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侯寶林到李誕，中國人為什么笑得越來越空洞
《吐槽大會》火了，部分女文青的男神集體換成李誕。
一朋友在睡前持續(xù)聽《吐槽大會》數(shù)日后告訴我：已經多次夢見十幾歲的自己和李誕早戀了。
身高1.8cm、平頭、瞇瞇眼、穿長款絲絨大衣、走路吊兒郎當?shù)睦钫Q不帥，卻迷倒數(shù)人。所迷，多在他的段子上。
數(shù)百個段子砸出來，淺白有力、出其不意。他策劃的段子集合——《吐槽大會》創(chuàng)造了“19秒1個笑點”的記錄，首季播放量超15億，并開創(chuàng)了“中國喜劇脫口秀”的先河。
在《吐槽大會》中，數(shù)位滿是槽點的明星被請上臺去，先前只能在八卦里窺探的黑歷史被一一拎出來，供人制造笑點，明星進一步被拉下神壇。而另一面，明星難以啟齒的黑歷史在搞笑式互懟中，似乎被化解了不少。
曹云金在節(jié)目中吐槽李小璐整容
觀眾開心，明星也開心，看似其樂融融。
但質疑聲也很多。大多認為內容淺薄低俗。
吐槽的尺度很難把控：有些不讓說，有些不敢說；更高級的笑點不僅難創(chuàng)作，也不一定取悅大眾。翻來覆去，槽點便局限在了明星的人身攻擊上：李湘胖、王祖藍矮等生理“缺陷”；王岳倫吃軟飯、陳志朋不紅等尷尬處境……讓不少網友質疑其價值觀。
面對質疑，李誕的回應倒格外坦誠：“我就是流于表面，我想要淺薄的快樂?！薄跋肟从幸饬x的你看書去啊，看什么脫口秀啊？”
他旨在逗大眾歡笑，而既然是用于解壓，“笑”又何必有意義？
這令人想起相聲大師侯寶林摒棄的“包袱至上主義”：為令人發(fā)笑而不擇手段、不考慮藝術性。這種“笑”在侯寶林眼中是“沒有生命力的”。
中國的“逗樂文化”年頭已久，近代以來多傳于相聲。同李誕的位置相似，從清朝末年的天橋藝人，到建國后的侯寶林、馬季、姜昆、郭德綱，雖都為引人發(fā)笑，但“笑”的內容卻不同。
“笑”從無意義，到承載意義，再到如今的無意義，走了一個輪回。其本質的悲劇性逐漸消解，被反擊為“喜劇的本質就是喜劇”。
那么承載意義的“笑”是什么樣的？
我們真正需要的又是哪一種“笑”？
“笑”最初是謀生工具，以相聲的形式傳播，源于清朝末年。當時的藝人編了各種挖苦他人生理缺陷、嘲諷農民、外地人及口味葷腥的段子，形式粗鄙，畢竟一場場天橋表演只是為了讓老婆孩子不再受餓。
建國后，國家重視文藝工作，將相聲藝人提升到文藝工作者的位置。但由于相聲的內容尚未變化，發(fā)展堪憂。
于世德在回憶錄《我這半輩子》中提到剛解放時相聲演員出丑的情況：“一次，延長‘拆唱八角鼓’的兩位演員在白紙坊印刷廠禮堂，演出前使用相聲“墊話”《反正話》墊場，用謾罵博取笑料。如：楚霸王，王八杵；孫猴子，猴孫子等，結果被觀眾轟下臺去。自輕自賤，咎由自取?！?/p>
為了延續(xù)相聲的生命力，侯寶林、常寶華等人努力尋求突破口。剛好，1949年時，熟悉相聲藝術的老舍回到北京，侯寶林等人立即去找他。
老舍不認為相聲發(fā)展堪憂，于是出主意：“早些時候有段相聲說‘這個廟’、‘那個廟’的叫什么來著？侯等人回答‘《地理圖》’，老舍說：‘對，還有《報菜名》…… 依我看，這些東西把罵大街、貧嘴廢話去掉，加上些新內容、新知識，既有教育意義，還有小料，大家照樣受歡迎’”。
他親自幫侯寶林等人修改，融入文學性，改出了《賈博士》、《維生素》、《兩條路線》等作品。侯等人也成立了相聲工作小組，一番再創(chuàng)作后，在前門外大禮紗帽胡同路北新華游藝社演出相聲大會。
侯寶林組建的相聲改進小組
此時的相聲是藝術的、雅俗共賞的，卻也受人喜愛。相聲大會每日從10點演到晚上10點，人潮涌動。
侯寶林在《我和相聲——答讀者問》中說：“相聲有自己的個性。它是一種民間的戲劇形式，用笑作為藝術手段，用幽默、詼諧、風趣、滑稽種種手法來表現(xiàn)。不管你說什么樣的段子，都得要人笑，還要做到雅俗共賞。就是說，用藝術手法讓人發(fā)笑，如果演員在臺上胡來，不擇手段，以為認證人家樂樂就行，就成了‘包袱’主義，這樣的東西是沒有生命力的”
另一方面，除了歌頌外，當時的相聲也傳承了喜劇的諷刺特性，以揭露社會的方式宣傳思想、教育民眾。
如侯寶林的《關公戰(zhàn)秦瓊》：關公和秦瓊本相差四百年，卻硬被講到一起，用以諷刺不懂裝懂、盲目指揮的人。毛主席在觀看后很喜歡，指出：“我們黨要反對干部中的官僚主義，反對瞎指揮?！标愐阋猜犨^好幾遍，在“廣州會議”講話時說：“依靠權勢亂彈琴的人，就得諷刺他?！?/p>
1962，侯寶林和郭全寶在河北為群眾表演 新華社供圖
另有由何遲創(chuàng)作，馬三立等人表演的相聲《買猴兒》，旨在揭露人民干部馬馬虎虎、鋪張浪費的行為。主人公“馬大哈”的梗因此人盡皆知?！段乃噲蟆窞榇税l(fā)文道：“一篇好的相聲就是一篇好的諷刺文學……相聲中的諷刺，假如用合適了，正是一種宣傳的利器?！?/p>
文革期間，早期相聲大師均被打成右派，相聲藝術幾近沒落。文革后，侯寶林、馬季從河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相聲藝術重新展開。
那是一切剛剛釋放的時期，大眾滿腔熱血地沖破束縛，對文藝作品寄予了濃厚期待。年輕的姜昆很聰明：“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觀眾已不滿足于對丑陋現(xiàn)象的表面刻畫，也不滿足于對當時‘左傾’思想的簡單諷刺，人們需要深入挖掘的是到底是什么使中國人愚昧了這么多年，是什么鎖住了中國人的腳步。”
基于此，他創(chuàng)作了一批“傷痕相聲”，最經典如《如此照相》?！爸袊障囵^的姚經理給我們講了那么多在文革時期干他們這行的難處，引起了我們的辛酸回憶”。在《如此照相》中，他用犀利的語言揭露文革的形式主義，諷刺個人崇拜。
姜昆經典作品《如此照相》
部分臺詞：
甲：我給你念念：“凡到我革命照相館，拍革命照片的革命同志，進我革命門，問革命話，須先呼口號，如革命群眾不呼革命口號，則革命職工堅決以革命態(tài)度不給革命回答。致革命敬禮?！?/p>
乙：真夠“革命”的。那時候是那樣，進門得這樣說：“‘為人民服務’，同志，問您點事?！?/p>
甲：“‘要斗私批修’！你說吧！”
乙：“‘滅資興無’，我照張相?！?/p>
甲：“‘破私立公’，照幾吋？”
乙：“‘革命無罪’，三吋的?！?/p>
甲：“‘造反有理’，您拿錢！”
乙：“‘突出政治’，多少錢？”
甲：“‘立竿見影’，一塊三?！?/p>
乙：“‘批判反動權威’！給您錢。”
甲：“‘反對金錢掛帥’！給您票?！?/p>
乙：“‘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謝謝！”
甲：“‘狠斗私字一閃念’！不用了?！?/p>
乙：“‘靈魂深處鬧革命’！在哪兒照相？”
甲：“‘為公前進一步死’！往前走！”
乙：“為公前進一步死”，我這就完了？
甲：“那也不許‘為私后退半步生’！”
乙：我還回不來了！這不是搞庸俗化么！
甲：那時候可不能這么說。林彪、“四人幫”搞法西斯專政，誰敢這么說，輕則揪斗游街，重則入獄判刑哪能！
乙：瘋狂鎮(zhèn)壓人民。
當時流行用相聲語言反思社會。為了洞察，姜昆經常各地走訪：
“我們在東直門外五建工地上，一起參加‘青年林號’的建設。頭頂烈日，手把瓦刀，為人民住進高樓大廈而辛勤勞動的青年伙伴，付出了多少汗水啊?？墒怯行╊櫮罡訔壦麄兪执?、臉黑，不愿意與他們結成終身伴侶。懷著對小伙子們的欽佩，夾著對那些個別姑娘的一點氣憤，（我們）寫下《愛的挫折》，為建筑工人訴苦衷?！?/p>
姜昆與李文華
同期藝術家也創(chuàng)作出了諷刺虐待老人問題的《指媽為“馬”》、諷刺不正之風的《霸王別姬》、《媳婦往哪兒娶》等……
笑聲背后，不僅是反思，也是調侃式的直面，給人理性的勇氣。
90年代后是大眾娛樂時代，人們接受信息的渠道多了，喜愛也越來越個人化。在小品、影視、網絡的沖擊下，相聲再次陷入低潮。
“意義”不適用了，況且沒人愿意聽你的教育。老藝術家們很苦惱。
郭德綱看清了局面。他想起了清朝末年的相聲藝人，那些最初說相聲的人不就是逗樂糊口嘛，哪兒什么歌頌諷刺？“相聲是相聲，相聲藝術是相聲藝術。作為藝術的相聲會與大眾產生隔閡，而真正的相聲只是一門手藝。”
在近十年的摸索后，他想通了一件事：要想活下去，就得討大眾喜歡。
在討好大眾這件事上，郭德綱可謂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長期在底層摸爬滾打的經歷讓他對草根文化十分了解，最普通的群眾喜歡的還能有什么？不就是最通俗、日常的東西嘛。
他充分發(fā)揮無厘頭的精神，不斷自黑、互損、嘲諷現(xiàn)實，在通俗的俏皮話里，相聲重新成為“俗文化”。
他損人的長相：“怎么跟您形容他的這個長相呢？烤白薯見過吧，剛烤的好的，拿在手里太燙，一不小心沒拿住，掉地上了，那邊呢，跑來個小孩，穿釘子鞋，一腳踩這塊白薯上了。他這臉就跟這會這塊白薯似的。”
講俏皮段子：“要想富先脫褲”、“這幫大姑娘們一個個穿的肉隱肉現(xiàn)”。
也調侃社會事件：諷刺貪官“表哥”：“我不光買得起表，我還敢?guī)С鋈?。不光敢?guī)С鋈ィ疫€敢露出去?！敝S刺公款消費：“一百萬，給我開兩百萬的發(fā)票?！?/p>
諷刺底層人民的阿Q精神，比如《我要幸?！分械亩巫樱?/p>
郭：“有二尺長的龍蝦嗎？”
服務員說：“對不起沒有二尺長的只有二尺二的”
郭：“什么破飯店連二尺長的龍蝦都沒有，來盤土豆絲?！?/p>
盡管許多段子被罵低俗、淺薄，但不得不說，一大批人是吃這一套的。德云社也成功把相聲帶向世界。
從謀生工具，到承載歌頌、諷刺的意義，再到市場化的大眾至上，以笑為本，笑越來越靠近人性。藝術的歸了藝術，生活的歸了生活。
郭德綱、岳云鵬也好，李誕也好，各類花式刺激感官的搞笑綜藝也好，大眾化的“笑”不過是這群人聰明的生存技巧。是市場化時代的必然現(xiàn)象。
但我仍然認為有所承載的“笑”更有意義。盡管它不一定符合生活壓力下，大多人只想圖個快活的心理訴求。
可仔細想想，毫無承載的“笑”只能作為單純的解壓工具，它空泛而短暫，只有不停地進入其中，才能獲得長久的快樂。畢竟，它只是精神麻痹劑。
而有所承載的“笑”不一樣。它不是簡單的解壓，而是一種“喜劇精神”。
用諷刺的方式談論官僚主義、文革傷痛、小市民心態(tài)等，其實是把沉重的東西裝進喜劇的語境里，拐個彎兒，再讓你看見它。
相比用譴責、控訴的方式直接批判，這種曲折的“看見”是一種“理性超脫精神”。它帶領我們跳出去，用更超然的視角看待社會和自身的種種荒誕。這種視角是理性的，如此，我們才能在笑過之后，獲得繼續(xù)面對的勇氣。
正如文化學者葉匡政期待的一樣：“（好的喜劇節(jié)目）在特權社會要有對特權的嘲諷；在一個環(huán)境污染的社會要有生態(tài)意識。它必須清醒地發(fā)現(xiàn)我們生存境遇中的窘迫處，才能發(fā)掘出那種悲喜交加的力量。
喜劇，從來不是粗俗的代名詞，而是表演藝術與文明的最高境界……好的喜劇給觀眾帶來的，是自由而有愛意的笑，而不是輕浮與混沌的笑，可喚醒人們主動去面對自身和社會的缺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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