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讀
袁世凱欲復辟帝制，必須過列強這道關。真正有欲望、有力量主宰中國進程的唯有日本。對此，日本卻一變再變，反復無常，今天唱紅臉，明天唱白臉，實屬包藏禍心，興妖作亂。而洪憲帝制外交的失敗，導致日本坐大，馳騁東亞，無可匹敵。袁世凱死前，對此似有預感，如其自挽聯(lián)云：“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鄙下?lián)迅速應驗，下聯(lián)終而落空，無一不是悲劇。
袁世凱
袁世凱復辟帝制之成敗，受制于三大因素：輿論、軍事與外交。洪憲帝制末期，他與張國淦聊天，談到這三點。在他看來，“什么輿論？我看中國就沒有這件東西”。這顯然是自欺欺人之談。倘若中國并無輿論，他何必授意楊度等人成立籌安會，鼓吹改制，試探民意；何必以二十萬巨款收買梁啟超，企圖說服其放棄發(fā)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何必以四萬金利誘、二十信恐嚇嚴復，請其出面駁議梁啟超的雄文呢……
再說軍事。袁世凱問張國淦：“你看，蔡松坡打得倒我嗎？”張國淦答：“時局重心，在東南而非西南。”此言深中肯綮，一語道破迷亂的時局。1915年底，蔡鍔在云南舉兵反袁，目的在于造勢，單憑護國軍的單薄兵力，加之唐繼堯在后方掣肘，焉是北洋軍對手。事實上，哪怕等到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宣布取消帝制，蔡鍔及其部隊依然陷于苦戰(zhàn)，連四川都沒有打出去。不過，我說過，反袁的勝利密碼，不在兵，而在勢，這一點與辛亥革命一樣。美國歷史學者路康樂論辛亥革命，曾有妙論：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超級大國而言，革命形勢遠比革命黨的起義重要。大勢一張，人心激蕩，響應者前赴后繼，風起云涌。不要問他們?yōu)槭裁炊憫砟钸€是利益，只要能推動大勢，便該鼓勵、贊賞。如張國淦所言“東南”，即坐鎮(zhèn)南京的北洋系大佬馮國璋，他之反袁，更多在于利益（馮國璋的選擇，即張國淦所擔心的“不左不右”，以第三者自居，唯有如此其收益才可能最大化），然而恰恰是他，給予袁世凱一記重創(chuàng)，令其進退維谷。
至于外交，袁世凱留下了一句“外交我很有把握”，張國淦注釋云“實則無把握”。那么到底有沒有把握呢？我讀唐啟華新著《洪憲帝制外交》之時，屢屢想起這個問題，讀畢才發(fā)現(xiàn)，以彼時情勢之峻急，只怕參與博弈的任何一方都不敢使用“把握”一詞。何況在局中，袁世凱早已失卻先手，被迫看人眼色，任人擺布，縱有反撲，卻也乏力。所謂弱國無外交，更兼弱國不思奮起，反入歧途，這外交，無論如何都將是一場鬧劇、一筆爛賬。
《洪憲帝制外交》
唐啟華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版
袁世凱欲復辟帝制，必須過列強這道關。民國初年，在中國最有發(fā)言權的列強，包括德國、英國、法國、俄國、美國、日本等。不過，哪怕從帝制運動的醞釀階段計起，德、英、法、俄諸國皆已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泥沼，或者分身乏術，或者有心無力。當時德國明確支持帝制（如朱啟鈐云“帝制之興，蓋造端于德國”），英國卻不因與德國為敵而對帝制大加反對，抑或愈發(fā)熱衷，只是謹慎建議袁世凱延期到戰(zhàn)爭結束之后進行；如《洪憲帝制外交》所述，法、俄之流更像跟屁蟲；美國雖在戰(zhàn)局之外，卻一貫中立或騎墻。真正有欲望、有力量主宰中國進程的只剩下日本一家。
《洪憲帝制外交》一書主題，可視為中、英、日三國博弈史。英國對待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態(tài)度相當明晰，起初考慮到一戰(zhàn)的形勢，主張延緩，后來為了拉攏中國參戰(zhàn)，同意登基，最終則惟日本馬首是瞻，反對復辟。相形之下，日本卻一變再變，反復無常，今天唱紅臉，明天唱白臉，稱之為欲擒故縱，放長線釣大魚，也許高估了它們，要說包藏禍心，興妖作亂，則屬實情。
袁世凱稱帝
所謂洪憲帝制外交，始于1915年6月中日“二十一條”交涉結束，終于1916年6月袁世凱去世。若論中日關系，還得往前推半年，從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遞交“二十一條”文件說起。關于這一節(jié)，唐啟華意在撥亂反正，試圖拭去潑在袁世凱身上的種種臟水。一般認為，日本人有意以“二十一條”鯨吞中國，袁世凱有意復辟帝制，雙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事實上，縱使日本人如是想，袁世凱卻不上鉤，在長達三月余的交涉期間，他使用拖、賴、離間等權術，硬生生把二十一條砍成了十二條，即《中日民四條約》。對此，書中引用了王蕓生、蔣廷黻等人的評論，給予袁世凱一方以肯定：
“綜觀二十一條交涉之始末經(jīng)過，今以事后之明論之，中國方面可謂錯誤甚少。若袁世凱之果決，陸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之機變，蔡廷干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次對外交涉所少見者。”（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六卷）
“關于二十一條的交涉，袁世凱、曹汝霖、陸宗輿諸人都是愛國者，并且在當時形勢之下，他們的外交已做到盡頭?！保ㄊY廷黻《民國初年之中日關系——第六卷》）
中日雙方代表交涉二十一條
王、陳之外，當時胡適正在美國留學，聽聞此事，寫日記道：“吾國此次對日交涉?？芍^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再如日本方面，后來擔任日本首相的寺內(nèi)正毅認為，其前任大隈重信“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惹中國人全體之怨恨，而日本卻無實在利益”。
“二十一條”事件過后，日本國內(nèi)，主張中日修好的元老派漸漸被主張“大陸政策”的軍人、浪人所壓制，對于袁世凱復辟帝制，遂從觀望轉向干涉，諸般陰謀，由此而生。譬如最著名的大陸浪人、黑龍會創(chuàng)始人內(nèi)田良平，在1915年10月中旬，向元老、內(nèi)閣提出《對支問題解決鄙見》，認為若不解決袁世凱，中日融合絕無可能，“建議日本對于帝制問題，先不表示明確意見，在帝制將要面臨新政權承認與否之際，始加否認，采取所謂漸進扼殺的方法，置袁氏于死地”；與袁世凱周旋之同時，“以彼邦革命黨、宗社黨為首，并唆使其他不平份子，在支那各地騷擾，迫使其國內(nèi)陷入混亂狀態(tài)”。唐啟華指出，內(nèi)田良平的發(fā)言不止代表浪人團體，而且足以反映一般國民對日本“大陸政策”所持“最大公約數(shù)”的見解，換言之，這乃是日本國民的共識。
1913年，日本企業(yè)家與孫中山、黃興等人商討集資討伐袁世凱。
這一計劃，貌似無懈可擊，從結果來看，儼然大功告成，不過在推行過程當中，屢遭變數(shù)，譬如英國等列強的制衡、一戰(zhàn)的損益、袁世凱的權謀等，都險些改寫東亞局勢的走向。袁世凱擅長以夷制夷，此刻聯(lián)英制日，一度以參戰(zhàn)為籌碼，爭取到英、法、俄三國支持，幾乎迫使日本贊同帝制，不料英國表現(xiàn)拙劣，緊要關頭，向日本妥協(xié)，在東亞追隨日本，日本投桃報李，在歐戰(zhàn)援助英國，袁世凱就此淪為棄子，令其老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抱愧終生。這一幕，好比三國演義，只是難言哪一方代表了正義。
洪憲帝制外交的失敗，導致日本坐大，馳騁東亞，無可匹敵。袁世凱死前，對此似有預感，如其自挽聯(lián)云：“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鄙下?lián)迅速應驗，下聯(lián)終而落空，無一不是悲劇。毋庸置辯，不論生死——生前三十余年他一直奔走于抗日第一線，死后中國群龍無首，日本乘虛而入——他都堪稱日本頭號敵人。唐啟華在書中還提到一個與其呼應的細節(jié)：1916年4月中旬，梁啟超從廣西南寧發(fā)電，堅持袁世凱下野，電文云“項城猶怙權位，欲糜爛吾民以為之快，萬一事久不決，而勞他人為我驅除，則恥辱真不可湔，而罪責必有所歸”，袁世凱讀到“勞他人為我驅除，則恥辱真不可湔”一句，批云：“敵國忌恨，詎非偉人？”這有些自我解嘲的意思，卻未嘗不可視作袁世凱與日本之關系的一個注腳。
袁世凱葬禮
說到“勞他人為我驅除”，則可引出《洪憲帝制外交》一書結論。作者認為“外交因素應是帝制失敗的主因”，所謂外交因素，主要指日本的干涉。對于此說，恕我不敢茍同。這里不必說什么內(nèi)因與外因，且以勢而論，可分作造勢、借勢、順勢、逆勢。洪憲一役，造勢者無疑是云南打響反袁第一槍的蔡鍔及護國軍，此后北洋系裂變，推波助瀾，日本人變臉，落井下石，不是借勢，就是順勢，這一比，作用高下立判。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