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單之旅：韓國的秦漢史研究困境

在韓國高校，歷史學教學與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大板塊：1，韓國歷史；2，世界歷史；3，歷史教育及其方法。

這中間，第一模塊“韓國歷史”自然是主體，長期以來的附庸、藩屬地位，加上五、六十年被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悲慘現(xiàn)實，讓韓國民眾普遍變得敏感，極其容易激動，屈辱記憶喚起的是民族自尊心理的極度反彈(這恐怕多少是自卑情結的另類表現(xiàn)形式)，于是尋找自己歷史上任何值得一提的亮點，連蛛絲馬跡也不放過，甚至夸張到以自己為世界歷史的中心。

這只要看看各地歷史博物館陳列的“統(tǒng)一新羅示意圖”、“高麗王朝全盛圖”，就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了。在這些地圖上，“新羅”、“高麗”的疆域居然包括了中國的東北三省、山東半島、長江三角洲、內蒙古等地，實在叫人“佩服”某些韓國學者的“想象”與“勇氣”。而“朱蒙”、“大祚榮”、“淵蓋蘇文”等一系列歷史劇作品，更是不遺余力地宣傳古代大韓民族的“偉大”、“光榮”，弘揚其民族主體意識。這樣，便有了“高句麗”猛將射傷唐太宗眼睛，使其傷重不治之類的“情節(jié)”虛構。歷史意識“大膽”如斯，真讓人有如觀看“荒誕劇”，變得無話可講。在這種大眾民族歷史“認同”的大氛圍之下，“韓國歷史研究”成為其整個歷史學的主體，也就是順理成章、板上釘釘?shù)氖虑榱恕?/p>

第三模塊“歷史教育及其方法”，其性質類似于我國的歷史學師范教育。主要是培養(yǎng)初中級學校的歷史教學的師資。重點是傳授一般歷史知識，進行歷史教學方法的訓練。在這個類別里，學術研究不是具體的任務與目標，對各種學術動態(tài)與進展，只需要有所了解和及時引入就可以了。在某種意義上，它是韓國歷史學的基礎，發(fā)揮著普及歷史的作用，營造了尊重傳統(tǒng)、尊重文化的濃厚氛圍。

雪后高麗大學

應該說，將歷史教學從歷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是可取的做法。畢竟研究是極少數(shù)歷史學者的職責，不必太多的人大呼隆一擁而上，更有必要的是注重歷史的大眾教育與社會普及。這一點，頗值得中國歷史學界借鑒：要盡可能跳出“精英”意識的窠臼，而不該把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混為一體，須知道，中國雖大，卻沒有太多的飯碗可供數(shù)以千百計的“專業(yè)歷史學者”拿捧！

第二模塊“世界歷史”，又分“西洋史”與“東洋史”。在國立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等韓國著名高校中，所謂的“史學科”，其實指的就是這一模塊(韓國史、歷史教育又分別設有“韓國史科”和“歷史教育科”)。中國歷史研究，屬于“東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里，又區(qū)分為“上古”(先秦至隋唐)、“中古”(宋元明清)、“近現(xiàn)代”(晩清至當代)等不同階段。

詳今略古，關注近現(xiàn)代，也是韓國的中國史研究的基本特色，因此，相形于近現(xiàn)代史的相對活躍，中國古代史研究要冷清得多。而同為中國古代史研究，以宋元明清為主體的“中古”史研究，又稍有點生氣，至于“上古”史，則真正的處于“門庭冷落車馬稀”的尷尬境地。

秦漢史是所謂“上古史”的一部分。即使在中國本土，其研究現(xiàn)狀也頗不樂觀。這主要是由于史料的相對闕如，多年探討主題的爛熟，可謂幾乎到了“題無剩義”的地步。盡管隨著居延漢簡、睡虎地秦簡、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帛書、里耶秦簡、張家山漢簡等簡牘材料的發(fā)現(xiàn)，研究上史料依據(jù)問題略有改善，但整體上仍缺乏后勁，日薄西山也是不爭的事實。

韓國秋季祭孔子大典

這種情況當然也會折射到韓國史學界的“秦漢史”研究領域，其整個研究狀況陷入嚴重的不景氣，乃是毫無疑義的。秦漢史研究隊伍凋零殆盡，后繼乏人；高校秦漢史教授崗位長年空懸，遞補無期(高麗大學史學科就是明證)；秦漢史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乏人問津，等等，均表明，在當下的韓國，秦漢史研究已步入嚴寒的冬季，大有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的趨勢！

據(jù)我觀察，韓國的秦漢史研究之所以深陷這樣的窘境而不能自拔，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對韓國而言，中國的秦漢史與其實在是太缺乏交集點了。在其他斷代，中國的歷史與韓國歷史頗有交集互動的地方。如隋唐時期的渤海國問題，新羅、百濟、高句麗與隋唐王朝關系；宋元時代的宋麗關系、元麗糾葛；明清時期的李氏朝鮮與明、清政權的恩怨情仇，都是歷史研究中無法繞開的癥結。相反，秦漢時期，由于史料闕如，兩國的交往與互動，則明顯缺乏具體內涵。盡管有“普州太后許黃玉”之類的傳說性材料，但畢竟混沌一片，很難成為專家們關注的焦點。

學術同樣是功利的。一個國家對他國歷史的關注和研究，理所當然也要基于本土的立場，研究主題的選擇，也自然會考慮到與本國的利益關系親近疏遠的因素。秦漢史既然與韓國歷史主體性定位可有可無，味同嚼蠟，那么，雖然不至于將它完全取消，但是任其自生自滅、一蹶不振也就是很尋常的現(xiàn)象了。

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韓國的秦漢史研究在研究主題與研究手段上，似乎走入了一條越來越狹隘的胡同，自我封閉，孤芳自賞，從而加速了自己在學術圈子里的邊緣化。

我們知道，研究秦漢史的人的最大困惑，在于史料的極其有限。一部《史記》、前后《漢書》、加上《東觀漢記》、《漢官六種》、《三國志》以及《淮南子》、《春秋繁露》、《鹽鐵論》、《潛夫論》、《白虎通義》、《全兩漢文》等子書、文集，幾乎成了研究這段歷史的主要家當。在這種背景下，要推進研究，超越前賢又談何容易！近年來，簡牘材料的發(fā)現(xiàn)，尤其是張家山漢簡的面世，總算是給瀕臨衰微的秦漢史研究打了一支強心劑，讓研究者又可以在極其有限的空間里稍稍施展一下拳腳。

韓國的秦漢史研究者當然也明白利用簡牘材料來延續(xù)研究生機的這層道理。存亡繼絕，迫在眉睫；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于是乎，他們趨之若鶩，爭先恐后，把釋讀和利用簡牘材料作為自己秦漢史研究的中心任務，如醉如癡，樂此不疲，形成了當下韓國秦漢史研究中的唯一一道風景線。

他們這樣做的初衷當然沒有什么錯。當年王國維就曾說過，“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于新發(fā)現(xiàn)”，故有孔子壁中書出，后有漢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有宋以來古器物學、古文字學。近現(xiàn)代史學領域的新開拓，也大都與新資料的發(fā)現(xiàn)與運用息息相關，甲骨學、簡牘學、邊疆史地學、敦煌學的興起并成為顯學，均無例外。所以，韓國秦漢史研究者致力于運用新簡牘材料深化研究，大方向無疑正確。但是，問題在于，他們在具體做法上，走向了極端，完全矯枉過正了。常言說，真理越過一步，便成了謬誤。他們所犯的，就是這類形而上學的過錯，進入了唯簡牘為上的思維誤區(qū)。

具體來說，韓國各地大大小小的秦漢史學者，都把秦漢史研究，等同于讀《張家山漢簡》一件事情，而在讀《張家山漢簡》時，又只讀其中的《二年律令》，至于《蓋廬》等材料，則是無人關心的。我曾參加過在淑明女子大學舉行的每月一次的秦漢史學術月會，主題就是一個，逐期釋讀和討論《張家山漢簡》中的《二年律令》的簡文，月復一月，別無他例。與會者人手一冊中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張家山漢簡》普及本，一條簡一條簡讀下來，再嘰嘰喳喳討論一番，忙乎幾個鐘點，就做這么一件事。

在這樣的學術生態(tài)之中，任何韓國秦漢史研究者都沒有了其他的選擇，只能是一本正經地一哄而起釋讀《二年律令》，否則，就等于是沒有“預流”，自絕于這個學術圈子(也真的是小得可憐)！我相識的金珍佑博士，原來側重于兩漢政治史研究，學位論文寫的是“昭宣時期漢王朝政治生態(tài)嬗變”，可現(xiàn)在早已是盡棄舊業(yè)，以昨非而今是的姿態(tài)，一頭扎進《二年律令》之中，企冀所謂的“預流”，以爭取獲得這個小小圈子的認可。

不過，問題在于《張家山漢簡》固然重要，“二年律令”對深化推動漢代法律史研究固然意義顯著，但它畢竟不能等同于秦漢史研究的全部，更無法取代或籠括秦漢史其他研究領域。而韓國的秦漢史學者置大量豐富的秦漢歷史內容于不顧，以釋讀研究《二年律令》為秦漢史研究的唯一對象，很顯然是掛一漏萬、自我設限的做法。表面上，這是對中國秦漢史學界學術熱點的亦步亦趨，積極“預流”，可實際上，卻是狹隘封閉，關上門后的“一個人的精采”，其遭遇冷落，被社會邊緣化乃是可以預料的結局。

畢竟，由于語言、文獻、視野、交流等各種條件的限制，即使是專搞《二年律令》，他們所能取得的成績也是比較有限的，很難超越中國甚至日本學界這方面的研究水平。既喪失了研究的主體性，又缺乏了研究的多樣性，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螺螄殼里做道場”，自娛自樂，無怪乎韓國的秦漢史研究之路會越走越狹窄，看不見隧道盡頭的光亮，成了真真切切的“孤單之旅”。要知道，世上是沒有人樂意為這種鉆牛角尖式的學問“買單”的，韓國秦漢史研究的前景，未卜也能知曉！

（本文原題《黃樸民︱孤單之旅：韓國的秦漢史研究》，刊于微信公眾號“黃樸民讀史”（huangpumind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