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北洋海軍甲午烈士的祭祀與紀念

被遺忘的烈士

1895年2月17日，按照威海水陸營務處道員牛昶昞和日本聯(lián)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在2月14日簽訂的《威海降約》，日本海軍聯(lián)合艦隊軍艦在當天駛入威海灣，北洋海軍的基地劉公島以及港灣中殘余的艦艇都被日軍接管，意味著北洋海軍威海保衛(wèi)戰(zhàn)徹底失敗，全軍覆沒。當天下午，凄風冷雨中，龍旗半懸的北洋海軍訓練艦“康濟”載著提督丁汝昌、總兵劉步蟾等的靈柩，以及部分海軍軍官，汽笛哀鳴，從威海灣躑躅離去。此前中日雙方交涉時，日本聯(lián)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表示不忍心見到丁提督的靈柩由一葉小小扁舟運離，于是將“康濟”艦留給北洋海軍當作靈船，以示敬重。

1895年2月17日，停泊在劉公島鐵碼頭旁即將啟航的“康濟”艦。

北洋海軍覆滅后，殘存的官兵匯集至山東煙臺待命，士兵很快就發(fā)餉遣散，軍官則進行問訊調查。經(jīng)山東巡撫李秉衡徹查劉公島失守情況，清政府做出了對已故革職留任提督丁汝昌不予追究責任，同時也不恢復其提督名分的決定，在威海保衛(wèi)戰(zhàn)中殉國的劉步蟾、楊用霖等將領則從優(yōu)議恤。1895年開春后，北洋海軍戰(zhàn)敗幸存的軍官奉命從煙臺集中到天津，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派天津道李興銳、候補道劉啟彤等官員組織審查，“其失守船艦陸續(xù)來歸及在逃未獲者，亦應分別職任之大小、事理之輕重，一體查參”，1895年4月25日，王文韶根據(jù)審查結果上奏糾參，林國祥、葉祖珪、邱寶仁、李和、藍建樞等管帶和李鼎新等海軍高級軍官，以及威?；氐母呒壾姽倥ｊ茣\、馬復恒、嚴道洪等，全部暫行革職。隨后7月間，因北洋海軍僅?！翱禎币凰臆娕?，不堪成軍，清廷下旨裁撤編制，繳銷印鑒，北洋海軍從國家編制層面上也被全軍殲滅。

1895年的夏天，成為過去故事的北洋海軍，如同一冊被重重合上的檔案，收束高閣，曾經(jīng)的努力和榮光，似乎都被最終的失敗涂抹，這支敗軍某種程度上甚至被當作了甲午戰(zhàn)敗的罪魁。北洋海軍的幸存者小心翼翼地存活，為國戰(zhàn)死的烈士則漸漸被人忘卻。

甲午戰(zhàn)爭中，總兵力約3000余人的北洋海軍歷經(jīng)豐島、黃海、威海三次戰(zhàn)役，與強敵鏖戰(zhàn)，近千名官兵為國捐軀。戰(zhàn)后，雖然清政府按例給予犧牲者撫恤，但在國家紀念層面，只有死事最壯烈的“致遠”艦艦長鄧世昌、“經(jīng)遠”艦艦長林永升得到入祀京師昭忠祠的褒揚，其他戰(zhàn)死的將領、官兵則未能獲得官方祭祀的榮譽，隨著這支軍隊戰(zhàn)敗，更無人愿意提及，處在無名無分的遺忘之境。

1895年末，三國干涉還遼，清政府得以贖回被日本侵占的遼東地區(qū)，北洋沿海重要的軍港旅順口重回祖國，重新構建北洋海防的需求開始變得迫切。同時，北洋大臣李鴻章在甲午戰(zhàn)爭期間應急向英國、德國購買的“飛霆”“飛鷹”二艘軍艦在戰(zhàn)后交付。為接收這些軍艦，事實上已經(jīng)有部分北洋海軍官兵以革職待罪、被遣散人員的不名譽身份效力其中，如何妥善轉換這些人員的身份，解決海防急需用人的壓力，都成了需要盡快解決的問題。

為此，北洋大臣王文韶在1896年5月10日上奏，申請起用原北洋海軍人員。王文韶的奏折首先引用水師營務處道員潘志俊調查報告中的內容，就如何評價北洋海軍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表現(xiàn)，以及如何看待戰(zhàn)敗幸存人員等問題，作了一番陳述：

北洋水師各船于大東溝之役，將士頗能用命，洎防守威海，非不人懷斗志，奈因陸兵太單，敵從后路抄入，盡失險要，更以我之炮臺攻我之軍艦，敵船又以全隊密布口門，扼不得出，我軍喋血苦戰(zhàn)，傷亡枕藉，器械無存，煤水皆竭，后路援絕，進退均難，以致軍心渙散，將領自裁，計迫勢窮，遂至覆敗，在事各員弁，其從容就義者，因見精忠報國之忱，其尚得生還者，亦有嘗膽臥薪之志，茲當重整海軍之際，若一概繩以法律，不但沒將士力圖自贖之心，且海軍人才將絕，后起尚遙，尤足啟外人之輕視。

按照這一邏輯，王文韶申請啟用北洋海軍戰(zhàn)敗幸存人員，“可否仰祈天恩稍從寬宥，如蒙鴻慈逾格，許其自新，仍由臣隨時嚴加考核，果能奮勉圖功，著有成效，再當奏懇恩施，量加錄用，倘仍不知愧悔，亦必立予嚴參，斷不敢稍存回護”。王文韶以軍艦的存亡作為標準，對甲午戰(zhàn)爭中所在軍艦被日軍俘虜?shù)摹皾h”管帶林國祥、“平遠”管帶李和、“鎮(zhèn)南”管帶藍建樞等軍官，申請將原本的革職待罪處分改為革職留營效力；對甲午戰(zhàn)爭中所在軍艦戰(zhàn)沉的“靖遠”管帶葉祖珪、“來遠”管帶邱寶仁、“定遠”幫帶李鼎新等軍官，因其軍艦屬于戰(zhàn)沉，“與船為敵獲者情形迥異”，申請直接銷去革職處分。奏上后，光緒帝于1896年5月13日硃批允準。北洋海軍戰(zhàn)敗幸存的官員得以正式重回海軍，連帶而及，這些官員的舊部官兵，也陸陸續(xù)續(xù)被招募回軍。

葉祖珪吁請建祠

今天的福州市延安中學的國光校區(qū)校園旁，有一座不起眼的古老墓地，中國近代著名海軍將領葉祖珪即長眠在此。

清末新建北洋海軍統(tǒng)領的葉祖珪，照片攝于1904年前后，恰是葉祖珪吁請修建北洋海軍昭忠祠的時期。

葉祖珪，字桐侯，福州府侯官縣人（今屬福州市），1852年出生，15歲入讀船政后學堂駕駛班第一期，畢業(yè)之后在船政歷任“琛航”艦二副、大副，1877年獲派參加船政首屆留歐計劃，留學英國，歸國后于1881年被李鴻章調入北洋海防，歷任“鎮(zhèn)邊”“超勇”“靖遠”艦管帶，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后，被授中軍右營副將。葉祖珪性格溫和，在北洋海軍中以治軍嚴格，且又不失儒將本色著稱，“巡防之暇或講圣諭，或引克忠烈各傳以相勸勉，所部環(huán)坐以聽，循循然若父師之教子弟”。甲午戰(zhàn)爭中，葉祖珪指揮“靖遠”艦參加了黃海海戰(zhàn)和威海保衛(wèi)戰(zhàn)。1895年2月9日，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以“靖遠”為旗艦，駛至威海灣東口日島附近，指揮艦隊拼死抵御日本海軍的進攻，鏖戰(zhàn)中“靖遠”不幸中彈沉沒，葉祖珪和丁汝昌落水后被救生還。

甲午戰(zhàn)爭結束后，作為原北洋海軍副將，葉祖珪是幸存的最高級別海軍軍官之一，1896年王文韶奏請起用，葉祖珪本人卻懷著對甲午戰(zhàn)敗的悲痛，“以不死敵為憾”。當時恰值其父親去世，葉祖珪申請回福州原籍丁憂，直到守制三年期滿，1899年經(jīng)時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專折密奏保薦，開復副將原官，加提督銜，被任命為北洋海軍統(tǒng)領，成為甲午后重建海軍的領袖，旋又兼北洋水陸軍務參謀。重新起用任職時，慈禧太后曾專門召見了葉祖珪，談話中，慈禧太后有“他們皆說汝好處，西人亦說汝好處，汝當整作精神，為國家爭氣”之語。

據(jù)家人回憶，甲午戰(zhàn)爭后葉祖珪一直保持著一個很特殊的生活習慣，他隨身總是帶著一把曾經(jīng)在北洋海軍“靖遠”艦上用過的銀勺，多次對家人和自己的部下說，“看到這茶匙，就好像‘靖遠’還在我身邊”。這把鏨有“靖遠”艦徽的銀勺后來被葉祖珪的后人捐贈給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成了那一代海軍軍人甲午情結的證物。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收藏的葉祖珪所用“靖遠”艦餐盤、餐叉、銀勺。

1903年的6月，葉祖珪向時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呈文，提起塵封已久的往事——甲午戰(zhàn)爭中犧牲的北洋海軍烈士。

呈文中，葉祖珪飽含感情地回憶自己那些在甲午戰(zhàn)爭中犧牲的同袍、戰(zhàn)友，“海軍將士弁勇遇有臨敵，同心效命，苦戰(zhàn)沖鋒于驚濤駭浪之中，冒炮火槍林之險，或一身中彈血肉紛飛，或全船被焚，官兵沉陷，死事之烈，實堪憫惻”。他報告稱經(jīng)過翻檢檔案文卷，發(fā)現(xiàn)了甲午黃海海戰(zhàn)后清政府在優(yōu)恤英勇犧牲的“致遠”艦管帶鄧世昌時，曾批準可以在本籍以及建功、殉難省份祭祀，但是此后隨著海軍戰(zhàn)敗，國步維艱，此事未被議及。葉祖珪申請舊事重提，希望能夠盡快落實，在北洋海軍的根本重地天津為鄧世昌建立祠堂，同時借這機會，將甲午戰(zhàn)爭中為國犧牲的艦長、官兵們作為附祀，一并在鄧世昌祠堂內供奉祭祀，提議將整座祠堂定名“北洋海軍昭忠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

對北洋海軍烈士設祠祭祀，列入祀典，顯然就是對北洋海軍在甲午戰(zhàn)爭中所做出的犧牲奮斗加以肯定。此事本質上是要重提那支敗軍的歷史，難度顯而易見，葉祖珪巧妙地以紀念世所公認的甲午英雄鄧世昌為名，順便紀念其他甲午烈士，規(guī)避了為甲午烈士集體正名所可能遇到的種種非議。似乎是擔心這樣的設計仍會遇到不理解，葉祖珪同時申請在祠堂隔壁建設海軍的集中辦公場所——海軍公所，如此北洋海軍烈士祠可以算作是建設海軍公所時順帶搭蓋的附屬建筑，減少遭人議論的風險。

葉祖珪的呈文提交后，同為甲午戰(zhàn)爭親歷者、與北洋海軍多有交集的北洋大臣袁世凱似乎感同身受，命令北洋海防支應局負責選址等一應事項，袁世凱本人還曾親自到實地踏勘選址，葉祖珪呈文申請后的第二年，終于選定了一塊面積21畝多的土地，由海防支應局派候補知縣陳葆泰，代理天津縣知縣孫鴻烈具體經(jīng)辦購地，之后因建設資金不足等問題，直到1908年才將一應的購地、征遷等工作全部完成。遺憾的是，破題為北洋海軍烈士建祠的海軍統(tǒng)領葉祖珪此時已作古，1905年的盛夏，葉祖珪在江陰檢查水雷營工作時“感觸暑癥”，仍然“力疾從公”，而后一病不起，不幸身故，未能見到他的戰(zhàn)友們獲得國家正式祭祀的一幕。

曇花一現(xiàn)的北洋海軍昭忠祠

2019年，筆者在和中國臺灣地區(qū)海軍史學者交流時，獲知了有關天津北洋海軍公所以及北洋海軍昭忠祠的歷史情況，依據(jù)史料和檔案中所出現(xiàn)的“銀元局后面”“公園迤北”“公園北界第九十九段地”等大致的地點信息，前往天津進行實地調查。經(jīng)原“靖遠”艦幫帶、民國海軍總長劉冠雄的第四代孫女劉景端女士幫助，并得到天津電視臺和天津文史愛好者的協(xié)力，對照清末出版的天津地圖所示，終于在天津中山公園附近找到了北洋海軍昭忠祠的舊址所在，今天為天津市河北區(qū)少年宮及周邊一帶，經(jīng)歷歲月變遷，昭忠祠的遺跡只有一塊不起眼的碑座而已。

天津市河北區(qū)少年宮院內。

天津市河北區(qū)少年宮院中僅有的一處歷史遺跡，推測是北洋海軍昭忠祠建筑的碑座。

比起清末在天津建立的淮軍昭忠祠，天津曾有一座北洋海軍昭忠祠的往事在當代鮮有人知，偶有聽聞者，也多把北洋海軍昭忠祠和淮軍昭忠祠混為一談，這種落寞的景象，像極了當年北洋海軍甲午烈士的境遇。

經(jīng)葉祖珪破題申請設立北洋海軍昭忠祠后，北洋大臣袁世凱下令擇地，而后遇到缺乏建祠經(jīng)費的難題。原先葉祖珪計劃使用一宗非常特殊的經(jīng)費來為北洋海軍烈士建祠，即原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上繳積存的海軍截曠銀。截曠銀是清代軍隊的特殊資金，大致是軍隊中因為出現(xiàn)臨時缺額，導致原額下發(fā)的薪餉有富余，富余出的部分就是截曠銀，多為軍官所存營留用，作為“小金庫”。而丁汝昌管理北洋海軍時創(chuàng)立制度，不私留全軍產生的截曠銀，而是按年如數(shù)報繳海防支應處，積存作為海防經(jīng)費，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生前積攢上繳的經(jīng)費，未料竟成了為北洋海軍甲午烈士修建祠堂的資金來源。

原本葉祖珪申請時，海軍截曠銀還有7萬兩左右，而后因被挪借他用，僅剩3萬兩左右，以此經(jīng)費很難同時修建海軍公所和昭忠祠，1910年5月6日由時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陳夔龍上奏，就有限經(jīng)費先行修建昭忠祠。仿佛冥冥的注定，就在北洋海軍昭忠祠開工之前，原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終于被恢復名譽。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戰(zhàn)爭旅順失守后被革去提督職，以革職留任提督的身份繼續(xù)指揮全軍作戰(zhàn)，最終在威海保衛(wèi)戰(zhàn)期間自殺殉國。北洋海軍覆滅后，清廷經(jīng)調查，決定不予恢復提督身份，不予議恤。1906年，威海、榮成、煙臺、旅順等沿海各地士紳商民300余人，丁汝昌在淮軍的同僚姜桂題、王仁寶等，以及丁汝昌的海軍舊部薩鎮(zhèn)冰等聯(lián)名呈文，申請恢復丁汝昌的提督身份，經(jīng)兩江總督周馥、直隸總督袁世凱、山東巡撫楊士驤聯(lián)銜轉奏，然而未果。光緒帝駕崩，宣統(tǒng)即位后，1910年4月25日，籌辦海軍大臣載洵也為此事上奏，稱“臣為研究甲午海軍之敗而知丁汝昌其人，且知其因力竭無援，乃以身殉，情節(jié)殊為可憫”“甲午一役，論成敗無能辭咎，論情節(jié)尚有可原。當時戰(zhàn)局未解，褫奪誠難寬假，然事后論定，似可上邀曠典”，再度申請恢復丁汝昌的提督身份，旋獲硃批允準開復北洋海軍提督身份，丁汝昌的烈士資格事實上也在此時恢復。

陳夔龍奏呈的北洋海軍昭忠祠工料估計清單。圖源：臺灣“國軍檔案”。

1903年葉祖珪呈文申請祭祀北洋海軍甲午烈士時，因丁汝昌身份特殊，為免旁生枝節(jié)，沒有將其列入計劃祭祀的烈士群體，此時丁汝昌的名譽得以恢復，北洋大臣陳夔龍興奮地稱“今海軍重興，丁提督仰蒙天恩，開后原官原銜，昭藎烈于既往，興觀感于方來”。

據(jù)陳夔龍之后的上奏可以了解到，北洋海軍昭忠祠是一座面闊三間、兩進院落的建筑，大門外有照壁，以及一對漢白玉獅子，進大門后有垂花門和戲臺，垂花門兩側連接著游廊、走廊，前、后院共有東西廂房等建筑12間，前院設有2座漢白玉碑，正屋供奉烈士牌位，“設弓腿龕座、供桌各三座，暨透花格扇神龕、神牌”，后院有正屋是祭器庫，全部造價約2萬5千兩銀，原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逐年繳存的截曠銀剛好可供支付。

1910年，北洋海軍昭忠祠終于開工建造，至1911年秋基本完工，就在即將要迎奉海軍烈士牌位入祀時，恰好遇到辛亥革命爆發(fā)，新建成尚未使用的北洋海軍昭忠祠被革命軍進駐，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為方便革命軍人子弟讀書，祠堂被改為革命軍人子弟學校，定名覺民小學，清朝時期計劃的祭祀北洋海軍甲午烈士一事悄然湮沒。

海軍征集史實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在中央設立海軍部，統(tǒng)管全國海軍事務，海軍部的首任總長恰是一位親身經(jīng)歷過甲午覆師之痛的北洋海軍舊將。劉冠雄，字資穎，福州閩縣人，1861年出生，3個兄長都先后考入船政藝圃，劉冠雄本人在1875年考入船政后學堂駕駛班第四期，畢業(yè)后被調往北洋海防任職，曾任“鎮(zhèn)南”管帶、“揚威”幫帶，1886年選入船政第三批留歐學生，赴英國留學，后參加接收“靖遠”艦回國，任幫帶大副。甲午戰(zhàn)爭中，劉冠雄作為“靖遠”艦管帶葉祖珪的副手，同時也是該艦的第一執(zhí)行官，參加了黃海海戰(zhàn)、威海保衛(wèi)戰(zhàn)。劉公島戰(zhàn)敗后，劉冠雄也經(jīng)歷了從敗軍之將到被重新開復起用的過程，歷任“飛鷹”“海琛”“海天”等艦管帶，1904年“海天”艦發(fā)生事故觸礁損毀，劉冠雄一度改任山東德州機器局總辦，后來重回海軍，任北洋海防營務處會辦、海軍部科長、廣東水師營務處總辦等職，辛亥革命發(fā)生后，劉冠雄是最早支持革命的海軍界人士之一，成為上海革命軍政府海軍顧問、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海軍部顧問。

民國北洋政府首任海軍總長劉冠雄。

就任海軍總長伊始，劉冠雄實施了擘畫軍制、整頓訓練、籌建軍港、謀造新艦、清理前清海軍積欠未付款項等一系列舉措，海軍氣象一新。作為經(jīng)歷過甲午之戰(zhàn)的海軍軍人，劉冠雄展現(xiàn)出對海軍歷史的格外重視，鑒于“我國海軍創(chuàng)起于福州船政，成功于北洋艦隊，其間沿革、戰(zhàn)役可述之事甚多，迄今四十余年未有記載”，劉冠雄于1914年12月在海軍部內設立編史處（1915年5月和海軍部編譯處合并，并稱海軍部編譯委員會），聘請船政后學堂校友嚴復任總纂，著手編撰海軍軍史《海軍實紀》，開啟了中國近代海軍官修軍史的歷史。

海軍部編史處成立后，四方搜集海軍史料，更在報紙上刊發(fā)啟事，一時間把中國海軍歷史推高到了全社會關注的程度，無形中也使北洋海軍甲午烈士家庭群體得到了莫大的承認和慰藉。

中國近代海軍自1866年從福州馬尾籌創(chuàng)開始，先后經(jīng)歷了甲申中法馬江之戰(zhàn)失敗和甲午中日之戰(zhàn)失敗，在“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的傳統(tǒng)道德環(huán)境里，備受詬病和責難。這種景象下，如何看待這樣的失敗歷史，海軍界似乎無法自辯，始終陷在無奈的沉默里。此時改朝換代，民國成立，民國海軍似乎是可以用更超然的態(tài)度對待前朝的失敗，海軍部編史處刊發(fā)在報紙上征集史料的啟事，儼然是一篇告全社會的海軍聲明。

為了說明海軍編纂軍史的價值所在，預杜各種雜音，啟事里直接說明了甲申、甲午歷史的意義：“……勝敗兵家之常，勝固可紀，而敗尤不可不紀。蓋紀勝不過夸張功烈，揚厲前徽；紀敗則毖后懲前，尤足警醒后人，使之劌目怵心，以為臥薪嘗膽之奮者也?！?/p>

海軍編史處在啟事中呼吁海軍同人及烈士家庭踴躍提供材料，“凡我海軍同澤同袍，有躬預二役之戰(zhàn)者尚能口述當日情形，或其祖、父殉國死綏、耿節(jié)孤忠至今未表，請各臚舉事實，郵寄前來。零條片紙、白話單詞，均無不可，其有私家紀載、日記雜錄，亦請將原稿惠寄本處，尤表歡迎，并登載姓名，藉光史乖，闡幽激懦?！弊詈?，啟事中還強調，為國家、為海軍存史是所有愛國者的責任，“凡留心世道，保愛宗邦諸君子均有責焉”。

“鎮(zhèn)遠”艦烈士林徽椿的父親寄呈海軍部的材料。

“來遠”艦烈士徐希顏的弟弟寄呈海軍部的材料，在呈文中提到徐希顏在黃海海戰(zhàn)犧牲后，棺柩暫厝在旅順白玉山下，家人百般設法從旅順運回到蘇州，但因家境窘迫，當時還未有條件安葬。

這份啟事刊發(fā)后，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各類信息、材料紛紛寄至海軍部，尤以北洋海軍甲午烈士家庭寄來的最多。來自廣東的鄧浩洪兄弟寄來了父親鄧世昌的《哀啟》等材料；福州的林幼卿寄送了甲午戰(zhàn)爭中在“鎮(zhèn)遠”艦犧牲的兒子林徽椿（“鎮(zhèn)遠”艦見習軍官）的材料；福州的陳鐘秀把黃海海戰(zhàn)犧牲的父親陳京瑩（“經(jīng)遠”艦二副）在甲午戰(zhàn)前寄回的家書原件上繳海軍部；留美幼童出身的曹嘉祥，向海軍部寄來自己的老同學陳金揆（“致遠”艦幫帶）的事跡；家住江蘇太湖東山的徐楨寄來了有關黃海海戰(zhàn)中犧牲的弟弟徐希顏（“來遠”艦大副）的履歷、事略，事略最后還介紹了徐希顏家庭的苦難情況，“希顏殉難后，上有老母，中有寡妻，下有遺子，方期撫孤成立，以延一線，不料前年子又病殤”；作為海軍單位的福州船政局，也寄來曾在本局輪機廠工作的職員陳國昌（“威遠”二管輪）的事跡……一時間海軍部上下感天動地，甲午戰(zhàn)敗至此，時間已經(jīng)過去了整整20年，海軍烈士第一次獲得了被國家眷顧的機會。

隨著海軍編史工作的推進，到了1918年又浮現(xiàn)出一個有關甲午海軍烈士的新問題?！逗＼妼嵓o》編纂過程中，從船政衙門檔案里鉤沉出了馬江之戰(zhàn)死難將士的整齊名錄，而當涉及甲午海戰(zhàn)時，突然發(fā)現(xiàn)北洋海軍甲午烈士的名單竟已無處可尋，“將士請恤卷牘，疊經(jīng)兵燹，蕩然無存”，甲午海軍烈士居然成了一個朦朧模糊的概念。

彰顯烈士，倘若連烈士的姓名都無法列舉，顯然難以接受，民國海軍隨后開展了一場征集烈士名單的活動。

民國海軍各艦艇向海軍總司令部匯報本艦艇所回憶增補的烈士姓名。

海軍部內首先組織官員追憶，整理出一份有110人姓名、職務的烈士名單，而后把名單印刷50份，在1918年10月11日經(jīng)海軍總長劉冠雄以第148號訓令要求海軍總司令藍建樞下發(fā)給海軍第一、第二和練習艦隊，組織各艦官兵集體回憶，進行修訂增補，“轉發(fā)各艦艇遍示官佐士兵，并令各就所知克日于單內所未載者，添列某艦某人名姓，繳由該總司令將原單匯送到部，俾資編紀，以昭來許而慰忠魂”。1919年1月21日，各艦的報告匯總至海軍部，較原名單新增了共132位甲午烈士的姓名，而后海軍編譯委員會又從各方征求到了3名烈士的姓名，這一總數(shù)為245人的名單，就是一直流傳至當代的北洋海軍甲午烈士名錄的來由，雖然相比起甲午戰(zhàn)爭中北洋海軍殉難將士近千人的總數(shù)來，還有數(shù)百位烈士成了無名無姓的無名氏，但倘若沒有民國初年海軍部組織的這次編史工作，情形更難以堪。

馬江昭忠祠

民國初年開啟的編史活動，在海軍內部興起軍史熱潮，此時海軍的高級將領大多曾親歷過甲午戰(zhàn)爭，這種學術活動對他們而言，還有著紀念同袍戰(zhàn)友的不凡意義。

民國北洋政府海軍總司令藍建樞。

和總長劉冠雄的情況類似，海軍總司令藍建樞也是北洋海軍舊將，藍建樞，字季北，福州閩縣人，1857年出生，船政后學堂駕駛班第三屆畢業(yè)，在北洋海防歷任“鎮(zhèn)西”“鎮(zhèn)中”“鎮(zhèn)南”“威遠”“敏捷”管帶，親歷了威海保衛(wèi)戰(zhàn)和北洋海軍的覆滅，對這段歷史有著切膚之痛。甲午戰(zhàn)爭后，藍建樞歷任“海琛”管帶以及清政府海軍部參謀、軍樞司司副、軍儲司會辦，民國成立后，藍建樞初任海軍左司令、海軍第一艦隊司令，1918年3月28日特任為海軍總司令。當年11月，藍建樞校閱海軍艦隊，途經(jīng)中國近代海軍的發(fā)源地，也是他本人投身海軍事業(yè)的起始地福州馬尾，特地來到馬江昭忠祠。

1884年8月23日，法國海軍艦隊在船政附近的馬江江面突襲中國船政艦隊，挑起馬江之戰(zhàn)，戰(zhàn)后經(jīng)時任船政大臣張佩綸奏請，在馬江之畔的馬限山下修建昭忠祠，供奉陣亡的近800位將士，“歲時官為致祭，以旌壯烈，以肅觀瞻”。1886年馬江昭忠祠建成，是中國第一座近代海軍烈士專祠，附近還安葬了馬江之戰(zhàn)中犧牲的部分烈士，可謂是海軍界的精神圣地。藍建樞來到昭忠祠拜謁海軍先烈時，看到此時祠堂已經(jīng)年久失修，頗感痛心，于是和馬尾本地的海軍最高長官福州船政局局長陳兆鏘（曾任北洋海軍“定遠”艦大管輪）商妥，向各界募資重修。藍建樞還為此以海軍總司令名義呈文大總統(tǒng)，請大總統(tǒng)為祠堂題匾，“各省所建之昭忠祠奚止什百，獨于斯祠祀對外死綏將士，反置若無睹，殊非國家激勵忠烈之本旨，不揣微陋，輒事集貲，茲當修治祠宇之時，非得我大總統(tǒng)頒予匾題不足以昭鄭重”。

當時，恰值海軍總長訓令藍建樞征集甲午海軍烈士名錄，一個有關紀念甲午北洋海軍烈士的設想就此萌生。1920年3月6日，藍建樞聯(lián)合海軍練習艦隊司令兼攝第一艦隊司令蔣拯、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福州船政局局長陳兆鏘、江南造船所所長劉冠南、大沽造船所所長吳毓麟、南京海軍槍炮魚雷學校校長鄭綸、吳淞海軍學校校長鄭祖彝、煙臺海軍學校校長曾瑞祺，聯(lián)名向海軍總長劉冠雄呈文，申請在馬江昭忠祠合祀甲午北洋海軍烈士。

竊我國海軍自興創(chuàng)以來，甲申中法、甲午中日兩役實為沉痛之歷史，而我國人所永永弗忘者也。惟甲申死難將士當時曾奉朝命建昭忠祠于福州馬尾地方，歲時致祭，垂為常典，而甲午一役尚付闕如。查民國七年十月，曾奉鈞部第一四八訓令，以部中撰輯海軍戰(zhàn)紀，征求大東溝、威海衛(wèi)當日捐軀將士姓名，仰見鈞部早已篤念及此。夫事跡昭垂所以彰信史，而馨香祀事尤以妥忠靈，二者未容偏廢也。

建樞前年校閱艦隊到閩，袛謁馬尾昭忠祠，見規(guī)模狹隘，日久失修，惄然心傷，就商船政陳局長兆鏘等展拓修葺，一方并征海軍同寅意見相同，惟需款較巨，特為廣募，略有成效?，F(xiàn)當修建之先，公同意見懇請鈞部具呈大總統(tǒng)，乞將甲午一役死難將士姓名并祀于馬尾之昭忠祠，所以表風烈而勵忠節(jié)者，實非淺鮮。

謹合詞吁懇鈞部察核行施，不勝屏營待命之至。再，此呈系由總司令公署印發(fā)，合并陳明。

謹呈海軍總長。

繼清末北洋海軍統(tǒng)領葉祖珪在1903年申請設立北洋海軍昭忠祠過去近20年，為北洋海軍烈士設祠祭祀的話題再度被提起。非同尋常的是，無論是收件的總長劉冠雄，還是聯(lián)名呈文的將領，大多都是北洋海軍的舊將。

馬江昭忠祠雖然祭祀的是馬江之戰(zhàn)烈士，但性質上屬于當時全國唯一的海戰(zhàn)烈士祠堂，供奉其中的烈士里也多有船政學堂的畢業(yè)生，甚至是甲午烈士的同學，在此增祀甲午烈士可謂合情合理。正當海軍部和海軍總司令部議及如何將北洋海軍烈士入祀馬江昭忠祠時，突然有人回憶起清代曾在天津修建過北洋海軍昭忠祠，海軍部于是命令大沽造船所就近調查，經(jīng)發(fā)現(xiàn)天津海軍昭忠祠已被學校占用，海軍內部遂產生了爭取收回祠產的意見，而后開始了一番曠日持久的口舌筆墨官司，因學校態(tài)度十分堅決，海軍部竟至無可奈何。

福州船政局局長陳兆鏘，福州閩縣人，原為船政藝圃學徒，后考入船政后學堂管輪班，官至“定遠”艦大管輪，參加了甲午戰(zhàn)爭，據(jù)傳“定遠”艦管帶劉步蟾自殺后，就是陳兆鏘代為料理后事。民國后，陳兆鏘是江南造船所首任所長，又調任福州船政局局長。

海軍烈士入祀一事因為天津海軍昭忠祠收回無果而久無結論，而馬江昭忠祠修繕已近告成，焦急不已的福州船政局局長陳兆鏘于1921年4月29日呈文海軍總司令，暗暗批評不應該聚焦于收回天津昭忠祠而使烈士祭祀一事拖宕無果，“何以敦世道而慰忠魂”。

同時，陳兆鏘還匯報了不久前發(fā)生的一樁事情，聽聞海軍界有在馬江昭忠祠合祀甲午烈士的動議，黃海海戰(zhàn)烈士、北洋海軍“經(jīng)遠”艦大副韓錦的兒子韓和寵向海軍第二艦隊提起申請，希望將自己父親的牌位供奉到馬江昭忠祠，“前經(jīng)遠軍艦槍炮二副韓參將錦家屬韓和寵，以其父于大東溝之役陣亡，請入祀馬江昭忠祠，并附履歷、事略前來”。陳兆鏘據(jù)此催促總司令藍建樞盡快促成合祀馬江昭忠祠，“凡陣亡殉難之家屬，無不欲表彰其先世，大有迫不及待之情”，并希望國家撥款5000元，用于補助馬江昭忠祠修繕。

申午合祀

1921年7月16日，藍建樞根據(jù)陳兆鏘的匯報，再次聯(lián)名全海軍各主要單位的主官（較第一次聯(lián)名又增加了福州海軍學校校長張斌元、福州海軍制造學校校長沈覲宸，后者是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楨的曾孫）向海軍總長呈文，時任海軍總長李鼎新（曾任“定遠”艦幫帶）進一步將此事推高到了國家決策層面，于1922年3月27日呈請大總統(tǒng)徐世昌決斷：“查甲午一役，實為海軍史上一大紀念，死難將士，言之痛心。承樓船橫海之名，同仇敵愾；矢猿鶴蟲沙之誓，取義成仁。情近于蹈海而亡，壯氣與波濤俱涌；事出于普天共憤，精心偕日月常昭。合常祀以勸忠，媲前賢而競美。該總司令等所陳，不為無見。擬懇明令將甲午死難海軍人員合祀馬尾昭忠祠，歲時致祭，俾闡幽光，永昭祀事。”

1922年4月3日，大總統(tǒng)令“準如所擬辦理”，具體承辦此事的福州船政局局長陳兆鏘立即著手準備，并在報紙上又登載出了一條啟事。

馬江昭忠祠原祀甲申戰(zhàn)役諸先烈，現(xiàn)海軍同人以甲午大東溝戰(zhàn)事所有死難將士弁兵尚無祠宇以安忠魂，聯(lián)請政府，準以合祀馬江。惟查當時弁兵被難者不少，冊籍蕩然，無從檢核。特此布告：凡難屬及其親友有知者，限于本年夏歷六月底止，開具姓名、官職、船名、職事，送到本局備核，以便登列牌位，以示不朽。幸勿遲延！切切，此布。船政局啟。

1922年8月1日，海軍部編纂科將整理的245名北洋海軍甲午烈士名單抄交福州船政局，以便入祀。8月25日，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廳將大總統(tǒng)為昭忠祠題寫的匾額送交海軍部，轉交馬江昭忠祠。

根據(jù)福州船政局局長陳兆鏘制定的計劃，選擇在當年農歷八月十八日（甲午戰(zhàn)爭黃海海戰(zhàn)的農歷爆發(fā)日，也是大部分甲午烈士的殉國日），即1922年10月8日舉行甲午海軍烈士入祀昭忠祠活動，大總統(tǒng)指派海軍將領薩鎮(zhèn)冰作為代表前往致祭，從提督丁汝昌開始，北洋海軍甲午烈士們的牌位被迎進馬江昭忠祠奉祀，史稱申午合祀，同時迎進的還有1900年庚子事變時犧牲的“海龍”驅逐艦艦長饒鳴衢等部分庚子海軍烈士，馬江昭忠祠隨即更名海軍昭忠祠。

歷經(jīng)近30年光陰，北洋海軍甲午烈士終于有了安魂之地，魂歸中國近代海軍的起點馬尾，戰(zhàn)敗的北洋海軍在甲午戰(zhàn)爭中曾經(jīng)付出的犧牲努力也終于得到了正式承認。申午合祀前，福州船政局局長陳兆鏘、福州海軍學校校長張斌元先后題詞，在昭忠祠身后的馬限山上摩崖刻石“蔣山青處”“仰止”，到了申午烈士合祀已成定局，時任海軍總長李鼎新親書“鐵石同心”，也摩刻于昭忠祠后山。

民國南京政府海軍部制定的昭忠祠甲申、甲午海軍烈士祭典儀序。

時至1933年，南京政府海軍部將每年的8月23日（甲申馬江海戰(zhàn)爆發(fā)日）和9月17日（甲午黃海海戰(zhàn)爆發(fā)日）正式定為海軍紀念日，“由在閩海軍最高長官率領本軍人員恭詣馬尾昭忠祠，敬謹致祭，以彰忠藎而慰英靈。所望全軍將士，益當警惕憂虞，奮發(fā)淬礪，盡后死之職責，爭民族之光榮”。為昭鄭重，又在1936年頒布了馬尾海軍昭忠祠的祭祀儀典規(guī)范。

抗日戰(zhàn)爭中，福州馬尾在1941年被日軍攻占，經(jīng)中國海軍陸戰(zhàn)隊于當年反攻收復，此后在1944年二度淪陷，直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光復。位于馬江之畔的海軍昭忠祠歷經(jīng)戰(zhàn)火，破敗不堪，對海軍烈士的祭祀活動也陷于荒廢。1949年8月馬尾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qū)海軍接管了海軍昭忠祠，后一度將昭忠祠作為前線流動修船廠的廠區(qū)。1963年福州市撥款修繕昭忠祠和馬江海戰(zhàn)烈士墓，又在1984年進行了程度更大的大修，恢復祭祀中法馬江之戰(zhàn)烈士的傳統(tǒng)，并設立福州馬江海戰(zhàn)紀念館，在當時社會上曾有議論為何要紀念戰(zhàn)敗的歷史，最后以紀念的是“奮起反抗的悲壯”而定論。到了2014年，時值甲午戰(zhàn)爭120周年紀念，福州市馬尾區(qū)撥款修繕昭忠祠，恢復了昭忠祠同時祭祀北洋海軍甲午烈士的傳統(tǒng)，申午再度合祀，歲祭不輟。

位于福州馬尾的海軍昭忠祠今景。

海軍昭忠祠正廳，供奉甲申、甲午海戰(zhàn)烈士牌位。

1922年甲午烈士入祀昭忠祠時，福州船政局局長陳兆鏘曾作文紀念，碑石至今猶存：

北洋海軍創(chuàng)于合肥李文忠公，公深謀遠慮，亟以添船置械請于朝，部臣梗之。日人乘我之懈，歲增余皇，假助韓剿亂為名，窺伺我藩屬，侵奪我主權，截擊我兵艦。于是軍心憤激，而有大東溝之戰(zhàn)。

夫以艦炮之眾寡堅脆論，我軍萬無幸勝之理，既已臣力告竭，國殤累累，猶能指揮卻敵，收合余燼者，蓋士氣之勇與陣法之變，足以寒敵人之心也。詔令退守威海，威海所恃以守者，南北岸炮臺耳。臺為他軍所守，而龍廟臺先入于日人之手，我軍三面受敵，又牽掣于朝旨，不能越雷池一步出而橫海再戰(zhàn)，敵攻愈急，我守愈力，相持三月，屢挫敵鋒，卒以外授不至，坐困重圍，其統(tǒng)兵者則多深明大義，見危授命。此其志節(jié)校之甲申諸先烈，顧何如邪！

乃以日星河岳之靈，而無俎豆馨香之報，垂三十載未聞有議及之者。今藍季北將軍督同兆鏘募修馬江昭忠祠，因念茲事，聯(lián)名以兩役合祀請諸政府，奉令報可，其改繕之事乃令兆鏘董之，以今歲夏歷八月十八死難之日奉栗主以進。其時憂憤自殉，暨夫庚子拒敵被難者皆傳之，昭公道，重同氣也。

夫人生遭際遲速有命，而身后之顯晦則亦有數(shù)存焉。寖假馬江舊址，荒頓猶昔，舉者且廢，遑問其他，而展轉相乘，卒使后先輝映，為吾黨光，冥冥之中，殆有主宰歟。

（作者系福建馬尾船政文化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