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騰訊文化在紐約曼哈頓對美國作家唐·德里羅進行了專訪。采訪地點在他的經紀公司。他比約定時間早到，然后安靜地坐在正午的陽光里，逆光讓他的臉沉入暗影。不巧的是，他感冒了，采訪是在他盡量壓抑的咳嗽聲里完成的。
今年81歲的唐·德里羅，是在世的美國小說家中最著名的幾位之一。他早已被認為是經典作家。挑剔嚴厲的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就認為，美國當代最杰出的四位小說家，是唐·德里羅、菲利普·羅斯、托馬斯·品欽和科馬克·麥卡錫。
德里羅也是整個下一輩美國作家的文學偶像。他的追隨者中，就有成就斐然的大衛(wèi)·福斯特·華萊士和喬納森·弗蘭岑。近年來，他也是美國獲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作家。
從某種意義上說，德里羅這批出生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作家，趕上了寫小說的好時候。他們出生于光輝的“美國世紀”，但因為大蕭條，人們的樂觀中不免蒙上了一層陰影。其后世界大亂，東西兩分，“冷戰(zhàn)”成為這一代作家整個成年生活中最鮮明真實的底色?！袄鋺?zhàn)”陰影下的美國內部也經歷了劇烈的動蕩與重整，從肯尼迪被刺、民權運動到反核反戰(zhàn)，整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似乎都給人一種“歷史正在眼前展開”之感。
這些都進入了德里羅的小說，并成為了他創(chuàng)作的核心主題。從第一部小說《美國風情》開始，德里羅就已經在思考肯尼迪被刺事件對美國人集體意識的深刻影響?！翱謶帧焙汀岸嘁伞笔堑吕锪_小說中反復出現的主題，它們以不同的方式，在《天秤星座》《名字》《白噪音》《毛II》和《地下世界》中出現。
或許因為這個原因，評論界在德里羅身上安放得最多的一個標簽，就是“偏執(zhí)多疑”（paranoia）。德里羅對此不以為然。他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偏執(zhí)多疑的作家，“文化本身就是偏執(zhí)多疑的”。
德里羅小說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或許不在于它們寫了什么，而是在于它們書寫的方式，以及作家獨特強烈的語言魅力。在接受采訪時，他饒有興味地講到自己對字母形狀、音節(jié)多少的在意。他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海明威《永別了，武器》的開頭。他本人的語言頗有海明威的干凈硬朗之風，以及同樣令人著迷的神秘感和洞察力，或許，還多了一些詩意。出版社在重版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時，為德里羅本人也重出了一套作品。談到這一點時，德里羅自稱意外，但顯然，他很滿意與這二位為伍。
在訪談接近尾聲時，騰訊文化作者問德里羅，有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得諾獎。他坦陳，在人們開始經常談起這種可能性時，他確實想過。
“我想，我只需要活得足夠長吧?！彼哪樕下冻隽祟B皮的淺笑。
黯淡年代：肯尼迪被刺事件造成了恐懼
騰訊文化：聽說你是用打字機寫作。
德里羅：是的。我用的是一臺手動打字機，是買來的二手貨。我從1970年代中期就開始用它，到現在，它仍然運轉良好，我用它也用慣了。我想我喜歡它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字體比較大，所以我比較容易看到紙上的東西。
很早之前，我就會在打字時把文章分成很短的段落，這也是為了能更方便地看到剛剛寫下的東西。而且在同一頁紙上，我不會去寫下一段——我會再放一張新的紙。
騰訊文化：你怎么修改呢，是用筆在打字稿上修改嗎？
德里羅：是的，用筆，在紙上改。然后我會重新再打一遍。
騰訊文化：你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寫最初的十年里，你寫了許多小說，但并沒有受到太大的關注。那時你的心態(tài)是什么樣的？
德里羅：我沒注意到自己受不受關注這件事。那時獲獎對我來說不重要，我不在乎。我不認為自己是美國當代小說潮流中的一分子。我不認為我已經進入其中了。
那也是一個比較奇怪的年代。就算在那時，一個小說家有沒有登上《紐約時報》書評版的頭版，對出版商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意外的是，我的第二本書《球門區(qū)》（End Zone）登上了頭版，這讓我的出版商很高興。當然，它也是一件好事。除此之外，那是一個黯淡的年代，但這恰恰是符合我當時的心境的。
就算在開始獲得更多關注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應。這種關注是從《名字》開始的。
《名字》
《白噪音》
后來是《白噪音》，這本書獲得了很多關注。之后是那本關于肯尼迪被刺事件的《天秤星座》。
騰訊文化：你是怎么想到去寫《天秤星座》的呢？
德里羅：它讓我也很吃驚。我覺得是因為在那個時期，總統(tǒng)被刺事件一直被人們反復爭論：殺手是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嗎？還有別的槍手嗎？
我對整個事件和背后的文化現象很感興趣，就去了達拉斯、沃斯堡、邁阿密、新奧爾良做研究。我第一次為一本書去了那么多地方。
我在這些城市的街上游蕩，邊走邊做筆記。我想知道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住在哪里，我想去看他住過的那些房子。整個過程很有挑戰(zhàn)，但也非常有收獲。這本書也獲得了不少關注。
那時也是美國歷史上的多事之秋。發(fā)生了更多的刺殺事件，以及暴動、游行。當然，還有戰(zhàn)爭，包括越戰(zhàn)。那是美國歷史上一個非同尋常的年代。
騰訊文化：是的。所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對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時期，在你后來的作品中，這個年代反復出現。而在你的作品中，“恐懼”也是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
德里羅：還有“偏執(zhí)多疑”（paranoia）。
人們認為我是一個偏執(zhí)的小說家，但我不是。文化本身就是偏執(zhí)多疑的。我認為它的直接起因就是1963年的肯尼迪被刺事件，它的影響持續(xù)了二十多年。
我記得，在我的第一本小說《美國風情》（Americana）里，我就寫到過這個事件。我是1968年開始寫這本書的，在小說的最后一頁，我決定讓主人公大衛(wèi)·貝爾成為肯尼迪總統(tǒng)車隊里的一員。所以那個事件中的許多地點都出現在了小說中：拉斐爾德機場、三道橋、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工作過的教科書倉庫、埃爾姆街……我記得我曾經坐在車里，或者站在圍欄后面，看著埃爾姆街……這就是當時的狀況。
騰訊文化：在你看來，肯尼迪事件造成的恐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國的集體意識？在你還沒有專門去寫一本關于它的書時，你就已經寫到它了。
德里羅：我認為是的。這種恐懼一直在延續(xù)。我后來在《毛II》和《地下世界》中都寫到了。《毛II》里寫的是恐怖主義，《地下世界》寫的是對世界的不信任。一開始，我只是對1941年的一場著名的棒球賽感興趣，我以為它就是一個50頁的小東西。
《地下世界》
騰訊文化：但《地下世界》最后變成了800頁，是你最長的一本書。在這本書里，你寫到了很多不同時空的人物和故事。
德里羅：《毛II》為這本書做了準備，但我沒有想到《地下世界》會變得這么長。寫這本書用了五年，在這期間，我沒有考慮過它會花我多長時間。我只是去做了必須要做的，不去管結果如何。它是一個挑戰(zhàn)，我想我完成了這個挑戰(zhàn)。
希臘歲月：歷史就在你眼前發(fā)生與展開
騰訊文化：你的文字風格很特別，它結合了兩種十出突出的品質，即簡潔和激烈。你是什么時候開始意識到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風格？
德里羅：我想，它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形成的。從六十年代晚期到整個七十年代，我一本接一本地寫了好幾本小說。對這些書，我完全不后悔。
但在八十年代早期，情況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我搬到了希臘，住在雅典。當時最大的一個變化，是我開始注意到周圍的那些藝術：三維的藝術，大理石上古老的希臘字母。我開始特別仔細地觀察那些字母的形狀。
我不懂希臘文，對那些古老的歷史，我一句話、一個字都讀不懂。但我非常用心地觀察那些字母，然后我發(fā)現，我自己在寫作時變得更仔細了。我會去看那些句子中的單詞，以及單詞中的字母。有時候我會發(fā)現字母之間的聯系，比如一個詞開頭的字母和結尾的字母之間的聯系。我認為這很有趣，對我來說，這是一種視覺體驗。我從八十年代就開始這么做了。
騰訊文化：你關注的是這些字母視覺層面的關系？
德里羅：在寫我最近的一本小說《開氏零度》（Zero K）時，我寫下了一句話：“Sky, pale and bare.”注意pa和ba的關系。然后是“Day fading in the west. If it was the west, if it was the sky”。兩句話里幾乎全是單音節(jié)的詞，只有一個詞有兩個音節(jié)。這不是事先計劃好的，但寫出來后，我就注意到了。
德里羅手稿
《開氏零度》
騰訊文化：所以這幾乎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
德里羅：是的。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同時也是一種視覺行為。雖然我是在寫散文，而且讀者對此未必會很留意。
騰訊文化：這種對視覺的關注，可能給你的語言增加了一種音樂性。
德里羅：我希望是的。
騰訊文化：離開美國去希臘生活的這段經歷，影響了你看待美國的視角嗎？
德里羅：我認為是的。而且我是在雅典。在那個時期，整個中東和地中海區(qū)域也發(fā)生了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比如伊朗君主制度的終結和霍梅尼的上臺。突然間，雅典有了許多伊朗難民。在那個地區(qū)還發(fā)生了許多劫機事件。在那個時期，你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種動蕩不安，那種“歷史就在你眼前發(fā)生與展開”的感覺。這幾乎給我每一天的寫作都提供了新鮮材料。
騰訊文化：這成為了你的小說《名字》的創(chuàng)作背景，它也是你最早獲得廣泛關注的一本小說。
德里羅：是的。我從來沒有這么工作過，從來沒有體會過將前一天的經歷直接轉化成第二天的工作的感覺。
它是一種美妙的體驗。就在我的身邊，可以寫的太多了——人物、地點、事件。那些餐廳、酒吧，旅居國外的美國人是什么樣的，他們怎么生活，所有這些都直接進入了《名字》這本小說。
我十分享受寫這本書的過程，就好像材料都是現成的，我甚至都不用坐下來思考。它們就在我身邊，唾手可得。這本書就是這么寫成的。如果沒記錯的話，寫這本書，我只用了兩年。如果現在要我去寫它的話，我可能永遠也完不成。
抗拒標簽：一生沒有任何要抱怨的地方，除了這場感冒
騰訊文化：你是美國作家里比較關注政治的，許多人認為你是一位政治作家。你認為這是你所經歷的時代帶來的嗎？
德里羅：我不這么看待我自己，雖然大多數人這么認為。
人們看待一本書的方式很奇怪。他們不僅把我稱為政治作家，也把我稱為后現代作家。后一個標簽也是我無法理解的，至少我不理解它為什么會被放在我身上。我看自己作品的方式是和別人不同的。
騰訊文化：所以你不是很喜歡這個標簽？
德里羅：哦，也不是不喜歡。他們可以這么叫我，我只是不知道對此該怎樣回應。作為一名作家，我這一生還是很幸運的。我沒有任何要抱怨的地方，除了這場感冒。
騰訊文化：“死亡”在你的小說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這是一個很多作家很晚才會去面對的主題，但你從年輕時就對它很著迷。這是為什么？
德里羅：我想，這是因為我是在一個天主教家庭里長大的，肉體的易朽與精神的不朽是我們學校教育的一部分，也是我們經常在星期天彌撒中聽到的。盡管這種天主教教育并沒有持續(xù)太久，但我想，它一定留下了一些影響。
在我小時候，星期天會給人一種不一樣的感覺。幾乎所有人都會去教堂。在一些特殊場合，你會體會到某種不一樣的美感：一場長長的葬禮彌撒，唱詩班在臺上歌唱，管風琴在奏響。對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體驗。我不認為它影響了我寫作的方式，但它幫助我定義了我是誰。
后來我不再去做彌撒了，我開始去看電影。
騰訊文化：在某種意義上，電影也是人對抗死亡的一種方式。
德里羅：是的。吸引我的，主要是六十年代紐約電影院里的歐洲和亞洲電影。它們對我來說是一種極大的啟示。我認為七十年代的美國藝術電影是對它們的一種直接回應。
那時完成了上午的工作后，我常常會跑去看電影。它讓人深感滿足。我認為它可能確實影響了我寫作的方式。電影確實會以一種直接的方式進入你的作品，比如角色塑造，或者別的方面。
騰訊文化：對話對你來說非常重要，你使用對話的方式也相當特別，比如有時用它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你認為這一點也是因為受到電影的影響嗎？
德里羅：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認為是因為電影的影響，或者至少我自己沒有意識到。而且我也不知道該怎么去形容我小說中的對話。我嘗試著不去寫那種裝模作樣的對話，即便說話的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男人或女人。我希望它是完全自然的，不僅對我來說是自然的，對讀者來說也是自然的。而且對于我所描述的情境來說，也是自然的。
騰訊文化：你的人物既是非常善于表述的，同時又是沉默的。他們可以很能說，但常常又像在隱瞞著什么。
德里羅：在《開氏零度》中，我想阿蒂斯說話的風格是比較深刻的。我是故意這么寫的。這不是一本完全現實主義的小說，有些地方是超現實主義的。阿蒂斯確實非常善于表達。
完成初稿后，我覺得它好像缺了一點什么。后來我又寫了一大段獨白——以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各寫了一遍。我認為這很有趣。只用了兩天，我就寫完了。它成了小說的核心段落。現在這本小說就完成了。
我想，小說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能給作家本人帶來許多驚奇，因為它的廣度、深度和長度能夠容納許許多多的意外。
小說會一直活下去
騰訊文化：在小說之外，你還出版了一本短篇集。但你寫過的短篇肯定不止收入集子中的那些吧？
德里羅：是的。我沒把所有短篇都收進這本書。有一個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寫的故事，最初發(fā)表在Esquire(《時尚先生》)上，后來重讀，我不是很喜歡，就沒把它放進去。后來那本書里只收錄了九篇故事。
騰訊文化：你什么時候會有寫短篇的沖動？
德里羅：它完全是自然發(fā)生的。我總是知道一個想法是會變成一個長篇還是一個短篇，我從來沒有弄錯過。
騰訊文化：不少人說你和一些歐洲作家很像。你認為你受到了歐洲作家的影響嗎？
德里羅：我不知道。但我確實讀過很多歐洲作家的作品。當然，還有美國作家。
我認為我受過詹姆斯·喬伊斯的影響，雖然我不認為我的寫作方式和他很像。
騰訊文化：加繆呢？
德里羅：加繆是我很喜歡的作家?；蛟S他也對我產生過影響。我覺得我是應該再去重讀他的小說了。
是不是還有海明威？我在想《永別了，武器》的第一句話：“In the late summer of that year we lived in a house in a village that looked across the river to the plain to the mountains.”（那一年的深夏，我們住在一個小村子里，房子面朝河流、平原和山谷。）這就是海明威。我想，整句話里，只有一個詞是超過兩個音節(jié)的。
今年，我的出版商斯克布里納（Scribner）在重版海明威，他們也在重版菲茨杰拉德。在這個系列中，斯克布里納也為我出了一個特別版本，我根本沒想到他們會這么做，真的。我怎么有資格和這兩位作家放在一起呢？
當然了，雖然這完全出乎意料，但也讓人非常高興。
騰訊文化：你已經是美國經典作家中的一員了，許多人認為你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競爭者。特別是去年，許多媒體預測你很可能會獲獎，因為美國作家已經很多年沒有獲獎了。當然，結果出人意料。
德里羅：確實是美國人得獎了，是的。（開始唱）嘿，手鼓，為我寫一首歌吧……
騰訊文化：你聽到鮑勃·迪倫獲獎的消息時，有什么反應？
德里羅：我想大多數人已經忘了，迪倫獲得諾獎提名已經有好幾年了。大約四年前，我們就聽說了他被提名，之后連續(xù)好幾年，我們都會聽到他的名字。
當我聽到他獲獎的消息時，只是有一點點驚訝。我想，這回終于輪到一個美國人獲獎了，而他是一個我喜歡了幾十年的作家。
騰訊文化：所以你是將他當作作家來看待的。
德里羅：是的。雖然許多人不這么認為。我的第一本小說《美國風情》里，引用了他《地下鄉(xiāng)愁藍調》的歌詞，我認為這是一個絕妙的歌名，也是一個很棒的小說名字。
他獲諾獎的消息宣布時，我又想到了這件事?！兜叵锣l(xiāng)愁藍調》，多棒啊。
騰訊文化：你想過自己會得獎嗎？
德里羅：這個嘛，我得的獎已經夠多了，過去這些年，我每年都會拿一個什么獎。
當然，我確實想過這件事，但是是從過去這幾年才開始的，當人們開始討論、開始寫文章說我可能會得獎的時候。那時，我開始考慮這種可能性。我想，我只需要活得足夠長吧。
騰訊文化：你被認為是改變了美國小說形態(tài)的作家之一，你認為未來的美國小說會是什么樣子的？
德里羅：這很難預測，我只是認為小說會一直活下去。不管人們會怎么叫它，它不會消失，因為它太重要了。我認為會源源不斷地有年輕作家被這種體裁吸引，他們也將決定這種體裁未來的樣貌。
我不知道25年后的小說是什么樣子的，也許還是和現在一樣，也許會有巨大的不同。我希望美國小說會活下去，我相信它會的。我認為它足夠強大。它已經經歷了這么多的文化變遷，卻一直好好的。
騰訊文化：因為總是有人會繼續(xù)寫作。
德里羅：絕對是的。如果人們不再寫作，這就意味著我們的世界已經變得連科幻小說都無法預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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