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金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學系教授，曾擔任加拿大國立東亞佛教講座教授多年，并曾在弗吉尼亞大學﹑斯坦福大學﹑東京大學任職。英文專著有Making and Remaking History (1999)﹑Monks and Monarchs, Kinship and Kingship (2002)﹑Philosopher, Practitioner, Politician (2007)﹑Legend and Legitimation (2009)﹑Crossfire (2010)。在HJAS﹑JAS﹑T’oung Pao﹑BSOAS﹑Asia Major等國際重要期刊發(fā)表論文數(shù)十篇，合編論文集七部。其中有關佛教跨文化功能的若干英文文章，經(jīng)修訂﹑翻譯后，2016年由中西書局結集出版為《佛教與中外交流》一書。
應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之邀，著名東亞佛教史學者，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學系陳金華教授于12月11日蒞臨武漢大學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為武大師生帶來兩場精彩的專場報告之外，還主持了一場關于佛教與東亞宗教多媒質與跨學科國際性合作研究的學術座談，座談得到了來自武漢地區(qū)相關領域學者的積極響應，與談嘉賓們就本地學術資源的特征與優(yōu)勢﹑合作研究的方法與實踐及數(shù)據(jù)庫建立等具體問題予以了熱情的回應。即此，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姜虎愚對陳金華教授進行了采訪。
2017年12月12日陳金華教授在武漢大學校史館與唐長孺先生照片合影。
姜虎愚：感謝陳老師能就推介From the Ground up（拔地入云）這一宏偉的國際性佛教與東亞宗教研究項目為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的座談，請問老師對這次活動有何感想？
陳金華：這次座談能得到武漢地區(qū)這么多同行的支持，感受到大家的熱情與支持，我深感榮幸，也非常感佩。武漢大學一直是我們項目的重要合作者，我們也期待著能與區(qū)域內(nèi)的兄弟院校及其他合作者保持積極的聯(lián)系。這一為期七年的國際合作項目之主旨在于更好地發(fā)現(xiàn)﹑研究并傳播東亞地區(qū)所保存的文本及圖像資料，注重打破國界﹑學科及既有的學人群體之間的限隔，我們也已經(jīng)凝聚了來自東亞與歐美眾多頂尖院校的研究力量。目前的主要課題有以下三個：1.科技與媒介和宗教發(fā)展間的關系；2.文本的經(jīng)典化﹑正統(tǒng)化及其影響；3.圖像﹑文本與宗教實踐之間的關系。三個大項下又分別設五個小項，分別由相關領域的杰出學者主持。具體信息大家可以詳參我們的官方網(wǎng)站Frogbear.org。
這個項目自一年以前啟動以來，至今已經(jīng)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它之所以能成長為一個涵括了合作性研究﹑學術會議﹑出版﹑展覽﹑數(shù)據(jù)庫建立、及人才培養(yǎng)的巨大的國際性事業(yè)，除了來自加拿大政府及商界﹑教界的大力支持外，也有賴于同行們不斷建言獻策，親身參與。在維系與擴展這么一個龐大的項目的過程中，我們有一些始終堅持的理念，比如田野調(diào)查與文獻研究相結合﹑促進學教商政與中外學術交流合作的開放精神以及堅持學術研究的純粹性等，此外保持動態(tài)與開放的態(tài)度也是維持項目生命力的關鍵。就具體研究項目而言，從選題﹑團隊成員、到研究方法的選擇都視研究者之間的協(xié)調(diào)與需求而定，整個研究項目群也一直在“進行時”中不斷生長。
之所以在這個時間節(jié)點上搭建起一個平臺顯得特別重要，除了東亞地區(qū)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扮演越發(fā)關鍵的角色以外，也由于近年來整個人文學界的普遍弱勢，我想不同國家的同行們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所體會；主要體現(xiàn)在政府投入資金與關注的減少，學科所能吸引到的學生日漸萎縮等等。為了對治這種人文科學的窘境，投身本國際項目的各國同仁帶著更多的主動性將各界通力合作的場域建立起來，希望有助于走出困境，激活更多的生命力，也為未來這類合作項目提供一個可靠的范式。
2017年12月15日陳金華教授在《佛教與東亞宗教國際性合作研究》座談會上引言。
姜虎愚：老師能為我們簡要介紹一下兩場學術講座的主要內(nèi)容嗎？
陳金華：這兩場的內(nèi)容主要是圍繞我對中古佛教與社會關系的一些新思考。第一場《中國佛教在安史之亂后的歷史轉向》實際上是我正在完稿中的Collusion and Collision：Buddhism and Taoism’s Politico-economic Roles in the Tang Restoration (704-713)一書的最后一章。安史之亂作為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吸引我的是其背后世界性大帝國之所以崩解的內(nèi)在邏輯，以及它對世界史發(fā)展軌跡的改轍，以及世界秩序的重構所起到的重大意義。我認為該邏輯中最根本的一條是帝國利益集團對世界性帝國賴以崛起與擴張的普世價值的反噬。包括唐周帝國在內(nèi)的世界性大帝國都建立在三大要素之上：即政治權力、跨地域商業(yè)網(wǎng)絡、與提供普世價值體系的世界性宗教。在這些要素的交織中，定義世界性大帝國的全球化進程也在資源與價值的雙重維度上進行著。這些要素統(tǒng)一于向外擴張的內(nèi)在需求，但其發(fā)展也有著彼此相異的獨特區(qū)隔。如政治力始終保持對疆界的執(zhí)著，而宗教力則尋求對邊界的超越。三種權力間的張力預示了唐周帝國發(fā)展之隱患的兩對根本矛盾：即追求全人類福祉的普世價值與植根于集團利益的地域價值間的矛盾；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業(yè)-貿(mào)易文明與追求社會穩(wěn)定的農(nóng)耕-手工文化之間的矛盾。最終，這兩對矛盾中的后者都否定了前者，帝國則在收縮中目睹了全球化進程的崩解。
從這一理論前提出發(fā)觀察安史之亂以前的唐周歷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佛教，這一自古以來“一帶一路”上國際貿(mào)易的天然伙伴，同時也是卓具商業(yè)精神與國際品格的世界性宗教，值此又推動了新一輪的全球化努力。而武則天也繼阿育王﹑梁武帝、及隋文帝之后，成為史上最成功的佛教全球化浪潮的引領者。武周帝國也因此被形塑為佛教世界的新中心﹑并藉由佛教在制度創(chuàng)新、吸納人才、及建立商業(yè)網(wǎng)絡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遺憾的是，李武交接之后，玄宗旋即擯棄了“武周遺產(chǎn)”，而開放開明的世界主義也轉向了內(nèi)斂自持的孤立主義：對外部世界采取對抗態(tài)度，對內(nèi)則重農(nóng)鄙商，對中亞各國的貿(mào)易往來也受到阻遏。最終，對西域諸國的窮兵黷武，阻隔了與中亞的商道溝通，導致國家收入銳減，軍隊開支難以為繼，進而被“外包”給了中亞諸商團所支持的胡族軍事首領與各地的割據(jù)勢力。重器旁落，最終導致的751年怛羅斯慘敗，成為“安史之亂”的蒿矢。而安史之亂以后的佛教發(fā)展也有值得重視之處，比如都市佛教頹敗之后，佛教向非中心地區(qū)的擴散中佛教領袖與地方節(jié)度使的結合，以及乘之而興的禪宗與農(nóng)耕文明的合流等等。
縱觀以上，我們還需要對佛教與唐周政權及安史之亂的關系做全方位的考察，同時也應當從武后對關中本位主義﹑門閥主義﹑男權主義的顛覆等角度重新評價武周遺產(chǎn)，以及佛教對唐周帝國制度創(chuàng)新的貢獻。此外，當今世界，特別是中國也邁入了全球化進程的又一個關鍵轉型期，就新的普世價值及其話語體系的形成，如何回歸傳統(tǒng)并面向未來，我想重新思考這一系列歷史事件，也會有其關鍵的意義所在。
第二場《求異與整合：六朝佛教的身份認同與網(wǎng)絡構建》源自我發(fā)表于《佛光論文集》（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2015年）的《和禪師考》一文，比起第一場帶有更多傳統(tǒng)考證史學的趣味，但與前一場一樣，我仍在其中貫穿了對政治權力與佛教權力之間協(xié)調(diào)與差異的思考；這一思考讓我對這個曾經(jīng)長期被史家所誤解的，往來金陵與鄴下的僧團抱有興趣。問題的出發(fā)點來自《續(xù)高僧傳·慧可傳》末被捎帶述及的一位“和禪師”。此人在后世所纂集的禪門歷史中多被視為慧可門人。但通過爬梳相關史料，特別是《善慧大士語錄》中由陳代名士周弘正所作的慧和傳記，我認為這名“和禪師”可能就是傅大士的重要門人慧和阇梨。同時因為在知識趣味與信仰實踐（林葬與自戕）取向方面的吻合，慧和還有可能是《續(xù)高僧傳》中靜靄﹑玄景及慧侃諸高僧之師，并在當時的佛教界扮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如果這一考證能夠成立，那么隨著這位之前行跡湮沒且長期被誤認為慧可門人的和禪師一起浮出水面的，還有一系列6至7世紀曾活躍于金陵與鄴下一南一北兩個佛教中心的僧侶群體。在考證工作之余，這一結論也提醒我們要對僧傳的成立，及后世纂成的正統(tǒng)禪史中的話語霸權保持清醒的認識。歷史記憶與話語之間的共存并不是靜態(tài)與和平的，而是充滿著“主流”與“正統(tǒng)”的敘述對游離其外的非主流的敘述的打壓甚至破壞?？赡苓@一態(tài)度有些消極，但在歷史真實的破立，即重塑與解構之間，我總傾向于為后者而工作，這也算是歷史研究對于我的趣味之一。我們與歷史真實之間的鴻溝一直提醒著我，在從事歷史研究時應當保持謙卑的態(tài)度。此外，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陳志遠博士在《佛教史研究》第1卷為我的漢譯論文集《佛教與中外交流》（中西書局，2016年）作了一篇很用心的書評，對我在這方面的研究感興趣的朋友，也可加以參考。
《佛教與中外交流》
姜虎愚：請問老師對下一步的研究計劃有何打算？
陳金華：老實說，我對這個問題并沒有現(xiàn)成的答案。我的選題往往是隨遇而安的，我很享受偶然性所帶給我的驚喜與別樣風景。我博士論文最初預定的研究對象曾經(jīng)是唐科學僧人一行。但后來在研究過程當中，日僧最澄強烈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于是研究計劃也就相應轉向，而關于一行的書稿至今仍保存在電腦里。這一段經(jīng)歷也可見于我的最澄研究的致謝部分（Legend and Legitimation: The Formation of Tendai Esoteric Buddhism in Japan, Mélange Chinois et Bouddhiques, Vol.30, 2009, xi）。如今年過半百，對于我來說比起要研究什么，更重要的是思考不研究什么——我得把時間與精力都放在我認為更有價值的題目之上。但我想日后的研究中，以下幾個學術要點我還是會始終關注的：政治﹑商業(yè)及宗教之權力間的異同與互動；宗教與災難；知識與其傳播媒介；佛教與商業(yè)精神等等。
姜虎愚：除了學術產(chǎn)出以外，您在經(jīng)營學術公共事業(yè)方面更是卓有成就，請問在此方面還有什么樣的計劃與期待？
Legend and Legitimation
陳金華：在我和同仁們所經(jīng)營的事業(yè)當中，佛教與東亞文化國際研修班，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佛教班”一直是讓我們頗感自豪的。最早于2008年洛陽白馬寺舉辦第一期，到如今已跨入第十個年頭，從最初的暑期班，到之后寒假班以及最新的精英班的開展，得到了如此眾多的師生與各界合作者的支持，大家能夠從中各有所獲，是我們由衷感到欣慰的。我們也會不懈努力，相信這些學術志業(yè)還可以獲得進一步的質變，也請大家保持對我們的關注。
在From the Ground Up以及佛教班的運營背后，有一個我十分重視的理念，那就是對“場域”的經(jīng)營。所謂“場域”，也可以理解成一種獨特的平臺，或者說人際與資源的網(wǎng)絡。古往今來的政治家﹑商業(yè)家與宗教家，其能力的本質，其實就是對某一特定場域的營建、維持、擴張與創(chuàng)新，以期時時保持其獨特性。我十幾年前在東京大學任教之時，曾對一些特異的僧人產(chǎn)生過濃厚的興趣，也激起了我對為何與如何經(jīng)營場域的一些初心，這些初心的密碼保存在我《圣善寺考論》一文當中（見李四龍主編：《哲學，宗教與人文》,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4年,第471-510頁）。對我來說，這篇文章有著特殊的意義，有心的朋友也可探尋一下個中端倪。對于當下總體上有些衰頹的人文學界而言，在保證學術應有之義的純潔性的前提下，不妨創(chuàng)造出這樣一個場域，可以讓商界﹑教界甚至政界的精英，與不同領域，不同國界的學人們走到一起相互交流。武周時期的空前繁榮正與佛教的開放性格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亞洲各地的物質與人才資源，緣著普世性信仰的紐帶源源不斷地涌入華夏，最終凝聚成一個偉大的時代。而場域打造成形之后，人們之間的溝通往來，往往會生長出令人驚喜的結果。其中一個彌足珍貴的成果則是學人們通過成為場域的規(guī)則制定者與積極參與者，能夠收獲一份獨立與自覺的主人翁意識，學術資源得到充分保證，不再為資金問題憂心忡忡，也不再受過多非學術條件掣肘，相信學人們能為純學術研究與當代社會話語及價值的重塑做出更多的貢獻。
也正因如此，我對懷抱著淑世精神的青年學人們有著特別的期待，那就是在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學術自信之后，可以嘗試鍛煉自己經(jīng)營場域的能力，站在更高的層次思考學術之“用”的問題。而如果帶著清高的姿態(tài)，讓學術過分淪為純粹閑暇式的消遣活動，那么它就會失去本有的改變世界的力量，而學人恐怕也難以擺脫食人之施的依附者身份。陳寅恪先生提出的十個大字學人們已經(jīng)爛熟不過，但如果想要真正地踐行，也應當有意識地參與到場域經(jīng)營中來。
姜虎愚：十分感佩您的現(xiàn)實關照能圓融地體現(xiàn)在您的學問與實踐當中。最后，能為有志于佛教與東亞文化研究的同學們分享一些學習方面的心得與建議嗎？
陳金華：我想我自己也在身體力行著的，要言之可以歸納為三點：所有的區(qū)域史研究都應該帶有世界史的關懷；所有的個案研究最終都應統(tǒng)一到某個宏觀問題的整體當中；所有對既往時代的研究都應該滲透對當前社會的關注。（文/姜虎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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