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從“白烏龜”談“忌諱”

“白烏龜”與“我”

王弘治老師在文中提到，“蘇州、上海把白鵝稱為‘白烏龜’，或許也跟避諱‘癡傻’的意義有關(guān)”。此說或有可商榷之處。

何以如此說呢？白鵝在陸地行走時一搖一擺，有點(diǎn)滑稽，行走時頭頸伸得很長，還不斷地發(fā)出“gang-gang”叫聲，與吳方言中的“戇”字發(fā)音十分相近。故而在上海東、南郊的舊川沙、南匯、奉賢一帶，當(dāng)?shù)胤窖灾苯訉ⅰ谤Z”叫做“戇大”（見《上海地區(qū)方言調(diào)查研究》），這恐怕是為了特意取其中的“癡傻”之義了。

若是照此說來，將“鵝”稱為“白烏龜”又是出于什么緣故呢？恐怕還是“忌諱”的關(guān)系，只不過忌諱的是“我”字。眾所周知，鵝是家禽的一種，通常來說，終究難逃端上餐桌前的那一刀。如此一來，“殺鵝”變成“殺我”，豈不是聽上去很糟糕的感覺。正因如此，編撰于上世紀(jì)晚期的《吳方言詞典》與《簡明吳方言詞典》里都在“白烏龜”的條目下注明，如此說法即是為了避“我”字之忌諱。

《簡明吳方言詞典》“白烏龜”條目

這種說法究竟有沒有根據(jù)？以筆者的拙見，確實(shí)是有的。誠然，在普通話里，“我”與“鵝”的讀音差別很大。但是將“鵝”稱為“白烏龜”的地方——實(shí)際不限于蘇州、上海，向西一直到江陰、丹陽、丹徒一帶，當(dāng)?shù)氐膮欠窖杂幸粋€共同點(diǎn)，“我”跟“鵝”兩字的讀音非常近似（兩字的中古音本也接近）。這兩個字在蘇州話讀[η?u]（據(jù)《蘇州方言詞典》）、丹陽話讀[η?]（據(jù)《丹陽方言詞典》），只有聲調(diào)略不一樣。至于在（老派）上海話里，“我”跟“鵝”更是變得干脆完全同音（[ηu]，據(jù)《上海方言詞典》）了，“鵝”字需要避開“我”字之忌諱卻有其語音基礎(chǔ)。

《丹陽方言詞典》（局部）

反過來的例子當(dāng)然也是有的。譬如在同屬吳方言的寧波話里，就沒有“白烏龜”這個說法。這是因?yàn)閷幉ㄔ挼摹拔摇弊肿x[ηo]，“鵝”字讀[η?u]（見《寧波市志》），兩個字發(fā)音截然不同，殺起[η?u]來自然毫無心理壓力，關(guān)[ηo]屁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代寧波人在上海人多勢眾地位高，不但寧波話里表示第一人稱復(fù)數(shù)的“阿拉”取代了上海話原本的“我伲”，新派上海話的“我”字音值也向?qū)幉ㄔ捒繑n，變得跟“鵝”不再同音了。好在這個語音變化發(fā)生的時間距今不過幾十年，所以上海話里的“白烏龜”的說法還是存留了下來。

話說回來，寧波畢竟距離蘇、滬稍遠(yuǎn)，何況鄰近太湖流域的杭州方言雖然“我”、“鵝”發(fā)音雷同（[ηo]，見《杭州方言詞典》），杭州話里也未見“白烏龜”一說。更有說服力的例子其實(shí)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島上。由于歷史上移民的關(guān)系，從十八世紀(jì)起，崇明人向北擴(kuò)展到了啟東、海門、通州、如東甚至更遠(yuǎn)的蘇北沿海一帶（當(dāng)?shù)胤Q為“啟海人”或“沙里/上人”），啟東甚至直到1928年仍是崇明縣的一部分。盡管在地理上已經(jīng)分離了兩百多年，本島的崇明話與江北的啟海話至今仍然十分類似，彼此之間也有“大家說話差不多”的認(rèn)同感。但是“白烏龜”指“鵝”這個用法，卻是崇明話里有之（據(jù)《崇明方言詞典》），啟海話里沒有。個中緣由，恐怕仍不脫避“我”之諱的窠臼——崇明話“我”“鵝”同念做[η]，但啟海話的“鵝”字讀[ηu]（據(jù)《海門縣志》、《啟東市志》），不再與口語中的“我（[η]）”同音，因此改用“白烏龜”的需求自然也就消失了。

崇明-啟海話分布圖

算不上避諱

“白烏龜”的來源，大抵如上而言，想來也是個能夠自洽的解釋?！谤Z”字不說，偏要回避“我”之讀音，這算不算是“避諱”呢？認(rèn)真說起來，似乎還算不上。因?yàn)椤氨苤M”一詞，在《辭海》里的解釋是“封建時代對于君王和尊長的名字避免直接說出或?qū)懗觥?。區(qū)區(qū)“白烏龜”還輪不到這個待遇。

中國歷史上的“避諱”大約始于周代，“周人以諱事神”，只是諱死者之名。進(jìn)入秦、漢時代就大不同了，為了鞏固與神化，“天子”一即位，就必須避諱，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為“端月”，或讀作“征月”；漢高祖名邦，改“邦”為“國”；東漢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為“茂才”；漢安帝之父名慶，改“慶”為“賀”，于是全天下姓“慶”的都要改成姓“賀”……

隨著時間的推移，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自然越來越多，實(shí)在是防不勝防，連皇帝自己也覺得“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為了盡量減少諱字，從西漢至東晉，皇帝普遍采用單名（這樣比雙名需要避諱的字減少了一半），并傾向采用冷僻字取名，譬如漢成帝（劉驁）、晉穆帝（司馬聃）之類。

這也算是體恤民生了，帶來的一個副產(chǎn)品就是兩漢魏晉時期，單名占了統(tǒng)治地位，這從《三國演義》里看得最清楚了，從劉關(guān)張到諸葛亮，幾乎都是單名，個別例外者如江東豪帥嚴(yán)白虎，其實(shí)也是原名“嚴(yán)虎”，別號“白虎”，只是西晉“八王之亂”后，少數(shù)民族紛入中原，避諱制度遭受嚴(yán)重沖擊。避諱既無定制，寬嚴(yán)隨意而異，這一來，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顧慮便不便于避諱。于是，神州大地復(fù)名才逐漸多了起來，并在封建社會的后期成為主流——明清兩代的皇帝，皆用雙名。

說起來，清人入關(guān)之前的幾代君主名字，如努爾哈赤，連名字都是根據(jù)滿文音譯的，漢字寫法也不統(tǒng)一，朝鮮史籍就寫成“老乙可赤”，自然無需（也無法）避諱。順治帝的名字福臨其實(shí)也是個滿文音譯，但用漢文解釋倒是很有開國吉祥的寓意。野史傳說順治帝曾言朕有福，不能因此令天下人無福，故不須避諱。若真如此，這件事也算是頗值得嘉許。

朝鮮史籍中的“老乙可赤”

康熙皇帝是清代第一個用漢文起名的皇帝，結(jié)果“避諱”也從此開始，而且越來越嚴(yán)?？滴醯勖小靶睢保Y(jié)果凡寫字刻書，都要以“元”代“玄”，以“煜”代“燁”，連傳統(tǒng)幼兒教材《千字文》第一句“天地玄黃”也要改成“天地元黃”，實(shí)在滑稽。到了乾隆時期，有個河南商販劉峨把《圣諱實(shí)錄》賣給應(yīng)試的秀才，這本書本來是教人們?nèi)绾伪苤M的，所以勢必列出康雍乾三位皇帝的大名，結(jié)果劉峨因此獲罪丟了性命，實(shí)在是冤比竇娥。直到愛新覺羅·溥儀退位成了末代皇帝，困擾了中國人二千年的“避諱”問題才宣告壽終正寢，至少從理論上講，每個人愛用什么字起名都不會因此獲罪了，只留下了一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diǎn)燈”的典故。

《千字文》

筷子的出處

從這個角度上講，大概“白烏龜”只能說成是“忌諱”“我”字的讀音。這種民間對特定用字的忌諱，在各地都有，譬如“操”字，在《廣韻》里有“七刀切（平聲）”與“七到切（去聲）”兩讀，但后者（cao4）在北京話里只用于一個眾所周知的粗俗含義，有文化有教養(yǎng)的人是羞于啟齒的。于是諸如“操勞，操演，體操”等詞匯里的“操（cao1）”都避開了這個讀音。連帶同屬“七到切”的“糙”字也跟著倒霉，只能改換門庭讀到平聲去了……

但是這種忌諱，與避諱不同，往往沒有什么強(qiáng)制效應(yīng)，更多的只是“約定俗成”。所以各個地方的忌諱都不一樣。比如《清稗類鈔》里就提到，北方人忌用“蛋”字。所以舊時的北京人在以下這幾個詞中都避用“蛋”字：雞子兒（雞蛋）、炒黃花（炒蛋）、松花（皮蛋）。但蘇滬一帶則變成說“蛋”無所謂，“卵”字成了忌諱。兩者的共同之處大概只有都用作罵人話了，比如北方話的“混蛋”約等于上海話里的“戇卵”……

有些忌諱詞的通行范圍很小，譬如上海人忌諱送病人蘋果，這是因?yàn)樯虾Ｔ捖曊{(diào)數(shù)量在吳方言里倒數(shù)，造成“蘋果”與“病故”同音，稍遠(yuǎn)一點(diǎn)的蘇州、嘉興就沒有這種顧忌了。但有些忌諱卻是跨地域的，比如沿海居民舊時候吃魚時，不能吃完半邊再將魚身翻轉(zhuǎn)來吃另半邊，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忌翻、沒也”。更有一些忌諱最終登堂入室，在全國普及開來，“筷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古時不說“筷子”，謂之曰“箸”。直到明代，才出現(xiàn)了“筷子”這個說法的雛形。陸容在《菽園雜記》記載，“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為快兒……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睆倪@段文字的內(nèi)容看，是江南水鄉(xiāng)的船家首先忌諱“住”字，因而忌諱與之諧音的“箸”。結(jié)果反其道而用之，將“箸”喚作“快”，寄托了人們對“行船暢快無阻”的美好愿望。明末清初的蘇州才子馮夢龍?jiān)?jīng)編纂了以明代蘇州方言為代表的吳語民歌集《山歌》，里面的《詠物四句·箸》就寫有“姐兒生來身小骨頭輕，吃郎君捻住像個快兒能”。

《菽園雜記》

大概各地船夫都有忌諱“住”的心病，“快”的說法很快向各地擴(kuò)散并進(jìn)入通語，形成了“俗呼著為快子”的局面。人們又出于造字的習(xí)慣定勢，很自然地為這個來自于吳方言的名詞增加義符而成為“筷子”。在清代中期成書的《紅樓夢》里，“筷子”的用法已經(jīng)看不出什么鄙俗色彩，從鳳姐到賈母都說“筷子”。在書面的使用頻率上，“箸”也有江河日下之勢，《紅樓夢》里“箸”對“筷子”尚是二十八比四的巨大優(yōu)勢，到了晚清成書的《官場現(xiàn)形記》里，兩者的比例已經(jīng)反過來變成四比十二。至于近代小說如《金粉世家》里，“筷子”在書面語里也取代“箸”的大局就已經(jīng)確定了。

終于無所顧忌

按照東漢的許慎在《說文解字》里的解釋，“忌，憎惡也?！奔热皇窃鲪旱?，便希望避開它們。但總的來說，民間對詞語的忌諱跟人的思想意識有關(guān)。大約是科學(xué)越昌明，文化環(huán)境越寬松，這種實(shí)質(zhì)上并無意義的忌諱就變得越少。

忌諱“死亡”大概是人類的共性，對于“死”字的忌諱可以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故而現(xiàn)代漢語往往用“去世”、“逝世”、“成佛”、“安息”、“長眠”、“永眠”乃至“見馬克思去了”等詞語委婉表達(dá)“死”的意思。今天的普通話里，“si3”這個音節(jié)只有“死”這一個字煢煢孑立，當(dāng)然也是這個道理。而在蘇州話、上海話里，“死”的同音字不少，就算是在區(qū)分平翹舌音的評彈藝人嘴里，也有“史使駛屎”這些字跟“死”同占一個戶口。于是上海話口語里的“死”干脆改念“喜”這個音。結(jié)果又造成“死”、“洗”同音，干脆不用“洗”這個詞，改用同一含義的“汰”或“凈”。

這么做的道理也很簡單，不如此則“儂先洗”一變?yōu)椤皟z先死”’也，姚慕雙、周柏春的傳統(tǒng)滑稽戲里就說過這個段子。舊上海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是廣東籍的華僑開的，不曾留意上海話的忌諱問題。結(jié)果那些老上海都不愿意到先施公司購物，而寧可到永安公司去，因?yàn)樵谶@些人讀起來，“先施公司”無異于“先死公司”。但這畢竟是過去的事情了，先施公司早就變成了如今的上海時裝商店，而在當(dāng)代的上海話里，韻類合并更甚于舊日，“死”不但依舊跟“喜”同音，進(jìn)而跟“線”的讀音也一樣了。只不過現(xiàn)在每天都有無數(shù)人上上下下地鐵，卻沒有人再忌諱到底是幾號線（“死”）了。

“先死公司”

這大概不是一個孤立現(xiàn)象，許多過去各地的忌諱詞已經(jīng)或正在成為歷史。以往的老虎威脅平民的平安和正常生活，連上海的地方志里都有“虎患”的記載。因此舊時許多地方忌“虎”，每遇“虎”時皆改用“貓”代稱。如溫州人把“老虎”改稱為“大貓”。長沙人將“腐（與“虎同”音）乳”稱作“貓乳”，北方人干脆把“老虎”叫成“大蟲”。但近代出現(xiàn)的“老虎鉗”，溫州人倒也不曾改成“大貓鉗”，上海人索性把“roof window”翻譯成了“老虎窗”。至于“大蟲”，如今也只有在《水滸傳》里才能見到了。早已淪為瀕危物種的老虎在人們眼里早就沒有那么可怕了，不但可以直呼其名，更有某些“猛士”竟敢在野生動物園的老虎散養(yǎng)區(qū)下車了……至于今天的網(wǎng)絡(luò)語言，用“百無禁忌”來形容，大概也沒有什么夸張之處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諸如“白烏龜”之類忌諱詞的來源，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只會在人們的記憶里變得越來越模糊，終究變成詞典上的陳跡吧?。ㄎ?郭曄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