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留住一切親愛的》，[英]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肖海鷗 譯，臺海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石頭
（2003年6月）
我想埃格巴爾·艾哈邁德（Eqbal Ahmed）是一個看見過生活全部面目的人。他機智、敏捷、不把時間浪費在蠢人身上、熱衷烹飪，他是機會主義者的反面，是那些將生活過得支離破碎的人的反面。我寫過一篇文章，講述印巴分治時期他在比哈爾度過的童年。有一晚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里告訴我這些事，我把它們寫了下來。他讀過后，要求我改個故事中他的名字。我照做了。故事說的是十七歲那年，是什么令他決心成為一個革命者?，F在他已亡故，我將他的名字歸還給他。
受弗朗茨·法農（Franz Fanon）著作的影響，尤其是《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他深深投入到數場爭取解放的抗爭運動中，包括巴勒斯坦人的解放運動。我記得他和我談過杰寧（Jenin）。埃格巴爾晚年在巴基斯坦創(chuàng)建了一所自由思想的大學，以15世紀偉大的哲學家伊本·卡爾敦（Ibn Khaldun）的名字命名，這位哲學家在有社會學之前就設想過這一學科了。
埃格巴爾早就知道生命終將走向分離。在悲劇被當作垃圾丟棄前，每個人對此也都有意識。埃格巴爾清楚并接受悲劇。于是，他投入巨大的精力對聯結的鑄造上—友誼的、政治團結的、軍隊忠誠的、分享詩歌的、殷勤待客的。在歷經不可避免的分離后，這樣一些聯結還能有機會幸存。我依然記得他做的那些飯菜。
我沒有想到會在拉馬拉遇到埃格巴爾。雖然很奇特地，當我在那兒拿起的第一本書，翻開第3頁的時候就看到了他的照片。不，我沒有刻意尋找他。但是自從我決定造訪這座城市起，他就一直在我身邊。他給我留了一條消息，在我腦海的小屏幕上，我像看到一條短信一樣地看到了它。
看那些石頭！屏幕這樣顯示。
行，我回復，石頭，我會用自己的方式看的。
有些樹，特別是桑樹和枸杞樹，仍然在訴說著在多久以前，在另一個世代，在災難日之前，拉馬拉是一座供富裕家庭休閑和消遣的城市，是供耶路撒冷附近的居民在炎夏時節(jié)避暑的地方，是一個度假勝地。“災難日”指的是1948年的大災難，巴勒斯坦人1萬被殺，70萬被迫離開家園。
很久以前，拉馬拉的新婚夫婦會在花園里種植玫瑰，以此寓意將來的和美生活。那里的沖擊土質適合玫瑰生長。
如今的拉馬拉是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首府。在市鎮(zhèn)中心，沒有一道墻壁不是貼滿了死者的照片的。這些照片是在他們生前所拍，現在印成了小張招貼畫。他們是2000年9月爆發(fā)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the Second Intifada）中的犧牲者。其中包括所有被以色列軍隊和（以色列）定居者殺害的人，以及那些決定舍棄生命發(fā)起自殺式反擊的人。這些面孔將這些零零落落的街道墻壁變成了某種親密的東西，像裝著私人證件和照片的錢包。錢包里有一個口袋是放磁片身份證的，證件由以色列安全部門發(fā)放，沒有了它，巴勒斯坦人連幾公里遠的地方都不能通行。另外的口袋則是留給一些永久的東西。在張貼的照片周圍，墻面上布滿子彈坑和炸彈彈片留下的痕跡。
有一位年老的婦女，可能是好幾只錢包里的祖母。有十來歲的男孩們，還有許多位父親。聽一聽他們如何遭遇自己死亡的故事，有一個故事會讓人想起貧困是什么樣子。貧困迫使人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東西，做出最艱難的選擇。貧困就是那樣微不足道地活著。
墻上張貼著他們面孔的男孩子們，大部分都是在與貧民窟一樣困窘的難民營里出生的。他們早早輟學，為家里掙錢，或幫父親干活，倘若父親有那么一份生計的話。有些男孩夢想著成為超級球員。他們中相當多的人，拿木頭做彈弓，綁上雙股繩子和皮兜，朝占領軍打石子兒。
任何對沖突雙方武器裝備的比較，都會把我們帶回到“貧困關于什么”的問題上來。一方是阿帕奇武裝直升機、眼鏡蛇直升機、F-16“戰(zhàn)隼”戰(zhàn)斗機、艾布拉姆斯主戰(zhàn)坦克、悍馬、電子監(jiān)控系統(tǒng)、催淚瓦斯；另一方是彈弓、移動電話、磨損嚴重的卡拉什尼科夫沖鋒槍、手制炸藥。巨大的對比差距揭示了一些事情，是我在這些飽含傷痛的墻與墻之間能夠感受到，卻說不出來的。如果我是一名以色列士兵，不管配備多么精良的武器，最終我可能都會對此感到恐懼。也許這就是詩人穆利德·巴爾古提（Mourid Barghouti）所寫的：“活著的人老去，但烈士們卻日漸年輕?！?/P>
以下是墻上的三個故事。
胡斯尼·內賈爾（Husni Al-Nayjar），十四歲。父親是一名焊工，他給父親做幫工。在朝占領軍扔石頭時，他被子彈一槍爆頭射殺。照片里的他，目光平靜凝視，直直投向前方。
阿卜杜勒-哈米德·哈提（Abdelhamid Kharti），三十四歲。畫家兼作家。年輕時，他曾受訓成為一名醫(yī)學護士。他志愿加入醫(yī)療急救小組，拯救與照料傷者。他的尸體在一個檢查站附近被找到，前一晚那里并沒有沖突發(fā)生。他的手指被人切斷，一根拇指就那么懸在那兒。一只手臂、一只手和他的下頜均被打斷。在他的身上有二十處彈孔。
穆罕默德·杜拉（Muhammad Al-Durra），十二歲，住在卜雷吉難民營。他和父親在回家的路上途經加沙的內特扎利姆檢查站。士兵命令他們下車，并且已經開槍。他們兩人立馬躲到一道水泥墻后。父親揮手向士兵示意他們在那兒，隨即手遭槍擊。稍后穆罕默德腳部中槍。父親用自己的身體掩護兒子。更多的子彈打到他們身上，男孩被擊殺。醫(yī)生從父親身上取出八顆子彈，在遭遇了一系列重傷之后，他癱瘓了，再也不能工作，一直處在失業(yè)的狀態(tài)。因為這一事件湊巧被記錄了下來，故事被講述，在世界各地流傳開來。
我想為阿卜杜勒-哈米德·哈提畫一幅素描。今天清早，我們去了一個名叫Ain Kinya的村子，在那邊有一個貝都因人的營地，臨近河谷。日頭還不太烈。山羊和綿羊差不多都在帳篷周圍吃草。我選了東面的山景畫素描。我坐在一頂暗黑色小帳篷邊的巖石上。手頭只有一個本子和這支筆。地上有一個丟棄的塑料杯，這讓我有了用它去取一些泉水過來，必要的時候，可以跟我的墨水混調的念頭。
我畫了一會兒，一個年輕的男人（營地里每一個沒露面的人當然都注意到我了）走近，打開我身后帳篷的帳門。他進去，出來時拿著一把破舊的白色塑料椅，他表示這坐著可能會比巖石舒服一些。我猜，在他撿到前，這把椅子多半是被哪家糕餅店或冷飲店扔到街上的。我向他道謝。
我坐在貝都因人營地里的這把顧客椅上，陽光逐漸熱烈，青蛙在幾近干涸的河床上開始鳴叫，我繼續(xù)畫畫。
在一座小山頂，往左幾公里，是一處以色列定居點?？雌饋眍H為軍事化，仿佛可以快速拆裝的武器部件。渺小而遙遠。
面朝著我離得近的是一座石灰?guī)r小山，狀似一只沉睡的巨型動物的頭。山上散布的巖石像是它虬曲的毛發(fā)上的刺結。忽然有點懊惱自己沒帶顏料來，我把杯子里的水倒到腳下的沙土里，拿手指蘸點泥，當作顏色抹畫動物的頭部。此刻陽光炙熱。有驢在嘶鳴。我把筆記本翻面，開始畫另一幅，一幅接著一幅。沒有一幅像是畫完了的。那名年輕男子終于又轉回來，他想看看我的畫。
我把翻開的筆記本舉給他看。他微笑。我翻過一頁。他指著，我們的，他說，我們的沙土！他沒有指著畫，而是指著我的手指。
然后，我們一起眺望山頭。
作品簡介：
[英]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肖海鷗 譯，臺海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但對于這個過度擁擠的世界，對于那些除了偶有勇氣和愛、其他則擁有很少或一無所有的人來說，希望產生的作用就很不同了。那時希望就是他們要用牙齒緊緊咬住的東西。”——約翰·伯格
作為布克文學獎的得主和我們這個時代最富激情的作家之一，約翰·伯格通過《留住一切親愛的》這本充滿力量的散文集，向我們全面描繪出后“9·11”時代的立體肖像。在書中，伯格分析了恐怖主義的本質和致使其發(fā)生的那種深刻的絕望，寫了數百萬因貧窮和戰(zhàn)爭而被迫四處漂泊的無家可歸者，討論了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以及界上其他任何國民被剝奪了最基本的自由權利的地方。憑借高超的寫作技巧、敏銳的社會洞察力和一如既往的行動主義立場，伯格有力地揭露出正發(fā)生于全球范圍內的各種痛苦的深度，并就終結這些痛苦提出了自己的行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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