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聞》與丑聞學

【編者按】

從《白宮風云》的權力制衡，到《紙牌屋》的野心博弈；從《丑聞》的道德困境，到《權力的堡壘》的協(xié)商合作，在《想象中的政治》一書作者筆下，這些熱門政治劇集不僅是娛樂，更是對現(xiàn)實政治的深刻反思，該書以這些劇集為藍本，結合政治學研究，搭建起一座理解政治的橋梁，也挖掘著其中蘊含的政治智慧與人性掙扎。本文摘自該書。

將《丑聞》（政治?。┡c丑聞學（研究這一現(xiàn)象的政治學研究方法）結合起來，可以讓我們思考兩者的意義。政治學批評電視劇《丑聞》不真實。在科學理性主義看來，政治精英要比劇中塑造的人物謹慎和嚴肅。但從設計上來講，劇本是將生活高度凝練和風格化的作品。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劇本對政治世界的思考是否有用，而不應太糾結于其本身的真實性。

《丑聞》劇集海報

丑聞往往與性事有關，而正是這些骯臟丑行對政治的科學理性表述構成了重大挑戰(zhàn)。我們可以將因追求金錢和權力造成的丑聞解釋成趨利行為，尤其是在與丑聞有關的行動得到有效執(zhí)行，而且政治家理所當然地認為能逃避懲罰的情況下。但是，從科學理性的角度來看，那些因性或浪漫動機而造成毀滅性公共影響的丑聞就比較難理解了。為什么一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政治家會做出這種次優(yōu)的行為？這些問題很難用科學的模型去分析，而且也常常被排除在政治學對政治家的研究之外。

解釋這個問題就要說到性格，也就是人身上顯性和隱性的欲望和沖動。身為顧問和前政治活動家的朱迪·史密斯（Judy Smith，奧利維婭·波普這一角色在現(xiàn)實中的靈感來源）對如何管理危機有一個總體原則：首先就不要讓自己陷入危機。史密斯發(fā)現(xiàn)她的客戶有一個共同點：所有問題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我們身上集中了自私、否認、恐懼、野心等人類特性。這些既是成功的源泉，也是墮落的根源。史密斯在其自助書籍《好的自我，壞的自我》（Good Self，Bad Self）中提出，關鍵是要保持自我警醒和自我管理。

保羅·泰勒和湯姆·菲德勒（Tom Fiedler）等拷問加里·哈特的記者同意這個觀點。他們認為，唐娜·賴斯事件暴露了加里·哈特的性格、價值觀和缺乏自制力。當被問及哈特的私生活是否屬于合法的公共事務時，菲德勒問道：“那時我們應該怎么做？我們是否應該合上筆記本電腦，搭上返回邁阿密的飛機，斷定報道這個謊言（哈特否認與賴斯有關系）不具有新聞價值？”

菲德勒認為，應該由選民來決定他們是否關心一個政治家的私人生活。媒體的工作是發(fā)現(xiàn)并公開事實。菲德勒指出，有些選民可能根本就不在乎。但對其他選民來說——菲德勒認為是“絕大多數(shù)”選民——這類信息對他們的選擇至關重要。“這就是人們熱議的性格問題，”他寫道，“這關乎候選人的本質；關系到真實性、同理心、正直、公平和其他很多方面。問題在變，候選人的立場也在變。但性格不會改變，至少不會改變很多。在我看來，記者隱瞞能全面揭示候選人性格的信息，是一種不作為的罪行?！?/p>

對保羅·泰勒來說，到1988年競選時，應該或不應該的問題已經(jīng)被現(xiàn)代媒體存在的事實所取代。人格和形象成為政治的核心議題，因為在電視和名人八卦雜志的時代，它們在包含政治的大文化中占據(jù)了中心位置。泰勒認為，政治家在這方面并非毫無責任。他們利用電視讓其個性在競選中發(fā)揮比政策和議題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探究政治家自傳的真實性就成了一個揭露偽善的事情。

馬特·貝在25年后披露了加里·哈特的丑聞，他的觀點更令人難以接受。他認為加里·哈特事件將新聞業(yè)的丑陋推到了頂峰，而這既非都出于菲德勒所聲稱的公眾意志，也不能拿泰勒說的“又不是我們先做的”來當辯護借口。貝指出，對哈特窮追猛打的記者是后“水門事件”的一代人。他們從那個時代得出了兩個結論。首先，政治家是不值得被信任的，因此不能允許一些記者與約翰·F.肯尼迪這種“流氓人物”保持密切關系。肯尼迪的濫交和吸毒行為對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林登·約翰遜沒有誠實交代他在越南戰(zhàn)爭中的真實意圖，理查德·尼克松則在越戰(zhàn)和“水門事件”中都說了謊。后“水門事件”的記者們對其前輩在這些事件中做出的共謀行為感到羞愧，以瘋狂揭露政治精英的謊言作為補償。

“水門事件”造成的第二個影響是，揭露丑聞的調查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一舉成名。每個年輕的記者都想再爆出一個“水門事件”，以此在職業(yè)圈內聲名大噪，甚至還想讓電影明星在好萊塢大片中出演他們自己。

此外，以亨特·S.湯普森（Hunter S.Thompson）等為代表人物、由大膽敘事和對政治（尤其是政治運動）豐富的側面觀察所驅動的“新新聞”（new journalism）取代了20世紀中期那種呆板和事實性新聞報道。新風格放任各種猜測和解釋，并與美國心理學（和大眾心理學）的精神分析轉向巧妙地結合起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及其關于研究對象內心潛藏某種力量的理論，成為這些想成為伍德沃茲和伯恩斯坦的人的試金石。

當政治學趨向將政治家描繪為沒有不為人知的一面、只會單向思維的戰(zhàn)略行為體時，政治新聞業(yè)則朝著另一個方向發(fā)展，開始深入分析研究對象的心理和私人生活。理查德·本·克拉默（Richard Ben Cramer）總結了在1987—1988年競選周期中追蹤報道候選人的記者們的感受：他們已經(jīng)成為“性格警察”。在競選活動中，記者團“像找尋松露的野豬一樣，在林地里四處逡巡，挖掘”候選人的性格特征?！靶愿窬臁敝械摹芭I隊”就是《名利場》（Vanity Fair）雜志的蓋爾·希伊（Gail Sheehy）。在加里·哈特退出競選幾個月后，希伊在一篇非同尋常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種關于候選人的宏大心理分析理論。

她宣稱，哈特是一個強迫性的冒險者，一心要把自己搞垮。“哈特性格中的病態(tài)缺陷”注定他會走這條路，也是他搞婚外情的驅動力，以“安撫他痛苦罪惡靈魂里的那個獨裁者”。哈特在一個僵化的、被控制的宗教環(huán)境中長大，母親要不就是躺在床上裝病，要不就是瘋狂地打掃家里直至窗明幾凈，他的心理無法正常發(fā)展。希伊的結論是：

因為宗教、社會環(huán)境和對待兒子無異于虐待兒童的母親，這個男人在一個被嚴重限制的環(huán)境中長大。漫長的童年經(jīng)歷讓他情感扭曲，他無法理解或感受人類關系中的價值……一方面，原教旨主義般的過去充滿了嚴苛和控制，這讓哈特不斷追求完美，對任何自然享樂都要進行嚴厲的自我懲罰……另一方面，他那充滿激情和世俗的一面從未在他年少時見過陽光——事實上，他的這一面在他25歲以前一直被囚禁壓制著。那個像罪犯的一面開始在牢房里蠢蠢欲動，想要越獄……最終失去了控制。

對于科學理性派的政治學家來說，性格問題充滿了爭議。性格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難以定義和衡量。政治家做了什么——他們的行為——是可以從外部觀察到的。但這種行為背后的內在推理是不可見的。

因此，政治學家大多對政治家為什么會身染丑聞，特別是性丑聞輕描淡寫，而將注意力放在事后影響：選舉結果、媒體對丑聞的報道、應對丑聞的策略。原因很簡單：根據(jù)定義，理性假設無法想象自毀行為。

如果說政治學家規(guī)避對性格的研究是一個慣例，那么詹姆斯·戴維·巴伯（James David Barber）則是個例外。巴伯認為，政治科學應該為公眾服務，而最偉大的公眾服務就是回答一個問題：我們怎么才能預測總統(tǒng)在白宮的表現(xiàn)？他對政治學的看法是，對政治的解釋源于社會的需要，而不是為了從學科角度出發(fā)追求科學合法性。

巴伯的視角超越了政策、議題、宣傳等政治活動的表象，他致力于尋求關于人的線索，將參加總統(tǒng)競選的人當作“與其他人一樣”的、追求位高權重的對象來研究。

與理查德·諾伊施塔特一樣，巴伯的研究正逢政治學行為革命的初期。對憲法文本的僵化分析已經(jīng)過時，巴伯和諾伊施塔特都認為應該重點關注政治精英的行為。這場革命還沒有出現(xiàn)大的數(shù)據(jù)抽象的理性轉向，所以又是和諾伊施塔特一樣，巴伯發(fā)現(xiàn)自己只是短暫地站在了學科的前沿位置，然后很快就被遺忘了，取而代之的是關于精英理性的嚴格假設。

還是和諾伊施塔特一樣，巴伯對同行們不愿將性格作為研究總統(tǒng)潛在表現(xiàn)的一個因素而感到沮喪。他在《總統(tǒng)性格》（Presidential Character）一書中寫道：“總統(tǒng)不是一個無形有機體，而是在一個有歷史的系統(tǒng)中擁有記憶的人。像我們所有人一樣，他利用自己的過去來塑造自己的未來。希望白宮能把卡利古拉（Caligula）變成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這種可悲的希望就像終極權力不可避免會腐化墮落的陳詞濫調一樣幼稚?！毕喾?，巴伯認為，決定總統(tǒng)表現(xiàn)的主要因素是總統(tǒng)的性格、內在動機及其在與政治世界互動時表現(xiàn)出來的個人風格。

巴伯想建立一個關于總統(tǒng)的一般性理論，但他把大部分的學術精力都花在了解釋一種政治性格上，他認為這是一種強迫性的性格，能導致自毀前程的行為。例如，伍德羅·威爾遜執(zhí)拗倔強、拒絕妥協(xié)，這使他失去了讓美國參議院通過《國際聯(lián)盟盟約》（League of Nations treaty）的機會。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不顧大蕭條時期災難性的市場失靈，執(zhí)意不讓政府干預經(jīng)濟。林登·約翰遜罔顧諸多預示越戰(zhàn)災難性后果的證據(jù)，一直堅持執(zhí)行失敗的越南政策。

巴伯的書首發(fā)時只獲得了來自學術界的一般性好評及社會上的零星關注。但在1972年總統(tǒng)競選期間，他撰寫的關于理查德·尼克松連任后會如何行事的幾篇短文引起了很大反響。巴伯回顧了尼克松擔任總統(tǒng)前的生活和他在第一個任期的表現(xiàn)，提到了尼克松性格中的“權力和控制、獨立宣示、自我關注、對懷疑者的傷害，以及羞辱和失敗之間的聯(lián)系”。巴伯認為尼克松連任有很大風險：“這種性格可能導致總統(tǒng)走向災難……危險在于，危機會轉化為一場悲劇……在尼克松感到自己的權力和優(yōu)越感面臨嚴重威脅的時候。”

巴伯是否預測到會發(fā)生“水門事件”呢？并非如此，但他從自己的總統(tǒng)性格理論出發(fā)，將其與現(xiàn)有證據(jù)相結合，對尼克松的總統(tǒng)生涯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至少在這種情況下，理性選擇方法的擁護者無法提出類似的觀點。

《丑聞》劇照

在這里，構成人物性格論述的一系列互文關系（intertextual relations）呈現(xiàn)為一組懸而未決的緊張關系：新聞媒體內部個人過失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以及《丑聞》的非現(xiàn)實主義與科學理性方法的非現(xiàn)實主義之間的關系。政治家并不像《丑聞》中所展現(xiàn)的那樣，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惡棍。但是，政治學對政治家的解釋（沒有內在矛盾驅動力的、純粹理性的利益追求者）又是否比這種刻意裝瘋賣傻的電視藝術表現(xiàn)更現(xiàn)實一些呢？

這些緊張關系不應掩蓋在這種話語中傳播的共同意義。劇本和政治學將華盛頓特區(qū)的精英們描繪成玩世不恭的游戲玩家，他們擅長欺騙，而且大多能成功地將謊言隱匿于公眾視野之外。無論《丑聞》的細節(jié)多么不真實，這種對政治的解釋反映出了對公眾人物一種普遍的、想當然的文化理念。

我們是不是為自己創(chuàng)造了一個最糟糕的世界？我們的電視劇和媒體傳播對政治人物放肆行為的無端猜測，迫使他們隱藏得更深。他們展現(xiàn)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完美的自我公眾形象，但每一個自帶“廢話探測器”的公民都不相信。我們的政治學認為政治精英瘋狂尋求利益，但無力解釋他們的動機，以至于我們無法用一個有效理論來在爛人堆中發(fā)現(xiàn)真正危險的個體。

加里·哈特對此表示遺憾。他指責媒體把他當作“某種稀有的鳥或非同尋常的生物，必須由那些分析政治的人進行解剖才能找出他做事的動機”。哈特說，這“使這個國家的媒體淪為獵人，總統(tǒng)候選人成了獵物”。哈特退出1988年大選后，前總統(tǒng)理查德·尼克松給這位科羅拉多州參議員寫了一封表達崇拜之情的信：

親愛的加里：我寫這封信是想告訴你，我認為你把這個危局處理得非常之好……你應該把評判媒體的話講出來。他們要求擁有無情質疑他人道德的權利。但當別人反過來質疑時，他們就把言論自由當作盾牌，躲在后面不出來。幾個世紀以來的哲學家已經(jīng)明確區(qū)分了自由和放縱，他們卻拒絕承認。

在記者保羅·泰勒向加里·哈特拋出了“通奸問題”后，一位讀者給他的報紙寫了一封信：“你們毀了理查德·尼克松，我舉雙手贊成。至于你們對加里·哈特的所作所為，我詛咒你們都下地獄，我要祝你們中那些不是圣人的人都不得好死?！?/p>

《想象中的政治：政治學和政治劇的解讀》，[美]斯蒂芬·本尼迪克特·戴森著，劉瑩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