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邊界團體最初作為攻擊學科正統(tǒng)的代際范式而出現。像大多數類似的反叛一樣，他們涉及一組聯盟，由占統(tǒng)治地位的一代中的一個小規(guī)模外群體與正在崛起的一代中的大部分人組成。他們也反映了自身所處的時代（20世紀60年代），從激進的政治中汲取了一些力量。
在社會學中，20世紀60年代的正統(tǒng)是帕森斯的功能主義。盡管功能主義具有值得稱道的跨學科性和理論上的一致性，但它從未產生過任何實證研究項目。此外，它與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前輩們有著共同的特點，即對社會的變化極端漠視。對帕森斯功能主義的反對意見主要來自芝加哥學派的殘余和后人身上，他們專注對偏異和社區(qū)的研究，其典型方法是田野觀察和個案研究。這些議題和方法對宏觀變化也缺乏足夠的關注，盡管芝加哥學派的鼻祖最初建構互動主義正是為了研究宏觀變化的效應。
然而，功能主義留下的經驗真空僅有部分被個案研究和觀察的文獻填補了。社會學中的第三股力量是量化的經驗主義，不久之后即占據主導地位。它逐漸占據了這一真空的其余部分。奧格本（William Ogburn）曾以他的“社會趨勢”觀念首創(chuàng)了這一流派。“社會趨勢”是對個體指標的簡單加總，這很難被認為是歷史性的。拉扎斯菲爾德等人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發(fā)展的問卷調查（survey research）方法，在20世紀60年代鄧肯和布拉列克（Otis Dudley Duncan and Hubert Blalock Jr.）從生物學和經濟學中借用路徑分析之后得到了數學上的推動。一般線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突然在社會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它驅使這門學科迅速脫離了宏大理論（有人會說是完全脫離了理論），并通過威斯康星地位獲得模型（Wisconsin status attainment model）建立了研究社會事務的基本范式和方法。威斯康辛模型密切關注微觀，只在最松散的意義上才能被認為是歷史性的。真實的行動者被變量所取代，敘事因果被具體化的變量因果所取代，真實的時間被變量的順序所取代。
歷史社會學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從理論和方法上攻擊了這些正統(tǒng)。雖然它的領導者包括了帕森派的同代人（如查爾斯·蒂利），但他們都屬于激進年代的學生。從理論上講，歷史社會學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攻擊帕森斯派框架最薄弱環(huán)節(jié)的手段——它對社會變革的取徑——同時也是將馬克思引入社會學的一種方式。在方法論上，歷史社會學譴責了地位獲得模型對微觀的關注、反歷史和反結構的特征，以及其具體化與科學主義。至于芝加哥的互動主義者們，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他們通過標簽理論對建制社會展開了深入的批判，歷史社會學選擇直接繞過他們。
對歷史社會學來說，最重要的是向“歷史”借用那莊重而體面的聲譽。史學那無可指摘但略顯晦澀的方法論，以及其對大量事實的掌握，成為否定威斯康星學派世界觀的依據。盡管史學的廣泛視野與帕森斯的正統(tǒng)學說相似，但其對事件和宏觀變化的關注則成為拒絕帕森斯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史學的體面救贖了歷史社會學家們的激進政治。即使作為一名進化論者，馬克思也比帕森斯更具歷史感。寫《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馬克思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說書人。
總之，20世紀70年代的許多社會學家，特別是年輕的社會學家，轉向了歷史社會學，因為它使人們能夠同時對帕森斯理論的保守主義和線性模型家那誤置的具體性（misplaced concreteness）進行批判。這些“歷史社會學家”構成了我們見過的明顯的代際范式。這一范式來自對一種分形區(qū)分——敘事與分析——的簡單反轉，但又發(fā)生在單一的學科內。歷史社會學與社會學主流之間的區(qū)別，概括了史學與社會學本身的區(qū)別。
但是，雖然各種智識力量產生了一個群體，他們成功地認領了“歷史社會學家”這一標簽，但至少在原則上，還有其他幾種想象或構成歷史社會學的方式。歷史社會學也可以被定義為涉及歷時數據的社會學工作；或者是對社會過程進行理論化的學者；或者是自覺地考察昔日的社會群體的社會學工作。每一種選擇都體現了與分析、因果主義不同的理解社會生活的方法，而且每一種方法都像“官方的”歷史社會學一樣，包含了一系列的工作和一群人。
在社會學中，隨著方法論的變革終于放緩到舊的數據集可以支持當前技術的地步，涉及歷時數據的工作得以在社會學中普及開來。但是，向舊數據或面板數據的轉變并沒有伴隨著敏感性的變化。人們很難將標準化的“1972-1982年勞動人口中的黑人”這類文章視為“歷史社會學”。這樣的文章僅僅是以時間作為指標變量進行的橫截面分析。它關注的是趨勢和計數，對歷史背景或偶然性的敏感度不高，對所分析的社會類別或屬性的質性變化敏感度更低。然而，也有學者開始相信，為這種分析而設計的技術有效地融合了史學和社會科學。
另一組潛在的歷史社會學家是許多對社會過程進行理論化的學者。然而，他們中大多數對“歷史變化”的思考很少。直接關注偶然過程的社會學家通常是微觀理論家，如互動主義者和常人方法學者，他們普遍假設一個不變的“社會先驗”，而這種假設在通常意義上并不具有歷史性。盡管如此，這類過程理論家顯然理解史學長期以來對偶然、意外和過程的強調，即使他們忽視了史學對一般化程度所施加的限制。
還有一種觀點，即歷史社會學包括那些自覺地研究昔日的社會群體或文化的人。雖然這個定義顯然包括前面討論過的歷史社會學家，但同時也包括了許多其他的人，他們散布在社會學的各個領域（歷史人口統(tǒng)計學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下面我將更詳細地研究這些“非官方的歷史社會學家”。
在社會學內部，有一些群體在向史學的方向發(fā)展。其中最自覺的是我們通常認定為歷史社會學家的群體，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標準分形循環(huán)中出現的那個群體。然而，其他潛在的歷史社會學家群體并不是由分形循環(huán)產生的——微觀互動主義者可能是一個例外，他們不管怎樣都以其微觀、強烈的現象學立場為顯著特征。因此，自覺的對立群體搶占了先機有其道理。
奇怪的是，這些歷史社會學家們所接受的史學正統(tǒng)，在許多方面都是他們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們試圖逃離的那一種。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歷史正統(tǒng)，首先是一種體裁和風格的正統(tǒng)。由于魯賓遜（James Robnson）和比爾德（Charles Beard）那舊的“新史學”在戰(zhàn)爭時期和戰(zhàn)后“美國高點”（American High）的壓力下已經回落了，這門學科重新轉向“共識史”（consensus history）。盡管意識到了年鑒學派（Annalesschool）的貢獻，但美國歷史學家們并不愿意效仿其獨特的（對美國人的口味來說是奇怪的）歷史和社會科學的混合體。美國史學的政治基調是平等和保守，廣泛接受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提出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出于后見之明，當時存在明顯的變化跡象，但即使到了1980年，史學的轉變跡象充其量也并不明確。
量化史學（Quantitative history）——直接借用了社會科學的方法——是對這種正統(tǒng)的反抗。量化史學的第一個研究分支是政治。它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愛荷華大學，威廉·艾德洛特（Wiliam Aydeotte）、艾倫·博格（Allan Bogue）和塞繆爾·海斯（Samuel Hays）在那里建立了一個“行為”史學的項目，并改編了格特曼階式分析（Guttman scalogram analysis），從方法論上對其進行了修改。在其他人的幫助下，愛荷華小組在密歇根大學建立了ICP（S）R（政治與社會科學校際數據庫聯盟）歷史檔案館，1969年蒂利的到來鞏固了其在量化史學的中心地位。
量化史學的第二個研究分支是經濟。該領域起源于普渡大學，產生了量化史學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用反事實論證了鐵路對于美國經濟增長來說不是必要的，他和斯坦利·恩格爾曼（Stanley Engerman）對奴隸制歷史的修訂也引起了爭議。在整個20世紀六七十年代，關于反事實分析的爭論讓計量史學（cliometrics）一直處于學科的視野中。
第三個，即量化史學的“社會”分支來得較晚，也比較分散。定量技術長期以來一直是人口史的核心，但斯蒂芬·特恩斯特倫（Stephan Thernstrom）在1964年對人類學家勞埃德·沃納（Lloyd Warner）所做的馬薩諸塞州紐伯里波特的分析發(fā)難，是社會史中第一個非常顯眼的量化研究。從手抄本人口普查和傳記數據庫中生成可用的數據所需的努力，顯然拖累了定量技術在這一領域的應用，盡管這一努力最終取得了可觀的成果。
在制度上，量化史學取了“社會科學”史之名。事實上，它所涉及的社會科學相當有限，一般是以定量方法為基礎，特別是以標準的線性模型為基礎的社會科學。因此，社會科學的許多內容被拋在了社會科學史之外。年鑒學派所特有的序列史的特點，在美國從來沒有得到過重視。盡管微觀經濟學本身具有高度的（社會）科學性，而且以其本身的方式高度量化，但它只影響了社會科學史中的經濟學一翼。而且無論如何，這一派和其他人一樣，都依賴線性模型進行經驗分析（理性選擇理論是在更晚的時候才進入史學的）。人類學理論雖然同樣屬于社會科學，但似乎在20世紀80年代完全繞過了社會科學史。只有在后現代主義全面出現在學科系統(tǒng)的其他地方之后，它才將人類學寫作帶入了社會科學史的世界，開啟了新的分形循環(huán)，其轉變仍在繼續(xù)。社會科學史學家在方法論上對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空隙的探索，得到了實質性介入的補充，這體現在各種“新史學”中。其中有些強調了傳統(tǒng)史學中被忽視的、關注這個或那個焦點的實質性群體：心理史、氣候史等。但在20世紀70年代，更重要的是各種激進歷史。雖然這些團體也認為歷史的某些方面被忽視了，但他們把這種主張變成了政治性的主張；無知乃刻意為之，而不僅僅來自智識。這里有復雜的發(fā)展過程。與社會學的歷史轉向不同的是，史學轉向社會科學的時間早于激進主義。特恩斯特倫的書，像福格爾和恩格爾曼的書一樣，缺少了后來的社會史（和社會科學史）中那種公開的辯護。但是，如果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初歷史性的一代人發(fā)現量化史學是拋開上一代人的有效工具，那么對他們的許多學生來說，量化史學更多地成為一種政治工具。
在美國，馬克思主義（或新左派）史學研究始于威廉·阿普爾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的學生，他們于1959年創(chuàng)辦了《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 Lef），并提出以“公司自由主義”為名，闡釋內戰(zhàn)以來的美國歷史。在更微觀的層面上，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戴維·蒙哥馬利（David Montgomery）和他們的學生們對一個又一個城市的工人階級群體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尤金·吉諾維斯（Eugene Genovese）對奴隸制進行了精辟的分析，其對文化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E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該書本身就是以拉斯金學院的歷史研討會（History Workshop of Ruskin College）運動為中心的，已經成為英國廣泛的馬克思主義歷史運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作品。
左派史學界因一些問題而產生了分歧，其中的大部分也是史學與社會學之間更普遍的爭論的核心。約翰遜（Richard Johnson）、塞爾伯恩（David Selbourne）和其他一些人譴責了歷史研討會、湯普森，甚至吉諾維斯，因為他們強調經驗，不相信理論，不愿意做大的闡釋性陳述，甚至對過去進行浪漫化。另一些人在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們剛開始的專業(yè)主義中也看到了同樣的問題；隨著激進的社會史學家相當成功地進軍了學界，一些批評家認為他們的工作放棄了理論上的關注，而專注于經驗主義的“好微之風”（microquarianism）。托尼·朱特（Tony Judt）和其他一些人憤怒地抗議了這后一種傾向，他們認為研究細節(jié)是“忽視政治”。于是馬克思主義者某種程度上在經驗主義和理論之間，在微觀和宏觀之間產生了分裂。事實上，這兩項區(qū)分往往同時出現，這種混同在歷史社會學中反復出現。
另一種探索史學與社會學之間分歧的新史學是婦女史。婦女史始于20世紀70年代初，以伯克希爾會議（1973年起）的組織形式出現。在主要的歷史期刊上，關于婦女和婦女問題的文章從20世紀60年代末的1%激增到1980年的10%以上。與馬克思主義史學一樣，早期的婦女史也與激進主義緊密相連；同樣與馬克思主義史學一樣，近年來，婦女史的專業(yè)和激進兩翼之間也出現了一些沖突。逐漸制度化的婦女史也出現了思想上的轉變，從早期的注重支配地位，到20世紀80年代初強調獨立的婦女領域，再到20世紀80年代末重新關注沖突和差異。因此，自20世紀60年代起，量化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和婦女史是三個最明顯的分支，代表著歷史學走向社會科學或與社會科學中的重大運動并駕齊驅。這三個分支最終都與歷史社會學的各個部分形成了聯系。但這些聯系反映了上述討論的不同背景。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因為相當不同的原因轉向了對方。
社會學家主要包括一批將史學——不管激進與否——當作一種攻擊功能主義的方式的年輕人。他們不管在思想上還是政治上都不喜歡功能主義。對他們來說，歷史意味著對特定的偉大事件或系統(tǒng)的比較研究，他們的英雄與其說是討論數字和變量的查爾斯·蒂利，不如說是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與他們的比較案例和意氣相投的政治。當時在社會學中占主導地位的量化是他們希望擺脫的夢魘。因此，他們將歷史社會學定義為一種被理論浸潤的分析，這種分析是定性的，但并不完全是敘事。
在史學方面，量化歷史學家在早先一代人的帶領下，純粹以智識理由攻擊了歷史正統(tǒng)。他們及其學生對功能主義沒有什么偏愛——特恩斯特倫的《貧困與進步》（Powrty and Pogress）就是對功能主義的攻擊——但對于宏大敘事，無論其理論性有多強，他們同樣也沒有偏愛。
對福格爾和諾斯（Douglass North）來說，理論意味著微觀經濟學理論，而對李·本森（Lce Benson）等人來說，理論意味著行為主義——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理性選擇。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出現了分裂。隨著20世紀70年代的發(fā)展，一個較老的群體活躍度降低了。他們從事的是針對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和解釋方案。另一個較年輕的群體，越來越多地主導了學術界的馬克思主義。他們專注于微觀層面，傾向于文化主義和對生活經驗的研究。這最后一個群體是女性主義史學的核心，因為后者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發(fā)展了分離領域（separatespheres）的概念。
于是，游蕩在知識之城的游客們的舞臺就這樣搭好了，他們完全繞開了彼此。社會科學史學家拒絕了歷史的有意敘事，卻接受社會科學中理論性和分析性的因果關系。他們還將史學中宏大、往往是政治性的故事，替換為社會科學對經濟與社會、微觀與未研究的事物的廣泛興趣。他們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理解因果關系，但接受了史學對事實的掌握，接受了史學對解釋地點和時間局限性的堅持。相比之下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中，是那些強調大規(guī)模研究的群體認可了理論與因果（以及在某些情況下，跨歷史的一般化）。而激進的社會史學家研究的是人們生活、微觀經驗中“事情的真實面貌”，通常只給出有限的闡釋。女性史學家也有類似的分裂，盡管她們普遍認為女性主義理論源于實際生活經驗，這在這些二分法之中又增添了新的變化。
就歷史社會學家而言，他們從史學中接受了限制一般化和掌握細節(jié)帶來的積極價值，但與社會科學史學家不同的是，他們從質的方面重新解釋了社會科學的因果關系信念。此外，我們將在下文中看到，他們與傳統(tǒng)的、為數眾多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一樣，接受了政治和政治經濟學占中心地位的信念。
表1概括了這些立場。一般化與特殊化、量化與質性、激進與非激進、政治與社會、宏觀與微觀：史學和社會學中的每一個群體都代表了這些二分法中某種獨特的選擇組合。這些不同的選擇組合告訴我們關于分形區(qū)分概念的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它們告訴我們，雖然可能存在的選擇組合數量巨大，但事實上，在任何特定時期，一個領域中活躍的研究傳統(tǒng)只運用了其中的少數幾種可能性，因為選擇的混同往往會在所有二分法中產生系統(tǒng)性的對立，正如我們在量化和質性的一般方法論流形中看到的那樣。即使想稍稍偏離這些標準混同（幾乎所有這些群體都說明了這一點）也非常難。
表1 不同組群在不同二分法上的立場
其次，這些模式告訴我們，轉向因果的敘事組與轉向敘事的因果組所抵達的區(qū)域非常不同（比較表1中的社會科學史和歷史社會學群體（HS1）各自所在的行）。行動者本身就很清楚這兩者的區(qū)別。例如，讓我們考慮截至1990年的情況：ASA羅列的歷史社會學教材中（包括二十六份教學大綱和十一份參考書目）沒有實質性地引用羅伯特·福格爾、威廉·艾德洛特或李·本森的著作。這些社會科學史學家的著作只出現在關于方法的一般書目中。事實上，在六份關于歷史社會學方法的教學大綱中，沒有一門講授了他們的著作，也沒有講到任何量化技術。馬克思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較好的代表——湯普森是歷史社會學家的“偉人”之一——但古特曼和歷史研討會類型的微觀工作遠沒有人們所期望的那么顯而易見。在另一個方向上，無知的情況同樣嚴重。舉個例子，社會科學史學會對比較-歷史社會學家所特有的理論密集型論文并不友好。直到1992年才有一個網絡將這些論文帶入議程中。在穿越社會知識之城的過程中，社會科學史學家和歷史社會學家并沒有到達同一個街角。
（本文摘自安德魯·阿伯特著《學科的混沌》，周憶粟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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