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詩人與佛門有緣，佛門中也頗見詩之苗裔

詩歌與佛教的關系是雙向的：不只是詩人與佛門有緣，佛門中頗見詩之苗裔。佛教的教理往往以偈頌的方式表達，偈頌與詩則是“近親”——有些偈頌與詩幾無二致。更有意思的是，僧人之中有不少詩翁，吟風弄月的興趣似乎超過了青燈黃卷。雖說是塵緣不凈，卻也在佛教與士大夫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有意無意地擴大了佛教在讀書人中的影響。

詩僧是一種復雜的文化現(xiàn)象。詩家講“緣情”，僧家講寂滅，從道理上講，“詩”與“僧”鑿枘不相容。但是，自佛教昌大于中土的南北朝至晚清，以詩名世的僧人歷代史不絕書。僅以唐代論，《全唐詩》便錄有詩僧115家、詩45卷，《唐才子傳》提及唐代詩人398名，其中詩僧便有53名，足見禪林詩風之盛。對于這一現(xiàn)象，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中概括道：

自齊、粱以來，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猷、惠休、寶月之儔，馳驟文苑，沉淫藻思，奇章偉什，綺錯星陳，不為寡矣。厥后喪亂，兵革相尋，緇素亦已狼藉，罕有復入其流者。至唐……有靈一、靈徹、皎然、清塞、無可、虛中、齊己、貫休八人，皆東南產(chǎn)秀，共出一時，己為錄實。其或雖以多而寡稱，或著少而增價者，如惟審，護國、文益、可止……等四十五人。

這就勾勒出了詩僧現(xiàn)象源起流變的大致脈絡。

錢鍾書對此也有一個梳理：

釋氏作詩，唐以前如羅什《十喻》、慧遠《報偈》、智藏《三教》、無名《釋五苦》、廬山沙彌《問道扣玄》，或則喻空求本，或則觀化決疑，雖涉句文，了無藻韻……初唐，寒山、拾得二集，能不搬弄翻譯名義，自出手眼；而意在貶俗警頑，反復譬釋，言俚而旨亦淺……僧以詩名，若齊己、貫休、惠崇、道潛、惠洪等，有風月情，無蔬筍氣；貌為緇流，實非禪子，使蓄發(fā)加巾，則與返初服之無本（賈島）、清塞（周樸）、惠铦（葛天民）輩無異。

他在勾勒脈絡中雜以評論，評論的標準是詩歌的風格與價值，評價相當中肯，同時指出文士與僧人之間并無淄澠之別，也很有見地。只是詩僧中自有標格卓迥者，并不止于上述諸人。

一

早期詩僧首推東晉的支遁。前面已談到他與名士文人交往的情況，而他本人不僅清談超妙，詩也寫得相當不錯?！稄V弘明集》中收有其作品二十一首，其中半數(shù)為《贊佛詩》《長齋詩》一類佛教題材，其余則為《詠懷》《述懷》等感物詠志之作。佛教題材寫得詞采華美，但缺少詩味；詠志詩介乎玄言與山水之間，既直言老、莊玄理，又描寫“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時珍”的山林生活，后者與謝靈運等人的山水詩情味仿佛，在詩壇有一定的影響。但支遁在當時，主要面目還是在“僧”，而不在于“詩”。他的佛學修養(yǎng)深湛，著有闡說般若與禪的多種著作，對頓悟也有獨特的理解，成一家言。所以，他雖能詩，卻還不是典型的詩僧。

《神駿圖》（局部），中間為支遁

最早一批以詩名著稱于世的僧徒是南齊的惠休、道猷及寶月，三人同列名于鐘嶸《詩品》?！对娖贰蜂泝蓾h至齊梁間的五言詩人，時間跨越六百余年，僅著錄122人，故入其品第者均為一時作手?；菪莸入m列于下品，卻也說明已具有相當?shù)摹爸取薄?/p>

三人中，惠休的名氣尤大?；菪菟仔諟?，字茂遠，生活于劉宋時代，入齊而終，與詩人鮑照、顏延之同時代而略晚。青年時代為僧，因詩而享盛名。宋孝武帝劉駿命其還俗為官，至揚州從事史。其詩集今己散佚，僅存作品11首。鐘嶸對惠休詩的評價是“淫靡，情過其才”，沈約的評價是“辭采綺艷”，顏延之的評價是“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后生”。三人立論角度不同，但基本看法是一致的，都認為湯惠休寫男女戀情時渲染過分、風格綺艷。三人的評語都含貶意，而以顏延之尤甚，竟指責湯詩有“毒害青少年”的不良社會效果。一個僧人擅作情詩已可駭怪，又得此評價則愈發(fā)難堪。我們且來讀一首他的作品，看看究竟如何?！对乖娦小罚?/p>

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滿，斷絕孤妾腸。

悲風蕩帷帳，瑤翠坐自傷。妾心依天末，思與浮云長。

嘯歌視秋草，幽葉豈再揚。暮蘭不待歲，離華能幾芳?

愿作張女引，流悲繞君堂。君堂嚴且秘，絕調徒飛揚。

這是樂府古題。自班婕妤以還，作者甚眾，多寫怨婦思念良人之苦以及年華易逝、人壽不永之感嘆。惠休此作亦未脫窠臼，只是將這兩方面熔鑄一體，情思跌蕩，語意工切，故在同題作品中允為上乘。若說風格“綺艷”則有之，稱“淫靡”“誤后生”則未免太過。推想顏、鐘過責的原因，恐怕與惠休僧徒的身份不無關系——一俗人作此情語尚可，出家人則頗嫌心猿意馬了些。

但是也有人恰恰因這種身份與內(nèi)容的反差而激賞此詩。清代詩人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評論這首《怨詩行》道：

禪寂人作情語，轉覺入微處亦可證禪也。

從思婦的怨詞情語中看出禪意，沈老先生可謂別具慧眼。只是對于大多數(shù)讀者來說，感受到的還是纏綿情思與深切悲哀。

惠休還有一組短詩享有盛名，就是《楊花曲》三首：

葳蕤華結情，宛轉風含思。掩涕守春心，折蘭還自遺。

江南相思引，多嘆不成音。黃鶴西北去，銜我千里心。

深堤下生草，高城上入云。春人心生思，思心長為君。

春心、相思，加上柔婉的風格，無論如何也和僧人的形象聯(lián)不到一起。特別是與稍早一些的陶淵明、謝靈運相比，便明顯感到湯惠休風格的獨特了。

由于詩作的綺艷風格，時人多把惠休與大詩人鮑照相提并論。蕭子顯的《南齊書·文學傳論》稱：“休鮑后出，咸亦標世?！辩姂梽t講：“鮑、休美文，殊已動俗?！辩娤斦J為，惠休的成就不及鮑照，這種并稱的評價并不準確。比較起來，鐘嶸的看法是正確的，但并稱之說也是事出有因?！对娖贰吩u鮑詩為“靡嫚”“諔詭”“險俗”，“頗傷清雅之調”，與惠休詩評價相類。可見在當時人眼里，惠休與鮑照是同一風格流派中的詩人。有趣的是，目無下塵的李太白還曾就“休鮑齊名”做過一首詩：

梁有湯惠休，常從鮑照游。峨眉史懷一，獨映陳公出。

卓絕二道人，結交鳳與麟。行融亦俊發(fā)，吾知有英骨。

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月。大海乘虛舟，隨波任安流。

賦詩旃檀閣，縱酒鸚鵡洲。待我適東越，相攜上白樓。

這首詩的題目是《贈僧行融》。詩中以惠休、鮑照來比行融和自己，這對休、鮑很有些“抬舉”的味道。

對于這個并稱問題，還有另一種戲劇化的說法。南齊羊曜璠講，顏延之出于對鮑照文才的嫉妒，故意提出休、鮑齊名之說，造成輿論，借惠休來貶低鮑照。此說可信與否，已無法考定，但由此也證明：惠休當時是個有影響的詩人，由于寫情輕艷，聲名頗具爭議。實際上，湯惠休的詩風在一定的意義上，是開了齊梁“宮體”的先河。

另外兩位詩僧的名氣要小一些。道猷是東晉高僧道生的弟子，俗姓馮，后改帛，山陰人，曾為宋文帝講解頓悟之義，得到好評。其詩僅存一首《陵峰采藥》：

連峰數(shù)千里，修林帶平津。云過遠山翳，風至?；拈?。

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

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這首詩歷代評價甚高。明人楊慎認為“連峰數(shù)千里，修林帶平津”與“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四句是“古今絕唱”；王夫之則評為“賓主歷然，情景合一”；鐘嶸也稱之為“清句”。平心而論，僅就此詩而論，取境、情趣倒是有一些詩僧的“本色”，其格調、風致，則放到陶、謝之作中也并不遜色。可惜他的其他作品散佚不能得見了。

寶月俗姓康，生平材料很少。從僅有的一點資料看，他有音樂才能，曾為齊武帝的詩配曲，似乎是個牽纏在名利中的和尚。《玉臺新詠》中收有一首《行路難》，題署“釋寶月”，詩云：

君不見孤雁關外發(fā)，酸嘶度揚越。

空城客子心腸斷，幽閨思婦氣欲絕。

凝霜夜下拂羅衣，浮云中斷開明月。

夜夜遙遙徒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

寄我匣中青銅鏡，倩人為君除白發(fā)。

行路難，行路難，夜聞南城漢使度，

使我流淚憶長安。

此詩寫征夫思婦之情，雖屬舊題，間有新意，取境、句法似對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都有些影響，但著作權卻大成問題。據(jù)《詩品》，這首詩本為東陽柴廓所作，寶月曾留宿其家，抄寫到手。柴廓不久去世，寶月便竊為己作。廓之子帶手稿去京城，“欲訟此事”，寶月只得“厚賂止之”。此說若屬實，寶月的人品便太卑下了。寶月現(xiàn)存詩還有二首，為樂府舊題《估客樂》。其一云：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

有信數(shù)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風格與那首《行路難》相去較遠，有些類似于民歌的味道?？磥礴妿V所講是比較可信的。一個出家人出此下策博取詩名，既可見本人求名的迫切心情，也反映出一個時代的社會文化氛圍。正如鐘嶸所講：“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鶩焉……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本褪窃谶@樣一種詩的迷狂中，佛門弟子中六根不凈者也終于陷溺進去了。

從上述三個詩僧留存的作品看，他們在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時，對自己佛門弟子的身份并不十分在意。與后代詩僧相比，他們詩作的最大特色就是無特色——無論在取材上，還是情感、境界諸方面，都與同時代的俗家詩人差不多。

本文節(jié)選自《結緣兩千年：俯瞰中國古代文學與佛教》（陳洪 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