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興華
夏志清在《追念錢鍾書先生——兼談中國古典文學(xué)研究之新趨向》（載《人的文學(xué)》，臺北純文學(xué)出版社1977年）中引述了宋淇的一封來信，感嘆“陳寅恪、錢鍾書、吳興華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后逝世，從此后繼無人”，大有黃鐘毀棄、廣陵散絕的悵惘。對大部分人而言，吳興華顯然是個陌生的名字，尤其是和聲名顯赫的陳、錢相提并論，更讓人覺得有些突兀。作為和吳相識多年的摯友，宋淇對他如此推揚難免受到私人交誼的影響，可在夏志清面前，想來總不會河漢無極以致貽笑大方吧。新近出版的五卷本《吳興華全集》（廣西師范大學(xué)2017年）盡管在輯佚、校訂、編次等方面尚有可議，卻已經(jīng)充分展現(xiàn)了這位英年早逝的學(xué)者在諸多領(lǐng)域所取得的不俗成績。尤為引人矚目的是第三卷《風(fēng)吹在水上：致宋淇書信集》，收錄了此前從未披露過的六十余封信札，頗有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議論，可以和他多彩斑斕的創(chuàng)作、研究及翻譯活動互相印證。
《吳興華全集》（第三卷）
在1951年10月11日的信中，吳興華得意地說起最近“又寫成了一篇考證文字，是關(guān)于清初一個文人陳維崧的，費了我約一年搜集材料，自己想起來，也甚好笑，以后這種傻事不打算干了”。在《全集》中并未見到這篇文章，不知具體內(nèi)容如何，不過在他身后發(fā)表的《讀〈國朝常州駢體文錄〉》（原載《文學(xué)遺產(chǎn)》1998年第四期，收入《吳興華全集》第二卷《沙的建筑者：文集》）或許與此不無關(guān)聯(lián)。《國朝常州駢體文錄》是晚清學(xué)者屠寄為表彰鄉(xiāng)賢而編纂的一部駢文總集，共選錄四十三家而以陳維崧居首。吳興華的讀后感就是從討論陳氏《與芝麓先生書》的用典開始的，其后還有一大段特意提到：“在陳維崧的《湖海樓儷體文集》里，紀念明末愛國志士和堅貞不屈的遺民的文字占有相當(dāng)大的比重，有些材料甚至是其他書中很難找到，或者經(jīng)常受人忽視的?！彪S即從中鉤沉索隱，補正了不少在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王融《青浦詩傳》、陳田《明詩紀事》、姜兆翀《國朝松江詩鈔》等諸多文獻中語焉不詳?shù)膬?nèi)容，恰能和信中所說的“考證文字”相對應(yīng)。時隔不到一個月，他在11月3日再次去信談及現(xiàn)狀：“近來偶爾還作些筆耕的工作，代人捉刀翻譯。汪中《吊馬守真文》所謂‘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似代我今日發(fā)言。費掉許多精力，千秋萬歲，誰能知道？”抑郁不平之氣躍然紙上。而《吊馬守真文》中的那兩句，同樣是《讀〈國朝常州駢體文錄〉》著重研討的對象。這或許也能作為旁證，說明這篇讀后感和他先前提及的“考證文字”關(guān)系極為密切。當(dāng)然，正式發(fā)表的論文已是洋洋灑灑數(shù)萬言的鴻篇巨制，逐一闡發(fā)聲律、對仗、典故、辭藻等駢文的體制特點，遠遠超出“考證”的范圍，想必又經(jīng)過不少潤飾增補。
《吳興華全集》（第二卷）
汪中使事精切而善于驅(qū)遣，近人對此多有評騭，李詳?shù)摹锻羧莞ο壬潯罚ā秾W(xué)制齋駢文》卷一，載《李審言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就稱其“旨高喻深，貌閑心戚。狀難寫之情，含不盡之意”。然而要逐一爬梳其所用典故的淵源所自，即便是術(shù)業(yè)有專攻的專家學(xué)者也很難措手。李詳因為“篤好其文”而發(fā)愿箋注其集，“然每篇僅得十之五六耳”（《汪容甫文箋》，載《李審言文集》），積多年之功，最終只完成了四篇。古直所撰《汪容甫文箋》（中華書局1924年）承續(xù)其事，也僅選錄十五篇予以校注。所幸《吊馬守真文》正在其列，可以和吳興華在《讀〈國朝常州駢體文錄〉》中所作的分析參照比較。而耐人尋味的是，汪中雖以駢文著稱，卻并非常州籍作家，和《國朝常州駢體文錄》也沒有絲毫關(guān)聯(lián)。吳氏援引其文只是為了證明典故運用得恰當(dāng)，可以“供給能掌握的讀者以額外的快感，使他們能更深刻地透入一層”。在行文之際如此旁逸斜出，不經(jīng)意間恰恰透露出平日興趣所在，不妨藉此窺探他鮮活復(fù)雜的內(nèi)心世界。
古直：《汪容甫文箋》
針對“如黃祖之腹中”句，古直引《后漢書·禰衡傳》：“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雖然準(zhǔn)確無誤，可難免讓不熟悉此事原委的讀者莫名究竟。吳興華盡管也引錄了《禰衡傳》，卻兼及此事本末：“衡為（黃祖）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所欲言也！’”相形之下，無疑更能引導(dǎo)讀者聯(lián)想起汪中的游幕生涯，加深對文意的領(lǐng)會。針對“在本初之弦上”句，古直引《文選》李善注：“《魏志》：曹公曰：‘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fā)?！币廊粵]能徹底消除讀者的疑惑。古氏另有按語稱：“今《魏志·陳琳傳》及《世說·文學(xué)篇》所引《魏略》，均無此語。章懷太子《后漢書》注云：流俗本有之。”對李善注是否可靠看來還略有質(zhì)疑。吳興華則轉(zhuǎn)錄《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七所引《魏書》：“太祖平鄴，謂陳琳曰：‘卿昔為本初（袁紹）作檄書，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fā)。’太祖愛其才，不咎。”使原文中的“本初”得以落實，對讀者疏通文詞大有裨益?！短接[》雖成書于北宋，但其部類和內(nèi)容大多因襲北齊的《修文殿御覽》和唐代的《藝文類聚》《文思博要》，這些類書的編纂都在李善注《文選》之前，以此為據(jù)也未嘗不可。古直的箋注本久負盛名，但就翔實地詮解這兩句中的典故而言，吳興華顯然不遑多讓，甚至堪稱后來居上。
不過，典故溯源無論如何精確，終究難免“釋事忘義”之譏，《汪容甫文箋》就每每令讀者于心未愜。而吳興華在疏釋典故之余，還做了一番淋漓盡致的剖析：“寥寥幾個字表達了極復(fù)雜的感情。若是我們不怕煞風(fēng)景，把原來是渾然一氣的文字加以分解，可以看出這里面至少含有以下幾個成分：對自己文筆能夠‘如人意所欲言’的驕傲；對自己得不到賞音，不能從事更有價值的著作的憤慨；對那些不學(xué)無術(shù)、暴戾成性的官僚們的厭惡；對由于代人立言而蒙受嫌嫉的悲嘆。所有這些都蘊蓄在極其詳雅有節(jié)制的詞句里，因此更能震蕩讀者的心靈?！彼议偷奈恼乱馓N大多言之有據(jù)，頗能體察作者百味雜陳、欲說還休的心態(tài)。這固然是因為吳氏善于涵泳文意，可如此不厭其煩，恐怕更有幾分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的意思隱匿其中。
在他寫給宋淇的書信中，不難發(fā)現(xiàn)可資參證的內(nèi)容。比如他曾自詡“我可以不帶驕傲的說我是新詩人中極少真能窺舊詩之奧的人”，并屢屢批評林庚的新詩“句拼字湊，神孤離而氣不完”，“處理題目的手法還在原始階段中。只寫眼前所見，心中浮薄之感”（1943年2月20日）；“只是在自己面前豎起一個非常arbitrary，artificial與舊詩無內(nèi)在聯(lián)系的形式，然后往里裝一點他自己輕飄飄，學(xué)魏晉六朝也沒到家的情感，所以他的詩永遠是很清楚的兩半，要合合不起來，分開哪一個也不入眼，和我的詩完全談不到一塊。此外我從古、律中提煉出來的詩也是戛戛獨造的，絕不依傍任何人”（1944年4月12日）。要知道林庚此前已經(jīng)出版過《夜》（開明書店1933年）《春野與窗》（開明書店1934年）《北平情歌》（風(fēng)雨詩社1936年）《冬眠曲及其他》（風(fēng)雨詩社1936年）等多部詩集，連眼界極高的廢名也情不自禁地贊嘆：“在新詩當(dāng)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因為他完全與西洋文學(xué)不相干，而在新詩里很自然的，同時也是突然的，來一份晚唐的美麗了?！保ā读指煊⒄Q的新詩》，載廢名《談新詩》，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年）吳興華只在報刊上零星發(fā)表過若干詩作，終其一生也沒有正式結(jié)集。不過僅憑這些就足夠驚才絕艷了，以致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也忍不住宕開一筆，“提一提詩人吳興華”，強調(diào)“他嘗試創(chuàng)造一種有中國古詩詞特點而又融會西方詩重要成就的韻律和語法，效果很理想。如果在1949年后他能有機會繼續(xù)在這方面努力下去的話，他可能已成為一個大詩人”。可知吳氏如此尖酸刻薄，絕非狂妄自大，不知深淺，而是憑借個人的創(chuàng)作體驗，設(shè)置了更高的標(biāo)準(zhǔn)來加以衡量。
即使時移世易，今非昔比，吳興華也依然故我，鋒芒畢露。在給宋淇的信中他還說起，“若你有機會翻翻現(xiàn)有的翻譯，即最有名的，其中謬誤可笑之處亦難免。我想我們大概看看，動手就譯，不見得不如卞之琳等人”（1951年6月13日）；“看到一本眾口交贊的朱生豪譯的莎翁戲曲，朱氏為一年青學(xué)生，有此毅力，自可佩服，后來死了沒有譯完。序中旁人把他捧得‘一佛出世’，甚為可笑。我想若給我們工夫，譯得比他一定要好，至少文字要通得多”（1951年8月4日），恣意臧否而毫無掩飾，充滿舍我其誰的豪氣。他后來參與校訂朱生豪所譯《莎士比亞戲劇集》，但又另起爐灶獨自翻譯《亨利四世》，強調(diào)“詩和散文的配合與交替是伊利沙白戲劇的突出特色。譯文在形式方面盡量遵照原文。詩用相當(dāng)于原來格律的五步無韻詩體，散文用現(xiàn)代口語”（《亨利四世·關(guān)于版本、譯文和注釋的說明》，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7年，又見《吳興華全集》第五卷），一改朱譯本通篇使用散文的弊病。他的努力嘗試也得到同行的充分肯定，被譽為“解放以來最優(yōu)秀的莎劇譯本之一”（方平主編《莎士比亞全集·后記》，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足見他不僅嚴于律人，更能嚴于律己，并沒有厚此薄彼之分。正因如此，他對汪中的驕傲、憤慨乃至悲嘆也就感同身受，闡發(fā)文意時自然更能切中肯綮。
吳興華譯《亨利四世》
然而仔細推敲吳興華的那番分析，認為其中還包含著“對那些不學(xué)無術(shù)、暴戾成性的官僚們的厭惡”，恐怕就有點過度闡釋了。在《吊馬守真文》之前，汪中另撰有《吊黃祖文》（載《述學(xué)補遺》），述及后人往往同情禰衡因觸怒黃祖而被殺，但黃祖能賞識其文章，實為禰衡之知音，“雖枉天年，竟獲知己。嗟乎禰生，可以不恨”。他甚至還替黃祖鳴冤叫屈，認為“千載之下，獨受惡名，斯事之不平者也”。盡管是為了寫翻案文章而故作驚人之語，但其中也寄寓了汪中的切身體驗。凌廷堪在《汪容甫墓志銘》（載《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五）中提到他“為文以吊黃祖”，“蓋君以衡自況，而傷舉世之莫我知”，就強調(diào)其意在感慨知音難覓。江藩在《汪中傳》（載《國朝漢學(xué)師承記》卷七）中同樣指出他“嘆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吊黃祖文》、《狐父之盜頌》以寫懷自傷，而俗子以為譏刺當(dāng)世矣”，對流俗之見并不以為然。凌、江兩位和汪中交誼深厚，知言之論不容輕忽。
據(jù)其哲嗣汪喜孫所撰《容甫先生年譜》，汪中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秋曾有很短一段時間“就總督某公、巡撫某公”，隨后數(shù)年則頻繁往來于江寧、淮安、揚州、蕪湖等地，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才被湖廣總督畢沅招致幕中?！兜躐R守真文》撰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恰值他四處漫游、衣食無著之際。文中抒寫憑吊晚明名妓馬守真時的低徊悵然，既贊嘆其色藝風(fēng)情，以為“天生此才，在于女子”，又痛惜其紅顏薄命，“奈何鐘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極”，由此同病相憐，“靜言身世，與斯人其何異”?！叭琰S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正是感慨自己轉(zhuǎn)徙各家幕府，代人操翰命筆，卻無人賞識提攜的遭遇，所要表達的內(nèi)容與《吊黃祖文》并無二致。畢沅本為飽學(xué)之士，兼能愛才禮賢，聽聞汪氏如此窘迫，曾致書兩淮鹽政，囑其多予照拂。汪中在《與巡撫畢侍郎書》（載《述學(xué)別錄》）中對此感激涕零：“竊以為閣下之德量，古人未之有也。何者？古之人雖好士，必見其人而后好之，而閣下乃施之于其所不相識之人。推是心也，天下之士，其有一人不被公之澤者哉？”汪喜孫在《年譜》中還提到，《吊馬守真文》“寫定于臨終之年”，可見初稿完成后又不斷進行修訂。汪中在畢沅幕中雖因心高氣傲而與另一位幕友章學(xué)誠“議論不合，幾至揮刃”（洪亮吉《卷施閣詩集》卷十五《歲暮懷人詩》），但賓主之間還是極為融洽的。即便后來離開畢府，也得到畢沅等人的大力舉薦，赴杭州檢校文宗閣《四庫全書》。他確實替不少幕主尤其是畢沅代筆撰作文章，但這原本就是幕賓應(yīng)盡的職責(zé)，有時甚至還出于感恩回報之心，根本談不上是“對那些不學(xué)無術(shù)、暴戾成性的官僚們的厭惡”。吳興華曾對宋淇夸耀說：“我最近中國書大都念的是明清時代的史籍、詩文集。特別是明末清初的人物和文學(xué)，鉆研得相當(dāng)透徹，環(huán)顧四周，也可以說‘不如我者多，似我者少’了?！保?951年9月18日）對上述情況自然不會陌生，而之所以仍有這番誤讀，恐怕是有意藉此宣泄心中的憤懣，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汪中所述“似代我今日發(fā)言”。
宋淇
心高氣傲的吳興華對時代風(fēng)氣的驟變很難適應(yīng)，在書信中常有流露，特別是提到“現(xiàn)在大趨勢是走向?qū)嵱每颇?，拋棄文法及理論東西”（1949年3月23日），更是牢騷滿腹。精通英、法、德、意、希臘、拉丁等多種文字的他原本立志研究歐洲文學(xué)，可現(xiàn)實處境卻是“各大學(xué)都在走翻譯等路線，對文學(xué)大家諱莫如深。解放到現(xiàn)在，沒有人敢對歐洲文學(xué)作一篇——一篇——系統(tǒng)的估價介紹。前些日子開會遇到卞之琳，每討論譯一本書就要問馬克思是否提到過它，有保障沒有？令人哭笑不得。聽周煦良說他給北大外語系研究生出題：其一為以馬列觀點，回溯英國詩歌的歷史?？忌詾橹?dāng)R筆。不知他自己對這題怎么樣答法？”（1951年9月18日）而在講課時更是舉步維艱，“現(xiàn)在校中文學(xué)課大部分已處于靜止?fàn)顟B(tài)，因?qū)W生方面要求新材料、新教授法，而教師們都很無把握。自己念的書也全不知道‘有用’沒有？目前大家全往‘語言’、‘作文’、‘翻譯’里逃遁。朱光潛等人也非例外”（1951年12月18日），對荒唐刻板的現(xiàn)狀顯然忿忿不平。然而生活的困頓又迫使他不得不克制隱忍，比如聊到平時“偶爾也寫些小考據(jù)發(fā)表，舊詩駢文更是搖筆即來（我的四六，此地已略有小名），你知道這一切我不過是拿來銷磨志氣的，所以對你說不怕你笑”（1951年2月20日），在調(diào)侃自嘲中分明夾雜著些許無奈。有時更要委屈自己大材小用，“近來因稻粱之謀，為蕭乾一篇小說作翻譯，在《人民中國》上登載。一共約有五萬字，分七期登完”（1951年6月13日）；“近來我們也許要看些譯本（官方的名目是‘審查’），文字通順的十無三四，更不用談忠實準(zhǔn)確了”（1951年7月6日）；“蕭乾的小說已譯完了，現(xiàn)在正在考慮譯蕭三的。這些對我說都是機械無味的工作，但為了生活，也只有認命，疲精神于無用之地”（1951年8月4日）；“替人家譯了一小本書，《毛主席的青少年時代》，收入并不多，但暫可解決冬煤問題”（1951年10月11日），言辭中更是充滿了辛酸。這些并不屬于自己分內(nèi)而“代人捉刀”的瑣事，有不少必定是組織上交代下來的任務(wù)，根本無法推脫。他甚至誤信傳言，以為“錢鍾書現(xiàn)在全部時間幾乎沉浸在《毛主席選集》里，所以很難見到他，但聽說此事他是主動者之一，甚可喜慶也”（1951年5月13日），對自己向來欽佩仰慕的錢鍾書也頗為鄙夷不屑，對類似的事情產(chǎn)生強烈抵觸自然更是情有可原。
不斷努力去適應(yīng)周遭環(huán)境的吳興華在1952年7月19日又提起筆，對數(shù)年來的思想做了一番深刻檢討：“像許多人一樣，我已經(jīng)放棄并且批判了自己過去許多的錯誤思想，包括對共產(chǎn)黨的幼稚而錯誤的認識，以為他們沒有文化，不給人自由等等?！狈词〉膽B(tài)度無疑是真摯而誠懇的。不過據(jù)此再仔細玩味他對《吊馬守真文》的誤讀，其中隱秘也就不難推想了。這是吳興華寫給宋淇的最后一封信，自此兩人天各一方，音書斷絕。五年后，他因為妄議蘇聯(lián)專家而被劃為右派分子，失去了授課和寫作的權(quán)利。又過了九年，他在烈日下勞動改造，因體力不支而被強灌污水，并橫遭一眾暴徒的拳腳棍棒，最終倒地不起，尸骨無存。這一年，他四十五歲。（文/楊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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