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賽亞伯林逝世二十周年：他并不是自由主義的斗士

編者按：以賽亞·伯林（1909—1997），哲學家及觀念史學家，被認為是20世紀的頂尖自由主義思想家。先后擔任全靈學院和新學院研究員、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沃爾夫森學院首任院長，曾任不列顛學會（英國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院）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先后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作為杰出的觀念史研究者，先后被授予伊拉斯謨獎、利平科特獎和阿涅利獎。

本月是以賽亞·伯林逝世二十周年。我們刊發(fā)東方歷史沙龍第11期的部分內容，紀念這位思想家。該期沙龍的嘉賓是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劉東、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周濂。以下刊發(fā)的是周濂老師的演講部分內容。

伯林也許是二十世紀政治哲學家中對中國普通讀者影響最大、同時也是誤讀最深的一位。這也許是思想傳播的一個悖論，影響越大的作家，越可能以一種“刻板印象”的方式被廣為傳播。比如大家一說起伯林，就會很自然地想起他的“兩種自由”概念，一說起兩種自由，很自然地就認為伯林是主張消極自由而反對積極自由的，但是如果細讀他的文本，你會意識到伯林的觀點要復雜得多。

一方面，他并不認為積極自由“必然”會導致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另一方面，他強調消極自由也有可能被專制主義利用，比如他說：“毫無疑問需要記住，消極自由的信念同樣相容于巨大而持久的社會罪惡，并且(考慮到觀念對行為的影響)曾經在造就這些罪惡上扮演過自己的角色?！边@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觀察。盡管積極自由的扭曲版本常常作為壓迫的學說，成為專制主義的有益武器，但是消極自由及其伴隨而來的犬儒主義，同樣有可能成為專制主義的共謀。

伯林之所以在《兩種自由概念》這篇文章中著重談積極自由變體的危害性，是因為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現(xiàn)實中積極自由帶來的危害更大一些，但這并不意味著伯林會毫無保留地擁抱消極自由。作為一個價值多元論堅定的支持者，伯林不可能把某一個價值或觀念放在絕對的位置上，無論是積極自由還是消極自由。所以我認為今天閱讀伯林需要以一種更加復雜的方式去進入他的文本和思路。

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深受法國哲學家貢斯當的啟發(fā)，相比而言，我個人認為貢斯當對“古代人的自由”和“現(xiàn)代人的自由”的關系的理解優(yōu)于伯林的理解。為什么這么說?因為貢斯當認為“古代人的自由”——也即政治參與的自由——保護了“現(xiàn)代人的自由”，也即退回到個人生活的自由。如果失去了“古代人的自由”這個屏障的話，“現(xiàn)代人的自由”也有可能喪失。我們今天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我們不可能龜縮在消極自由為我們提供的安全網中，只有努力爭取某種程度的“古代人的自由”，才有可能真正地保護“現(xiàn)代人的自由”。

我非常認同劉東老師的觀點，我們應該認真對待伯林關于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之復雜關系的思考。未來中國政治的發(fā)展，有可能是“二民主義”，一是民生，一是民族。對內，通過經濟增長，提高人民的福利，滿足老百姓的口腹之欲來贏得政治的穩(wěn)定；對外，通過各種各樣的由頭，來激發(fā)普通民眾的民族情緒。

自由主義傳統(tǒng)從來都重視社會正義和分配正義這些概念，但是往往把民族主義視為洪水猛獸，我認為自由主義應該正面闡釋和回應民族主義的挑戰(zhàn)，而不是一味地加以拒斥，就此而言，伯林為我們提供了“自由民族主義”這個極其重要的思想資源。

另外我想談一個觀點，中國的知識界、媒體和普羅大眾對自由主義存在一個根深蒂固的誤讀，這個誤讀追本溯源也許可以找到伯林身上，伯林說“我總是活在表層上”。這個論述曾經被錢永祥先生作為他《讀書》雜志的標題。剛剛許老師說過，伯林活得足夠久——他生于1909年，卒于1997年，漫長的一生使得他能夠目睹蘇俄帝國、納粹帝國的興與亡。

但是伯林不是一個歷史終結論者，在他看來歷史進程沒有所謂的頂點和終點，人們只是在心理上需要歷史的頂點或歷史的終點而創(chuàng)造出這些概念，因為人類無法面對“沖突永無止境”這一可能性。但是遺憾的是，就像伯林最喜歡的作家赫爾岑說過的那樣，“基本的問題可能是永遠無法解決的”。面對基本問題，我們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一個人可以做的全部只是嘗試去解決，僅僅只是“嘗試”去解決，但沒有人可以保證提供終極的解決方案。

另一方面，伯林雖然深刻地認識到歷史是沒有終點的，面對紛繁蕪雜的政治問題不存在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但伯林沒有墮入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深淵。他鐘愛俄羅斯的思想家，他明白這些哲人憑著求真意志的沖動去追尋偉大社會可能會造成原子彈式的破壞力，所以他批評說“這些人習慣于將觀念推究到最極端甚至荒謬的程度，他們將道德怯懦視為對真理的畏懼”。

伯林本人恰恰與俄羅斯思想家持相反態(tài)度，就像我剛才說的他始終自覺地活在表層上，關于這個論述我個人認為可以分幾個層面去解釋。

第一個層面是本體論的層面，我們知道“一和多”之爭是古希臘以降一個永恒的哲學難題，伯林所主張的多元主義針對的正是一元論，一元論認為在變化萬千的表象背后存在確定無疑的本質，看似紛繁蕪雜相互沖突的問題其實存在唯一正確的答案。而多元論認為我們應該停留在紛繁蕪雜的表層，不去追問那個看似通體明澈、實際虛幻的本體世界，不以尋求大寫真理的名義投身到諸神之爭的政治世界當中去。

值得深思的是，羅爾斯曾經說過類似的話，他自稱始終愿意“停留在哲學的表面上”，對真理的概念采取懸隔的態(tài)度。伯林和羅爾斯為什么選擇這么做?是因為他們深刻地認識到人類過往的政治歷史中以真理的名義所造成的巨大災難。當然，這并不意味真理這個問題不重要，而恰恰是因為它太重要了，所以不能通過政治活動來解決它們。

第二個解釋的層面關乎個人的氣質和生活方式。許章潤老師說伯林是一個貴族式的人物，對此我也不否認，但同時伯林也是一個很世俗乃至庸俗的人。伯林曾經很坦然地承認，自己是一個文雅到有些淺薄的人，是一個絮叨到有些庸俗的人。怎么去理解伯林這些自嘲式的自我確認?

我想起前兩天讀到的一段話，有一個著名的翻譯家叫孫仲旭，他因為抑郁癥而自殺。自殺前他在微博上留下一段話，這段話引自尼采：“與惡龍纏斗過久，自身亦成為惡龍；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蔽矣X得伯林是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他不愿意成為惡龍、不愿意墜入深淵，所以寧可將自己的日常生活保留在一種快樂、輕率甚至是恣意的層面上，雖然這跟他內心的焦灼不安、左沖右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是他能夠做到這種反差，并維持微妙的平衡，恰恰體現(xiàn)出伯林思想上的節(jié)制和健全的現(xiàn)實感，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我始終認為我們不能從字面意義上想當然地去理解“我始終活在表層上”這句話，伯林在《自由四論》提到一句話我覺得非常精彩：“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差異在于前者了解到個人信念只具有相對的有效性，但卻能堅定不移地捍衛(wèi)這些信念?！?/p>

這讓我想起帕斯卡爾的另外一句話，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知道得太少，因而當不了獨斷論者，但又知道得太多，而不能成為懷疑論主義者”。人是一種有理性的同時又是有限度的存在者，這是我們難以擺脫的宿命。無論是在政治生活、個人生活還是哲學生活中，伯林非常好地體會到人的宿命，并在這些約束下把他的人生做到了極致。

我再補充一兩點。我想強調的是，伯林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斗士，斗士這個詞跟伯林毫無關系，無論是實踐還是思想，他始終是一個猶豫不定的旁觀者，他對于浪漫主義、民族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都有非常多的同情的理解。用約翰?格林的話說，伯林擁有超乎常人的“移情”的能力。

我曾經讀到一句話，我認為這是對伯林非常中肯的批評：“伯林不如少一點理解，多一點譴責?！边@句話當然是在批評伯林，但如果從積極的角度看，這恰恰說明伯林面對異質思想時，更愿意俯下身來，去傾聽、去摩挲、去深入對方的脈絡。

為“共同的理解”付出的代價是非常巨大的，我們回想一下日常經驗，我們跟父母、朋友、愛人所能達成的共同理解況且如此之少，怎么可能要求十三億人在政治生活中達成深厚的共同理解呢？范圍越廣，共同理解越是注定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比如說對抽象的正義原則的認可、對憲法條文的認可，但是如果要深入到宗教、文化、愛，這些人類靈魂深處的領域，想要達到共同的理解難度之大可以想見。

在這個意義上，我想要調整一下對伯林的看法，他在政治和個人生活中始終停留在表層上，但是他在精神生活中從來沒有停留在表層上，而是一猛子扎到了精神世界的馬里亞納海溝，去跟他所認為的最偉大的思想家進行對話，比如赫爾岑、維科、馬基雅維利。

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是，剛剛許章潤老師也談到，消極自由最核心的想法是選擇的自由，就是這個世界給你打開多少道門，為你提供多少種可能。伯林說這種可能性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不是一種主觀的存在，這怎么理解?

舉一個例子，對于西南山區(qū)的一個從沒上過網的小孩，有人也許會認為，對他來說不能上YouTube，twitter，facebook不會造成任何傷害，因為這些可能性從來沒有進入到他的主觀意識當中。但是伯林會說no，雖然他從來沒有上過網，但是YouTube，twitter，facebook這扇門被關上了依舊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哪怕這個西南山區(qū)的小孩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的自由仍舊是真真實實地被傷害了。

大家可能聽到這里不知道implication（含義——編者注）在哪里。其實我們每個人對于世界的理解，我們個人的偏好是被制度塑造的，政治心理學中有個詞叫做adaptive preference——適應性偏好。如果我們把“門”和“可能性”僅僅當作主觀認知到的對象，那么朝鮮人的自由很有可能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因為他們完全可以說，我沒有意識到這些自由，我也不需要這些自由。就像今天很多中國人會說，我不需要twitter，因為我有微博，我不需要YouTube，因為我有優(yōu)酷。伯林把這些東西視之為客觀的存在，這個分析有力地回擊了從主觀角度出發(fā)朝鮮人民也是自由的謬論。

伯林說消極自由是一種“選擇的自由”，選擇就意味著喪失。在他看來，價值多元論的一個后果就是不同的美好價值之間不僅不可公度而且不可互相還原和轉換，一個社會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就一定會喪失更多的平等，反之亦然。

人生是一種悲劇性的存在，所有美好的價值具有一種根本沖突的狀態(tài)，你不能兩全其美，更不可能各美其美，一旦有所選擇，必然有所損失。大至政治生活，小至個人生活，莫不如此。伯林的個人生活也許輕松愉悅甚至優(yōu)雅，但在本質上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對于人類無可逃脫的悲劇性有著深入骨髓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