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大禮議”是明朝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明武宗絕嗣而引起的皇位傳承難題經(jīng)由首輔楊廷和等變通《皇明祖訓》“兄終弟及”的皇位繼承原則，迎立藩王朱厚熜即位，是為嘉靖皇帝。即位之后，嘉靖帝根據(jù)自己的權(quán)力訴求革新禮制，而原有政治勢力基于傳統(tǒng)或自身立場難以認同嘉靖帝的禮制革新，雙方之間的爭論不可避免，“大禮議”由此而起，曠日持久，影響深遠。
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尤淑君研究“大禮議”多年，近日，她的專著《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quán)重塑》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刊行。在她看來，“大禮議”實際上就是“獻皇帝正名化”運動，嘉靖帝由正其父興獻帝之名而得以正自己的皇權(quán)之名，因此將“大禮議”的時間界定在正德十六年嘉靖帝即位至嘉靖二十四年七月興獻帝祔于新太廟。在書中，她對“大禮議”過程進行了細致地梳理，深度解讀《明倫大典》等禮儀文本，指出嘉靖帝雖然達成了皇權(quán)重塑、小宗變大宗的目的，卻動搖了以“禮”為主的政治文化體系，皇權(quán)私化，名分禮秩混亂，導致了明中葉政治動蕩、君臣沖突、社會失序的危機，乃至晚明政治秩序逐步崩潰瓦解。
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對尤淑君教授進行了專訪，談及“大禮儀”的過程和嘉靖朝的政治文化體系。以下為訪談?wù)摹?/span>
尤淑君教授
澎湃新聞：您研究“大禮儀”的緣起是什么？是否在研究伊始就確立了通過“大禮儀”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體系的“野心”？
尤淑君：1997年，我剛上大學，第一堂課上的是黃仁宇先生《萬歷十五年》。該書的文字簡潔，內(nèi)容精彩，并指出萬歷皇帝是一個“活著的祖宗”，無法隨心所欲。我很困惑：為什么明朝沒有宰相掣肘皇帝，萬歷皇帝卻仍要受制于祖訓、禮法、言官群體的彈劾呢？限于學力與眼界，不知其所以然。讀研究所的時候，我的專業(yè)是明清史?！按蠖Y議”是明代一個非常關(guān)鍵的事件，在“大禮議”事件里，我看到嘉靖皇帝無視禮法，廷杖群臣，幾易首輔，甚至自己制禮作樂，將本生父親興獻王朱佑杬稱宗祔廟，達成心中所望。此時，我又想起大學時期對萬歷皇帝的疑問，并對比嘉靖皇帝的手段及其野心，不同于萬歷皇帝屈從祖訓，所以讓我想研究“大禮議”，希望找到嘉靖皇帝怎樣壓制百官、甚至運用《皇明祖訓》為自己皇位正當性正名的動機、手段及其影響。
一開始選這個題目時，碩士導師張哲郎教授并不支持，覺得這個題目很多人研究過了，并作為討論皇權(quán)與官僚關(guān)系的重要案例，幾乎沒有可討論的空間。為了說服導師，我整理了“大禮議”史料長編，又考訂許多官私史書的“大禮議”敘事，并發(fā)現(xiàn)這些史料的異同之處，讓嘉靖皇帝跟官僚體系之間的君臣關(guān)系有了新的討論空間，得以看到“大禮議”與明朝政治文化的互動情形。后來，隨著連續(xù)劇《大明王朝1566》推出之后，嘉靖皇帝突然變成一個歷史熱點，“大禮議”也開始有了許多討論，也算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吧。
澎湃新聞：一般認為“大禮儀”結(jié)束于嘉靖三年九月興獻王尊稱議定，或者嘉靖七年《明倫大典》的修成。為何您將視角延伸至嘉靖二十四年七月興獻帝祔于新太廟？
尤淑君：“大禮議”在表面上是嘉靖皇帝尊崇本生父母的禮儀之爭，但在實質(zhì)上是君統(tǒng)與宗統(tǒng)、繼統(tǒng)與繼嗣、政統(tǒng)與道統(tǒng)、皇權(quán)與禮法之間孰高孰低的政治文化之爭。過去學界認為“大禮儀”結(jié)束于嘉靖三年九月興獻王尊稱議定，或嘉靖七年《明倫大典》的修成，但因嘉靖皇帝尊崇本生父母之舉，不以尊皇帝為止，而是再花了21年，終于更定廟制，將沒有做過一天皇帝的朱佑杬以“睿宗”之身份，入祔太廟。因此，敝人認為“大禮儀”要分兩個階段，觀察其性質(zhì)變化。
從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的左順門事件是“大禮議”第一階段。通過“人情論”與“左順門事件”，嘉靖皇帝軟硬兼施地壓制反對者，終于能稱興獻王為“皇考”，稱孝宗為“皇伯”。在這個階段，很多人認可嘉靖皇帝去崇尚本生父母，肯定他珍惜親情、發(fā)揚孝心的行為。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早上，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病逝，他沒有子嗣、也沒有兄弟，皇位虛懸，急需找一個皇位繼承人。明太祖朱元璋曾寫下《皇明祖訓》，提到皇帝無子絕嗣時，應(yīng)按“兄終弟及”的條件來決定皇位繼承者。問題是，《皇明祖訓》的“兄終弟及”如何認定呢？這里容易出現(xiàn)分歧。內(nèi)閣首輔楊廷和認為，只要朱厚熜接受弘治皇帝嗣子的身份后，便能根據(jù)《皇明祖訓》“兄終弟及”的規(guī)定，承接正德皇帝留下的皇位，并延續(xù)弘治皇帝一脈的君統(tǒng)與宗統(tǒng)。但嘉靖皇帝朱厚熜認為，弘治皇帝一脈已絕嗣，若按照“兄終弟及”的原則，由弘治皇帝的弟弟朱祐杬繼承皇位，但因朱祐杬已去世，遂由其長子朱厚熜繼承君統(tǒng)。嘉靖君臣為了“兄終弟及”的解釋是什么，討論到嘉靖皇帝到底要認誰為“皇考”：如果認明孝宗為“皇考”，本生父親興獻王朱祐杬怎么辦；如果認興獻王為“皇考”，作為大宗的明孝宗與明武宗應(yīng)該要怎么尊稱，怎么崇敬？這就是大禮議在第一階段的問題。第一階段持續(xù)了大概三年之久，直到嘉靖皇帝廷杖百官的“左順門事件”結(jié)束。雖然以嘉靖皇帝的勝利告終，但因為它是通過暴力的手段來平息爭論的，這就使嘉靖皇帝與官僚集團的沖突變得非常尖銳，皇權(quán)與官僚體系徹底地對立起來。這也造成了嘉靖朝政治文化出現(xiàn)分歧、萌生了黨爭的苗頭。
“大禮議”的第二階段通過《明倫大典》與更定廟制，嘉靖皇帝得以稱興獻王為睿宗、入祔太廟，奪大宗之宗統(tǒng)，還能祧遷仁宗、躋武宗的廟位之上，破壞了宗法原則，并重新詮釋官方政書與儒家經(jīng)典的相關(guān)定義，取得了話語權(quán)，讓天下之是非出于朝廷，朝廷之是非皆出于皇帝，最終后人對“大禮議”的歷史解釋可能只剩下官方的片面敘事。如前所述，在“大禮議”里有兩派主張，分別被稱為“濮議論”和“人情論”，前者堅持嘉靖皇帝要改認明孝宗為父，后者支持嘉靖只認自己的本生父?！白箜橀T事件”之后，“人情論”壓倒了“濮議論”，但不完全靠著禮教論爭的說服，還是動用了暴力的手段，所以主張“人情論”的官員如張璁、霍韜等人認為有必要整理“人情論”的理論體系，并將這幾年“大禮議”的討論記載下來，還修了好幾個版本，最后的版本是《明倫大典》?！睹鱾惔蟮洹反_立“大禮議”各項爭論的官方定論，如同嘉靖皇帝奪下了“大禮議”的話語權(quán)，讓其他論述“大禮議”的士人、學者、史家都必須參考《明倫大典》，破解“人情論”的理論基調(diào)。這樣，看過《明倫大典》的讀書人或史學家，可能他的立場就會更傾向于嘉靖皇帝和主張“人情論”的官員。通過《明倫大典》的編成，嘉靖皇帝雖獲得了官方敘事的解釋權(quán)，但朱佑杬此時的身份只是嘉靖皇帝的“皇考”與單獨立世廟的“恭穆獻皇帝”，尚未能升祔太廟，所以嘉靖皇帝需要進行禮制改革，為朱佑杬制造進入太廟的理論基礎(chǔ)，再讓朱佑杬以“睿宗”之身份，入祔太廟，甚至升祔仁宗、躋武宗廟位之上，進而達到宗統(tǒng)轉(zhuǎn)移、重塑皇權(quán)正當性的目的。
澎湃新聞：楊廷和在擬定《武宗遺詔》時迎立冊文只寫著“嗣皇帝位”字樣，沒有清楚說明朱厚熜究竟以何身份入繼大統(tǒng)，您認為楊廷和為何會有這個“百密一疏”？
尤淑君：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早上，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病逝，他沒有子嗣、也沒有兄弟，所以由楊廷和為首的內(nèi)閣暫時掌握政權(quán)。楊廷和等人面臨著極不穩(wěn)定的政治局面，不但要防范江彬等人擁兵自重，發(fā)動政變，也要盡快確立皇位繼承人，避免各地藩王叛亂，禍起蕭墻。為了盡快穩(wěn)定局面、除去隱患，楊廷和等人根據(jù)《皇明祖訓》“兄終弟及”的規(guī)定，選定皇位繼承人朱厚熜，并在三月十六日向全國頒布《武宗遺詔》，使其成為內(nèi)閣行使權(quán)力的法源依據(jù)，得以爭取時間、盡快鏟除江彬等人。正是在先皇駕崩、新君尚未嗣位的君權(quán)交替的空隙中，楊廷和得以一暢其志，快刀斬亂麻地掃蕩弊政，立下定策擁立之功。然而，楊廷和不愿多生事端，直接賦予朱厚熜得位的正當性，于是在《武宗遺詔》與迎立冊文里寫著“嗣皇帝位”字樣，借以去除各地藩王覬覦皇位的妄念，避免有人效法“靖難”，質(zhì)疑朱厚熜得位不當，卻未能清楚說明朱厚熜是弘治皇帝嗣子身份，導致朱厚熜與楊廷和兩方人馬對“兄終弟及”的認定不同，埋下“大禮儀”的導火線。
《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皇帝
澎湃新聞：“左順門”事件發(fā)生時，嘉靖帝不過外藩入繼僅僅三年，根基似乎尚不穩(wěn)定。為何他敢于對百官發(fā)如此“雷霆之怒”？“左順門”事件后，君臣之間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發(fā)生了怎樣的轉(zhuǎn)變？
尤淑君：“左順門事件”發(fā)生前，嘉靖皇帝已與內(nèi)閣大學士、翰林院、言官群體爭論“大禮儀”長達三年，并將興藩帶來的僚屬們安排到太常寺、光祿寺、錦衣衛(wèi)、司禮監(jiān)等機構(gòu)，還得到了南京六部官員的支持，例如在嘉靖三年呈送“人情論”奏疏的張璁、桂萼、席書、方獻夫等人皆是南京六部官員，可見嘉靖皇帝的權(quán)力基礎(chǔ)雖尚不穩(wěn)定，卻已掌握了幾個重要機構(gòu)，而這些主張“人情論”的支持者也可以為嘉靖皇帝舌戰(zhàn)群儒，為嘉靖皇帝擺脫了禮教的束縛，尤其是興藩舊僚控制的錦衣衛(wèi)可以充當嘉靖皇帝的打手，暴力施壓反對者，導致參與“左順門事件”的官員被下獄拷掠，有17個官員被活活打死，四品以上罰俸，五品以下廷杖，受牽連者眾?？梢哉f，“左順門事件”是明朝歷史上一個很血腥、很悲劇的事件，成為明朝政治文化的轉(zhuǎn)捩點。
“左順門事件”發(fā)生前，明朝皇帝雖廷杖大臣，但僅在羞辱他們的士大夫體面，不會真的取其性命。“左順門事件”之后，凡官員被逮、下錦衣衛(wèi)獄者，必行拷打，明朝皇帝廷杖大臣不再手下留情，使其重傷，如非奉特旨、或與司法官有交情者，始得幸免。對此，官員們也逐漸地分裂成兩個極端：一派見到皇帝的威勢，以為“法爾如是”，無不股栗，遂不敢直言進諫，逐漸得到了政治的資本，變成一味附和皇帝、阿諛奉承的媚君之臣；一派見到皇帝的威勢，以為“法不仁不可以為法”，并認為象征士人氣節(jié)的“道統(tǒng)”凌駕于皇權(quán)的“政統(tǒng)”之上，利用道德的資本才能避免皇帝濫用權(quán)力。既然皇帝不尊重“道統(tǒng)”，士大夫也會反抗“政統(tǒng)”，逐漸變成一味反抗皇帝、直言犯上的抗君之臣。君臣之間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呈現(xiàn)天平的兩個極端，“皇帝寵信”與“天下公論”之間沒有調(diào)和的余地，只能獨斷專行，徹底壓制反對者，卻造成君臣之間更尖銳的沖突，朝政也流于黨同伐異，爭搶資源，不再關(guān)注廣大百姓生活、需求及其痛苦。
澎湃新聞：很多支持“人情論”的官員都是王陽明的朋友，您如何看待陽明學與“大禮儀”的關(guān)系？
尤淑君：為了厘清《明倫大典》對官私史書的影響，敝人參考了許多私家撰史或明清學者的文集，發(fā)現(xiàn)《明倫大典》的“史官曰”代表嘉靖皇帝認可的官方敘事，并定出“大禮議”的評論標準，肯定“人情論”緣情制禮的主張，甚至誣指“濮議論”的支持者都是目無君上、破壞人倫的不忠不孝之人。支持或主張“人情論”的很多官員，他們欣賞陽明學的“致良知”之論，或和王陽明私交甚好，或和王陽明是互相有書信往來的師友、學友及筆友的關(guān)系，多少吸收或認可了陽明學的思想?？梢哉f，陽明學在江南地區(qū)的發(fā)展，有助于出身江浙、兩廣、湖廣地區(qū)的士大夫支持“人情論”，并進一步肯定個人價值之重要性，也能正視個人的情感與欲望，在思想上有推進“大禮議”之功。但“大禮議”不純粹是學術(shù)思想之論爭，更多是一個皇權(quán)與官僚群體的政治斗爭，也是皇權(quán)內(nèi)部重塑的過程，使小宗能取代大宗，使嘉靖皇帝一脈獲得宗統(tǒng)，鞏固君統(tǒng)，不再會被其他藩王取代。關(guān)于陽明學與大禮議的關(guān)系，敝人覺得王陽明基于“緣情制禮”的原則，很大可能會支持嘉靖皇帝去崇敬本生父興獻王，但當涉及綱紀倫常的宗法原則與宗廟制度時，王陽明未必會支持嘉靖皇帝更定廟制，甚至會反對興獻王以睿宗身份、進入太廟之舉。
澎湃新聞：大禮儀”的總結(jié)性文本《明倫大典》前人少有研究，您是怎么意識到其重要性的？《明倫大典》的編纂過程如何？它又如何影響了嘉靖朝的政治文化？
尤淑君：《明倫大典》是嘉靖七年由明朝刊布的官方政書，收錄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七年有關(guān)“大禮儀”的奏疏與君臣之間的相關(guān)討論，不但在嘉靖朝有其特殊政治意涵，也是后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重要資料。敝人耙梳《明實錄》后，發(fā)現(xiàn)席書等人花了很多時間與精力去編纂《明倫大典》，所以想知道《明倫大典》收錄了哪些內(nèi)容，再比對《明倫大典》與原先的奏疏有何異同之處，進而觀察被收錄《明倫大典》的上奏者之背景、晉升情形及其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厘清“人情論”的支持者與嘉靖皇帝的君臣關(guān)系。因此，敝人查找國內(nèi)外各大圖書館，得知《明倫大典》有四個版本：1、嘉靖七年內(nèi)府刻本，典藏于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及臺北圖書館；2、明嘉靖鎮(zhèn)江府刻本，典藏在北京圖書館與上海圖書館；3、嘉靖八年湖廣刊本，典藏于臺北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及美國國會圖書館；4、嘉靖經(jīng)廠本，典藏地不詳。由于臺北“中圖”藏有兩個版本，并比對了兩種版本之優(yōu)劣后，決定采用嘉靖七年內(nèi)府刻本的《明倫大典》深入研究。
在“左順門事件”強行鎮(zhèn)壓下，嘉靖皇帝勉強成功尊朱佑杬為“皇考”、“恭穆獻皇帝”，但士人們未必認同“人情論”，于是方獻夫私自編纂《大禮會章》，使天下臣民能了解“大禮儀”的是非曲直，也能洗刷議禮諸臣的惡名，打破朝堂的門戶之見。不過，《大禮會章》只收錄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九月十五日期間的資料，內(nèi)容不完整，理論也不嚴密，有必要再進一步修改。當何淵請求“立世室”后，嘉靖皇帝要求禮部尚書席書收錄何淵的意見，并在《大禮會章》的基礎(chǔ)上，重新刪選那些“人情論”的奏疏，確保新修《大禮集議》的質(zhì)量?！洞蠖Y集議》修成后，席書、張璁等人都獲得封賞，但因禮部尚書席書不愿收錄何淵請求“立世室”之議，引起嘉靖皇帝的不滿，遂追回《大禮集議》，并由翰林院負責重編《大禮全書》，間接疏遠了張璁等人。席書不得不抱病上疏，向嘉靖皇帝解釋其不收錄“立世室”之議的原因，又批評翰林院諸學士曾是“左順門事件”的參與者，不可承擔《大禮全書》的編纂工作。席書的解釋，讓嘉靖皇帝又想起張璁等人的昔日功勞，也成功引發(fā)嘉靖皇帝厭惡翰林院的情緒，于是特旨安慰席書，并命令張璁等人擔任《大禮全書》的編纂任務(wù)，扭轉(zhuǎn)了原先對議禮諸臣的不利情勢。嘉靖六年八月十五日，《大禮全書》修纂完畢，但嘉靖皇帝不甚滿意，要求增錄歐陽修在“濮議”中主張“尊親”的觀點，并仿照《永樂大典》之模式，改易書名為《明倫大典》，用以垂法萬世，以明人倫、正綱紀。
《明倫大典》的修成，不只是整理“人情論”的理論體系，重新檢討諸位參與者的功過是非，并統(tǒng)一官方說法，打壓異論，為“大禮儀”定下歷史論調(diào)，呈現(xiàn)現(xiàn)實政治與歷史評價的有機結(jié)合。當《明倫大典》被抬升到國家政書的地位后，嘉靖皇帝掌握了話語權(quán)，控制輿論的走向，異論者無法推翻“大禮儀”的結(jié)果，也讓后人只能根據(jù)《明倫大典》進行歷史評述，卻難以撼動“人情論”的理論基礎(chǔ)，“大禮儀”也成為明朝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難以割裂，而官方通過修書、操縱話語權(quán)的權(quán)謀之術(shù)也被后世效仿，例如天啟朝的魏忠賢修纂《三朝要典》或乾隆朝修纂《四庫全書》等。不幸的是，類似《明倫大典》的“史官曰”確實影響了歷史書寫的導向，使明代士人無形中受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例如《皇明嘉隆兩朝聞見紀》、《皇明肅皇外史》、《世廟余識錄》、《皇明永陵編年信史》及《萬歷野獲編》等私家史書或筆記小說，都批評楊廷和意氣用事，失事君之體，呈現(xiàn)了政治力量介入士人思想領(lǐng)域的情形。明代私家史書與筆記小說又會影響清代編成的史書，如《明史紀事本末》、《明史》、《明通鑒》等史書，多少采用了《明倫大典》的官方敘事，即使是同情楊廷和、批評張璁等人的談遷，在《國榷》里也不免批評楊廷和等人“猶堅其故舌，愈沸愈忤，愈忤愈憨”。由此可見，《明倫大典》決定明朝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立場，也左右了明清史家對“大禮儀”的敘事傾向、人物評價及其歷史定位。
澎湃新聞：“大禮儀”最終強調(diào)了“親親”“為人后”等觀念，這對民間宗族、家廟的興起有怎樣的影響？
尤淑君：根據(jù)《禮記·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大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后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也?！币庵^天子代表大宗的“皇統(tǒng)”，諸侯為別子之后，持續(xù)奉祀始祖，為“百世不遷”之小宗，“五世則遷”的士大夫可奉祀四代祖先（父親、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普通百姓無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換言之，按《禮記》規(guī)定，只有帝王、諸侯、大夫才享有建立祖廟、祭祀始祖的權(quán)力，奉祀的世代越高，意味著身份越高，普通百姓只能在自己家里祭祀父親與祖父，不能設(shè)廟祭拜，直到朱熹《朱子家禮》與明初編纂的《大明集禮》仍明確限制普通百姓的祭祀權(quán)，否則就是僭越禮制。不過，官方規(guī)定是一回事，民間實踐是一回事，有些官員私下設(shè)立家廟、祭拜祖先，而在華南地區(qū)的宗族組織已悄然茁壯，甚至逾越禮制、私下建立了祠堂。
在“大禮議”的大背景下，《明倫大典》雖被人詬病為“大禮議”的政治產(chǎn)物，但該書強調(diào)“親親之仁”的禮秩地位，讓明朝官民普遍接受“大孝以尊親為本”的觀念，使“立家廟”、“祭先祖”、“建祠堂”等需求更有其必要性，也讓小宗家系得以有一席之地。因此，夏言在嘉靖十五年提出《請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疏》，建議嘉靖皇帝準許冬至祭祖，可立紙牌位，不能立常設(shè)的始祖牌位，突破了四代先祖的限制，并允許三品以上官員可實行“大宗”原理，可以立五世祖的家廟；四品以下的中下官員實行“小宗”原理，可以立四世祖的家廟。夏言的改革方案雖沒有得到官方的采納，或由官方頒布諭旨，但明朝官民卻因“大禮議”的種種討論與禮制改革，遂認為嘉靖帝推己及人，默許夏言的提案，讓全天下的老百姓也可以盡孝心。官民百姓可奉祀始祖后，逐漸出現(xiàn)了可以歸屬的“大宗族”，一種新的宗族秩序在民間誕生了?！抖Y記》強調(diào)的大、小宗，即嫡長子繼承已經(jīng)不存在。大宗被曲解成了“大宗族”，小宗被曲解成了“小宗族”（這兩者只有大小之分，而無等級差異），乃至于“家廟”這種稱呼也逐漸消失，而產(chǎn)生了“宗祠”、“支祠”的分別。這是中國歷史上宗法制的一個極大的轉(zhuǎn)變。
在這樣的寬松氛圍下，在江南、華南地區(qū)各強宗望族紛紛建祠立廟，宗祠遍布天下，宗祠（祠堂）及宗族組織逐漸變成一種民風習俗。例如，常建華教授指出在廣東、安徽、福建的宗族都流傳著類似說法，認為“大禮議”讓嘉靖皇帝同意官員立家廟，也允許普通百姓可以建祠堂、祭始祖、修族譜，甚至大規(guī)模發(fā)展宗族組織，加速了社會基層組織的變化，甚至連土地持有的形式也出現(xiàn)了質(zhì)變。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最主要的財富就是土地，過去因諸子分家的習俗，土地資源被稀釋，但當宗族出現(xiàn)后，許多土地可以由宗族組織代持或由祠堂管理，成為族產(chǎn)。這樣的好處就是土地財產(chǎn)不會再因為分家而被分割，還會越積越多，宗族力量也越來越強大。例如在廣東、福建這樣宗族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一個祠堂擁有的土地大概能達到上萬畝之多。明清時期，中央政府的管控力沒有這么強，無法承擔大規(guī)模社會慈善救助，但宗族卻能在這時發(fā)揮功能，承擔很多的公共事務(wù)，比如救災(zāi)，或者對水利、道路的維護，借以穩(wěn)定社會秩序。明清政府對宗族發(fā)展的態(tài)度，也有其兩面性，一面依賴宗族，鞏固基層組織與地方秩序，一面壓制宗族勢力的擴張，避免架空政府。例如在清代多有宗族械斗，這就是宗族發(fā)動族人，爭搶資源，爆發(fā)矛盾。所以清朝力圖監(jiān)督和限制宗族的勢力太大。例如設(shè)置族正，用以監(jiān)督宗族，避免族長勢力太大，又如要求鄉(xiāng)約、保甲結(jié)合宗族組織，間接控制宗族，所以不會出現(xiàn)像中古時期六朝那樣豪強大族挑戰(zhàn)皇權(quán)的情況。
《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quán)重塑》，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
澎湃新聞：《明倫大典》修成后，嘉靖帝又做了哪些禮制更定？暗含了哪些政治文化意義？
尤淑君：《明倫大典》修成后，嘉靖皇帝的禮制更定，主要聚焦于廟制改革與郊祀改制。自西漢文帝行郊祀禮開始，天地分祀的郊祀禮逐漸成為儒家倡導的國家典禮，并在政權(quán)頻繁更替之際，郊祀禮成為異姓間更替皇位的正當化手段。武則天當權(quán)后，改“天地分祀”為“天地合祀”，借以制造女主當政的理論根據(jù)。洪武初年行“天地分祀”，但到洪武十年時，洪武皇帝感于災(zāi)異之說，將“天地分祀”改為“天地合祀”。為了改易郊祀禮，先改革社稷禮，罷德祖配享，打破“左祖右社”的平衡原則，確定宗廟祭禮的重要性高于社稷祭禮，提高了皇帝的地位，奠定了“天地分祀”的儀式基礎(chǔ)。為了證明郊祀禮改制的必要性，嘉靖皇帝先指出“天地分祀”合于《周禮》，又論證“天地分祀”才是洪武皇帝認可的祖制，并改配享天地的對象為明太祖朱元璋，將其推向受命祖的地位?？梢哉f，嘉靖朝廟制改革的契機實為郊祀改制的影響。一旦始祖和受命祖不符合宗廟昭穆位序時，禘祫制度受到連帶影響，宗廟位次就必須重新安排，否則就會出現(xiàn)禮秩紊亂的問題。這樣一來，嘉靖皇帝便有理由行廟制改革。
議禮諸臣張璁他們雖支持嘉靖皇帝崇敬本生父母，將興獻王尊為獻皇帝，卻反對興獻王入祔太廟，因為興獻王沒有做過一天皇帝，是不能進太廟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嘉靖皇帝只好退讓，說不進太廟，而是另設(shè)世廟（獻皇帝廟），等于是嘉靖皇帝個人的家廟，用以祭祀獻皇帝的神主。嘉靖皇帝改革廟制的動機，表面是崇敬列祖列宗。實則是讓獻皇帝廟的規(guī)制符合新太廟建筑群，盡可能地消弭獻皇帝廟與太廟群列的不同之處，進而加強獻皇帝在帝系上的正統(tǒng)性，以提升獻皇帝的政治地位。過去明代歷代皇帝神主牌都在同一個太廟里，現(xiàn)在把太廟恢復成“都宮別殿制”——把神主牌全部分散，分別放入一個一個的小房子，這樣就可以讓原本祭祀興獻王的家廟混在里面了，只要不特別去提說這是家廟，看起來與九間太廟沒有區(qū)別。魚目混珠之后，又出現(xiàn)了影子戲法，把太廟與家廟的隔閡拆掉，也就是把原本一間一間小的太廟全部打散，再回到太廟的同一個堂子里面，興獻王便以睿宗身份入祔太廟了。嘉靖皇帝借著讓獻皇帝稱宗祔廟的契機，建立了新的宗統(tǒng)，終于達成了皇權(quán)重塑的目的，鞏固了嘉靖一脈獲得帝系的正當性基礎(chǔ)。由此可見，嘉靖皇帝雖宣稱敬天法祖，但其依據(jù)《周禮》、恢復“洪武初制”等話語，卻很難洗刷私心作祟的嫌疑，備受史家批評，更甚者指責其為篡統(tǒng)之君。
澎湃新聞：您從首輔和言官的角度梳理了嘉靖朝權(quán)力形態(tài)的變化，這種政治文化體系對明朝之后的歷史有怎樣的影響？
尤淑君：“左順門事件”之后，嘉靖朝政治文化逐漸變化，官僚體系趨向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反對皇帝，皇帝說什么都是錯的；另一個極端就是討好皇帝，皇帝說什么都是對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君臣沖突就變得非常激烈。為了壓制反對者，嘉靖皇帝擴大內(nèi)閣首輔的權(quán)力，由內(nèi)閣首輔作為皇帝與官僚集團之間的協(xié)調(diào)者、白手套或替罪羊。但提高了首輔的權(quán)力后，也會衍生出其他問題，例如吏部與都察院的權(quán)力就被內(nèi)閣首輔侵奪。內(nèi)閣首輔獲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quán)力后，似乎成為實質(zhì)性的宰相，但主要的問題是君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對立未能發(fā)生制衡的作用，反而形成尖銳的爭奪。嘉靖朝的內(nèi)閣首輔雖看似權(quán)力很大，但他的權(quán)力來源永遠是曖昧和模糊的，這讓其他大學士有空間去挑戰(zhàn)內(nèi)閣首輔的地位，或發(fā)動官僚集團與言官群體的力量，反對內(nèi)閣首輔的執(zhí)政；或拋棄氣節(jié)、逢君之惡，建立與皇帝的私人關(guān)系，獲得皇帝的寵信。嘉靖皇帝善用權(quán)威，不吝恩賞，亦不惜斧鉞，并善于馭下，刻意制造若干矛盾，使其互相監(jiān)督糾舉，防范臣下結(jié)黨營私。從楊廷和到嚴嵩的權(quán)力更迭，可見內(nèi)閣傾軋之因，在于嘉靖皇帝看似提高內(nèi)閣首輔的權(quán)力，實則剝奪相權(quán)，也蔑視相權(quán)，以楊廷和定策擁立之功，卻不能對“大禮議”有所主張，終于被黜；以夏言的首輔地位，罷官之后，竟不能保全性命；以徐階之賢明，卻多年屈于嚴嵩之下?？梢哉f，嘉靖朝的內(nèi)閣首輔屢遭打擊，唯有張璁不敢侵主，遂能安全致仕，其他人的下場未有善終，不是被殺就是被抄家，不然被言官群體彈劾而去、身敗名裂。
所以“大禮議”事件改變了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不只是奉上尊號或禮制更定，還打破了原本的權(quán)力格局，使內(nèi)閣凌駕于六部九卿之上，破壞了官場上默認的晉升途徑與君臣相處之道。為了得寵，內(nèi)閣首輔只能不斷揣度皇帝的意思，依附皇權(quán)打擊異己，而皇帝為了防止臣下得窺君心、揣摩旨意，有時會故意獨斷專行，或故意駁斥正確的建議，以示君威難測，使君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相凌，演成君子與小人之搏斗，排激動蕩，不傾不止，明朝也在黨爭激烈的內(nèi)耗下，逐漸走向衰亡。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皇帝的個人性”以及嘉靖皇帝的個人性？
尤淑君：在現(xiàn)代人的眼光來看，可能會覺得“大禮議”就是一些細枝末節(jié)的事情，只不過是改“皇”、“帝”、“考”的文字游戲而已。然而，傳統(tǒng)中國政治文化以“禮”為基礎(chǔ)，依其身份，決定其權(quán)利義務(wù)，而“大禮議”爭辯的這些稱謂，不只是嘉靖皇帝孝心的展現(xiàn)，更多決定其皇權(quán)正當性的來源依據(jù)。傳統(tǒng)中國講求的是“天命”，而皇帝又叫天子，也就是說他承接“天命”，是被上天認可的上帝之子。那后來繼位的皇帝，他的天命來自哪里呢？他不能像祖先那樣去打江山，所以他就要去證明他與祖先的連接性，才能證明“天命”的傳承關(guān)系?！按蠖Y議”的這些爭論，其實是為了去彰顯嘉靖皇帝繼位的正當性，也就是“天命”轉(zhuǎn)移的合法性問題。卷入“大禮議”的這些參與者，不管是楊廷和、張璁還是后來的夏言、嚴嵩，都不完全是出于利害的算計或權(quán)力的斗爭，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也想要去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想堅持自己的學術(shù)思想，可能會與皇權(quán)沖突，違抗嘉靖皇帝的命令。
從“大禮議”的禮教論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嘉靖皇帝有他孝順柔軟、畏懼天命、崇敬禮教的一面，并不是一個絕對強勢的人，或是一個只會用權(quán)力去壓制官員的人。但隨著君臣之間不斷唇槍舌劍的過程，嘉靖皇帝也學會利用儒家經(jīng)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大臣勸諫他的話來反駁他們，并發(fā)現(xiàn)：我是皇帝，我是天子，原來我有資格可以“制禮作樂”，甚至能動用暴力去隨意擺弄“禮法”。這會帶來很可怕的后果。在皇權(quán)越來越專制的局勢下，士大夫本來用儒家文化的“禮法”束縛皇帝的個人性，遏止其欲望擴張，避免其恣意妄為，現(xiàn)在皇帝卻能控制“制禮作樂”的權(quán)力，反而用“禮法”來束縛士大夫們，使其完全俯首，再也無法用“道統(tǒng)”遏制“政統(tǒng)”的無限擴張。可以說，通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去觀察“大禮議”與嘉靖君臣的話，可以在很赤裸的權(quán)力之爭中，再看到屬于“人”的欲望，而這些欲望不完全是邪惡的權(quán)謀，也可能出于善意的同理心，只是在權(quán)力的誘惑下，讓嘉靖皇帝原本孝親的初衷逐漸變質(zhì)成了壓制群臣的野心。
此外，“大禮議”引發(fā)《朱子家禮》的變化，也影響了東亞諸國的禮制變化，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朝鮮王朝、琉球王國、安南王國及日本的宗廟制度。在“大禮議”的刺激下，這些國家的統(tǒng)治者發(fā)現(xiàn)“禮法”可以被解構(gòu)，儒家經(jīng)典與宗法原則也不是鐵板一塊，尤其是君統(tǒng)與宗統(tǒng)竟然可以分開對待，這導致了朝鮮王朝許多從旁支入繼、或政變篡位的國王，可以像嘉靖皇帝一樣，通過立家廟尊崇本生父，再將本生父的神主送入宗廟，使其轉(zhuǎn)移宗統(tǒng)。可以說“大禮議”開了一個壞頭，讓東亞諸國的統(tǒng)治者們有樣學樣，不但通過孝親的名義，伸張自己的個人性，擴張其欲望，也破壞原有的宗法原則，使小宗凌駕大宗，甚至奪去士大夫用“禮法”制衡王權(quán)的空間，達到王權(quán)擴張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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