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本能寺之變》，[日]明智憲三郎 著，鄭寅瓏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9月
本能寺之變 圖片來自網絡
漏洞百出的本能寺之變定論
大家對于明智光秀及本能寺之變等事件，有怎樣的認識呢?大部分的人恐怕都是基于以下基本脈絡而了解到了各種逸聞軼事吧。
關于明智光秀的前半生，大致有這樣的說法:在美濃的明智城被攻陷之際，他脫身逃往越前，在各國間流浪，后效力于朝倉義景（明智城陷落說+侍奉朝倉說）。 后來他侍奉織田信長，就足利義昭上洛一事與信長斡旋，義昭上洛后，他同時為信長和義昭兩邊效力（信長、義昭兩方從屬說）。義昭被流放后，他雖然在信長底下鞠躬盡瘁地工作，卻怨恨起信長，懷著奪取天下的野心策劃了謀反（怨恨說+野心說）。
到事件發(fā)生的前夜為止，光秀都是獨自決意叛變的，哪怕對自己的重臣也沒挑明意圖（單獨犯罪說+秘密叛變說）。叛變是因信長的疏忽大意產生了軍事空白而造成的一次偶然性事件（疏忽大意說+偶然事件說）。
得知本能寺之變爆發(fā)后，德川家康在九死一生中逃回三河，發(fā)起了討伐光秀的義軍，卻為時已晚（穿越伊賀危機說）;羽柴秀吉得知本能寺之變發(fā)生后，便立即與毛利講和，并冒著臺風以驚人的速度回軍討伐光秀（中國大返還神跡說）。
以上概況可以說是歷史學界大致公認的定論。除了 “怨恨說”之外，其余部分皆為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 八）出版的高柳光壽所著《明智光秀》里的內容，后作為定論廣泛為人們所接受。該書否定了當時以怨恨為光秀叛變動機的“怨恨說”，從而提出了“野心說”。日本歷史學界也受此影響，掀起了一陣“該是怨恨說還是野心說”的討論。除了動機以外，其余內容皆未引發(fā)爭論而作為定論固定了下來。
從那之后，包括“黑幕說”在內的各種動機論被提出。二〇〇六年，被認為是高柳學說繼承者的鈴木真哉、藤本正行在《信長是為陰謀所害嗎》一書中，提出了“怨恨說”和“野心說”共同成立的觀點。由此，有關動機論的討論也塵埃落定，形成了再次肯定既有觀點的定論。
但是，這個定論的證據(jù)，不論哪個都十分薄弱。如果有“歷史法院”的話，裁定該定論時，肯定會做出證據(jù)不足的判決。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定論的證據(jù)到底哪里出了問題。
“明智城陷落說+侍奉朝倉說”
這種說法只不過是在本能寺之變發(fā)生上百年后出版的軍記物，也就是物語《明智軍記》里虛構的故事罷了?？墒?，因為高柳光壽在《明智光秀》里肯定了“侍奉朝倉說”，所以它便作為定論固定了下來。高柳將以熊本藩細川家作為正史編纂的《綿考輯錄》（細川家記）的記述作為依據(jù)，可是《綿考 輯錄》中關于此事的記載就是參考《明智軍記》寫成的。
高柳一邊特意注明了《明智軍記》是一本“充滿謬 誤的惡書，我不會引用其中有關光秀經歷的部分”，一邊卻又肯定了《綿考輯錄》的記載，很諷刺的是，他最后還是引用了《明智軍記》的內容。
“信長、義昭兩方從屬說”
高柳光壽的《明智光秀》中，有關義昭上洛的部分里寫到“此時光秀已成為信長部下一事基本可被認為是事實”，而且還說明智光秀“同時也侍奉著義昭”。由此光秀同時侍奉過信長、義昭二人的說法便成為定論。
但是，高柳作為依據(jù)的史料還是《綿考輯錄》?！毒d考輯錄》中光秀在義昭上洛前侍奉過信長這一段也是參考了《明智軍記》的記載而寫成的。高柳在這里又引用 了《明智軍記》的記錄。
“怨恨說+野心說”
本能寺之變發(fā)生的四個月以后，羽柴秀吉命自己的家臣撰寫了交代本能寺之變始末的《惟任退治記》。書中可見信長所說的“光秀因怨恨而殺我”，以及光秀在那首被稱為懷有奪取天下野心的連歌《愛宕百韻》中所詠的內容:“如今正是好時機，土岐五月統(tǒng)天下。”（時は今あめが下しる五月かな）這就是怨恨說、野心說的源頭，后世的軍記物均以此為基礎，夸大其詞，創(chuàng)作出許多逸聞軼事，使該說法變得更為豐滿。
高柳光壽的《明智光秀》否定了“怨恨說”而提出 “野心說”，引起了歷史學界的爭議。前文既述，爭論最后以兩說共同成立的形式塵埃落定?？墒?，如果這是報紙社會版里的報道也就算了，但既然光秀一直支持信長統(tǒng)一 天下，真的會因為怨恨而發(fā)動殺人事件么?另外，高柳所謂“信長欲得天下，秀吉也欲得天下，則光秀亦欲得天下”的“野心說”，在證據(jù)方面真的有說服力么?
就因為這種說法流傳了超過四百年，大家便如此認定了?？墒谴蠹艺娴牟挥X得這是很孩子氣、很幼稚的動機么? 不論“怨恨說”還是“野心說”，其根據(jù)全都是“那羽柴秀吉授意所寫的”內容?？墒?，正因為是“那羽柴秀吉授意所寫的”，所以更不能囫圇吞棗、照單全收。作為勝利者的秀吉按照自己的喜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編造一個說法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單獨犯罪說+秘密叛變說”
《惟任退治記》里記載“光秀密謀叛變”，這便是此說之始。以此句為基礎，軍記物里便創(chuàng)作出光秀“在事變前夜首次向重臣公開叛變的決意”這般像模像樣的故事，而這一說法經《明智光秀》一書里高柳的肯定而成為定論， 即為了防止叛變的秘密泄露，光秀事前不可能與任何人商量。這也是“那羽柴秀吉授意所寫的”，不能就此相信。
光秀的最終目的是叛變成功。而“保密”只不過是為了“成功”的手段之一罷了。如果叛變的成功需要合作者的話，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在保守秘密的同時確保有同謀。實業(yè)界的目的手段關系論便是與此相同的理論，對于在戰(zhàn)國時期為了生存下去而常被迫面臨抉擇的武將來說就更是如此了。
“疏忽大意說+偶然事件說”
光秀趁著信長因疏忽大意而產生的偶然機會發(fā)動叛變這一說法已成為定論?，F(xiàn)在因為本能寺之變是成功的，所以誰都沒問到底是怎樣成功的。因此，叛變的具體實施過程尚未被解析出來。
比如，本能寺之變的當天，德川家康為了與信長會面而前往本能寺，是信長抱著某種目的把家康叫到本能寺的。那么，信長究竟想做什么呢?
另外，光秀在本能寺殺掉信長后，得知信長嫡子信忠據(jù)守二條御所，這才前往討伐信忠。光秀為什么沒有同時襲擊信長和信忠呢?如果得知本能寺之變爆發(fā)的信忠從京都逃脫的話，謀反理應會失敗。
沒有人會在認為“即使失敗也無所謂”的情況下就發(fā)動謀反。既然要謀反，就肯定會做好萬全的準備。在這樣的前提下，本能寺之變當天發(fā)生的事情就必須有一個解釋。而“疏忽大意說+偶然事件說”可以說是一種回避解釋的說法。
“穿越伊賀危機說”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的《大日本史料》規(guī)模巨大，內容豐富。它根據(jù)年月日的順序，搜集摘錄了與事件相關的史料，這是所有研究者都會首先參考的資料。在天正十年六月四日的條目里，《大日本史料》摘錄了一百頁以上、約六十條與德川家康穿越伊賀相關的記載。
很多摘錄內容中都寫道:德川家康被一揆襲擊、命懸一線地逃回三河，而同行的穴山梅雪則被一揆襲擊，遭到殺害。穴山梅雪曾是武田勝賴的重臣，后歸順織田一方。
正因為有大量史料如是記述，該說法變成了難以動搖的定論?？墒?，對這些摘錄史料的可信度，卻完全沒有評價。大部分的史料都是后世之人寫的。 然而，還有這樣一個人，只有他遇到了剛逃回三河岡崎城的家康一行人。他在相遇當天的日記里寫著“梅雪切腹”，因而穴山梅雪不是為一揆所殺害的。從當時的狀況來看，他應該是被家康命令切腹的。但是這句證言一直被無視———明明在可信度上更勝一籌，卻因記載數(shù)量少而敗下陣來。
高柳在《明智光秀》里寫道:“梅雪被一揆多次襲擊后遭到殺害，這恐怕是事實吧。家康在回到岡崎后便于第二天即六月五日迅速展開了針對光秀的敵對行動?！倍跁?，上述那人所寫的日記———《家忠日記》作為支撐該說法的史料之一被列舉了出來。
可是，該日記里并沒有提及梅雪被一揆所害一事或家康在六月五日針對光秀的敵對行動。不如說，其中寫著正相反的內容。
“中國大返還神跡說”
在本能寺之變的第二天六月三日的夜晚，知曉了信長、信忠之死的秀吉在第二天四日便與毛利緊急和好，定論認為他是在六日就從備中高松城撤離了，冒著臺風以一天八十公里的速度急行軍，于七日到達姬路城。高柳在《明智光秀》中也記述了該行程。
其實，最初寫下該行程的也是《惟任退治記》，這種說法只是無條件地相信了秀吉根據(jù)自身需要而進行的記錄。這也是“那羽柴秀吉授意所寫的”，所以我們當然不能輕信它，不是嗎?
雖然定論的證據(jù)確實疑點重重，可還是有人主張“不坐時光機回到過去就無從得知歷史真相”吧?！敖^對真相”也許確實如此。可是，現(xiàn)實世界里的真相，不論是在四百年前，還是在今天，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判斷。 這就是蓋然性。
比如，一九九八年發(fā)生的和歌山毒咖喱事件。在町內會組織的夏日祭典上，因販賣的咖喱飯中被摻入了砒霜而造成了人員死亡。無人目睹作為嫌疑人的主婦在咖喱鍋里摻入砒霜的那個決定性瞬間。在沒有具決定性的目擊者證詞的情況下，法院最后還是判處嫌疑人有罪的依據(jù)就是蓋然性。因為從各種證據(jù)看來，嫌疑人極有可能投入了砒霜。
歷史的真相也是完全一樣的，即便沒有直接記述該事件的史料，也可以像警方搜查一樣，通過各種證據(jù)，復原蓋然性很高的真相。最重要的就是解開謎底的步驟。從預想的前提條件出發(fā)先把答案定好，再去找與之相吻合的證據(jù)，這一方法是本末倒置的，這發(fā)生在搜查過程中就會制造冤案。
我徹查了當時有可信度的史料，找出證據(jù)，從根本上重頭做了本能寺之變的研究。當我把查找出的證據(jù)全部復原成合乎邏輯的事實時，一個和定論完全不一樣的答案浮出水面。連我自己也對此感到震驚。因此，我在確認自己采用的證據(jù)和推理沒有錯漏的基礎上，又從各種角度檢查了是否還有得出其他結論的可能性，最終才接受了這個答案。我把自己的這種研究方法稱為“歷史搜查”。因為這 與一般的歷史研究明顯不同。
我想，聽過我所復原的真相的人肯定都會驚呼:“不可能!”“天方夜譚!”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是四百三十多年以來人們從未聽過的對真相的解釋。能虛心坦率地評價搜查內容（證據(jù)和推理）的正確性和邏輯性的人， 應該會覺得“確實有可能!”“這才是正確的答案!”，進而認同我的觀點。所以，無論如何也要請讀者自己閱讀本書并進行確認。我想你們會有種讀推理小說的感覺，并且能夠感受到和以前層次完全不同的解開本能寺之謎的樂趣。
另外，此前我曾出版了《本能寺之變———四百二十七年后的真相》（總統(tǒng)社，二〇〇九年），受到讀者好評。本書是在前書的基礎上，再加上我這四年追蹤調查的結果后增補修改的文庫本。在感覺上，與其說是前書的文庫本，不如說是其進化版。希望各位能好好品味歷史搜查更深、更廣的成果。
平成二十五年十二月
作品簡介
《本能寺之變》，[日]明智憲三郎 著，鄭寅瓏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9月
本能寺之變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武裝政變，也是戰(zhàn)國時代走向終結的一大契機，被認為是戰(zhàn)國時代最后的“下克上”。天才織田信長為何會在即將一統(tǒng)天下之時被最為器重和信賴的部下背叛？肩負名門土岐一族存亡興衰的明智光秀是如何將計就計成功發(fā)起叛亂的？在所有事件的背后操縱這一切的人究竟是誰，誰又是最后的贏家？……四百多年以來的歷史謎題將經由明智光秀的后裔明智憲三郎之手一一解開，各種所謂的“定論”也將逐一受到“歷史搜查”的挑戰(zhàn)。光秀的焦躁、信長的計策、秀吉的野心、家康的苦惱，所有這一切都在天正十年六月二日集中爆發(fā)，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場出人意料的世紀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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