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海軍貪腐日記

《吾自絕倫：塞繆爾·皮普斯傳》，[英] 克萊爾·托馬林著，王珊珊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版，632頁，138.00元

1666年12月31日，英國海軍部高官塞繆爾·皮普斯（1633-1703）照例記錄年終盤點結(jié)果?！皣叶酁亩嚯y的一年總算結(jié)束了……我的實際存款已超出六千兩百鎊，比去年增加了一千八百鎊”——此處的“多災多難”無疑指向瘟疫、倫敦大火以及第二次英荷戰(zhàn)爭，然而這一些天災人禍似乎并不影響日記主人的財富增長——“就我個人情況而言，我認為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現(xiàn)在已有大批（abound in）上好餐具，以后請客可以全部（wholly）用銀餐盤，現(xiàn)共有兩打半?！保钪芎沧g文）

照傳記作者克萊爾·托馬林在《吾自絕倫》（王珊珊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一書中的看法，皮普斯這位個性鮮明的人物“是英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海軍管理者之一”。而上述這則日記也頗具皮普斯特色：憂國憂民，實事求是，且不免沾沾自喜（臨了不忘加上一句“贊美上帝”）。當然，這位出身于倫敦裁縫之家的寒門子弟的確有理由自矜。1653年，他從劍橋大學畢業(yè)。不久，便進入英國財政部，在喬治·唐寧爵士（日后唐寧街由他而得名）手下?lián)挝膯T。1660年，皮普斯隨同其表叔愛德華·蒙太古爵士前往海牙，恭迎查理二世回國繼位。國王論功行賞，蒙太古爵士晉爵為桑威奇伯爵，執(zhí)掌皇家海軍大權(quán)，皮普斯則躋身新組建的海軍委員會，出任法令書記官（Clerk of the Acts）。當時“國家的現(xiàn)狀是這樣的：殘余國會（Rump）被蘭伯特勛爵打斷之后，最近又重新回歸，開會議事”——皮普斯日記由此開啟。

在十七世紀的英國，海軍部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大部，財政支出有時甚至超過政府其他部門之總和。事實上，皇家海軍自身也堪稱是一個碩大無朋的產(chǎn)業(yè)——一眾船舶制造商、繩索制造商、木材供應商以及彈藥、食品和雜貨供應商等無不依賴海軍部的訂單，上下交通，自成一體。作為政府集采項目，供應商憑借裙帶關(guān)系，往往會刻意哄抬價格，以次充好，以便從中獲取最大利益。更要命的是，這些合同文本通常極其粗糙，漏洞百出，因為所謂合同查驗，無非是彼此心知肚明的走過場——誰也不會拿它當真。

而訂單及合同管理（以及退役艦船處置）恰好是皮普斯職責所系。根據(jù)修訂的海軍部管理條例，法令書記官是海軍部秘書處的主要領(lǐng)導，負責所有日常辦公事宜，其地位類似于現(xiàn)代英國政府中的國務次卿。他不僅需要列席海軍委員會會議，參與討論、表決所有重大決策并如實記錄在案，而且更肩負一項重大職責，即確?！败娦栉镔Y供貨商的多樣化”——以此革除因供應商壟斷而導致的各種貪腐行為。

年輕氣盛的皮普斯既深感皇恩浩蕩，同時也激于義憤，于是決定大力肅貪，以重振海軍士氣。在第一次英荷戰(zhàn)爭期間，共和國大力發(fā)展海軍，其軍備開支急劇攀升（每周兩萬英鎊），及至復辟時期，海軍部累積債務已高達七十五萬英鎊。因此，皮普斯深知查漏補缺、節(jié)約經(jīng)費乃是他義不容辭的職責。經(jīng)過實地調(diào)查研究，皮普斯發(fā)現(xiàn)海軍內(nèi)部貪腐現(xiàn)象令人觸目驚心：低級官員一般通過克扣海員軍餉，虛開采購發(fā)票等手段營私舞弊（由于長期缺乏監(jiān)管，支出經(jīng)費時程序紊亂，甚至缺少支出款項的賬目記錄，上級也從不進行財務審計）。以船艦易耗品纜線為例，據(jù)統(tǒng)計，皇家海軍纜線的年采購量遠遠超過實際需求——一旦船上的纜線或其他零件輕微損壞，官兵們便心照不宣地將其歸為“破損垃圾”，隨后做報廢處理，變賣所得由眾人瓜分。對于此類明目張膽的欺瞞行為，高級官員通常選擇視而不見（甚或要求從中分一杯羹），因為他們有更高明的生財之道（如轉(zhuǎn)手倒賣，或合同欺詐）。

為了盡快熟悉海軍業(yè)務，皮普斯一方面自學財會知識（他延請數(shù)學老師上門教授乘法表，向皇家學會友人威廉·配第學習數(shù)據(jù)統(tǒng)計法，并向同為日記家的老友約翰·伊夫林請教賬目管理——后者的曾祖父一百年前曾擔任海軍財務主管）；一方面又深入碼頭、工場，向建造師和技術(shù)工匠學習造船、繩索制作和木材測量等相關(guān)實用知識——包括但不限于旗幟布料質(zhì)量如何控制，玻璃鏡片焦距如何校準，船體結(jié)構(gòu)如何正確測量，斯德哥爾摩與俄國進口煤油的測量容器有何差異，以及鉸鏈的尺寸與接合方式有何關(guān)聯(lián)。作為海軍部新來的年輕人，他無時無刻不發(fā)奮學習，因此很快，他就比其他同事（包括大名鼎鼎的威廉·佩恩爵士——其子日后創(chuàng)建賓夕法尼亞殖民地）更為了解關(guān)于海軍后勤的一切知識：倉儲與設(shè)施、合同與市場、賬目與檔案，等等。在皮普斯上任兩年后（即1662年），時任海軍上將秘書考文垂爵士（Sir William Coventry）評價，皮普斯就是“海軍辦事處（Navy Office）這個機構(gòu)的靈魂”。洵非溢美之詞。

在深入調(diào)研后，皮普斯選擇以年采購量巨大的旗幟合同為突破口：旗幟制造商依仗海軍部高層關(guān)系，不僅提供劣質(zhì)商品（面料實際采用廢棄的破紗，僅在表面以新麻覆蓋），而且惡意篡改合同單價金額（每碼的價格比原先合同價至少高出三便士）。根據(jù)皮普斯在海軍部內(nèi)部會議上亮出的證據(jù)，即便是原先合同的價格，也要比市面上同類商品高出一倍以上。至此，原訂合同悉數(shù)作廢，所有海軍旗幟供應合同必須按照新價執(zhí)行。以這樣的方式為國王陛下節(jié)約一大筆經(jīng)費，皮普斯感到“相當開心”。1663年，圍繞從波羅的海進口桅桿的大額訂單，皮普斯又在海軍部高層掀起一場肅貪風暴，這一次他的靶心瞄向臭名昭著的同僚威廉·巴滕爵士（Sir William Batten）——長期以來，巴騰的女婿是桅桿的唯一供應商，價格虛高不下。經(jīng)過慎重考察，皮普斯引入另一名供應商威廉·沃倫（William Warren），后者提供的同類商品質(zhì)優(yōu)價廉，因此皮普斯最終決定將采購合同轉(zhuǎn)交沃倫，而不惜與同僚反目——“我絕不允許我們的國王陛下因巴滕爵士的腐敗和暗箱操作（underhand dealing）而受到惡意羞辱?！彼谌沼浿袑懙?。

隨著調(diào)查的深入，皮普斯越發(fā)相信海軍系統(tǒng)上下已腐爛潰敗不堪，幾乎到了無人不貪的地步。最令他感到震驚的是，連他一向敬重有加的恩主桑威奇伯爵也是不折不扣的巨貪。伯爵曾參與某次私掠船分贓，獲得兩千英鎊的貨物，隨后，又以五千英鎊的高價轉(zhuǎn)手賣給一名倫敦商人。此外，身為皇家海軍戰(zhàn)利品委員會主席的沙夫茨伯里伯爵（洛克的恩主），以及擔任財政大臣的唐寧爵士等，論及貪腐程度，與桑威奇伯爵相比，可謂有過之無不及——更可笑的是，在日后的黨爭中，上述政壇名流相互攻訐，不約而同給對手安上貪腐的罪名。當時的整體社會環(huán)境，由此可見一斑。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盡管皮普斯自詡“為人正直”，但也經(jīng)不住糖衣炮彈，導致最終蛻化變質(zhì)。不過，如果對他的腐化墮落史做一番探究，則不難發(fā)現(xiàn)桑威奇伯爵在其中的“引領(lǐng)”作用。1660年7月，作為海軍重臣的桑威奇伯爵被授予樞密院書記官（Clerkship of the Privy Seal）職位后，由于公務繁忙，遂將這一職能轉(zhuǎn)交給皮普斯代理執(zhí)行。到崗后皮普斯驚喜地發(fā)現(xiàn)，這個貌似毫無技術(shù)含量的工種（負責在各類合同文件上加蓋御璽）無異于一棵搖錢樹——每位客戶在履行手續(xù)后循例要付給他一小筆勞務費——據(jù)估算，這項兼職平均每天能給他帶來大約三英鎊的額外收入。這一事例也印證了桑威奇伯爵對他的諄諄教誨：使一個人致富的不是固定薪水，而是在位期間賺錢的機會。

自走馬上任那天起，皮普斯便開啟了他的貪腐之路。一位要求調(diào)動工作的海員在拜訪皮普斯后留下了裝有兩枚金幣的信封。從此之后，從海軍部專員以下各級官員到海軍部各類供應商，都會通過當面饋贈或郵寄禮品的方法向他表示謝意。像所有貪官一樣，皮普斯一開始內(nèi)心忐忑不安，一段時間適應后才習以為常。以1663年一則日記為例，這是他在海軍委員會嶄露頭角后收到的第一筆大額賄賂，他一路上小心翼翼，直到回家感覺安全后才閉上雙眼，將包裹中的錢幣悉數(shù)抖落：“直到此時我才打開包裹。這樣我就可以保證，如果有人問起，我沒有在包裹中看到任何錢物。”

從最初的查塔姆商人贈送的高級巧克力到遠航荷蘭的艦長贈送的中東掛毯，皮普斯的禮品收藏范圍越來越廣泛。許多時候，在商人不便露面的情況下（避免官商勾結(jié)的猜疑），往往由夫人代勞。比如供應商拉塞爾委派夫人出面，贈送他一箱精美刀具。另一位皮克林夫人為丈夫升遷求見皮普斯，在表達訴求后附贈他五英鎊的勞務報酬。根據(jù)日記所載（涉及男女私情部分他習慣用法語書寫），對于此類請托，皮普斯一般來者不拒（他自謂天性“樂于和女性相處”）。德特福德的艦船木匠巴格韋爾（Bagwell）之妻為獲取訂單登門拜訪，皮普斯發(fā)覺她頗有幾分姿色（“漂亮、端莊且賢惠”），于是順水推舟，在幾次交往后成功將對方拿下。諸如此類的性賄賂在日記中比比皆是——皮普斯本人津津樂道，詳細記錄每個細節(jié)，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無怪乎傳記作家戲稱他為“可愛的流氓（a lovable rogue）”。

在所有合作伙伴中，皮普斯最信任桅桿供應商威廉·沃倫——后者和他合作時間最長，行賄數(shù)量及頻次皆遠超他人（二人曾共同投資，利用內(nèi)部消息低價購入廢棄艦船，包裝后再轉(zhuǎn)手租賃給海軍，從中漁利）。在首批訂單合同完成后，為略表謝忱，沃倫約皮普斯在酒吧會面，贈送他“一只漂亮的銀盤和一只銀杯，上面刻著我的家族紋章”，并贈送他夫人一副“用紙包著”的手套——如此一來，旁人就不會看見埋藏其間的“40枚純金幣”。1664年9月，在另一份“大單”完成后，沃倫在私下會面時塞給皮普斯一個“袋子，其中裝有一百英鎊”——對此，皮普斯的反應是，“我高興得幾乎吃不下飯。”

與咖啡館、酒吧等場所相比，皮普斯更多是在辦公室堂而皇之地受賄。他是出名的工作狂，據(jù)說他每天在辦公室的工作時長比海軍部其他幾位主官加在一起還要多。他本人也宣稱，待在辦公室里感覺真好——“尤其當有客人到訪之際”，因為這樣能帶給他“一種極大的樂趣和強烈的滿足感”。即便在1665年瘟疫爆發(fā)后，他也一直堅守崗位，總攬海軍部大小事務（其他人則隨王室撤離倫敦），對他而言，這也意味著更多致富的機遇。比如他突然決定重新裝修辦公室，并拍板將這一工程交給熟識的朋友去做。幾天后，他又下令將一筆兩千英鎊的公款存入朋友的私人銀行，短短數(shù)日便從中賺取三十五英鎊的利息——利息自然落入他的腰包。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由于這一階段權(quán)力的高度壟斷，在六個月不到的時間內(nèi)，皮普斯的個人財富迅速增加三千英鎊，令他喜出望外。

皮普斯是邊腐敗邊升遷的典型。由于業(yè)務能力突出，深得國王查理二世及其弟約克公爵（時任海軍上將）賞識，皮普斯不僅穩(wěn)坐海軍部交椅，而且本兼各職越發(fā)繁多。1664年春，他被任命為皇家漁業(yè)管理公司（Corporation of the Royal Fishery）主管，這既是一項個人榮譽，同樣也有利可圖。1665年10月，他又被任命為海軍食品檢測總監(jiān)（Surveyor-General of Victualling），年薪三百英鎊——據(jù)皮普斯推算，相比于他從供應商、代理人、小販和海軍廢品商那里“理應獲得”的好處費，這筆津貼簡直微不足道。同年，他又榮任英國新近兼并的丹吉爾（Tangier）殖民地財務專員。就官職含金量而言，這一職位遠超前兩者之和——在1665年年終盤點時，皮普斯驚喜地發(fā)現(xiàn)，僅在12月份，他的個人財富就增加了一千多英鎊：其中單單為丹吉爾駐軍提供軍糧的一紙合同（總價四千英鎊），就為皮普斯帶來五百英鎊的回扣；另一位雜貨供應商高登（Denis Gauden）先生在獲得訂單后，先是向他贈送價值不菲的金質(zhì)酒具（皮普斯稱重后估算其價值不下于一百英鎊），隨后又奉上五百英鎊的酬勞。正如美國著名法律學者努南（John Thomas Noonan Jr.）在《賄賂》（Bribes）一書中總結(jié)的那樣：“1660年，一個擁有二十五英鎊流動資金的職員開啟職業(yè)生涯……到1667年底，他擁有了超過七千英鎊的資產(chǎn)”，增長近三百倍——鑒于他（皮普斯）的名義工資（年薪）不過區(qū)區(qū)數(shù)百英鎊，因此他的這些巨額財富無疑“屬于非法所得”。

對于這樣的指控，皮普斯本人顯然并不認可。他承認自己接受了供應商的錢物，但他辯解自己并未因此而降低采購標準，正如他在日記中所言：“我為他（供應商）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確信是為了國王的利益。”皮普斯堅持將各色供應商稱為“朋友”，并將對方饋贈的錢物視為表達感情的禮物——“禮物（所羅門如是說）可以鞏固友誼。”基于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和商人之間業(yè)已存在的友誼，對方愿意在保證商品質(zhì)量的前提下出讓部分利潤，致使合同采購價格下降，政府支出減少——從這個角度看，他所達成的這些豐厚交易實際上促進了公共利益，可謂合作共贏。鑒于海軍官兵薪資微薄且長期被拖欠，導致人心渙散，缺乏驅(qū)動力，皮普斯認為在“默認接受”（tacit acceptance）的體制之下，商人的禮物不失為提高行政效率的潤滑劑——這些自愿贈予的禮物不僅是友誼的標志，更是對良好服務的認可和獎勵——皮普斯更愿稱其為“合法利潤”。傳記作者克萊爾·托馬林辯稱，與毫無原則且貪得無厭的同僚相比，皮普斯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掌握了接受禮物而不腐敗的實用藝術(shù)”，道理正在于此。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杰拉爾德·艾爾默（Gerald Aylmer）將這一“實用藝術(shù)”定義為新型腐敗行為。在他看來，相對于“舊式腐敗”（old corruption）——這一術(shù)語指的是君主恩庇制下孳生的寄生蟲系統(tǒng)（system of parasites），即權(quán)貴子弟及其親友通過掛名職位、特殊津貼、年金、特許證等方式肆意掠奪公共資源（早期現(xiàn)代的公職通常被視為“一種私人權(quán)利或利益，而不是一項公共服務”），皮普斯的新型腐敗行為（行賄者包括渴望獲得合同的海軍供應商以及希望獲得職務擢升的海軍官兵）是政府權(quán)力不斷擴大和籌集資金能力不斷增強所導致的必然后果，即所謂系統(tǒng)性腐敗——從上到下無人不貪，其差別僅在于程度不同而已。

無可否認，日后被譽為“英國海軍之父”的皮普斯在后勤供給、合同監(jiān)管、后備人才培養(yǎng)以及強化規(guī)章制度等方面的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為他深刻意識到“造成皇家海軍規(guī)章制度失靈的原因無疑是道德敗壞——如果負責監(jiān)督貪腐行為的軍官本身品行欠佳，那么任何制度都無法發(fā)揮作用”。然而在洋洋百余萬字的傳世日記里，有一點皮普斯卻始終避而不提，即“快活王”查理二世大肆挪用海軍軍費以供個人及情婦縱欲享受，導致其統(tǒng)治末期海軍戰(zhàn)力嚴重下降這一史實。

1685年，海軍上將約克公爵（即詹姆斯二世）繼承王位，皮普斯擢升為海軍部秘書。在新任國王建議下，議會通過決議，從1686至1688三年間，每年撥付四十萬英鎊以重塑皇家海軍（據(jù)考證，每年實際投入海軍建設(shè)的資金約三十萬英鎊）。然而問題是，這支重金打造的皇家海軍面對荷蘭奧蘭治親王（加冕后稱英王威廉三世）兩萬人的小股部隊，為何不費一槍一彈，便望風披靡，幡然易幟？照英國皇家海軍歷史學家漢內(nèi)（David McDowall Hannay）在《皇家海軍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Royal Navy）一書中的解釋，蓋因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復辟之舉不得人心——事實上，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如果制度性腐敗無法根除，“如果英格蘭人視本國政府為仇敵，1688年的光榮革命難免會再次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