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平：清史研究的基本問題

（一）基本史料

清代史料浩如煙海，具有“多”、“亂”、“散”、“新”的特點。《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有清代書籍9633種，世人譏諷其遺漏太多，不斷為其增補，至王紹增作《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加至54880種，仍然遠非清代書籍的全貌。不僅書籍卷帙浩繁，清代還留下了大量官方檔案。僅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而言，明代以前的檔案基本無存，明代檔案僅占據(jù)1個全宗，總數(shù)3000余件，而清代檔案達到73個全宗，總數(shù)約1000余萬件。由于歷史原因，清代史料的收藏非常分散。僅以檔案而言，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最為集中外，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大連市等檔案館、臺北“故宮博物院”等也有相當數(shù)量的收藏。尤其是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清代檔案40多萬件，是1949年國民黨撤往臺灣時從故宮博物院中挑選的檔案精品，包括宮中檔、內(nèi)閣部院檔、國史館檔、清史館檔等。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現(xiàn)存明清檔案也有31萬件，是20世紀20年代羅振玉搶救的內(nèi)閣大庫檔案。此外，還有不少檔案已經(jīng)流傳海外。

清代檔案史料按照行政機構(gòu)劃分，主要可分為中央檔案和地方檔案。中央檔案中保存最為完整、利用價值最高的是內(nèi)閣全宗、宮中全宗和軍機處全宗。內(nèi)閣為清代行政之總匯，其檔案種類繁多，主要包括六科題本。題本是清前期官員上奏的主要文書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宮中全宗主要包括官員履歷檔案及各朝漢文、滿文朱批奏折。官員履歷檔案包括履歷片、履歷單和履歷引見折，保存了5萬余名官員的傳記資料，是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第一手資料。奏折具有私密、高效的特點，在出現(xiàn)后逐漸取代題本、奏本的地位，成為最重要的文書形式，反映的內(nèi)容包羅萬象，價值不言而喻。軍機處檔案主要包括滿漢文錄副奏折和檔冊等。按照規(guī)定，奏折上交后軍機處要抄錄一份留作副本，由于各種原因，很多朱批原折已經(jīng)散失，錄副奏折遂成為具有重要價值的檔案。檔冊包括隨手登記檔、上諭檔、電報檔及各種專檔，主要匯集皇帝的各種上諭。

地方檔案保存不如中央檔案完整，比較系統(tǒng)的包括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寧古塔副都統(tǒng)衙門檔案、琿春副都統(tǒng)衙門檔案及阿勒楚喀副都統(tǒng)衙門檔案等?？h一級檔案最具代表性的有四川巴縣檔案及南部縣檔案。通過地方檔案，不僅可以考察清政府在各地的施政情況，更是研究當?shù)厣鐣?jīng)濟發(fā)展演變最原始、最具體和最重要的史料。

長期以來，海峽兩岸都對清代檔案的整理出版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出版了數(shù)量巨大的朱批奏折、上諭檔。特別是自2002年國家清史編纂工程啟動以來，檔案的公布、出版速度大大加快。近年來出版的大型檔案匯編包括《清宮熱河檔案》、《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匯編》、《乾隆朝軍機處滿文寄信檔譯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等，為清史研究注入新鮮史料，有力推動了研究向縱深方面發(fā)展。

文獻史料主要包括編年體史料、政書類史料、地方志史料、文集筆記史料、家譜契約史料、傳記類史料、紀事本末體史料及詩畫、實物、古跡等史料。

《滿洲實錄》書封

編年體史料以歷朝起居注和實錄、東華錄為代表。起居注主要記錄皇帝除去內(nèi)廷私生活以外的言論及活動，記載重大朝政，是比較原始的資料。由于其較高的價值，歷朝起居注多已影印出版。2009年由北京中華書局與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分別據(jù)藏于北京與藏于臺北的康熙朝起居注影印出版，使康熙朝起居注完整呈現(xiàn)，意義重大。實錄是下一代繼嗣之君為上一代皇帝修撰的編年體史籍，主要以檔案、起居注等為參考資料，內(nèi)容以皇帝為中心，兼記天下大事。清代共有十一朝實錄，總計四千四百八十四卷。除全局總目、序、凡例、目錄、進實錄表、修纂官等五十一卷外，計《滿洲實錄》8卷、《太祖實錄》10卷、《太宗實錄》65卷、《世祖實錄》144卷、《圣祖實錄》300卷、《世宗實錄》159卷、《高宗實錄》1500卷、《仁宗實錄》374卷、《宣宗實錄》476卷、《文宗實錄》356卷、《穆宗實錄》174卷、《德宗實錄》597卷。此外，宣統(tǒng)朝有《宣統(tǒng)政紀》一書，實則是由原修《德宗實錄》人員修撰完成，與實錄無異，共70卷。盡管在編纂過程中，出于各種原因，實錄有過一定刪改，但仍然是把握清代歷史發(fā)展基本脈絡(luò)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之一。

《東華錄》為私修編年體史料長編。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開國史館，蔣良騏利用擔任纂修的便利條件，摘抄實錄、紅本等檔案文獻，輯成一部起自天命元年（1616年）而迄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歷五帝六朝的史料長編，共32卷，因國史館靠近東華門，命名為“東華錄”，俗稱“蔣氏東華錄”。蔣錄失於簡略，但保存了傳本所不載的一些重要史料，對研究清初歷史仍有重要參考價值。光緒年間﹐王先謙仿蔣氏抄錄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史料﹐輯為《東華錄續(xù)編》，凡230卷，對“蔣錄”則重新加以詳編和補充，增為195卷，稱《九朝東華錄》。後潘頤福輯咸豐朝《東華錄》，王氏亦加以增補，凡一百卷。加自輯同治朝《東華錄》100卷，合稱《十一朝東華錄》，俗稱《王氏東華錄》。全書于有清一代二百余年間大事，年經(jīng)月緯，約略可見，在《清實錄》未刊行前，該書頗為學者所推重，也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之一。

《欽定大清會典》書封

政書類史料以《清會典》與《清三通》為代表。《清會典》是清代效仿明代進行會典的體例編纂、修訂而成的重要政書，以行政法律為主要內(nèi)容，通過條律匯編詳細介紹有清一代行政法規(guī)上各項事例。清會典包括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慶朝、光緒朝5種，統(tǒng)稱為“大清會典”。按政府行政機構(gòu)分類，下述各項法條政事，內(nèi)容包括宗人府、內(nèi)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等職能及相關(guān)制度，因各朝政府機構(gòu)不同，分類內(nèi)容略有改變。康熙、雍正時期兩部會典，將事例附于典條之下。乾隆、嘉慶兩朝增設(shè)樂部、中書科，并將圖示列入會典。至光緒朝又在會典中增設(shè)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自乾隆時期會典起，將大量事例分開編輯，除修《欽定大清會典》100卷外，另修《大清會典則例》180卷。嘉慶時期延續(xù)此制，修《欽定大清會典》80卷，《欽定大清會典事例》920卷，并對壇廟、禮器、樂器、儀仗、鑾輿、冠服、武備、天文、輿地、刑具等附圖說明，修《欽定大清會典圖》100卷。光緒會典沿承此制，會典成書100卷，事例1220卷，圖270卷。清會典詳細記述了清代從開國至光緒朝各級官職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乾隆朝《大清會典御制序文》稱：“凡職方官制，郡縣營戍，屯堡覲饗，貢賦錢幣諸大政，于六曹庶司之掌，無所不錄。” 因此，清會典不僅是中國封建時代行政立法的總匯，也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資料。

《清三通》是記載清朝典章制度的史籍，為《續(xù)三通》的續(xù)作，包括《皇朝文獻通考》300卷、《皇朝通典》100卷和《皇朝通志》126卷。清三通的內(nèi)容起于清初，訖于乾隆末，其體例、門類大體沿襲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和鄭樵《通志》，但為適應(yīng)清朝具體情況，也做了頗多變動。清朝編“清三通”，雖因取材相同，不少篇目近似，但仍各有獨自參考價值。后人將《三通》《續(xù)三通》《清三通》合在一起，稱為“九通”，又與《清續(xù)文獻通考》，合稱“十通”。

此外，地方志、名人文集、筆記小說、契約文書等也都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尤其是隨著社會史的興起，這些方面的史料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二）清史研究概況

清史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清朝的本朝歷史研究。清朝官方曾為修史多次建立專門的修撰機構(gòu)，如國史館、實錄館、方略館等，修撰清國史、實錄和方略等著作。私撰的史書、筆記等同樣汗牛充棟。不過，由于身處本朝，這些書籍著作存在明顯的局限。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清史研究是在1912年清朝滅亡之后才開展的。

清史研究迄今為止已經(jīng)走過了100多年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12-1949年。這一階段，為清史研究的起步和奠基性階段。最突出的成就是《清史稿》的編纂、孟森的相關(guān)研究著作和蕭一山《清代通史》的出版。1914年，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館，仿前朝之例為清朝修史。由于時局動蕩、經(jīng)費有限、纂修人員水平參差不齊等因素，《清史稿》編纂得比較倉促，問題很多。當然，盡管《清史稿》存在諸多缺陷，畢竟是第一次全面、系統(tǒng)記述清代歷史，至今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清初三大疑案考實》書封

孟森早年投身政治，自民國初年以后逐漸轉(zhuǎn)向歷史研究，尤重清史，產(chǎn)出了一批高水平著作，成為公認的清史學科奠基人。自1914年開始，他以“心史”之名連續(xù)發(fā)表清史論文，后多收入《心史叢刊》。1930年，在以往研究的基礎(chǔ)之上，完成《清朝前紀》。自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后，迎來了新的創(chuàng)作高峰，先后完成《滿洲開國史講義》、《清史講義》、《明元清系通紀》、《清初三大疑案考實》、《八旗制度考實》等著作。孟森的著作以嚴謹求實的態(tài)度澄清了清朝早期歷史的諸多真相，對清史真正走上客觀研究之路做出重要貢獻。

有關(guān)清代的第一部通史性著作為日本學者稻葉君山的《清朝全史》，這深深刺激了蕭一山，他發(fā)誓寫出中國學者的第一部通史性著作，并要超越日本學者的水平。1923年，年僅21歲的蕭一山已經(jīng)完成《清代通史》上卷，1925年又完成中卷，兩卷字數(shù)逾百萬。《清代通史》體例完備，比較全面記述了清代歷史，而且以一人之力完成，難能可貴。不過，由于作者引用較多傳聞逸事，存在錯訛，這是其不足。

1937-1949年，中國先后經(jīng)歷抗日戰(zhàn)爭和國共內(nèi)戰(zhàn)，戰(zhàn)火紛飛，對清史研究造成巨大干擾。故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成果較為冷清，較少有全局意義的成就。不過，仍有一些發(fā)展，最有代表性的成果為鄭天挺《清史探微》、謝國楨《清初流人開發(fā)東北考》等。

第二階段：1949-1978年。這一階段，清史研究迅速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研究方法，但研究也受到高度的政治干預。早在新中國成立前，翦伯贊、范文瀾、胡繩等史學家已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清史，但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才全面、深入貫徹至清史研究中來。這一時期還強調(diào)階級斗爭，重視意識形態(tài)，加之運動不斷，特別是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嚴重干擾了清史研究。這一時期的成果，主要集中于關(guān)注清朝入關(guān)前滿洲社會的性質(zhì)、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帝國主義侵華史等問題。

《清史稿》書封

在這一階段，史料的發(fā)掘和整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清史稿》同二十四史一道，得到系統(tǒng)點校，改訂了諸多訛誤，成為目前最為精審的版本。王鍾翰還獨力點?！肚迨妨袀鳌?。一些清史工作者以發(fā)掘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料的名義，整理白蓮教起義和天地會起義等檔案，日后均得到出版，推動了相關(guān)研究的深入。

第三階段：1978——迄今。這一階段，是清史研究逐漸擺脫政治束縛，全面走向繁榮的階段。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學術(shù)氛圍寬松，研究禁區(qū)越來越少，為研究繁榮奠定了基礎(chǔ)。

這一時期的清史研究領(lǐng)域大為擴展，優(yōu)秀成果不斷涌現(xiàn)，涉及清史的各個領(lǐng)域，如政治制度史、社會經(jīng)濟史、思想文化史、邊疆民族史、歷史地理學、歷史人類學等，大多數(shù)高校和科研單位都有研究清史的機構(gòu)或人員，尤其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遼寧大學清史研究所、廈門大學歷史系等機構(gòu)為代表。一些比較重大的課題獲得突破性進展，例如王戎笙主編的《清代全史》、顧誠的《南明史》、馮爾康的社會史研究等都是亮點。2002年，由戴逸總負責的國家清史編纂工程啟動，計劃完成約3000萬字的主體工程，一旦出版，將成為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修史工程。

與此同時，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條件的改善，史料整理出版的速度也空前加快。除上文提及的檔案出版外，清人文集、筆記、地方志、民間文書等同樣紛紛出版。《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毀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等幾部大型書目均陸續(xù)出版。史料的刊布對清史研究的深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同一時期，臺灣地區(qū)和海外對清史也有較深的研究。臺灣地區(qū)清史研究機構(gòu)繁多，主要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臺北故宮博物院，臺灣大學、臺灣師范大學、政治大學、輔仁大學等單位，研究領(lǐng)域也非常廣泛，尤其重在清代臺灣史和社會經(jīng)濟史的研究。日本學界對清史的研究起步比較早，學者比較重視資料的搜集、整理與鑒別，研究范圍廣泛，成果扎實，著名學者如宮崎市定、安部健夫、河內(nèi)良弘、神田信夫、細谷良夫、岸本美緒等，是其中的代表。美國的清史研究，自費正清以來經(jīng)過多次變化，其理論上的推陳出新頗受國內(nèi)學者注意。目前美國學界以“加州學派”、“新清史”較有影響，前者注意從中國社會的內(nèi)部尋找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軌跡，后者則注重以滿蒙藏文字材料和以滿洲為中心進行研究，與傳統(tǒng)研究有一定差異。（本文摘錄自《清史》，倪玉平 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11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