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米哈伊爾談奧斯曼歷史研究

阿蘭·米哈伊爾（章靜繪）

現(xiàn)為耶魯大學查斯家族歷史學講席教授（Chace Family Professor of History）的阿蘭·米哈伊爾是奧斯曼歷史研究領域的一位新銳學者，他在已經(jīng)出版了三本有關奧斯曼埃及環(huán)境史著作的情況下，于2020年出版了《奧斯曼之影：塞利姆的土耳其帝國與現(xiàn)代世界的形成》，這本書雅俗共賞，它使奧斯曼歷史進入全球史講述的一部分，但也受到了一些傳統(tǒng)奧斯曼歷史學者的批評。三年后，阿蘭·米哈伊爾又出版了基于早期在埃及進行檔案研究的《我的埃及檔案》一書。近期，《上海書評》專訪了米哈伊爾教授，談談他的奧斯曼研究經(jīng)歷及反思。在這篇訪談中，米哈伊爾教授特別強調(diào)了中國崛起對全球史研究的潛在影響。

請您先談談是如何開始從環(huán)境的視角來研究奧斯曼時期的埃及？

米哈伊爾：我并非從一開始就打算研究奧斯曼埃及的環(huán)境史，我最初的興趣點是思考埃及在奧斯曼帝國中的地位。更確切地說，我的興趣是去探討埃及農(nóng)村居民——他們是埃及絕大多數(shù)的人——是如何經(jīng)歷奧斯曼統(tǒng)治的，以及我們?nèi)绾螐乃麄兊囊暯莵頂⑹鰥W斯曼的歷史。無論是過去還是現(xiàn)在，對奧斯曼歷史的書寫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部城市精英的歷史。的確，我們有大量關于農(nóng)民和其他農(nóng)村居民的研究，但這些研究多是將其視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者或承擔賦稅的主體。而我希望盡可能地將他們看作是帝國中具備能動性的更具體的形象——這也是他們本來的面貌。為此，環(huán)境史提供了一整套工具，可以幫助檢驗那些遠離伊斯坦布爾，甚至是遠離開羅的人群是如何融入更大的帝國體系的，他們的勞作如何影響帝國，以及帝國在他們那里是什么樣的。環(huán)境史提供了一種方式去檢驗跨越廣闊距離和不同社會經(jīng)濟階層的關系網(wǎng)絡。近年來，環(huán)境史的諸多研究展示了這一方法所具有的分析價值，為帝國賦予了新的面貌——新的時空可能性，以及新的方法論，使我們得以超越該領域的過往研究。

《奧斯曼的樹下》是一部研究奧斯曼埃及環(huán)境史的著作，于近年推出了中文譯本。

我強烈感受到您的研究從環(huán)境角度探討了現(xiàn)代性。例如，隨著現(xiàn)代衛(wèi)生理念的引入，動物不再扮演前現(xiàn)代“清潔工”的角色，而隨著法國工程技術的到來，傳統(tǒng)的尼羅河管理不再依賴河邊村民的本地知識。我的理解正確嗎？

米哈伊爾：是的，在我對奧斯曼埃及的研究中，我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探討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這一時期。一些歷史學家，特別是研究中東的歷史學家將這一時期視為“向現(xiàn)代性轉型”或某種從舊制度向現(xiàn)代世界轉變的關鍵時刻。就埃及而言，這一轉變要么是以歐洲殖民主義的方式來敘事，即以拿破侖及其三年占領為核心；要么則是以歐洲和美國國家形態(tài)及其功能作為范式來檢驗其它地區(qū)，進而理解一個可以識別的現(xiàn)代國家的形成。

十九世紀出現(xiàn)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認為古代東方人民是國王的集體奴隸，隨時可以被動員參與各種工程，比如金字塔的建造。然而，古代勞動史研究如今揭示了一個更復雜的圖景。在您看來，關于古代集體奴役的觀點是不是十九世紀歐洲在中東殖民實踐的投射？

米哈伊爾：我認為，無論是埃及、中東，抑或整個世界的“現(xiàn)代性轉型”，其實是一個更長期的過程，它主要與農(nóng)業(yè)領域經(jīng)濟環(huán)境的變化有關，而非其他因素。這一過程耗時數(shù)十年才得以完成，這不是任何一個人的才能或行動的產(chǎn)物。拿破侖最終只是歷史上的一個短暫插曲，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埃及的歷史軌跡。同樣，穆罕默德·阿里所建立的國家本質上是更深層次力量作用的結果。從許多方面來看，他實際上是利用并且加速了埃及已經(jīng)發(fā)生的變化，將資源和權力為他所用。歷史并非線性發(fā)展的。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尺度上，我通過研究埃及的灌溉工程，展示了它們從大約1700年至1850年規(guī)模不斷擴大、勞動使用量增加以及導致更多死亡的情況。但顯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我完全可以想象，某些十九世紀的基礎設施工程可能比古代的更為致命，而另一些則未必如此。歐洲東方主義投射的諸多問題之一在于，它們宣稱在極其復雜的情形中發(fā)現(xiàn)了確定性。他們描繪的專制君主并不具備他們聲稱的絕對權力，而自古以來的歷史也并非一場穩(wěn)步向好的（或向壞的）進程。與傳統(tǒng)觀點相對立的是，我展示了，諸如在與奧斯曼國家的關系中，農(nóng)村耕作者實際上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

《奧斯曼埃及的動物》

《奧斯曼埃及的動物》似乎較少關注埃及動物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動物之間的互動。而我對這本書的興趣源于對希臘化時期托勒密埃及象狩獵的研究。關于這一領域，目前的研究現(xiàn)狀如何？未來的發(fā)展前景如何？

米哈伊爾：或許我可以通過反思埃及是不是非洲的一部分這一爭論來回答你的問題。這是埃及歷史研究的一個主要盲點。大多數(shù)埃及歷史學家，以及更廣泛的中東歷史學者，并沒有以嚴肅的方式對待過非洲歷史。中東歷史研究領域的形成過程幾乎完全忽視了非洲，這無疑是一個問題。埃及顯然是非洲的一部分——不僅在地理上顯而易見，其歷史上的貿(mào)易路線、數(shù)千年來各個埃及政權發(fā)動戰(zhàn)爭的方式、埃及人獲取奴隸的方式也能說明這一點，而且它還從宗教、知識、家族和其它網(wǎng)絡等多個維度參與了非洲的離散。我認為，現(xiàn)在以及未來幾十年，對埃及歷史學者乃至更廣泛的中東歷史學者來說，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就是將這一地區(qū)視為非洲歷史的一部分，或者在研究埃及和中東歷史的時候，將其與非洲歷史一起思考。我還想借此機會提到另一件事。正如馬丁·劉易斯（Martin W. Lewis，斯坦福大學歷史地理學家）和卡倫·維根（K?ren E. Wigen，斯坦福大學日本歷史學者）告訴我們的，“大陸”是一個神話。我們暫且接受這一概念，埃及在“大陸”中具有獨特的位置，因為它是少數(shù)跨越大陸的國家之一，西奈半島在嚴格意義上是屬于亞洲的。在土耳其，“跨越大陸”的概念在歷史與思想領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我好奇的是，類似的思考方式在埃及和埃及歷史研究里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西奈半島與埃及其他地區(qū)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充滿著張力，它被看作是一個難以統(tǒng)治的區(qū)域或者是埃及與巴勒斯坦的中轉站?！鞍＜拔挥诜侵夼c亞洲之間”，這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略有不同的視角，還為更加嚴肅地研究西奈半島的歷史提供了新的契機。

《奧斯曼之影》出版后引發(fā)了一些批評。當時，中國的一些學者提出，這些批評可能受到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影響。我在本科時期對奧斯曼帝國非常感興趣，還曾考慮將奧斯曼時期的希臘作為我的博士研究方向。然而，我發(fā)現(xiàn)美國的奧斯曼研究幾乎被土耳其學者主導，現(xiàn)代希臘研究則完全被希臘學者占據(jù)，這讓我感到卻步。我并不后悔選擇希臘化和羅馬時期的近東作為我的博士研究領域，是因為我的學術對話者主要是希臘羅馬史學家和古典學者，對我這樣一位中國學者，他們顯然比奧斯曼或現(xiàn)代希臘歷史領域的學者更加包容。四年過去了，您如何看待這一經(jīng)歷？

米哈伊爾：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和當時一樣——并沒有對其過多關心。不過，你提到的另一個問題確實值得思考。

奧斯曼歷史不僅僅是土耳其歷史學者與其他土耳其歷史學者之間關于土耳其的奧斯曼歷史的對話。土耳其并不擁有，也不應擁有對奧斯曼歷史的壟斷權。顯然，奧斯曼歷史遠不止是土耳其及其1923年成立的共和國所關切的事。正如你所指出的，土耳其民族主義確實對奧斯曼歷史產(chǎn)生了不良影響，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會如此。你不愿意進入奧斯曼研究領域只是眾多例子之一。鑒于該領域中土耳其學者的數(shù)量，他們確實有責任更加警惕封閉性和民族主義的滲透。這個領域需要更加開放，實際上，這種開放已經(jīng)在發(fā)生。可以說，在過去數(shù)十年里，該領域最有趣的研究往往是由那些超越傳統(tǒng)土耳其范式去研究奧斯曼歷史的學者完成的。我的研究也受益于這種趨勢，而且希望自己在這方面能有所貢獻，同時，也希望研究土耳其之外的奧斯曼帝國其他繼承國家的歷史學者數(shù)量能夠有所增加。事實上，這種趨勢已經(jīng)開始，但鑒于中東當前的狀況，這一趨勢是否會持續(xù)下去并不明確。不過，也許這一趨勢會加速推進——如今土耳其是研究阿拉伯世界歷史檔案最方便的地區(qū)之一。利用奧斯曼檔案（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帝國檔案）來敘述中東或巴爾干地區(qū)的歷史意味著什么？這是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需要明確的是，研究土耳其以外地區(qū)的奧斯曼歷史學者在這個問題上也有責任。他們也可能是民族主義者。他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奧斯曼帝國的歷史，無論是在希臘還是其它地方。在我最熟悉的地方——埃及，情況正在發(fā)生變化，但在現(xiàn)代埃及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歷史學家們對埃及的奧斯曼時期（超過三個世紀的時間）幾乎置若罔聞。他們要么認為奧斯曼帝國與埃及歷史毫無關聯(lián)，要么將其視為一個應當推翻的外來殖民力量。這兩種觀點導致埃及在這幾個世紀的歷史被解讀為與奧斯曼帝國無關的，甚至是對立的。

《奧斯曼之影》的中文譯本

《奧斯曼之影》已經(jīng)嘗試從全球視角審視奧斯曼帝國。在早期現(xiàn)代研究中，研究伊朗、印度和中亞的學者在探索早期歐亞帝國之間的聯(lián)系與比較方面取得了更多進展。那么，從歐亞視角來看，奧斯曼歷史研究的現(xiàn)狀如何？

米哈伊爾：狀況并不理想，我們總體上并未發(fā)展出將奧斯曼帝國視為歐亞歷史一部分的思維習慣。雖然確實有不少優(yōu)秀的研究做到了這一點，但在整個學術領域，這僅僅是例外。在我們對奧斯曼帝國的認知中，歐洲占據(jù)了過多的主導地位，這種情況既不必要，也非常令人懷疑，甚至可以說是危險的。我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土耳其對奧斯曼研究領域影響的延伸，尤其是我們考慮土耳其與歐洲關系的特殊復雜性的時候。在《自然與帝國：奧斯曼埃及》中，我試圖在敘述的絕大部分內(nèi)容里避免關注歐洲，僅在結尾時稍作涉及。同樣，我對塞利姆的興趣以及許多奧斯曼歷史學者對他關注不足的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征服幾乎完全集中在中東地區(qū)。相比之下，歷史學家更偏好塞利姆之子蘇萊曼，因為大家認為他參與了歐洲的帝國博弈，這種偏好清楚地反映了歐洲中心主義。實際上，塞利姆通過領土征服，使奧斯曼帝國不僅成為世界上的主要力量，也使其成為一個“中東帝國”。歐洲對他而言似乎并不重要，這一點值得我們關注。畢竟，在奧斯曼帝國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其疆域的絕大部分都位于西亞，而非歐洲。因此，亞洲應該成為我們的重點。奧斯曼歷史以及更廣泛的中東歷史必須超越對歐洲的關注，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對許多人來說仍然難以理解。

有趣的是，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或許正處于一種歷史轉變的邊緣，不僅是整個世界，我們奧斯曼研究領域這個小圈子也是如此。世界范圍內(nèi)多重復雜且交織的因素預示著這樣的變化。2008年的金融危機及其引發(fā)的全球財富鴻溝，讓新自由主義下的普世自由的穩(wěn)定狀態(tài)已經(jīng)緊繃（我們有理由這樣說）。這一點體現(xiàn)在某些人對民族國家政治回歸的呼聲上，例如要求完全本土化的供應鏈和生產(chǎn)，甚至各種形式的國族主義涌現(xiàn)。在此背景下，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的衰落及多極世界的興起（其中最顯著的是中國，但也可能包括印度以及其他國家和非國家主體）似乎標志著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一個美國主導下的經(jīng)濟與政治權力結構不再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時代。中國的崛起（或印度的崛起）將西方與“其它”舊有的對立關系——其中歐洲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關系是一分支——推向防御地位。更廣泛地說，經(jīng)濟崩潰、戰(zhàn)爭、難民問題，還有氣候變化及其它環(huán)境變化，都迫切需要新的解釋框架，也同時為歷史學家想象新的方法論提供了機會。尤其是在像中東這樣因政治與軍事沖突而動蕩的地區(qū)，當前的局勢對我們這些歷史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認為，這一局勢特別要求我們提供對長時段歷史過程的理解，揭示這些過程如何塑造了統(tǒng)治、發(fā)展和轉型的結構。

“文化轉向”在這里是沒有幫助的，我們需要更深層次的分析。文化在此不具備主要的解釋力量。這些世界力量的轉移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結構與能動性這對二元關系，特別是在冷戰(zhàn)結束后歷史研究對文化問題的傾斜。

冷戰(zhàn)的平衡與當今世界顯然有重要且關鍵的不同：中國的崛起、歐洲的加速邊緣化，以及美國的衰弱。這些變化對奧斯曼歷史研究產(chǎn)生了重要且潛在的積極意義。奧斯曼歷史作為一個現(xiàn)代學術領域是在冷戰(zhàn)期間美國主導與持續(xù)的歐洲中心主義背景下建立的。那么，在一個中國成長為全球力量而歐洲日益衰弱的世界中，奧斯曼歷史將如何呈現(xiàn)？需要明確的是，我并不是說中國比歐洲“更好”或者我們應該對中國的崛起心存感激。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需要去描述一個顯而易見的現(xiàn)實并嘗試去思考其可能的結果。奧斯曼歷史學者長期以來既接受又批判他們的歐洲中心主義執(zhí)念。這種西方的視角有多種表現(xiàn)形式。在經(jīng)驗研究上，許多研究都集中于奧斯曼帝國與歐洲之間的具體聯(lián)系，比如通過貿(mào)易、智識交流以及外交活動。然而，這種分析常常以犧牲帝國與其它重要地區(qū)的聯(lián)系為代價，例如非洲、波斯化世界或黑海地區(qū)。與歐洲的聯(lián)系當然值得研究，但不能以研究其他方面的聯(lián)系為代價，這正是該領域長期以來的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歐洲對中東地區(qū)資產(chǎn)階級通過高等教育的培養(yǎng)過程，進而塑造了許多精英主義文化史研究。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將基于歐洲經(jīng)驗的概念工具和思想引入奧斯曼帝國研究。這是一個長期困擾該領域的根本問題（其它領域也面臨類似問題），但許多奧斯曼歷史學者似乎仍對這樣做自鳴得意。然而，中國的崛起或許可以幫助奧斯曼研究擺脫對歐洲的執(zhí)念。隨著我們所處的世界向中國傾斜，新的機會隨之涌現(xiàn)。從基本層面來看，這意味著歷史學者將不可避免地接觸并深入思考來自中國歷史研究的思想。需要再次強調(diào)，這并不是簡單地用中國模式去取代歐洲模式，而是去提出挑戰(zhàn)，促使我們思考比較歷史研究的政治、智識和制度意義。誰知道未來會怎樣？這只是我的思考，但我認為，我們正處于一個重要且適時的機遇期，來重新審視我們的范疇與概念的相應基礎。

《奧斯曼之影》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向公眾普及奧斯曼歷史的一次嘗試。我剛剛訪問過伊斯坦布爾，發(fā)現(xiàn)那里有很多中國游客。有趣的是，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如果提到伊斯坦布爾，人們常會不滿，認為應該稱其為君士坦丁堡。我對此感到困惑，因為這反映了對奧斯曼歷史了解的缺乏。從我的興趣和知識背景來說，相比大多數(shù)中國網(wǎng)友，我可能更有理由去懷念君士坦丁堡，但我并沒有，因為我知道現(xiàn)在的伊斯坦布爾是在奧斯曼早期在君士坦丁堡廢墟之上建立的。您是否注意到，歐洲或美國有類似的現(xiàn)象嗎？

米哈伊爾：這很有趣。使用“君士坦丁堡”實際上是一種有意繞過奧斯曼帝國的行為，暗示伊斯坦布爾是對其“常態(tài)”的背離——所謂“常態(tài)”是指這座城市是希臘的、基督教的、西方的。中東早期現(xiàn)代和現(xiàn)代歷史處于其古代的陰影之下是真實存在的。不過，在我的研究中，我對古代埃及的興趣并不大。正如你暗示的，奧斯曼歷史值得獲得比學科本身更廣泛的聽眾。它對其他歷史研究以及對我們世界形成都具有重要意義?！秺W斯曼之影》一書提供了幾種理解這種意義的方式。當然還有許多其他方式，而我們作為奧斯曼歷史學家，需要向別人展示為什么這個帝國是重要的。這也是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一個論點。我們的目標并不是要說奧斯曼帝國和歐洲或中國是一樣的，而是要展示它的獨特性，以及這種獨特性如何在世界上體現(xiàn)出來。

您最新的著作《我的埃及檔案》（My Egypt Archive）獲得了與人類學相關的獎項。能否簡要介紹一下這本書，并順便討論一下歷史學與人類學之間的關系？

《我的埃及檔案》（My Egypt Archive）

米哈伊爾：總體來說，我更像狐貍而非刺猬，我喜歡嘗試不同類型的歷史研究和使用多樣的方法。我們的工具箱里需要有多種工具。相比之下，在方法論思考、對不同寫作模式的反思，以及將學者（無論是人類學家還是歷史學家）置于敘述之中這些方面，人類學通常比歷史學更有優(yōu)勢。這些只是我們可以從人類學領域學到的眾多重要經(jīng)驗之一。在《我的埃及檔案》中，我嘗試進行一種自我民族志的寫作方式，我在書中某處稱之為“自傳非虛構”（autononfiction），以此來思考歷史研究的技藝、歷史學家在這一實踐中的位置，以及2011年起義前十年的埃及歷史。那些年，我身處埃及檔案館的政府官僚體系里，得以觀察國家是如何運作的——檔案室既是國家權力的體現(xiàn)，也正是奧斯曼國家產(chǎn)生著那些我桌上所閱讀的文檔。這本書試圖通過以一種獨特而個性化的研究經(jīng)驗，將這兩個世界融合在一起，從而對歷史及其方法提出一些更深層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