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知識的缺失是大清對外戰(zhàn)略中的致命傷

一、奇特的外交訓令

1712年至1715年，康熙曾派遣太子侍讀學士殷扎納、理藩院郎中納額和內(nèi)閣侍讀圖里琛等5人（史稱“圖里琛使團”）借道俄羅斯赴土爾扈特。

出使前，康熙給他們下達訓令說：

如問生計，爾等但言隨處皆同，富者亦有，貧者亦有，且數(shù)年前聞得俄羅斯國與其鄰國互相攻伐，俄羅斯國欲調(diào)用邊兵，或疑我邊人，不行調(diào)發(fā)，亦未可定，兩國和議年久，朕無他意，有調(diào)用邊兵之處，即行調(diào)發(fā)不必疑惑等情。

如問年高之人，爾等即告以我皇帝每歲查取年高之人，每次查得一百余歲者二三十人，九十余歲者或一省有萬余人，俱加恩賜。

如問出獵行幸之處……

此役爾等同心合意而行，不可飲酒無狀，嚴禁隨役沿途以至俄羅斯國地方風俗甚壞，婦女不端者多，爾等隨役不可無禮妄行，須嚴加約束；至俄羅斯國地方或見婦人或見可哂之事，爾等須莊重行事，不可輕于戲謔。

若問爾等系何官職，但言我等系外部院衙門所司官員，并非皇上侍近之臣。

此役俄羅斯國人民生計地理形勢亦須留意。

——見圖里琛《異域錄》

圖里琛《異域錄》

雍正七年，清廷派出了托時使團出使俄羅斯；1730年，又派出德新使團赴俄羅斯祝賀女皇登基。在德新使團出發(fā)前，雍正也給了一通長長的訓令，摘要如下：

如抵楚庫柏興后，設俄羅斯等欲索取咨行彼薩納特衙門（元老院）之文書，或探尋口頭轉告之言，以為便于呈報等，則可告之……

抵達楚庫柏興后，設稱僅準出使其國之人入境，而不準差往土爾扈特之人過境，并以此為借口而不準入境，則可告之……

設若彼國之人提及將如何拜見（女皇）之處，使臣等則可告之……

設俄羅斯察罕汗（沙皇）差人來告知欲會見我使臣，則可告之……

設察罕汗差人來稱務必會見，該使臣則可告以……

設將欲剿滅準噶爾一事告知俄羅斯國之后，俄羅斯亦要乘機派軍隊來邊境地區(qū)增援，則可告之：準噶爾人當被我大軍擊敗之后，亦難料其無事犯爾界之處。我兩國已多年和睦相處，爾若派兵駐守爾界，則由爾便，唯我大軍足可以征討準噶爾，不用爾之援助等語。

——《清代中俄關系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中華書局版1981年

《清代中俄關系檔案史料選編》

僅從語氣看，這樣的外交訓令仿佛一個演員的自我表演，在其想象中，全世界的視線都聚焦在他身上，演員被籠罩在聚光燈的巨大光環(huán)中，完全無視外部世界的存在——這樣的形象當然用不著強調(diào)，因為在傳統(tǒng)文化的自我想象中，天子本身就是天下的焦點，政治權力的運作與其說是一種理性的決策與操作，不如說更像是一種儀式化的表演，是這個天下獨一無二的演員之自言自語。從其內(nèi)容看，這樣的訓令則更像一個父親對于未成年子女的諄諄教導、語重心長的規(guī)誡、與具體行動的規(guī)定，而不像一個政治家高屋建瓴的戰(zhàn)略性指示。

這樣的訓令如果將其納入比較視野，其“特色”就會清晰呈現(xiàn)出來。

薩瓦使團出使大清時，俄國外務委員會（外交部）給他下達了四十五條訓令，商務委員會(商務部)給他下達了二十多條訓令，此后，外務委員會又補充了三條密令，內(nèi)容涉及商務、界務、傳教、遣返逃人等等問題。

外交部關于邊界事務的第26條訓令是要求他們?nèi)€收集地理情報，并繪制詳細地圖。訓令說：“全權大臣在路經(jīng)西伯利亞時，應竭力搜集此等地區(qū)詳盡可靠的情報，尤須注意以下幾點：（一）何處確曾劃定邊界，何處尚未劃定？（二）在尚未劃定地區(qū)，俄羅斯的勢力達到邊境何處？中國的勢力又達到邊境何處？（三）尤其中國人在何等地區(qū)向前推進？現(xiàn)下提出何種要求？此等地區(qū)以前由誰管轄？（四）在未完成定界地區(qū)，應明確指出一切必須歸于俄羅斯的地區(qū)。關于上述所有地區(qū)，亦應盡早繪制一副簡明地圖并附以對此地區(qū)的精確說明，應寄呈外交部一份，全權大臣本人攜帶一份，作為與清廷交涉的依據(jù)和必要的參考?！?/p>

圣彼得堡科學院地理系于1754年出版的關于中國北部的一幅地圖，新的地理信息迅速擴散并在全歐洲得到廣泛關注。以上是由倫敦制圖師Thomas Jefferys編寫的題為“俄羅斯發(fā)現(xiàn)”的英文地圖。

商務部訓令是：

大使應與中國締結商約，或者至少也應該恢復中斷了的商務關系，為了做到這點，他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和一切人，尤其是耶穌會教士，可以許諾他們經(jīng)過西伯利亞旅行及通信的自由；大使應盡力獲得商隊入境的許可，以及獲得在北京設立事務官或領事，后一職務應由郎克擔任。如果中國方面堅持要先解決邊界問題，大使應為了最重要的商業(yè)利益而在這一點向中國讓步。

……

二、外交訓令背后的一般性知識狀態(tài)

上述外交訓令的不同格式，呈現(xiàn)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外交體制——未經(jīng)理性化與專業(yè)化的個人政治與已經(jīng)理性化與專業(yè)化的國家政治——盡管我們一般將俄羅斯與大清當做同樣的帝國政治實體看待，但其權力結構卻早已在此分道揚鑣，一個是現(xiàn)代的，一個是前現(xiàn)代的；同時，它也呈現(xiàn)為兩種完全不同的知識體系：個人化的人身經(jīng)驗與一般化的共有知識。

彼得大帝一樣喜歡向臣下下達手諭。彼得在給白令的手諭寫道：“你可以調(diào)查美洲海岸從何處開始，并到一些歐洲人的殖民地去，當你看到歐洲船只時，可問一下這個海岸的名稱，把它記下來，在該處登陸，并于繪制好海圖后返回”。

彼得一世·阿列克謝耶維奇（1672年6月9日—1725年2月8日），史稱彼得一世（英語：Peter I），后世尊稱其為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但這份手諭所提示的內(nèi)容，卻是當時俄羅斯知識界（地理學界）關注的一般問題，而非僅為彼得個人興趣，它經(jīng)過官僚體制（白令組織的考察隊最終需要整個官僚體制配合）的整合，彼得的個人意志由此轉化為帝國意志，并落實為知識界的具體行動。在這一帝國意志的落實過程中，知識共同體的存在是關鍵因素，它不僅為帝國提供了決策的知識基礎，而且也將決策轉化為直接的知識行動。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帝皇的個人意志轉化為帝國意志，而帝國意志又通過知識共同體轉化為國民意志，帝國的國家認同感由此得到建立——彼得大帝時期的俄國，正是在這一點上，實現(xiàn)了由“朕即國家”的君主政治進入立憲帝國的現(xiàn)代政治，政治不再是個人權力的“運籌帷幄之中”，而是俄羅斯帝國的整體事業(yè)；與之相比，大清雖號稱帝國，但卻仍舊處在個人與部族政治之間，從康熙到乾隆的這一代代的雄主們，個個以“乾坤獨斷”為理想模式，權力（不管的對外還是對內(nèi)）乃是其個人絕對意志的體現(xiàn)，近臣與官僚不過是其實現(xiàn)個人意志的工具（以滿族為主體的帝國官僚往往自稱奴才，正說明這種國家權力的個人性質(zhì)），政治與國家、與國民之間并無關聯(lián)。

這種區(qū)別，表面上是國家體制的不同，其實卻是社會結構的差異，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知識共同體的有無及其在帝國所處的位置。

彼得大帝時期及其之后的俄羅斯帝國，盡管仍然處在沙皇統(tǒng)治之下，但其國家政治結構卻已完成了理性化建構，具體表現(xiàn)就是元老院、宗教委員會、科學院、最高法院等憲制權力結構的形成與商務部、外交部等專業(yè)化行政機構的設置。制度框架反映的不僅是權力關系、社會關系，更是其社會知識狀態(tài)，只有其對政治事務的認知進入專業(yè)化的程度，才能在制度設計上充分體現(xiàn)這種知識狀態(tài)。上述所引俄羅斯外交部、商務部對薩瓦使團的訓令，展現(xiàn)的正是這些行政機構對于其所管轄領域系統(tǒng)知識（一般性知識）的掌握與理解。

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 （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 德意志 哲學家 、 數(shù)學家，獲譽為十七世紀的亞里士多德 。

俄國在彼得大帝時期即已加入了歐洲知識共同體：1714年，俄國貴族亞歷山大·米契科夫當選為皇家學會院士（英國皇家學會成立于1660年，順治十七年），這一年也正是俄國第一家公共圖書館的開放時間。萊布尼茨當時正在向俄國大力“移植”他的藝術和科學計劃，勸說彼得，彼得大帝為其雄辯折服，最后決定聘請他擔任顧問。1724年，在圣彼得堡建立了科學院，其藍本就是萊布尼茨設計的柏林科學院。彼得·伯克在其《知識社會史》中用“國際學術共同體”或“文人共和國”這樣的詞匯描述當時整個歐洲的知識狀況，俄國是這個知識共同體的一部分，他們之間相互認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為整個歐洲社會建立了普及普通國民的一般知識體系。

彼得·伯克的《知識社會史》

三、一般性知識缺乏是大清對外戰(zhàn)略的致命傷

從個人經(jīng)驗與政治智慧看，清初的幾位雄主，與彼得大帝相比并不遜色，然而，其訓令卻“迂腐”得可笑，原因不在這些雄主們的個人能力，而在于他們并沒有為自己的經(jīng)驗與智慧創(chuàng)造、建立一個使之成為帝國一般知識的制度體系——盡管他們完全有能力創(chuàng)設這樣的體制，但終有清一代，這樣的知識共同體根本就沒有出現(xiàn)過。

當然，現(xiàn)實需求必然會逼迫出一種制度性架構，只是，在大清帝國，這種現(xiàn)實需求產(chǎn)生的不是皇家學會或科學院之類的獨立知識機構（原因在上篇中已經(jīng)提及），而是作為帝皇個人工具的機構——軍機處（下篇將專題展開）。

雍正一手創(chuàng)立的軍機處主要是為其個人服務的參謀與辦事機構，但其下還設置有方略館與內(nèi)翻書房兩個子機構。

內(nèi)翻書房的主要職能是滿漢互譯，除此之外，也承擔纂輯經(jīng)史、擬定清文（滿文）音義的標準和增添滿語詞匯等文字工作，算是一個專為皇帝服務的學術機構；方略館（本非常設機構，至乾隆十四年才定為常設機構）的主要職能則在纂修方略等書——依據(jù)清制，每遇到重大的軍事或政事，都要將事件中官員的報告和皇帝的諭旨等相關檔案材料編纂成書，紀其始末，名曰方略或紀略；另外，皇帝也特地交代纂輯其他書籍，如《大清一統(tǒng)志》、《西域圖志》、《明紀綱目》、《明史本紀》等。

本來，方略之類應是帝國戰(zhàn)略制定中最為重要的知識資源，但其所編輯的方略、所保存的檔案之類，外界絕難接觸，其嚴格的存檔備檢制度，與其說是為了便于利用，不如說是為了封鎖信息更為恰當。

乾隆四十八年的一道諭旨說：

國史體例與歷代不同，館臣纂輯，惟應據(jù)事直書，毋庸分別各門。至該館臣采錄事跡，俱發(fā)紅本……第自雍正八年設立軍機處以來，五十余年，所有諭批奏事件，未經(jīng)發(fā)鈔者尚多。

清高宗乾隆帝（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為中國清朝第六位（入關后第四位）皇帝。

五十年時間，這些檔案資料大多被封存在軍機處這樣的絕密機構中，其結果，自然是對外戰(zhàn)略的實戰(zhàn)經(jīng)驗被永久性私密化封存，無法進入知識共同體，成為一般知識而與普通國民共享。

上述乾隆諭旨似乎說明他已經(jīng)意識到這一問題，但乾隆時期的狀況是否有所好轉呢？

表面上，乾隆時期在文化工程方面堪夸“盛世”，《四庫全書》等等讓世界矚目的文化工程大都是在這個時候啟動，一些與國家戰(zhàn)略直接相關的文獻著述也是在這個時候編撰完成，如《乾隆內(nèi)府輿圖》、《大清一統(tǒng)志》、《平定準噶爾方略》、《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等，但是，這些并未帶來知識的普及與文化的創(chuàng)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知識與文化的創(chuàng)造。

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后的《四庫全書》殘本

本來，官方主持編修的輿圖、方略、圖志等等歷來是政治參考書庫的重要部分，輿圖劃定著王朝權力的界限，也是稅收賦役征發(fā)的依據(jù)，編修方略、圖志的目的就在“存史以為鑒”、“言史以治國”，為現(xiàn)實政治運作準備知識儲備、提供機宜借鑒，這也是中外政治的基本狀態(tài)。但在康熙、雍正、乾隆時期耗費巨大國力編修的這些帝國知識庫存，卻在此后的對外戰(zhàn)略中并未派上用場——光緒年間的中俄邊界談判中，中方交涉人員仍舊無法獲得精確的中俄分界地圖，曾紀澤、許景澄在與俄人的外交折沖中，依據(jù)的竟然是俄國人、英國人測繪的地圖——這樣的鬧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學界認為（如郭麗萍在《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一書中提出的觀察），這與從官書修成到被一般學者參考使用之間有一段時間差有關，也與知識無法得到廣泛傳播有關：官書一向流傳不廣，《乾隆內(nèi)府輿圖》修成后一直藏在內(nèi)府，外間流布絕少；乾隆年間修的《大清一統(tǒng)志》等，民間也少有收藏；其他西北官書，如《平定準噶爾方略》之類，雖被收入《四庫全書》，但起初，是“非詞臣任校讎之職，不得而窺”；后來，雖在江南分儲三地，士人理論上可以借閱，但也因為“學掌于官，求觀亦不易”。

知識被秘藏，由官府所掌控，自然無法形成本文所說的可以共享的“一般性知識”，然而，畢竟知識創(chuàng)造與傳播是知識界的份內(nèi)事，何以大清的知識界無法像歐洲的“文人共和國”一樣承擔起這一任務？

這里以郭麗萍等人所研究的“西域絕學”為例來闡述這一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根源。

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

盡管大清對西北用兵以及將西北地區(qū)納入統(tǒng)治范圍，隨之出現(xiàn)了對于這一區(qū)域的知識性探尋，從康熙親征噶爾丹始，曾參加征戰(zhàn)的寧夏總兵殷化行就開始對其行軍所經(jīng)之處的山川道里有所記載，其在蒙康熙召見時呈上了他“所記征行地圖形勢道里”。隨著乾隆年間西北戰(zhàn)事的結束，各種“事略”、“事宜”，各種檔案匯抄、辦事則例、方志、官修政書，以及文人的詩賦、史地著述等等紛紛出現(xiàn)，西域研究一時成為顯學。然而，這種“盛況”是虛假的，“顯學”在曇花一現(xiàn)之后便成“絕學”，是因為缺乏實地親歷目驗的資料，缺乏先進的技術手段，學界只好走入文獻考證、以史為鑒的舊路：“當實地目驗手段缺失后，求助于文獻記載的西北研究轉向以文獻考證為手段的蒙元史地研究”（郭麗萍在書中比較了處于同一時期的大清西北史地學家徐松與德國近代地理學家洪堡的不同裝備，說亞歷山大·馮·洪堡在19世紀初赴南美洲進行實地考察時，在巴黎裝備了各式各樣的儀器，如八分儀、六分儀、氣壓表、氣溫表、望遠鏡等四十多種），因此，嘉道至同光時期的輿地學家們只能在文獻整理、文獻考訂的圈子里止步不前。

亞歷山大·馮·洪堡

技術性支撐當然重要，但純從技術角度看，康乾時期能接觸到的技術其實完全可以與歐洲諸國并駕齊驅(qū)。因此，形成東西分流的關鍵性因素，不是技術的落后，而是制度的缺失——在大清，不存在一個歐洲歷史上的那種“文人共和國”式的知識共同體，甚至連俄國式的參謀總部、地理學會、科學院等國家學術機構也不存在（以科學院設置而言，則已經(jīng)是200多年之后的民國了），遑論獨立的知識共同體。

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說，中國是一個未經(jīng)理性化的家父長制國家，美國史家列文森則說，中國的官僚文人拒絕職業(yè)化，他們只是一批業(yè)余人士、一批外行。以如此業(yè)余而外行的政客官僚，卻要在既要靠實力，又要憑知識與智慧的國際競爭中拼出個高下輸贏來，大清的敗亡命運難道不是早已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