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代危局中……重返思想史研究的戰(zhàn)場

《什么是思想史》，[英]理查德·沃特莫爾著，岳秀坤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2月版，56.00元

在進入2025年以來的國際輿情中，面臨時代驚天裂變的氛圍日漸濃重，在戰(zhàn)爭與和平、地緣政治、全球貿(mào)易、種族問題、輿論管控等關(guān)鍵議題的急速觀察與焦慮應對中，關(guān)于核心觀念、價值原則乃至人類命運等更高層面的思考與呼吁不斷警醒世人?；仡欉@段時間所閱讀的部分文章，有點驚異的是不少在較深的層面上展開的論述實際上是指向了思想史研究的論域。比如在關(guān)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一系列行政命令的分析中，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的“家產(chǎn)制”（patrimonialism）重新被思考，這個概念指的是在前現(xiàn)代世界中被默認的統(tǒng)治形式——統(tǒng)治者聲稱自己是國家的擬人化體現(xiàn)和保護者，在今天的思考所指向的就是特朗普宣稱“拯救國家的人不違反任何法律”（He who saves his Country does not violate any Law.）。又比如在3月15日斯拉沃熱·齊澤克的一段視頻演講中，他把特朗普主義稱為“自由法西斯主義”（liberal fascism），指的是特朗普一方面宣稱要減少政府干預，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極端強化國家對社會的管控；而齊澤克提出這個概念的背景正是在美國裂變的輿情中出現(xiàn)的關(guān)于法西斯主義與自由主義觀念的回溯。還有就是從馬斯克的“技術(shù)自由主義”到“技術(shù)極權(quán)主義”的討論，折射出重新思考喬治·奧威爾的思想議程。凡此種種，如果認真梳理的話，恐怕可以與半部近現(xiàn)代西方思想史聯(lián)系起來。

近日讀剛出版的英國學者理查德·沃特莫爾（Richard Whatmore）的《什么是思想史》（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 Polity Press ，2016；岳秀坤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2月），更是深感“思想與揭示我們所生活世界中的事實有直接關(guān)系”此言不虛。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沃特莫爾在出版了這本《什么是思想史》之后還給“牛津通識讀本”寫過一本《政治思想史簡論》（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我還沒有讀到這本書，從相關(guān)介紹來看，沃特莫爾在該書中將政治思想史視為政治哲學/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并研究了萊因哈特·科塞萊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1899-1973）、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等核心理論家的思想觀念及方法，以及昆汀·斯金納 （Quentin Skinner）和約翰·波考克 （John Pocock，1924-2023）的“劍橋?qū)W派”的政治思想研究方法。在評估政治歷史、理論和行動之間的關(guān)系時，沃特莫爾強調(diào)和總結(jié)了政治思想史與當前政治的相關(guān)性分析（參見https://academic.oup.com/book/37174）。這讓人想到在近日以來英國人面對的英美關(guān)系變局中，沃特莫爾可能會如何從往昔的思想史戰(zhàn)場中挖掘出與今天有實質(zhì)性聯(lián)系的議題和有啟發(fā)性的觀點爭議。

實際上，“什么是思想史”這個問題并不簡單，作者以此作為書名并非已經(jīng)有了答案，而是提出一個作為對話和爭議的問題。理查德·沃特莫爾是英國圣安德魯斯大學現(xiàn)代史講席教授、圣安德魯斯大學思想史研究所主任、國際著名期刊《歐洲思想史》（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主編，曾任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思想史研究所主任。他的研究領(lǐng)域主要有近代早期和現(xiàn)代思想史（包括政治、國際關(guān)系、政治經(jīng)濟學和宗教）、帝國與民主和戰(zhàn)爭理論、啟蒙與革命、共和黨僑民、小國和失敗國家、英國與歐洲的關(guān)系以及政治漫畫等。理查德·沃特莫爾與布萊恩·楊（Brian Young）在2006年編輯出版了《帕爾格雷夫思想史的進步》（Palgrave Advanc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algrave， London，2006），是一部面向大學生的關(guān)于思想史的性質(zhì)、相關(guān)學術(shù)領(lǐng)域以及研究現(xiàn)狀的概述性指南。但是有評論者指出該書的缺陷之一是對北美學者的論述不足，尤其是缺失了對美國著名的思想史家、拉特格斯大學教授、《觀念史雜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執(zhí)行主編唐納德·凱利（Donald R. Kelley）的研究工作的評價（https://ece.ceu.edu/publications/scheibner）。在2016年出版的這部《什么是思想史》中，沃特莫爾彌補了這一缺陷，在第二章介紹和高度評價了唐納德·凱利的相關(guān)研究。因此，可以說該書是作者對思想史研究的一種比較全面的回顧與展望。

對于活躍在各種不同領(lǐng)域的歷史學家而言，與思想史的距離既緊密又疏遠：雖然創(chuàng)造歷史的人類離不開思想，但是“思想”如何成為五花八門的“歷史”之“史”，卻宛如在天光之下茫茫大海上的片片粼光，閃爍不定而難以捕捉。既然任何歷史書寫都是寫作者的某種思想的產(chǎn)物，研究史學史的人難道能夠不研究史學的思想史嗎？其他方面的歷史研究也是一樣，因此就有了政治思想史、經(jīng)濟史、地理思想史……等等研究領(lǐng)域，思想史無處不在。就如芬蘭思想史學者馬庫·赫赫卡寧（Markku Hyrkk?nen）的一篇論文《所有的歷史或多或少都是思想史：R. G. 柯林伍德對思想史理論和方法論的貢獻》（All History is， More or Less， Intellectual History: R. G. Collingwood’s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January 2009，Intellectual History Review19-2）所指出的：柯林伍德提醒我們，歷史是一種特殊的思想形式——這是對柯林伍德的那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的注解。因此，“作為思想史的XX史”成為在不同的史學領(lǐng)域中時?？吹降淖h題，不同專業(yè)的歷史學家似乎都要面對如何書寫所研究領(lǐng)域中的思想史的議題?？赡鼙日J識到人的歷史與思想的天然聯(lián)系更重要的是，歷史學家往往在學科研究發(fā)展“轉(zhuǎn)向”的關(guān)頭會特別感受到“思想史”視角的挑戰(zhàn)性與動力意義。

因此，沃特莫爾說“思想史在當下還是一個非?；钴S的研究領(lǐng)域。在歷史研究發(fā)生種種轉(zhuǎn)向（全球轉(zhuǎn)向、跨國轉(zhuǎn)向，以及比較轉(zhuǎn)向、空間轉(zhuǎn)向、視覺轉(zhuǎn)向、國際轉(zhuǎn)向）的今天，思想史家依然站在前沿”?？赡芤舱驗檫@是一片非?；钴S的前沿，他認為如果要“給思想史下一個定義，總是難免有偏頗之虞”（序言，1頁）。在第一章“思想史的身份”中，他首先就問“我們?nèi)绾谓o思想史下定義呢？”，然后就說有觀點認為無法下定義，就連被認為對思想史做出極大貢獻的約翰·波考克也不愿確定是否相信有思想史這個領(lǐng)域存在（16頁）。沃特莫爾雖然自己不想給出一個思想史的定義，但他還是談到了在英國第一位擔任思想史學科教授的約翰·布羅（John W. Burrow）“為思想史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定義，認為思想史就是恢復‘意義’的過程，亦即‘當過去的人說某些事的時候他們的意圖是什么，以及這些事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什么’”。同時接著提到了布羅的警告：在通常情況下“學術(shù)標簽最好是視為方便之計，而不是本質(zhì)的名稱”（17頁）。他說這是我們所見的關(guān)于思想史的最好的定義。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恢復‘意義’”這個說法，它讓我想起近日來突然顯得有點凄厲的關(guān)于人文學科存在意義的爭議之聲，恢復“意義”無疑是一個值得思考的維度。沃特莫爾更為贊賞的是約翰·布羅使用的隱喻：思想史學者如同一個竊聽者，偷聽過去的對話；又如同一個譯者，充當古今的文化之間的中介；還像是一個探險者，探索那些充滿了跟我們不一樣的信念和預設的陌生世界（同上）。在古今之間的思想層面上的傾聽、傳譯和在對比中進行探索，這樣的思想史無疑具有現(xiàn)實的意義。

回到該書“序言”。第一句就是：“這本小書的目的，是讓普通讀者了解什么是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以及思想史家在做什么。”接下來說“在這本書里，我將會盡量奉獻給讀者的，是在我眼中進入這一領(lǐng)域所必需的指引”（1頁）。結(jié)尾又說“本書的目標是成為一本思想史的入門書，同時要厘清思想史與相鄰領(lǐng)域之間的關(guān)系”（3頁）。很顯然，作者心中有明確的讀者定位，是寫給開始學習思想史的普通讀者。全書除了序言、導言和結(jié)論之外共有六章，各章的題目分別是“思想史的”——“身份”“歷史”“方法”“實踐”“適用性”“現(xiàn)在與未來”，看起來也是簡明、易懂。

但是實際上在書中論述的議題及具體內(nèi)容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并非那么容易理解，比如即便是在序言中，就已經(jīng)談到像“劍橋?qū)W派”這個標簽在今天已經(jīng)可以放棄、政治思想史與思想史研究的微妙關(guān)系——本書的一位匿名評審人提出該書的標題是否應該叫“什么是政治思想史”？——這樣的議題，在導言中的論述就進入有關(guān)思想史討論的各種復雜語境之中。更不用說在各章的論述中，關(guān)于約翰·波考克（John G. A. Pocock）、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和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2013）等人的政治思想變遷的聚焦式論述，緊密結(jié)合了他們自身的研究者語境和所研究對象的歷史語境的復雜性和爭議性，以此來論證思想史研究的難點、疑點、困境和多種可能性，對于沒有相關(guān)研究背景的讀者來說可能不那么容易進入。在這里順帶要說的是，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在第一章開頭談到思想史這個概念難以下定義的時候，本應同時就解釋英語中的兩個“思想史”術(shù)語（“Intellectual History”與“History of Ideas”）的起源語境、語義區(qū)別和在二十世紀學術(shù)研究中如何被混用，以及在當今大部分學者已經(jīng)約定俗成地以“Intellectual History”表述思想史、以“History of Ideas”表述觀念史的基本情況。但是沃特莫爾卻在第二章“思想史的歷史”中才予以論述，而且還是在關(guān)于相關(guān)術(shù)語如何被創(chuàng)造的歷史語境中進行分析，不是那種比較簡明的詞源解讀。這也再次證實了我的一種閱讀經(jīng)驗：在西方學術(shù)中，許多導讀（Guide）、通識讀本（Short Introduction）類著作并沒有因為所面向的讀者對象而降低了學術(shù)門檻，不會忽略或回避論述議題中的問題意識和爭議性質(zhì)。

其實沃特莫爾在序言中也說過，“像本書這種入門性質(zhì)的介紹，同樣不得不說只是筆者的一隅之見”，“所討論的內(nèi)容難免會受到我個人研究興趣的局限”（1頁）。談到個人的研究興趣，他也介紹了自己的求學與研究背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求學于劍橋大學，教政治思想課程的老師群星璀璨，有約翰·鄧恩（ John Dunn ）、馬克·戈爾迪（Mark Goldie）、鄧肯·福布斯（ Duncan Forbes）、昆廷·斯金納、加雷斯·斯特德曼·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理查德·塔克（ Richard Tuck）等。后來進了哈佛繼續(xù)念研究生，印象很深的是選了朱迪斯·史珂拉（Judith Shklar， 1928-1992）講授的“啟蒙時期的政治理論”，史珂拉在課上鼓勵研究生把歷史上的文本跟當下的政治問題結(jié)合在一起研究。他特別想說明的是他進入研究思想史的取徑，以及他與“劍橋?qū)W派”這個思想史研究群體的關(guān)系。

關(guān)于這個問題，沃特莫爾在去年接受“澎湃新聞·上海書評”的采訪時也談過。他想成為一名思想史學者的想法最初是1980年代在劍橋大學聽了昆丁·斯金納的講座后產(chǎn)生的，以后受到約翰·波考克作品的影響特別大，因此他愿意稱自己是一名劍橋思想史學派的“忠實成員”（a fully paid up member）。然后他談到在《什么是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簡論》里專門寫過劍橋?qū)W派不同分支的關(guān)系，特別是比較了斯金納、波考克和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的觀點及影響。他表示自己最感興趣的是“行動中的思想”（ideas in action）以及歷史人物如何回應他們謀求改變或者改革的計劃失敗時的挫敗感（《理查德·沃特默談啟蒙運動的終結(jié)》，李誠采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05659）。我感到在這里也可以看到朱迪斯·史珂拉的影響，雖然沃特莫爾對于史珂拉的某些觀點有不同看法，但是結(jié)合當下政治局勢研究思想史的敏銳感覺與問題意識是相同的。

在英格蘭西北部的艾克勒格峭壁上刻有一些文字，此地在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曾經(jīng)是一個規(guī)模很大的采石場，這些刻在石頭上的文字應該是當年的工匠留下來的。那些刻字有很多是名人的名字，最大的一塊石板上刻著的是：“國債八個億/哦，天佑吾國/喬治三世，威廉·皮特/財力是戰(zhàn)爭的支柱/陸軍元帥惠靈頓/英勇的海軍上將納爾遜?！保▽а裕?-2頁）沃特莫爾的解讀發(fā)現(xiàn)：這個國家因為國債負累而陷入困境，需要拯救?！疤煊游釃边@一引語直接取自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為羅徹斯特大主教弗朗西斯·阿特伯里博士（Francis Atterbury， Bishop of Rochester，1663-1732）所寫的墓志銘；“財力是戰(zhàn)爭的支柱”這一說法可以追溯到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前 106-前 43）的演說，后來被許多作者引用過，也曾經(jīng)被尼可洛·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和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反駁。那么，“對于艾克勒格峭壁的石匠而言，這句話意味著什么呢？”——“社會由于縱欲過度、窮兵黷武、債務日增而導致悲慘結(jié)局——在18世紀的文獻里，這些也是老生常談了?！保?頁）于是聯(lián)系到大衛(wèi)·休謨（David Hume，1711-1776）的文章《論政府貸款》，當時休謨?yōu)闅W洲各國債務日增的后果倍感憂慮，生活在那個時期的人也都知道國債的問題。歷史的后見之明往往認為那時“工業(yè)革命”已顯露出端倪，經(jīng)濟增長快速，社會穩(wěn)定增強；但是當時的人卻感到危機四伏、前途難卜?！耙虼耍车脑挿浅Ｖ匾?，它給我們提供了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視角，而這個視角常常被人遺忘?！?“理解石匠的話有何意義，讓思想史研究的能力得以展現(xiàn)，亦即：它可以揭示出過去的思想、觀念或是論點背后所隱藏的東西，由于后代人的放棄或是拒絕，它們被忽視已久了?！保?頁）這就是思想史家對失落在歷史中的思想的揭示。

當然問題并沒有那么簡單，在闡釋過程中時常會出現(xiàn)含糊、誤解和時代倒錯。思想史家也因此被認為是以思想掩蓋了社會行動的真正根源，因而是誤導性的；思想史家被稱為是唯心主義者，眼里只有精英和大人物的學究，不能理解社會，除了思想之外不相信偶然因素。作者說：“本書要論證的是，如果針對目前實踐中的思想史這一學科，所有這些批評都是站不住腳的?！保?1頁）對于思想史家來說可能更為尷尬的是面對“真正的”歷史學家的時刻，因為對方往往認為思想對于“真實的歷史”的要素而言只是附屬現(xiàn)象；而且由于思想史家就職于各個文科院系，因此總是需要依據(jù)所在學科的主流研究方法來定義自己的身份。因此能否被歷史學同行接受，常常是思想史家要考慮的特殊困境。難怪沃特莫爾要說“本書的目標之一，是界定思想史家所共有的領(lǐng)域，讓思想史家感受到自己是一個主場團隊的一部分?！保?1-12頁）這就不是說給初學者聽的，而是給同行鼓勁，同時也是說給其他歷史學家聽的；沃特莫爾對唐納德·凱利觀點的評價也好像是說給他們聽的：“凱利提出了一個值得贊許的觀點，只有在認識到歷史上的行動者的可能行動范圍受到同時代思想文化的限制時，才有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史存在?！菑倪@個時候起，可以說理念從高深的柏拉圖式高峰“降臨”到日常語言的世界。”（30-31頁）最后這句話挪用了唐納德·凱利的一部重要著作的書名《觀念的降臨：思想史》（The Descent of Ideas： The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2002），在底下的注釋中提到了這部書。

無論從個人研究背景還是以在思想史領(lǐng)域中的重要影響來講，沃特莫爾在書中對于提出語言語境主義（ linguistic contextualism）的“劍橋?qū)W派”代表人物昆汀·斯金納 、約翰·波考克和約翰·鄧恩論述最多是可以理解的。雖然在今天看來語境主義的主張似乎已經(jīng)并不新鮮，但是細心分辨他們之間的異同——包括他們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等問題——還是很有意義的，尤其是在對于斯金納的論述中特別詳細地闡釋了他的卓越貢獻與存在問題。他們都把文本視作特定歷史情境的產(chǎn)物，這里的情境指的是通過語言實踐形成的意識形態(tài)情境?！八菇鸺{表示，歷史學家的目標是揭示特定文本的作者‘在做什么’，包括作者意圖做的事情，以及根據(jù)其他作者的反應來判斷，他做成了什么事情。斯金納論文的原始標題——‘政治思想史中經(jīng)典文本的非重要性’——預示了這種方法的一個預期后果?！保?8頁）他強調(diào)由波考克、鄧恩和斯金納提出的最重要的主張是“作者所使用的語言或話語，即作者在闡述其論點時采納和使用的一套假設，限制了論點本身”（58-59頁）。接著再看看斯金納在《思想史中的意義與理解》對兩種理解歷史文本的方法的批評。第一種方法是將文本的論點與其經(jīng)濟、社會或政治背景聯(lián)系起來，斯金納沒有說這種方法是無效的，只是認為光是專注于背景是不行的。在我看來他所批評的這種“背景”方法其實就是我們比較常見的拼貼式背景法，并沒有對歷史背景的“遠景、中景和近景等不同層次進行微觀、具體的實證研究。 第二種錯誤的方法就是認為只需要反復地閱讀文本就可以弄清楚在任何時間點上、在任何問題上作者說了什么。斯金納指出這兩種方法的共同點都是僅僅關(guān)注文本本身，這將導致“各種各樣的歷史謬誤”（65頁）。應該想到的是，在我們更為熟悉的研究語境中，更嚴重的問題是在對于所謂文本的意義、價值等早有定性的語境中，學者們只能以拼合的背景和細讀文本的方法來提出似乎更有學術(shù)性的論證。在這種語境中，真刀真槍地追問某一經(jīng)典文本的作者的真實意圖究竟是什么、文本發(fā)表后在當時和后來發(fā)生了什么與文本直接或間接相關(guān)的事情等問題，就是對英語世界中所謂的輝格式史學的挑戰(zhàn)與批判。那種“輝格式的方法假定歷史是進步的，而且是線性發(fā)展的，這受到讀者的贊揚，因為它們?yōu)槊阑瘒业默F(xiàn)狀提供了合理論證，從而維持了歷史學家作為知識分子，有時甚至是公共道德家的角色。”（39頁）這里講的知識分子或許應該理解為帶引號的。

我注意到在第二章“思想史的歷史”論述“思想史”術(shù)語（“Intellectual History”與“History of Ideas”）變遷的時候，作者提到了彼得·戈登（Peter E.Gordon）的觀點，但是在此之后就沒有談到彼得·戈登在同一篇論文《思想史中的語境主義及批評》（Contextualism and Criticism in the History of Ideas，2014）中對昆廷·斯金納提出的部分質(zhì)疑，這是有點遺憾的。因為在我看來，彼得·戈登并非要全面質(zhì)疑和推翻斯金納的“歷史語境主義”（Historical Contextualism），而是質(zhì)疑“作為關(guān)于意義的普遍理論的強語境主義”。戈登的具體觀點是：“我并非建議思想史家放棄使用有限意義上的語境主義，即作為一種注意到語境的方法。在這一有限意義上，語境主義是歷史理解的重要工具，因為它喚起我們?nèi)プ⒁馑枷朐诓煌暮投鄻踊沫h(huán)境中所產(chǎn)生的共鳴和影響?！抑荚诮ㄗh，思想史家不應贊同一種作為整體的、詳盡的意義理論的語境主義，也就是說，不應贊同這樣一種觀點，即：特定語境可以完全解釋一個觀念的所有可能性。這種窮盡性的觀點取決于一些前提，而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前提也是不可靠的?！保ㄟ_林·M.麥克馬洪、塞繆爾·莫恩主編《重思現(xiàn)代歐洲思想史》，張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5頁）對“強語境主義”的警惕和反思，這對于初學者來說特別值得思考，在重返歷史語境的路徑上就應該帶有多元視角和保持清醒的條件意識，從而使實踐性的和批判性的思想史研究成為可能。

沃特莫爾在序言中就說過，思想史正處在岔路口上，下一步將走向何方，誰也無法預測（4頁）。但是無論如何，無需懷疑思想史研究對于理解急速變化的當代生活和世界格局所具有的現(xiàn)實意義，問題只是應該如何提出有意義的問題意識和掌握正確的方法?？巳R爾·奧法雷爾（CJare O'Farrell）認為?？碌挠^念史研究對當代歷史編纂學有重要貢獻，歷史學家的工作可以充分運用他所提供的方法論和經(jīng)驗的工具，同時更強調(diào)的是?？碌挠^念研究的歷史實踐“能幫助人們明白他們能夠做出選擇，而非僅僅讓自己俯首帖耳地去踐履那些堅固的歷史傳統(tǒng)或者屈從于不變的制度性結(jié)構(gòu)的重壓。……這意味著每個人，無論其處境為何，都有著某些回旋余地?！瓱o論限制為何，處于什么樣既定處境下，人們都有能力做出選擇”（克萊爾·奧法雷爾《米歇爾·?？拢簹v史和文化的無意識》，南?！づ撂丶{、薩拉·富特主編《史學理論手冊》，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2013；余偉、何立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34頁）。從觀念史到思想史的研究都可以從某些方面幫助我們在變幻的現(xiàn)實面前堅守一種信念：無論環(huán)境如何變幻，每個人實際上都有無法被徹底剝奪的自由，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

這也正是為什么在時代裂變的危局面前，人文知識分子應該重返思想史研究的戰(zhàn)場。重返的路徑和方法既可以借鑒“劍橋?qū)W派”的有效經(jīng)驗，也可以像沃特莫爾也同樣認可的約翰·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和列奧·施特勞斯那樣，雖然他們都沒有采用斯金納的方法，“但他們都能理解歷史上的思想，并使其與當前政治建立關(guān)聯(lián)。斯金納的回應則是，將舊酒裝入新瓶并加以利用固然很好，甚至通過閱讀古書來反思當前問題也可以帶來啟發(fā)……”（78-79頁）

舊酒與新瓶這個比喻不一定很恰當，總之就是“思想史家有助于我們理解，我們當前生活方式中所體現(xiàn)的價值觀，以及我們當前對這些價值觀的思考方式，是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可能世界時所做的一系列選擇的產(chǎn)物。有了這種意識，對于這些價值觀及其應如何解釋和理解，我們就有可能從任何霸權(quán)性的敘述中解放出來”（99頁）。難怪在2009年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討論斯金納的研討會上，有人把斯金納的研究工作概括為“從方法到政治”（同上）， 這是對于重返思想史研究戰(zhàn)場的高度評價與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