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藝術(shù)史學者白謙慎近日在廣東人民出版社新出版了《云廬感舊集》，記其學習藝術(shù)史的和書法史過程中遇到的15位師友。本文所憶的是他年輕時交往的鄧顯威先生。
上海財貿(mào)學校學制兩年，我們那屆第一年在校讀書；第二年全班到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靜安區(qū)辦事處（簡稱靜安區(qū)辦）實習。1974年，我從財貿(mào)學校畢業(yè)，分配到靜安區(qū)辦下面的靜安寺分理處工作。還在實習時，我就已經(jīng)知道，靜安寺分理處的鄧顯威先生字寫得很好。
鄧顯威先生 大約攝于2000年
分理處下的靜安寺儲蓄所號稱“天下第一大所”，因為個人儲蓄額在上海的銀行中排名第一（上海是金融中心，所以此所在全國也應(yīng)該是名列前茅）。分理處所在是一座西式的三層建筑，一樓是儲蓄所，業(yè)務(wù)大廳高大寬敞；二樓是工商業(yè)柜臺，不辦理私人業(yè)務(wù)；三樓是行政。我在二樓的工業(yè)會計組工作，鄧老師的辦公室在三樓，休息時間，我常到鄧老師那里去請教，有時也能見到他寫字。
鄧老師在少年時患了嚴重的類風濕關(guān)節(jié)炎，一場大病后，一個活蹦亂跳的男孩便再也不能直著站立，身體總是佝僂著，行動十分不便。由于不能坐公共汽車，鄧老師每天都是坐在手搖車中，搖著車子去上班。好在上班的地方不遠，對他來說還不算太麻煩。只是手搖車比自行車的體積要大，下雨天，鄧老師穿著雨衣?lián)u車出行，甚是麻煩。幾十年來，他都是這樣上下班的。到了單位后，他拄著一個手杖，慢慢地扶著樓梯到他的辦公室。
在單位，鄧老師并不在第一線做儲蓄、轉(zhuǎn)賬業(yè)務(wù)，而是從事文書工作。鄧老師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養(yǎng)都很高，在大學生還十分稀少的年代，他卻在1940年代考上上海交通大學，因路途遠，不便，上了離家最近的大同大學，專業(yè)是工商管理。鄧老師的祖籍是廣東，父親年輕時到上海來打工，最初只是店里的小伙計，但勤勉好學，慢慢發(fā)展，做了點小生意。家境改善后，全力支持子女的教育，幾個孩子都上了大學。鄧老師是家里的小兒子，哥哥們都在外地工作，從事科學技術(shù)工作。1978年，我到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鄧老師還專門寫了信，讓我?guī)е湃ケ本┌讖V路的中央某部委的設(shè)計院去拜訪他的哥哥。
禮器碑（節(jié)選）
上世紀七十年代，每個單位都經(jīng)常要掛一些寫著“最高指示”或標語口號的橫幅，還有一些大的宣傳招貼，所以要有人寫大字。靜安寺分理處的大字全是由鄧老師書寫的。他的隸書以《禮器碑》為根底，輔之以《曹全碑》，端莊清雋；楷書胎息柳公權(quán)的《玄秘塔》，挺拔遒勁。那時，一進分理處大門，常能看到掛在四五米高處鄧老師寫的大字。大字用黃色的廣告粉寫在紅色的布橫幅上，每個字差不多有一平方尺大小，神采奕奕，很有氣勢。每次見到鄧老師新寫的大字，我便會駐足欣賞。
鄧顯威先生書陸游詠梅詞
寫大字是鄧老師日常工作的一個部分，但這種日常書寫通常很難長久保存。鄧老師平素讀帖也臨帖，但他基本上不“創(chuàng)作”任何書法作品，這和我的其他幾位老師蕭鐵、金元章、章汝奭等先生不同，因為他們會不時書寫一些條幅、手卷、冊頁。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經(jīng)很難找到鄧老師當年寫的毛筆字了。上世紀七十年代，蕭鐵先生從友人處借得明代書法家文徵明的草書《游石湖長歌》手卷，蕭先生在描圖紙上雙鉤了一通，鄧老師和我又根據(jù)蕭先生的本子鉤出兩本。鄧老師在我們的雙鉤本后，用小楷書抄寫了《游石湖長歌》的釋文，挺拔有力。我曾將雙鉤本拿給王弘之老師看，王老師并不認識鄧老師，但見了小楷釋文后贊嘆：“銀行系統(tǒng)字寫得好的人真多！”
上海銀行系統(tǒng)確實有很多善書者。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鄧老師在市分行上班時，曾和翁闿運先生（1912-2006）在同一個辦公室里工作。翁先生因字寫得好，又喜好研究書法，后來調(diào)到上海書法家協(xié)會工作。鄧老師曾給我看過翁先生送給他的一本字帖，上面有翁先生的小楷題跋，十分古雅，和后來人們常見到的翁先生以顏體為根基的行楷很不相同。翁先生在七十年代的上海書法界甚有名聲，他有個女弟子周慧珺名氣更大。在古代碑帖不允許出版的年代，周女士1974年出版的行書字帖《魯迅詩歌選》風靡全國。得知鄧老師認識翁闿運先生，我便問鄧老師能不能帶我去拜訪，他同意了。他多年未見翁先生，也很想和這位年長自己十多歲的老同事重逢話舊。鄧老師和翁先生聯(lián)系后，我們在一個晴朗的休息日，前往地處虹口區(qū)的翁宅拜訪。那天，鄧老師搖著他的車子，我跟在車旁，邊走邊談到了翁先生家，行程大約在一個小時。翁先生很健談，除了和鄧老師敘敘舊之外，得知我正在臨習顔碑，就專門以上海街頭一些小店用濕面團做春卷皮的收尾動作來比喻顔字的收筆，生動而又形象，至今記憶猶新。
翁闿運（右）與周慧珺（左）
不似平常人可以在閑暇時間逛街、走親戚、看朋友，鄧老師平時的休閑大概就是看報、讀書、練字。我后來知道，他還賦詩填詞。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國正致力于發(fā)展人造衛(wèi)星。某年，一個衛(wèi)星發(fā)射成功，舉國歡慶。一二日后，我去鄧老師的辦公室，他給我看了鋼筆字寫的詞稿，是慶賀衛(wèi)星發(fā)射成功的。年代久遠，忘了詞牌（不是小令之類的短章），具體的詞句也記不清了，只記得其中描繪衛(wèi)星在汗漫遨游的恢宏氣象，讓我震驚，也讓我看到了我所不熟悉的鄧老師的一面。遙想他曾經(jīng)的少年，品行皆優(yōu)，對未來充滿憧憬?？梢粓黾膊?，給他留下永久的創(chuàng)傷，極大地限制了他實現(xiàn)各種理想的可能性和選擇。但是他卻沒有沉淪在頹喪中。如今，他在詞中，馳騁想象，“游心太玄”。我終于明白，為什么鄧老師的大字會和他的詞一樣——氣勢豪邁！
鄧老師住在上海延安中路913弄的四明村，那是四明銀行于1932年建成的石庫門建筑群，位于上海展覽館的對面，離我的另兩位老師王弘之和金元章先生的家很近。很多藝術(shù)家曾經(jīng)在四明村居住，如吳待秋、王福庵、吳青霞、高式熊等。從我家騎車到鄧老師家，大約不到十分鐘。但在我的老師中，鄧老師家我去的次數(shù)最少。一方面是因為他和我同一單位，上班時（那時一周上班六天）請教非常方便；另一方面，登門拜訪對他來說甚是不便。鄧老師住在由一樓通往二樓的樓梯旁的亭子間里，房間不足十平方米，并不直接連著廁所。雖說四明村在上海算是很好的住宅區(qū)，但石庫門的樓梯還是相當陡，對鄧老師來說，上下十分不便。我如有事去鄧老師家，他聽見敲門聲，就會打開窗子，用一根繩子把鑰匙吊下來，我拿著鑰匙打開門，然后上樓找他。正因為如此周折，我通常不去他家打擾。
鄧老師和哥哥們的感情非常深，兄長們也十分牽掛這位在上海的弟弟。鄧老師一生未婚，和他一起生活的是他哥哥的女兒。這位哥哥在唐山工作，好像也是由上海支援外地建設(shè)的工程師。他有三個女兒，二女兒住在上海，平時可以照顧?quán)嚴蠋?，小女兒隨父母住在唐山。不幸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小女兒遇難。
大約在2003年，我去鄧老師家看望他。那輛手搖車還放在露天的門外，用一張塑料布蓋著，看得出來，已經(jīng)很久沒有用過了。鄧老師仍然住在那個亭子間，屋子內(nèi)很擠，床的周邊堆放著日常生活用品和報紙雜志，床對面有個小電視機，連接著他和外面的世界?？吹轿?，他特別高興，忙著要沖麥乳精給我喝。他告訴我，經(jīng)濟上沒有問題，退休工資足夠花，醫(yī)生定期上門為他檢查身體。只是隨著年事增高，身體越來越弱，上下樓亦愈發(fā)不方便了。侄女早已結(jié)婚，有了孩子，在浦東買了房子，周末去住。他還提起了當年靜安寺分理處的幾位還健在的老同事，有空會來看他?？偟膩碚f，他的晚景還算安寧。
鄧顯威先生2003年12月30日給白謙慎的賀年片
到了過年的時候，我會給鄧老師打電話問候。暑假回國，有空也會去看他。大約在2008或2009年夏天，我回到上海，想去看望鄧老師，給他打電話，座機的鈴聲響了，卻沒有人接。老號碼還在用，說明房子還是鄧家的。我推想，石庫門的房屋結(jié)構(gòu)已無法讓年邁的鄧老師繼續(xù)住在那里了，想必是他隨侄女全家搬到浦東去居住了，新式樓房對鄧老師的起居要方便得多?？纱中牡奈遥尤粵]有留下鄧老師侄女的手機。我叫了輛出租車，直奔四明村，期望能碰碰運氣，從鄰居那里打聽到鄧家的消息。敲門許久，無人應(yīng)答。近三十年來，上海社會變遷頻繁，可能連鄰居都搬走了。人去樓空，只有鄧老師的手搖車還停在老地方，風吹日曬，愈加陳舊了。
附記：2017年9月17日，我在上海博物館演講。鄧老師的侄女鄧毓蓮得知我的演講，特地前來聯(lián)系。她告訴我，鄧老師在2009年3月因糖尿病并發(fā)癥去世，享年86周歲。（文/白謙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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