠：有以興獻王尊稱議定之嘉靖三年九月，有以《明倫大典》修成之嘉靖七年七月，有以興獻王朱祐杬以睿宗獻皇帝身份祔太廟之嘉靖十七年九月，亦有以朱祐杬正式升祔太廟之嘉靖二十四年七月（23頁）。此外，僅朱祐杬祧遷與否，嘉靖以后之隆慶、萬歷、天啟、崇禎歷朝始終爭訟未已，甚至直至明亡，清人亦屢有評議。
事實上，本書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大禮議”之爭，除了表面上的禮儀、淺層的新舊官僚權力斗爭之外，隱藏于事件之下的，更是朱厚熜——明世宗嘉靖帝的身份問題，即明武宗帝系轉移后，如何在大明王朝統(tǒng)緒中如何安排繼位的朱厚熜，以及隨之而來的君臣禮秩之別。而這個身份問題，則關系到整個王朝未來的禮法秩序。
大禮議之爭后，朱厚熜纂修《獻皇帝實錄》和《明倫大典》，對這一過程進行了政治文化重塑，實質則是將自己塑造的禮秩固定下來。根據(jù)這兩部文本的構造，朱厚熜的皇帝名分至正，乃自然得之于《皇明祖訓》《武宗遺詔》，后者實際上也是源于前者；尊奉生父，乃發(fā)自儒家倫常的“親親”之至情，于史有據(jù)，于禮可行；大禮議之爭則是楊廷和等老臣欺負新君年少，既無臣道，又有悖人情，如此，朱厚熜發(fā)動大禮議就不再是君王私心，而是“彰明天理人情，維護倫理綱?！保?16頁）。因此，于大禮議及兩部文本居功甚偉的張璁等一班新貴雖往往被指斥為阿附新君以求進身之階，但卻得到了皇帝的贊譽，《明世宗實錄》稱其“深于禮學，豐格儁拔，大禮之議，乃出所真見，非以阿世”。《西園聞見錄》也為張璁等維護道：“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既無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總之，通過兩本書，朱厚熜在經典詮釋和文本書寫上，同時完成了自己的權威，既掌握了禮法，也掌握了人事。
然而，大禮議的“多重奏”到此并不意味著已經奏響了和諧的休止符。當朱厚熜援引祖訓、禮法、人情之時，臣子們也在援引“故事”?！睹鱾惔蟮洹沸拮肭?，嘉靖三年，大禮議一度迎來了矛盾最高潮——“左順門之變”，臣子援引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之故事，跪伏左順門，撼門大哭，聲震闕廷，一度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名號。雖然朱厚熜以權威鎮(zhèn)壓群臣，或杖責、或處刑，但畢竟已被公開置于與祖宗對立的尷尬局面，朱厚熜也不得不在《獻皇帝實錄》和《明倫大典》中對自己這一行為曲為回護。從左順門之變開始，原本的名分禮秩公然被破壞，經嘉靖朝的皇權重塑，皇帝與臣子開始沿著新的秩序走去。
第三重奏 禮秩失序
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里，政治權力與名分禮秩的關系，本是一體兩面，名分一旦錯置，禮秩將日趨瓦解，使皇帝脫離禮法的規(guī)范，皇權漸失其“公義”性質。同時，名分禮秩的瓦解，也破壞了原本的權力分配原則，不再有一合理的標準。為求晉位，官僚不得不依附有力人士，造成朋黨林立的現(xiàn)象，黨爭日趨激烈。當各黨爆發(fā)沖突、相決不下時，官員們?yōu)榱伺懦惣海缓脤で蠡实鄣闹С?，逐漸喪失“為王者師”的政治理想，不再追求“公義”的實現(xiàn)，使嘉靖朝的政治秩序惡化，政治文化也隨之改變。
本書卷首的這段文字很好地描述了嘉靖朝以降威柄在御、君臣疏離的開端，也點明了朱厚熜在大禮議中對原有政治文化的破壞。本書關注的事件雖然是大禮議，但從原名可以發(fā)現(xiàn)題眼有二，其一為前文一直深描的“皇權重塑”，其二則為“名分禮秩”，后者在明代政治文化中的地位，決定了“大禮議”稱之為“大”，本書第三、四章由大禮議、禮制更定而政治文化的分析、特別是皇權的“公”與“私”尤為精彩，使本書跳出了大禮議事件的敘事，著眼點上升到明代乃至帝制中國政治文化。
《論語》記載子路問政，“子將奚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可見，在儒家政治中，“正名”即遵從禮法一直被視為為政之先?！盾髯印氛摗吩谡摷啊岸Y”“樂”時將二者功能高度概括為“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tǒng)，管乎人心矣”，近代馬一浮在為浙江大學校歌作詞時則將其化用為“禮主別異兮，樂主和同”，都指明了“禮”在貫徹儒家倫理的等級社會中區(qū)隔上下、辨明尊卑的作用。到了明代中期，儒家禮法秩序已經高度成熟，君臣概莫能外，正如本書三百零八頁所說：“所有人間秩序的內在規(guī)范，皆來自于儒家學者對‘禮’的詮釋，將‘禮’形諸于政制度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名分禮秩’不但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運作權力的則，也是節(jié)制皇權的無形規(guī)范?！?/p>
除禮秩外，慨然以道統(tǒng)自任的士人也承擔了維護綱紀的責任，嘉隆萬時期的理學名臣呂坤就曾說：
故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焉，而理則常伸于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圣人之權也。帝王無圣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恃以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權，無僭竊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辭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在呂坤為代表的明代士人看來，“理又尊之尊也”，作為帝王之權的“勢”并無圣人之理，而不能以勢相奪。然而，士人乃至當朝士大夫希冀以禮法約束皇權只是一廂情愿，即使不使用強權，朱厚熜及另一部分士人同樣可以實現(xiàn)對禮法的重塑。
在大禮議伊始，朱厚熜在禮法上所能利用的理論就是血緣上的父子至親，即“親親”，用以抵抗楊廷和在政治上的“尊尊”，當然結果是朱厚熜繼統(tǒng)不繼嗣，看似出于天性、回歸父子天倫之情，但究其根底，皇帝并不是普通人，身挾皇權之重、皇帝之尊，因此不能只顧私情。當皇帝強調個人身份，回歸“私情”，皇權也順勢漸失其“公義”性質。用本書的話來說，“嘉靖皇帝過度崇敬私親的作為，違反了‘正名定分’的原則，動搖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基礎——‘禮’ 讓皇權在‘公’領域的正當性備受士人的質疑”。（308頁）
若皇帝已經開始出入公私，開始不遵守公共規(guī)范，臣民又如何抵擋？我們看到，在禮秩約束失敗后，臣子們抬出了“祖制”與“天命”，其極端表現(xiàn)就是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名號的左順門之變。然而，朱厚熜除了以權威鎮(zhèn)壓，以《獻皇帝實錄》與《明倫大典》回護己過，嗣后更以皇權壟斷了天命與祖制。我們可以看到，嘉靖朝開始的一系列禮制更定，以追溯古禮、遵從祖制為宣傳，諸如世廟、郊禮、分祀天地等一系列禮制改革，無不宣示著皇權可以超越禮制、操縱天人關系。朱厚熜也屢屢宣稱“非天子不議禮”，實際上是將包括禮制在內的天下都視為皇權下的私產。“皇權私化的結果，讓皇帝與士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遙遠，君臣關系日趨緊張?！背藦堣扔H近大臣，皇帝愈發(fā)與官僚疏離，越來越依賴于張璁及此后的內閣成員。內閣既為皇權之私，已天然與國家大臣、特別是言官對立，不得不依靠皇帝。如此，經過大禮議重塑的不僅是形而上的國家禮秩，在具體的國家權力機構層面同樣發(fā)生了重塑。
總之，回應本節(jié)開頭的引文，在關涉整個國家政治文化的皇權“公”“私”問題上：
長達二十年的禮制改革，不只改變了明皇室的帝系，也讓皇權性質異化，更使嘉靖朝的政治文化體系產生極大的變化。嘉靖皇帝雖達成皇權重塑的目的，卻也將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身份原則模糊化，破壞了國家禮法制度的基礎——名分禮秩，導致政治文化體系的“公”“私”概念變質，使皇權流于私化，而皇帝不再受到國家禮法的約束，“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274頁）
在此次大禮議過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朱厚熜作為第二次帝系轉移的藩王，頗為尊崇第一次帝系轉移的藩王朱棣，除了將其廟號由“太宗”抬升為“成祖”，以暗喻外藩入繼之正統(tǒng)外，朱厚熜還經常翻閱《永樂大典》，其編纂《明倫大典》的靈感或來源于此。至于威壓群臣、鉗制士人、重塑皇權，亦朱棣所為之。事實上，朱厚熜此次帝系轉移對明代政治文化造成的斷裂與重塑，當不下于永樂一朝，朱厚熜自己也成為此后隆慶、萬歷屢屢援引的“祖宗故事”。
余音
康托洛維茨在《國王的兩個身體》曾將歐洲中世紀國王稱為肉身的“自然之體”與不朽的“政治之體”的統(tǒng)一，其中提及“王低于和高于法律（REX INFRA ET SUPRA LEGEM）”這樣一個看似相悖的概念：
受法律約束的王，按照事實（ipso facto）就成了“上帝的代理人”；他成為一位高于法律且遵守法律的立法者（auctor iuris）；同時，他也成為現(xiàn)有法律以及其他官員或個人不可提出爭議的王家行動的負責任的解釋者。因為，如果國王不受法律約束，他就根本不是一位王，而是一個暴君。
用以機械類比未必準確，但朱厚熜對禮秩的破壞，的確導致原有原則的失序，“讓皇帝、內首輔及官僚體系三者各自脫離以‘禮’為主的政治文化體系，而開明帝國政治紛亂與社會失序的危機”?；实鄄辉偈且郧岸Y秩中的皇帝，臣子也不再成為以前禮秩中的臣子。朱厚熜以其杰出的政治才能與權術手段，尚能“剪剔權奸，威柄在御”，而其繼任者穆宗“未能振肅乾綱”，僅能端拱而已。再后神宗一朝，先以張居正權臣當國，后以怠政垂拱，晏處深宮，綱紀廢弛。這些君臣失位的現(xiàn)象，大抵可以歸咎于朱厚熜大禮議以來對名分原則的破壞，讓國家禮法逐漸失去正當性效力，君臣之間的沖突也無法回歸制度面得到有效的解決，反而更加惡化。（390頁）
余音不絕的是，神宗以降由于皇帝權威退隱導致的朝綱失序，又引發(fā)了以東林士大夫為代表的再造權威的嘗試，他們訴求于國家制度以解決政治上的混亂。另一方面，士大夫又高舉“天下為公”，以針對皇帝以天下為私產的態(tài)度。作為對應，崇禎帝一反世宗以來皇帝對待臣子以私馭公的態(tài)度，出現(xiàn)了皇權走向臺前的過程。由此可見，大禮議在政治文化上的影響，可謂深遠如此。
最后，有趣的是，明清鼎革之后，當清世祖認為“今天下一統(tǒng)大業(yè)已成”，于順治五年十一月朔八日南郊祀天祭祖，十一日下詔書闡述自己對“天”與“祖”的尊崇，稱：
大一統(tǒng)之業(yè)，禮莫重于配天；通孝思之誠，情莫切于尊祖。
又，乾隆朝完成、以清高宗名義刊發(fā)的《御定通鑒綱目三編》是這樣評述大禮議的：
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準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言正諫，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門慟哭，尚成何景象！雖事君父，綱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勢迫安危？顧楊慎則以為仗節(jié)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為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己之名，而于國事毫無裨益。
無論是對“天命”“祖宗”，還是人情、君道，以及禮秩、皇權，面對清朝皇帝的言論與舉措，明世宗嘉靖帝可能更會引為知己。事實上，嘉靖帝開創(chuàng)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思路，正是在清朝踐行并發(fā)揚光大?；蛟S，這也是大禮議在“清承明制”所奏的一個余音吧。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歷史系、南昌大學區(qū)域歷史與檔案文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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