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長蟄不驚，殘雪蓋枯英。
未等春分降，雪珠花已盈。
云深遮白羽，雨密隱青城。
旦復旦兮別，山行兼水行。
3月27日傍晚，我從毛毛細雨中跑步回家，按習慣摘下手腕上的記時手表，進屋拿了手機出來，在門前草地上給手表留影。農歷的早春二月，位于北美五大湖之間的密歇根州安娜堡，雖然冬雪幾近全消， 草木依然肅寂。約略泛黃的草地上，估計是3月初躥出地面的兩三小叢雪珠花草，在蒙蒙細雨中有點醒目。
雪珠花是這片北方凍土上最早露面的毫不起眼的野花，在鉆出地面、綻放出水滴珍珠般的白色垂花之后，還會遭遇幾趟風雪的橫掃縱埋。此日細雨中的雪珠花，披掛著滴滴似淚的雨珠，宛如灑到清水的白色絹綢，略顯倦傷，愈加低垂，也愈顯晶瑩。我把淡藍色的手表小心放在花邊合影。就在我查看手機所攝剪影之際，跳出了一條短信。短信來自北加州灣區(qū)的孫堅，她是我的復旦外文系老師孫驪、巫漪云兩位先生的女兒。
短信說： 我剛從上?；孛馈Ｖ皇窍敫嬖V你，我的父親因腦血栓過世了。血栓突發(fā)于2月28日，經過四天搶救，他沒能挺過這一遭。
讀罷短信，手機屏上滴淚的雪珠花猶在。剛過的圣誕、新春節(jié)日里，我曾想給兩位老人寄張紙質賀卡而未果。雖然1月下旬與孫堅有過聯(lián)系，雖然想來她也一定轉達了我的問候，不愿想到的不幸，還是突然而降。雖說孫驪先生于生死泰然，雖說是高壽接近九十而歸，深深的遺憾與悲傷，蒼然如雪，瞬間淹埋了心田。
第一次見到孫驪先生，是三十多年前，1985年的秋天，在復旦外文系淺灰色的二層小洋樓里。我這個冒失的歷史系學生，第一次走進小樓，說要找系主任。具體的過程已記不清楚，反正是順當?shù)匾姷搅讼胍娭?，那人恰好就是孫驪先生。
秋天柔和的陽光，從南窗照進這間南北向排放了兩排桌子的教師辦公室。一位身材頎長的先生從南窗下最后一張桌子后面站立起來，陽光灑落在他高高的肩頭。他的額頭也很高，略現(xiàn)花白的頭發(fā)彷佛在陽光下輕輕飄動。即便他背光站著，也可以感覺到他的臉色白皙，眼鏡片后的目光，和秋天的陽光一樣的平和、明澈。他朝我望來，略帶沙啞的聲音低緩沈靜：我就是系主任，我是孫驪，請坐，你有什么事情？
孫驪先生聽了我的陳述，想從歷史系轉到外文系的緣由。那個年代，轉系并不尋常。記得我還提到自己對佛教感興趣，他建議可以考慮學習梵文（復旦外文系并不開設梵文課程，孫驪先生的意思是讓我自己探索學習）。最后他說，印度有個傳說，有一個人跋山涉水想要尋找真理的白鳥。在那人終于精疲力盡倒下的最后一刻，天空中飄下來一片白色的羽毛，落在他的身上。
接下來的兩年里，我與孫驪先生的接觸并不太多。有兩次卻記憶猶新。某一天，我請一位物理系的男同學幫忙拎包去賣書，用一只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的豎高長方體粉色蛇皮袋，裝了沉沉一袋，請老同學幫忙，輾轉乘公交車去市中心的福州路某舊書店賣書。剛走到復旦大門口的九路汽車站頭，便見孫驪先生也站在那里等車。他明白了我的去向意圖，便贊同道：“賣書很好，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我們一起乘上九路往市區(qū)而去，又各自轉車。車上聊了什么雖已忘記，可是我想，讀書是否也是一種跋涉，一本書是一程路，有長有短、有驚有乏，一程一程揚棄向前，永遠也不可能達到終極之點。
還有一次印象深刻的，與跋涉更加接近。那是學校開運動會，孫驪先生為外文系的運動員，也許還有全體學生，作賽前動員。記得他站在排成幾排的我們面前，身著一件淡色的像是運動衫一樣的夾克，語調緩慢而鏗鏘。他似乎并沒有作鼓勵奪冠之類的陳詞宣言。我清晰地記得，他講運動的好處，適合每一個人。他說自己就常常跑步，從他家的銅仁路北京路口，一路沿著七八條街向南跑，一直跑到徐家匯肇嘉浜路，再折回來。那七八條街，他當時一一報出名字，可惜我記不清了。現(xiàn)在我上谷歌衛(wèi)星地圖追蹤，從他家那個靜安區(qū)的街角，基本上直線南下再北回， 也要五英里，即八公里。詢問了孫堅，她說父親那時每天跑一個半小時。在不明他東西跑向線路的情況下，我估計他至少要跑十公里。不像今日，八十年代在街上跑步的國人并不太多，他說的那一個來回路程，以我當初有限的認知，感覺是很遙遠的，于我印象之深，不言而喻。此刻寫來，不禁聯(lián)想起他告訴我的那位跋涉尋鳥的古印度人。
古印度人、白鳥、肇嘉浜路，孫驪先生的話在我心里播下了種子。種子發(fā)芽、成長的時間，有長有短。于我，發(fā)芽遲緩。這只驕傲的野兔，直到近三十年后才開始蘇醒，奔跑上路。發(fā)芽雖遲，成長迅速，野兔變?yōu)觚?，三年多來完成了近五千公里，從孫先生的上海跑到了西域。2015年夏天我最后一次見到孫先生時，想來是向他和巫先生匯報了跋涉征程的喜悅。記得那天孫先生告訴我，自從搬家到中山公園附近后，他養(yǎng)成了去虹橋交通樞紐中的寬敞直道行走鍛煉的習慣。孫堅告訴我，孫先生后來每天行走兩小時，醫(yī)生要他少走一點，他自然不會聽從。行筆至此，想到孫先生在行走的時候，他的烏龜學生也在奔跑，師生各在大洋兩岸不約而跋涉著，心里略感一絲淡淡的安慰。
1987年的秋冬，我與孫驪先生有了更多接觸的機會。他邀請我加入了與兩位美國老師一起翻譯中國七八十年代新詩（即當時所謂的“朦朧詩”）的小組。那是一次全新的嘗試探索?！半鼥V詩人”正活躍于當時的中國詩壇與大學校園，但“朦朧詩”只有少數(shù)作品被零星介紹到西方，因此我們的涵蓋面比較寬的翻譯項目頗具先鋒意義。譯詩集最后于1988至1989年冬出版，名為《抽煙的人——遭遇中國新詩》，收入《彼洛特詩刊》特集（Smoking People – Encountering the New Chinese Poetry, Edited by John Rosenwald, The Beloit Poetry Journal, Chapbook 19, Winter 1988/1989）。一口維多利亞王式英語的孫先生，在這個歷時數(shù)月的中美師生合作項目中所展現(xiàn)的學識、眼光和風度，美國教授羅森伍爾德（John Rosenwald）先生在譯詩集后記中有非常詳細而風趣的描述。羅森伍爾德先生是美國彼洛特學院終身榮譽教授，《彼洛特詩刊》資深主編，作家，詩人，曾以富布賴特（Fulbright）教授身份在復旦、南開、浙江大學等高校授課。
學識眼光自不必說，孫先生的風度，最令我難忘。他作為一位“古典派”的學者，在整個并非有條不紊的合作跋涉過程中，對我們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現(xiàn)代派”學生，完全以平起平坐的態(tài)度相待。對我們的過度自信之態(tài)、膚淺沖動之言，他總是只以寬容的微笑、平緩的語調相答。那樣一種謙雅包涵的素養(yǎng)，在我如今也接近他當初的年紀之時，愈發(fā)感慨、愈覺珍惜，愈加需要學習、效仿，哪怕只學到一丁點，也會深深受益。
1987年秋，孫驪先生和美國同事討論譯詩。從左至右為：孫驪、羅森伍爾德。照片為安阿博所攝。
1987年秋，孫驪先生和他的學生討論譯詩。從左至右為：儲夢丹、孫驪、陸文、李義東（最后排）、左紅。 照片為安阿博所攝。
1987年秋，孫驪先生與合作譯詩的美國同事在復旦校園。從左至右為：孫驪、安阿博（Ann Arbor）、羅森伍爾德（John Rosenwald）。照片由安阿博提供。
我所感受體會到的孫驪先生的種種言傳身教，先生的學識、眼光、品格和風度，自然是一篇小文所不能盡述的。畢業(yè)后孫先生為我寫了申請美國研究生院的推薦信，我懂得先生對我、對我們這一代人，是寄予一些希望的。我想，孫先生希望我們能夠堅持努力跋涉，最終如那位幸運的古印度人，得到一片從天空中飄落的白鳥的羽毛。這樣的寄望，給我鼓勵、令我慚愧、策我前行。如今孫先生飄然而去，我愿相信，蒼茫的天空中有一片白色的羽毛正輕托著他，雖然暫且不能為我的肉眼所見，卻可以看見這風雨中低垂的白色小花，正是白色羽毛落在人間的影子。
孫驪簡介：
孫驪（1930年2月–2018年3月5日），安徽黟縣人，原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系主任、教授、原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發(fā)表過外語教學研究和英語語言研究方面的論文約三十篇，出版《中國文化歷史故事》（主譯）、《中國文化勝跡故事》《英語寫作》等多部著作。一生恪守為人師表、教書育人之宗旨，傳道授業(yè)、誨人不倦，為復旦外文系的建設和發(fā)展、為中國英語教育事業(yè)做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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