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女仆咖啡店門前

現(xiàn)如今，女仆咖啡店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文化現(xiàn)象。在形形色色的日本旅游手冊和網(wǎng)站上，都能看到有關女仆咖啡店的科普性介紹和推薦。并且，女仆咖啡店早已從其發(fā)源地東京秋葉原輻射到其他城市乃至海外。甚至可以說，女仆咖啡店已經(jīng)顯得稀松平常，以至于無法像十多年前那樣，引起游客們的“獵奇”興趣。曾幾何時，似乎逛女仆咖啡店和逛模型店、買動漫周邊一樣，乃是外來游客體驗以秋葉原為代表的日本“二次元文化”或“宅文化”的一部分，而事實上，這種認識也和女仆咖啡店的自我宣傳和定位相當一致。當然，主要面向女性消費者的“執(zhí)事咖啡店”也并不少見，但在數(shù)量和知名度上都遠遠不及女仆咖啡店。

一般而言，出入女仆咖啡店的顧客（以中年男性居多，間或也有頗為時髦的“精神小伙”），在店內(nèi)所做的，除了吃飯喝茶之外，無非就是和女仆玩玩桌游、聊聊天。然而，在“正派人”眼里，女仆咖啡店多少顯得有些不正經(jīng)、不自然、不健康，至少絕對稱不上是適合周末舉家前往的休閑場所。這種直覺固然帶有偏見的成分（這種偏見中經(jīng)?；祀s著對于所謂“二次元文化”的總體偏見），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過，這里的“不健康”倒不是因為女仆咖啡店包含什么“軟色情”——毋寧說，如下文所表明的，女仆咖啡店顯得“不健康”的癥結在于，它提供了一種特殊的交流方式，以扭曲的形式在女仆和顧客那里雙向透支了日常的人際關系所包含的對他人的倫理承諾（commitment）。不過，在涉及這個問題之前，還是讓我們以秋葉原為中心，簡單介紹一下女仆咖啡店的誕生和演變。

眾所周知，女仆咖啡店作為一種特殊的日本亞文化形態(tài)，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97年發(fā)售的一款美少女戀愛電腦游戲《歡迎來到Pia Corrot!!2》（Piaキャロットへようこそ!!2）。在1998年8月舉行的文化節(jié)“東京キャラクターショー1998”上，出現(xiàn)了一家還原游戲場景的真實咖啡店，扮演服務員的女生以“女仆”形象端茶倒水為顧客服務，引起了游戲粉絲們一片叫好。2000年，咖啡店“Café de COSPA”開業(yè)，而它也是之后大名鼎鼎、營業(yè)至今的女仆咖啡店“Cure Maid Café”的前身。以此為契機，女仆咖啡店在日本全國各地開始蓬勃發(fā)展。2005年，隨著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電車男》的播出，劇中主人公經(jīng)常光顧的女仆咖啡店也成為一時的焦點，吸引了不少本身并非“御宅族”的人們前往“圣地巡禮”。據(jù)統(tǒng)計，2005年夏，秋葉原的女仆咖啡店數(shù)量在15家左右，而這一數(shù)字到2007年夏天達到了59家之多。也正是這一年，“萌”一詞入選了當年日本社會的流行語，而女仆咖啡店則被視為“萌”文化的典型代表。關于“萌”這個語詞（如果不是“概念”的話），批評家四方田犬彥指出：“‘萌’總是伴隨著某種不充分。它試圖接近本來就不存在的東西，因而盡管可以在影像的意義上進行占有，卻無法達到它的實體?！笨梢哉f，這種“不充分感”本身會使得“接近行為”發(fā)生增殖，從而在受眾那里圍繞“萌”的特定對象而形成一系列連鎖的、重復性的、空洞的嘗試。我們會看到，這也部分說明了女仆咖啡店何以與“萌”始終有著密切關聯(lián)。

電腦游戲《歡迎來到Pia Corrot!!2》

2007年左右，一些店鋪以“女仆”身著高中體育服等特殊服飾為賣點開展活動，甚至引發(fā)顧客在女仆咖啡店門前排起了幾百米長的等候隊伍。在當時的女仆咖啡店熱潮中，光顧女仆咖啡店的“御宅族”“研究者”們也開始做出種種空洞的內(nèi)部區(qū)分：例如，各個店鋪按風格被分為“治愈系”“萌系”等等（甚至還能分出“左派”和“右派”）——此中光景，正如“偶像廚”們樂此不疲地討論“AKB48”和“乃木坂46”的重大區(qū)別、網(wǎng)友們爭論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實質(zhì)差異一般。

日本大型連鎖女仆咖啡店maidreamin

但另一方面，在過去十幾年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哪怕是在東京的秋葉原，無論是“左派”店鋪還是“右派”店鋪，女仆咖啡店都紛紛開始倒閉。就像所有曇花一現(xiàn)的流行文化現(xiàn)象一樣，伴隨著2005年流行語“萌”而一時間奪人眼球的女仆咖啡店，似乎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風光不再。盡管一些老牌的女仆咖啡店會強調(diào)自家的咖啡或食物多么美味獨特，但在女仆咖啡店堪稱激烈的生存競爭中，在食物和飲料上精益求精或許從來就不是一個吸引顧客的有效策略。沒有多少人會為了體驗一把“米其林一星蛋包飯”（如果真的可能的話）而選擇去女仆咖啡店；同樣，事實上也沒有多少人會為了體驗所謂“二次元文化”而成為女仆咖啡店的?？?。

盡管如此，或正因如此，當女仆咖啡店的熱潮已經(jīng)退去，究竟是什么仍然促使著一些顧客出入這些店鋪，便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也許恰恰是在女仆咖啡店作為一個新興文化現(xiàn)象從一般公眾視野中逐漸淡出之后，它才會向人們顯示自身的秘密。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近年來一個轉(zhuǎn)變正悄悄發(fā)生在秋葉原：越來越多的女仆咖啡店開始轉(zhuǎn)型成一種名為“Café and Bar”的新型店鋪。這種店鋪沒有了女仆咖啡店原本“特有”的臺詞或標語，少女們的服裝也并不固定于“女仆裝”，甚至店面裝潢也與以往女仆咖啡店的色調(diào)及風格相去甚遠。像一般的夜總會（キャバクラ）那樣，這樣的店鋪開始兜售起昂貴的（無酒精）香檳，一瓶售價在幾千至幾萬日元不等。但在其中打工的高中生或大學生，仍然會認為自己是在女仆咖啡店打工，而顧客們也會有意無意地模糊這些店鋪和往日的女仆咖啡店之間的界線——或者說，這種界線原本就不存在。在這個意義上看，我們需要關注和探討的重點對象，就不是那些被“萌”“亞文化”等符號吸引的外國游客，甚至不是最初因女仆咖啡店和游戲或動漫之間的關聯(lián)而進店的“宅男”，而是那些對這些符號不管不顧、只是在女仆咖啡店內(nèi)“游戲人間”的人們。這些“大叔”或許對“二次元文化”一無所知，更沒有什么“圣地巡禮”的概念，他們也許只是為了和“女仆”們說話而成了店里的?？停_了一瓶又一瓶的香檳。我認為，在這群看似和女仆咖啡店的“目標顧客”有很大距離的“大叔”這里，恰恰潛藏著關于女仆咖啡店的真相。

女仆咖啡店的內(nèi)部風格

在所有女仆咖啡店的菜單里，都會有一頁面向顧客的“行為準則”，記載的往往是一系列“禁止”事項：禁止詢問女仆個人信息，禁止觸碰女仆，禁止擅自拍照，禁止污言穢語，禁止在店門口等候女仆上下班，等等。這些標志著“正規(guī)經(jīng)營”的準則，不僅將女仆咖啡店區(qū)別于一般所謂的“風俗行業(yè)”和夜總會，更重要的是，恰恰是通過行為上的這些“禁止”，女仆咖啡店向顧客保障了一種有吸引力的交流方式。如果說在一般的風俗業(yè)，顧客通過金錢交易一開始就將為自己提供風俗服務的女性或男性轉(zhuǎn)化為一種抽離了人性的“商品”，或者說，從事風俗業(yè)的男性或女性本身就是一個行走的商品——眾所周知，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對妓女的商品性質(zhì)曾有過精到的分析——那么從原則上說，風俗業(yè)的顧客自始至終都無法在“人際關系”的意義上與對方建立實質(zhì)性的關聯(lián)。與之相對，恰恰是通過一系列“禁止”，女仆咖啡店事實上在行為法則層面為顧客保障了交流的“人格性”或“社會性”。這些行為準則與其說是對顧客潛在的不軌舉動的預先禁止，不如說是在向顧客承諾：在這里和你交談的，是健全和正直（integrity）的少女。所以，針對女仆咖啡店，需要提出的問題并不是“它是否屬于軟色情”，更不是追究哪些店鋪其實在合法外衣下偷偷經(jīng)營著風俗服務——可以說，對此越是精通的人，距離女仆咖啡店的“真相”就越遠——相反，需要提出的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令許多人樂此不疲地沉浸其中的、由這些“禁止”所生產(chǎn)的交流，具有怎樣的性質(zhì)？

不同于曾經(jīng)的“JK散步”或如今的“出租女友/男友”（順便一說，這兩者也都不屬于“風俗業(yè)”，盡管兩者的欲望指向看起來均較為明確），女仆咖啡店在物理的意義上嚴格框定了一個位置和邊界；在時間和空間的雙重意義上，女仆咖啡店有意將自己與周圍環(huán)境、與日常生活隔離開來，仿佛迪士尼樂園一般，剔除了所有可能喚起顧客對于“外部”的聯(lián)想的因素。（這一點在過去的女仆咖啡店里體現(xiàn)得尤其明顯：粉色、紅色和白色的主色調(diào)與各類“可愛”物件的過分堆砌，構成了諸多女仆咖啡店的一般裝潢樣式。）而這就是為什么，顧客會被嚴格禁止在店門口等候女仆上下班——與其說這個準則是為了防止“跟蹤狂”，不如說是為了切斷少女們的日常身份和“女仆”身份之間的聯(lián)系。

然而，不同于迪士尼樂園，女仆咖啡店不愿意也不可能經(jīng)營一個徹底由“擬像”構成的封閉世界。誠然，有幾家連鎖性質(zhì)的、甚至作為日本“軟實力”戰(zhàn)略之一部分而得到大力宣傳的女仆咖啡店，會反復突出一些特定的符號（包括“歡迎回家，主人”等問候語，女仆在端上咖啡或蛋包飯時的撒嬌言語和手勢，等等），但是，再說一遍，除非是跟著旅游手冊慕名而來的外國游客，那些經(jīng)常出入女仆咖啡店的顧客只會對這種看似最“硬核”的連鎖店不屑一顧，原因也很簡單：在他們看來，上述符號根本沒有意義，也絲毫不構成吸引力。相反，他們對于這樣一種女仆咖啡店的評價往往是：女仆把飲料端上來之后就冷漠地把客人晾在一邊了。

換句話說，這些顧客（或?？停┤ヅ涂Х鹊甑哪康?，不是為了體驗一系列被貼上“萌”標簽的符號，不是為了進入什么“萌萌噠二次元世界”，而是為了和扮演“女仆”的少女進行不遵循這些符號定義的交流，一種讓雙方暫時忘記彼此“角色身份”的通常交流。用一個吊詭的表述，可以說，只有在女仆表現(xiàn)得最不“女仆”的時候，只有雙方不進行約定俗成的游戲的時候，女仆咖啡店才顯得有吸引力——我愿意反復強調(diào)這一點：那些花一下午泡在店里跟女仆說笑話、吃零食乃至變魔術的顧客，對于“主人/女仆”“二次元”“萌文化”之類的符號毫無興趣，他們只是專注于和女孩子聊天，僅此而已。

位于東京秋葉原的女仆咖啡店

不過，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如今社交軟件極為發(fā)達的情況下，在人人都可以輕易向社交平臺上的陌生人發(fā)信的情況下，專程去女仆咖啡店里說上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吃一碗無可無不可的蛋包飯，甚至點上一瓶昂貴的香檳酒，這么做的愉悅（且不論“意義”）在哪里？我認為，答案已經(jīng)在前面給出了：首先，在這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內(nèi)，因為各種“禁止”的保障，顧客自己支付的金錢并不會將女仆變成一個“商品”（至少在想象的層面上如此），而是（仿佛）可以實實在在地和扮演“女仆”的少女本人交談——在這里，“女仆”不是商品，和“女仆”的交流才是商品。人際關系和交流本身，或交流背后的社會性本身，在此被轉(zhuǎn)化為商品。以一種畸形的方式，女仆咖啡店首先將“女仆”“去社會化”——你無從知曉她們的真實姓名、年齡、聯(lián)系方式，她們是只存在于這個空間內(nèi)的獨特個體——然后進行“再社會化”：她們會盡可能將除了有透露個人信息危險的情報之外的一切日常瑣事都帶入和顧客的交流之中。你可以了解到這個和你說話的“女仆”“是什么”，卻無法從中了解她“是誰”。必須強調(diào)的是，無法了解對方“是誰”，并不僅僅是因為不知道對方的個人信息，更是因為所有這些關于“是什么”的信息原本應該和一個完整的生活世界連成一片，原本應該自然而然地透露出對方“是誰”，如今卻被碎片化地、去語境地抽象成一堆作為商品的交流，仿佛是一堆不可整合的數(shù)據(jù)，以至于這些虛虛實實的碎片化信息無法通往一個生活世界的整體。在這里，“誰”始終要被還原為“什么”。

另一方面，一旦交流被轉(zhuǎn)化為遵循市場邏輯的商品，金錢交易就抹去了一般意義上的交流所包含的偶然性和危險性，而這也正是女仆咖啡店的根本魅力所在：簡言之，日常生活中與他人交流乃至搭訕時不可避免地帶有的、可能導致交流失敗的各種因素——但也正是以此為前提、以交流失敗的可能性為前提，我們與他人的交流才包含了我們對于他人的倫理承諾——在這里都被事先排除在外。無論你出身、職業(yè)、長相、年齡如何，甚至語言不通，你都不會遭到招攬顧客的“女仆”的拒絕。在這種商品化了的交流中，你“是什么”根本不重要；但反過來說，也正因此，這種交流提供的一個假象是：無論你“是誰”，你都已經(jīng)被對方無條件地承認和接納了。

位于池袋的一家主題咖啡店

但是，照這么說，似乎女仆咖啡店和一般意義上的夜總會并沒有太大的區(qū)別。就雙方都以“交流”為商品而言，的確如此；不過，這里不能不考慮到的是，“女仆”和“陪酒女”（キャバ嬢）是兩個完全不對等的身份：第一，就行為模式而言，夜總會的顧客會約定俗成般地期待自己在場內(nèi)“指名”的女生在正式營業(yè)時間結束后聯(lián)絡自己，轉(zhuǎn)場到深夜酒吧繼續(xù)聊天甚至去酒店；而這種游離于明確規(guī)則之外的交際是女仆咖啡店嚴格禁止的。第二，更重要的是，無論是“陪酒女”還是“風俗女”，都已經(jīng)在既有的社會結構以及人們的認知中占據(jù)了一個穩(wěn)定的位置，甚至由此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這樣一個結構性位置或明確或暗示地規(guī)范著雙方的行為舉止乃至談話內(nèi)容，以至于看似游離于規(guī)則之外的交際也可以遵照“有章可循”的模式進行；相對而言，“女仆”則借助一系列符號（比如“萌”就是區(qū)別性特征最明顯的一個），始終將自己脫離于約定俗成的社會認知和行為模式。對于在女仆咖啡店里工作的高中生或大學生而言，她們的自我理解也只是找了一份時薪頗高的工作，而不是獲得了某個特定的社會身份，更不是從事了一種特殊的職業(yè)。

重復一遍，盡管夜總會原則上也禁止“陪酒女”和顧客發(fā)生肉體關系，但顧客和她的關系本身從一開始就可以在社會結構中找到一個意義相對穩(wěn)固的位置，這種穩(wěn)定性也正是種種“潛規(guī)則”得以可能卻不至于破壞行業(yè)生態(tài)的一個重要因素。相對地，女仆咖啡店的顧客和“女仆”之間的交流，則更像是打著“主人/女仆”的幌子進行的普通交流。這也就是為什么“女仆”的身份可以千變?nèi)f化：有的店鋪以“巫女”為風格，有的以“歐洲中世紀”為風格，有的以“戰(zhàn)國時代”為風格；但無論服裝怎么變化，“女仆”和顧客的交流性質(zhì)本身都不會變化。沒有哪個顧客會認真地要求和自己聊天的“女仆”掌握日本神道或中世紀歐洲的相關知識，也沒有哪個“女仆”會特意去事先準備這些知識。甚至如今在“御宅族”全面式微的社會背景下（不能忘記的是，“御宅族”本身是特定歷史語境的產(chǎn)物），在似乎理應和“御宅族”“二次元”等話語結合在一起的“女仆”中間，不少人平日里也很少接觸ACG文化，更不要說對女仆咖啡店本身的歷史有多少了解。（與此相比，如果迪士尼樂園的唐老鴨扮演者絲毫不考慮自己的“唐老鴨”身份，甚至對“唐老鴨”一無所知，頻頻做出不符合“唐老鴨”形象的舉動，那將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可以說，女仆咖啡店的顧客通過這種扭曲的交流形式，尋求的其實是一種再普通不過的日常交流。女仆咖啡店通過特殊的時空設置，為顧客提供的并不是“非日?！钡摹皦艋谩鄙矸莼颉岸卧斌w驗，而是一種（徒勞地）對抗日常生活的“替代性日?！保ㄋ蝾櫩驮V諸的語法是：“生活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在這個意義上，“女仆”“萌”等符號所起的作用是先于或外在于交流的作用，其目的是將交流本身“無害化”。在本書中已經(jīng)被多次援引的宮臺真司，在分析1990年代高中女生的交流方式時，曾強調(diào)這種“無害化”工具的社會背景：

對方如果和自己共同擁有很多事物，那就不可能單純作為“東西”而出現(xiàn)。從某種意義上說，雙方“作為同一個共同體的成員”，從一開始就能作為“無害的存在”而相遇。事情到了東京就不一樣了。由于完全不知道對方是什么人，對方就成了“危險的存在”，需要人為地用“可愛的大叔”“只不過是色色的老頭子”等方式將對方轉(zhuǎn)化為“東西”，也就是用“記號”進行打包，才能在某種程度上作為“無害的存在”而與之相遇。

宮臺提到，不同于東京，在青森這種小地方從事“電話風俗”并和顧客發(fā)生性關系的少女們，可以很隨便、很容易地與顧客進行涉及個人生活的交談，因為雙方作為“同一個共同體的成員”在前提上分享了交流的可能性條件。例如，宮臺舉的一個例子是，某個“客人”會在得知對方正在準備大學入學考試后，再多給對方幾萬日元以表示鼓勵。與之相對，在東京這樣的大都市，人們彼此之間對于共同體的歸屬感非常稀薄，少女們和顧客之間并不共享任何交流的前提，于是包括“可愛”在內(nèi)的一系列沒有實質(zhì)內(nèi)容和指向的、僅僅用于維系“可交流性”的符號便得以被大量生產(chǎn)和運用。

位于東京新宿的“歌舞伎町”以各類夜總會的聚集地著稱

但另一方面，“女仆”“萌”等符號也絕不僅僅是可以忽略不計的表象。同樣是在這里，“正經(jīng)人”對女仆咖啡店投去的帶有偏見的目光，往往比“一本正經(jīng)”地宣傳“萌文化”，乃至（例如）將“萌”和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物哀”聯(lián)系在一起的做法，更能揭示問題所在。不過，在“正經(jīng)人”的目光下顯得可疑的女仆咖啡店，其可疑之處決不是依附其上的“萌”“二次元”這些符號本身。還是讓我們以宮臺真司對于“電話風俗”和“約會俱樂部”的分析為例。宮臺提到，1994年夏天，媒體對“約會俱樂部”進行了大量報道，意在揭露這個據(jù)說讓高中女生從事非法賣淫活動的灰色地帶（雖然根據(jù)宮臺的調(diào)查，實際和客人發(fā)生性關系的少女不超過二成），反而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宣傳效果，即導致了更多的女生抱著對“約會俱樂部”的錯誤認識而投身其中：

一開始就將“約會俱樂部”“誤認為”從事賣身交易場所的高中女生大量涌入的結果是，從前不賣身的孩子開始沒有客人光顧，仿佛被排擠一般開始從“約會俱樂部”引退。媒體披露“約會俱樂部里面甚至有賣淫行為”，這信息本身沒有錯。但是，一部分高中女生看到之后的反應卻是“她們可以的話，我也可以”，從而一開始就抱著賣身的打算而進入“約會俱樂部”。如此，以媒體的大量報道為轉(zhuǎn)折點，“約會俱樂部”變成了“賣淫老巢”。

然而，宮臺的分析并不止于揭示媒體以及社會輿論對于像“約會俱樂部”這樣的“可疑”場所的偏見和歧視性報道如何帶來事與愿違的結果；相反，他指出，對于“高中女生賣淫”的集中報道，反而使得“高中女生”這個符號得到了凈化或“陳腐化”，從而剝除了社會賦予“高中女生”這個符號的特定的、與“性”有關的商品價值。對此，宮臺寫道：

“高中女生”的包裝之所以有意義，正是因為存在“清純的高中女生”這種虛構。一方面是“對性的禁止”，另一方面卻是“與‘性’有關”的存在，這種雙重性生產(chǎn)出了色情符號。然而，高中女生在媒體報道中大量涌現(xiàn)后，她們不但不“清純”，反而看上去“危險”起來。經(jīng)過1993年的水手服騷動和1994年的“約會俱樂部”騷動，“高中女生”這個符號開始通貨膨脹，和高中女生發(fā)生性關系也就不再具有“打破禁忌”的意義?！f來的確吊詭，但“高中女生”的符號的陳腐化本身是一件好事。

宮臺反復強調(diào)，現(xiàn)代日本社會對于“高中女生”的色情想象本身并不“自然”——它的歷史基礎是現(xiàn)代學校教育體系對于性別和身體的一系列規(guī)定，以及對于公民及其家庭生活的一系列規(guī)范性再現(xiàn)，而這些都與日本傳統(tǒng)的“村落”文化格格不入。無論如何，在相似的意義上，可以說起源于美少女戀愛游戲的“女仆”符號，同樣也為在女仆咖啡店里打工的女生——大部分都是高中生或大學生——附加了一層特殊的商品價值。這層特殊的價值和“女仆”身份原本在歐洲的歷史性存在與社會階層定位沒有任何關系。不同于“高中女生”作為隨現(xiàn)代學校教育體系的規(guī)范性塑造而產(chǎn)生的符號所具有的相對穩(wěn)定的意義和附加價值，“女仆”作為一個與職業(yè)身份意義上的女仆無關的符號，作為一個“擬像的擬像”（描畫“女仆”的美少女戀愛游戲本身已經(jīng)是“女仆”的一個擬像），它的作用是使得這些女生和顧客之間的交流顯得不像它本然如此那般匪夷所思、令人不安。（在一般意義上來看，一個高中女生對著初次見面的、與自己父親年齡相仿的男性使用親昵的稱呼，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匪夷所思、令人不安的事情。）

日本知名女仆咖啡店Cure maid cafe

換一種說法，如果說“高中女生”符號的色情特征在于人們對于高中女生“與‘性’無關”同時又“與‘性’有關”的雙重想象，那么“女仆”符號的可疑之處便在于，它使得一個奇特的現(xiàn)象顯得順理成章，即女仆咖啡店在通過商品邏輯取消顧客和“女仆”的人格性的同時，又為顧客提供了一種原本無法脫離人格性在場的交流模式（的表象）。

誠然，如前所述，熱衷于出入女仆咖啡店的顧客和“女仆”在交流過程中并不會在意這些符號，他們只是在進行一般的日常會話；但正因如此，通過商品化過程，這種交流的“摩擦系數(shù)”被降為零——與其說雙方在這個特定時空內(nèi)扮演著“主人”和“女仆”的角色身份（一種關于女仆咖啡店的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想象），不如說雙方均被還原為無特征、無人格的個體，雙方的關系被建立在一種“去社會性的社會性”的基礎上：一切原本具有深度、具有人格性特征的交流內(nèi)容，一切原本與個人生活方式及價值認同密不可分的經(jīng)歷，在這個特殊的場合下，都零碎地、抽象地浮游在一個沒有深度的平面上?！芭汀焙汀爸魅恕钡姆?，再好不過地表征了這種“深度的缺席”，同時又掩蓋了這種缺乏深度的、非人格性的、去社會性的交流可能帶來的不安：畢竟在日常生活中，這樣一種交流不僅是不可欲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在女仆咖啡店中進行的交流與日常交流中的社會性的關系，構成了一種“排斥性包含”（exclusive inclusion）的關系，正如它在行為準則上的一系列“禁止”同樣以“排斥性包含”的扭曲方式保證了雙方人格性的（虛假）在場。

如果人天生是社會的動物，那么帶有上述“排斥性包含”結構的扭曲交流模式，一方面不斷刺激和生產(chǎn)著人們交流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永遠不會滿足這種欲望。因為在女仆咖啡店里，交流中出現(xiàn)的所有內(nèi)容，最終都僅僅服務于一個目的，即反復確證雙方的“可交流性”——而這一“可交流性”的真正前提，卻是“女仆”和顧客都諱莫如深的、交流的商品化邏輯這頭“房間里的大象”。換言之，在這里“可交流性”永遠也不可能通往具有人格性的交流。一些逡巡在秋葉原的各個女仆咖啡店的顧客，也許是女仆咖啡店最“典型”的顧客，同時也是再好不過的一個癥候：他們一方面在毫無“摩擦系數(shù)”的情況下自由出入各個店鋪，和裝扮各異的“女仆”開著熱烈的玩笑，另一方面卻無法建立起任何嚴肅的人際關系。正如卡夫卡小說里的“法之門”那樣，女仆咖啡店向顧客永遠敞開的大門背后空空如也；但不同于卡夫卡筆下那個在“法之門”前徘徊的鄉(xiāng)巴佬，這些顧客焦慮地、玩世不恭地、樂此不疲且永不滿足地出入各個大門，徒勞地追求著（或試圖遺忘）具有人格性的交流。我相信，在歷史的記憶中，最終女仆咖啡店將定格為這樣一個場景：在一個平常日子的午后三點，位于街角一棟小樓二層的小店內(nèi)，三三兩兩地坐著幾個正在休息的“女仆”。一位身著皮夾克和牛仔褲、年齡看來四十上下的大叔正唾沫橫飛地侃侃而談他上周經(jīng)歷的趣事；對面的少女漫不經(jīng)心地聽著，一邊不失時機地提醒：“還有三分鐘，要延長嗎？”

（本文摘自王欽著《“零度”日本：陷入“關系性貧困”的年輕一代》，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