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京官十八年的交游與應酬

道咸年間，清朝經歷了鴉片戰(zhàn)爭與太平天國運動兩場傷筋動骨的戰(zhàn)爭，日趨衰敗。整個官僚體制亦日見迂腐與疲沓，大批進士出身的文官聚集京師，奔走夤緣，以獲遞補或外放的機會。雖有同治中興，治標不治本，光緒年間的官場仍是舊象。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中說道：“京官貧不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論年世鄉(xiāng)誼，曲計攀援，先往投謁，繼以宴樂，冀獲微潤……近日資郎多于蟣虱，窮不聊生，膻附腥鉆，其卑彌甚。”李氏客居京師幾十年，所記當時風氣是十分普遍的。

沈曾植于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順天鄉(xiāng)試中舉人，光緒六年（1880）庚辰科會試中進士奉旨以部屬用，簽分刑部，同年五月到部實習，一直到光緒九年（1883）期滿奏留。光緒十六年（1890）十二月，沈曾植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中，光緒十七年（1891）沒有記錄沈曾植是在刑部任職，還是到總理衙門任職。十八年（1892）三月，補授刑部貴州司主事。十九年（1893）充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同年，題升安徽司員外郎。兩年后題升江蘇司郎中。光緒二十三年（1896）四月，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保奏，例俸期滿，并俟知府，得缺后在任，以道員補用。光緒二十三年（1896）五月，經刑部堂官保送，以繁缺知府用。自此沈曾植也成為候官群體的一員。

官缺有限，而欲入仕者無窮。在清朝，官員通過地緣、親緣、同事等網絡關系，優(yōu)先獲得署缺、差使，是很艱辛的。士人十分重視并刻意經營這些關系，“同年”“世伯”“座主”……都在彼此關照的共同利益體中，甚至連童試、鄉(xiāng)試的關系也帶到京師來，成為人脈關系中的一環(huán)。

沈曾植在京做官十八年，雖比一些候補文官要安定些，但在刑部總理衙門任職，大多清閑，薪俸微薄。何剛德在《春明夢錄》里記載了京官的收入情況：“京官廉俸極薄，本無貧富之別，而所賴以挹注者，則以外省所解之照費，飯食銀堂司均分，稍資津貼耳?！庇谑牵┎艹鼋Y，官始分省，各設印結局，派專員管理而均分其數。而光緒初年（1875），浙江在京印結局情況，李慈銘有記：“吾省印結局以部曹之進士出身者輪管。朋占漁利，出入不謹。近來此輩皆亡賴村氓，不通一字，而無恥益甚……自吾鄉(xiāng)孫慶咸、謝鉞、戴堯臣等相繼管局，爭競錐末，物議沸騰，至寧波人凌行均、湖州人章乃畬沿其下流，遂同盜賊矣?！彼^印結，是清代官場的一種“潛規(guī)則”。凡想通過捐途獲官的人，不論所捐官職品級高低，都要繳具同鄉(xiāng)在職官吏的保結印保證手續(xù)，這種保證要繳納一筆保結銀才得以獲具，捐得越多，獲選的機會就越大。印結費每月結算，按總數之多少，分配于各京官?？上攵渲械拿鼙锥藚采?，而士人又不得不賴此途以補生活費用。光緒八年（1882）十一月十七日沈曾植的印結手續(xù)，是由李慈銘代辦的。處于這樣一種特殊的環(huán)境，像沈曾植這樣的小京官，交游圈就脫不開同僚、座主等關系了。

京官清苦，一心獲晉，能有這種本事的人畢竟少數。如《清稗瑣綴·京官之消遣》中所記：“前清京官，向稱清苦，其有當權弄賄，炙手可熱，車馬衣冠，臣門如市者，不三數人。即術工奔走，機善夤緣，上諂下驕，藉于其期伺漁人之利者，亦屬極少數人。其大半則蕭索閑居，以詩酒聲色自娛而已。光緒宣統(tǒng)間，國是最紛，政潮亦最激，而多數京官，仍頹唐如故。其供職各部者，惟每晨到署畫到，近午即歸，謂之上衙門，此外毫無所事，亦由各部人員，浮于所職故也?！边@從客觀上助長了京官宴集行樂風氣。惜沈曾植寫日記“不恒其德，斷斷續(xù)續(xù)，未幾廢之”，不能像李慈銘、鄭孝胥的日記那樣，可以為后人提供了解當時的具體生活情況的資料。但從《袁昶日記》所記多條中，可推想沈之為人：

子培言世故溷人，往往阻人孤往之興，良由事勢使然。

———（光緒十一年）乙酉（1885）正月十四日

沈君子培謂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光緒十二年）丙戌（1886）十月四日

子培有避世斂德之言，極愜心曲。

———（光緒十三年）丁亥（1887）三月二十八日

沈曾植的學術地位在清季稱得上是大人物，尤其在西北輿地、元史、律學、宋明理學方面，用功多在京官時期。李慈銘在日記中稱：“子培兄弟年少好學，一時儔類，罕見其匹，略微發(fā)之，亦能起予。”另一條亦記：“子培親老身弱，勤學耆古，今以刑部貴州司主稿兼在總理各國衙門行走，疲于吏事，故冀入臺，以謀息肩。”因李、袁與沈來往非常密切，被譽為“浙中儒林，鼎足而三”，上述所記可以作為京官時期沈曾植生活的真實記錄。

畢竟沈曾植“少孤，獨學無友”，來到京師，立足不易，揚名更難。加之京城又是人才淵藪之地，“光緒初年以至中葉，翁文恭（同龢）、潘文勤（祖蔭）等扢揚風雅，寶竹坡（廷）、陳弢庵（寶琛）等砥礪名節(jié)，京曹人才號為最盛。風會所趨，雖手無斧柯，亦儼然負朝野之望”。《孽?；ā返谖寤刂刑魄涞溃骸肮湃苏f京師是個人海，任憑講什么學問，總有同道可以訪求的?！毕挠邢募邢??；蛴谓纪饷麆x，或召歌郎行樂。應酬飲宴，征逐之風日甚?！肚灏揞愨n》亦有所記：“京師為士大夫淵藪，朝士而外，凡外官謁選及士子就學者，于于鱗萃，故酬應之繁冗甲天下。嘉道以前，風氣猶簡靜。征逐之繁，始自光緒初葉。且中進士者，凡于座師、房師及朝殿覆試閱卷大臣，例執(zhí)弟子禮，位尊者或投三四刺，始獲見。外此鄉(xiāng)會同年及同署、同鄉(xiāng)皆須投謁，仆仆不得少憩，日以為常?！鄙蛟搽m勤學嗜古，有避世獨往之心，但于宴飲應酬，亦不能免。

筆者依據《沈曾植年譜長編》及其他文獻資料，將沈曾植京官十八年的主要宴集活動做了一個宴集表，從中可以看出沈曾植交往最為密切的都是同年或同鄉(xiāng)。同年中有黃紹箕、于式枚、徐琪、丁立鈞、朱福詵、梁鼎芬、李慈銘、左紹佐、王懿榮、褚成博、潘遹、龐鴻書、王蘭、王頌蔚、王彥威、王詠霓等。而光緒六年（1880）庚辰科考官為時任戶部尚書景廉；副考官為時任工部尚書翁同龢，吏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麟書，以及兵部左侍郎許應骙。同考官中有翰林院編修鮑臨、龔履中，以及詹事府右春坊庶子王先謙等，在晚清士林中可謂著名，皆一時之選。

同鄉(xiāng)中有袁昶、朱一新、陳遹聲、孫詒讓、葛金烺、殷萼庭、顧家相、黃體芳、勞乃宣、劉承干、羅振玉、龐元濟、濮子潼、錢駿祥、沈家本、施補華、孫寶瑄、湯壽潛、陶濬宣、汪大燮、汪康年、汪鳴鑾、王繼香、吳講、吳品珩、吳慶坻、吳士鑒、徐定超、許景澄、嚴修、楊晨、張美翊、張預、張元濟、周家祿、朱祖謀、蔡元培、陳邦瑞、陳麟書等。

同為京官的有林詒書、顧印愚、江標、李盛鐸、傅云龍、陳熾、康有為、文廷式、柯逢時、鄭孝胥、王仁東、柯劭忞、蒯光典、況周頤、張元普、王仁堪、盛昱、劉岳云、繆荃孫、繆祐孫、葉昌熾、張謇、屠寄、楊崇伊、張孝謙、張蔭桓、王鵬運、曹元弼、陳寶琛、王闿運、鄧承修、費念慈、樊增祥、馮煦、徐寶謙、傅增湘、翟鴻禨、蕭穆、易順鼎等。

其中有不少是兄弟倆一起出席宴集的，如錢駿祥與錢熊祥、王仁東與王仁堪、鄭孝胥與鄭孝檉、朱一新與朱懷新、劉家立與劉家蔭、陳夔麟與陳夔龍、孫寶琦與孫寶瑄、汪大鈞與汪大燮、張詧與張謇、志鈞與志銳、龐鴻文與龐鴻書、陳寶琛與陳寶璐、繆荃孫與繆祐孫等。沈曾植則是三兄弟：長兄沈曾棨、五弟沈曾桐，同時馳譽京師。也有父子一起的如黃體芳與黃紹箕、陳寶箴與陳三立、吳慶坻與吳士鑒，亦是一時美談。

由于“滿漢分城居住”的政策，自康熙年間起，京師宣南一帶成為各地漢族京官密集之地。詩文酒會，清議朝政，風流不盡，才人最盛?！巴⒐忾g，某科會試場后，潘文勤公祖蔭、張文襄公之洞，大集公車名士，宴于京師陶然亭。所約為午刻。先旬日，折柬招之，經學、史學、小學、金石學、輿地學、歷算學、駢散文、詩詞，就其人之所長，各列一單，州分部居，不相溷也。凡百余人，如期而至，或品茗談藝，或聯(lián)吟對弈，無不興高采烈。”“福山王文敏公懿榮官京師久，交游既廣，每以春秋佳日，與潘文勤、張文襄、洪洞董研樵、鄒縣董鳳樵、太谷溫味秋、儀征陳六舟、巴陵謝麐伯、余姚朱肯夫、吳縣吳清卿、會稽李莼客、甘泉秦誼庭、績溪胡荄甫、光山胡石查、遂溪陳逸山、大興劉子重、儀征陳研香、元和顧緝庭、歙縣鮑子年、長洲許鶴巢遞為詩酒之會，壺觴無虛日?！彼姆絼倭?，集于都下，花下拊心，尊前飲泣，流連忘返，他們甚至連家事、國事全部置之腦后，以至于素來以揮霍享受為慣的李慈銘都發(fā)出“行樂乃至此乎”的感嘆！

這批京官宴飲場所，除各自寓所外，大多集中在北京宣南南橫街一帶，如聚寶堂、萬福居、崇效寺、便宜坊、財神館、松筠庵、赤城精舍、越中先賢祠、福隆堂、廣和居、宜勝居、城漫堂、天寧寺、燕市酒家、什剎海酒樓、長椿寺、軒翠舫、嵩云草堂、龍樹寺、綠香館、先哲祠、義勝居、西爽閣、太和樓等，以及全浙會館、安徽館、江蘇館、粵東新館等一些會館。

上述場所中，以長椿寺、崇效寺、龍樹寺、陶然亭、松筠庵、天寧寺、嵩云草堂等最為著名。長椿寺，明孝定太后建。光緒年間，士人們一有大型宴飲，多往長椿寺。崇效寺亦稱棗花寺，在柳湖村西，風景宜人，清代有不少文人題詠寺中景象。龍樹寺是清代京官最喜歡去的地方，每到人日、花朝、寒食時節(jié)，冠蓋如云。陶然亭又稱江亭，康熙年間為江藻所建，“宣南士夫宴游屢集，宇內無不知有此亭者”。松筠庵為明楊繼盛故宅，沈曾植、文廷式、康有為等常在此庵議論時局，發(fā)動公車上書。天寧寺中有一塔為遼代所建，寺為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亦是清末士人詩文酒會之所。嵩云草堂乃明代高拱所建，為顯宦巨賈宴集之所。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公車上書時，嵩云草堂與松筠庵一樣，成為各省舉子集會場所，非常著名。而廣和居、萬福居則是京城“八大居”之一，馳名一時。

全浙會館是清代浙江京官的聚集之所，“觀壁門所懸鄉(xiāng)先正書畫，金冬心松樹直幅，為盧雅雨畫者，氣力雄厚；梁文定公行書絕句直幅，筆勢超秀。余真贗半，亦有佳者，皆紫泉（濮子潼）經營得之，可謂勤矣”。院內有紫藤精舍、鄉(xiāng)賢祠等建筑，有二聯(lián)為李慈銘所作：

一

舊記續(xù)名園，略參東浙西湖，別有洞天開日下；

先賢傳勝事，相勖文章道德，長留典錄照寰中。

二

古義士誓不與仇共天，乃有今日；

鄉(xiāng)先生歿而可祭于社，其在斯夫。

越中先賢祠舊名會稽山館，創(chuàng)自明季，清朝重建，稱浙紹鄉(xiāng)祠，光緒甲申（1884）改為越中先賢祠。李慈銘為越中文壇魁首，所以，常至越中先賢祠宴請同僚。

京官們之所以熱衷于各種詩文酒會，一是獲取朝中各種信息，尤其是赴京應試的舉人們；二是各逞文采，藉以揚名立身；三是公卿大人借宴集而風流自任，營結派別。光緒年間，宣南文人大多清流之士，有所謂的“南北派”之爭，北派以張之洞為領袖，南派以李慈銘為魁首，又分別拉李鴻藻與潘祖蔭為后臺。很明顯，李慈銘的聲望與政績遠不及張之洞，但由于浙江文人聚集京師人數多，亦能頡頏北派。沈曾植雖出生于京城，中進士后交游圈子基本都是南方人士，屬于南派中人。他與張之洞的交往是他因丁憂南下后，應張之洞之邀，赴武漢任職兩湖書院才密切起來的。

宴集表中的許多人物，如潘祖蔭、黃體芳、陳寶琛、寶廷、許景澄等都曾被派到各地任主考官或學政，各地士紳紛紛趕來宴請，刺探消息。此亦當時朝士之風氣，難怪沈曾植會對袁昶講有“避世斂德”之說。

這些士人的交往活動主要包括：一、宴飲酬應，詩文酒會；二、送往迎來，吉慶喪吊；三、冶游娛樂，揮霍奢侈；四、官場禮例，以敦義誼。李慈銘有一首詩，可謂是京官生活的寫照：

文章學俳優(yōu)，師友供狎玩。淫聲益佚離，大義日破散。

入耽博弈戲，出逐雞狗伴。置身或廟堂，遇事同盍旦。

鈐尾聽吏胥，俯首刮幾案。謬種束一轍，馴致釀大亂。

本文節(jié)選自《沈曾植的交游與學術》一文，收錄于《何為通人：經世視野下的沈曾植》，浙江省博物館編，陸易主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25年1月，作者戴家妙為中國美術學院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