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小說是語言、是意思、是思想

我的《機村史詩》

阿 來

我認為寫作者的生活應該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閱讀以往的經(jīng)典文學作品；第二，安靜地寫作，通過一點一點的書寫，建構一個自己的世界與空間；第三，光在書桌前寫作還不夠，杜甫老先生曾說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說寫作者也應當背上行囊，一個人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到生活的最深處，走走、看看、想想，這是一個寫作者的本分。

今天，讓我給大家講文學，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為什么這么說？因為過去，比如八十年代，講文學是比較簡單的，全社會對于“文學是什么”、“文學有什么作用”這些命題并沒有太多歧義，大家有一種共識。但今天，消費主義盛行，與此同時，伴隨的是多元文化。所謂多元文化，便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對文學、文化設定自己的標準。而且，不同的人、機構出于不同的目的也會推崇、“擴張”不同的文學標準。

比如，微博開始出現(xiàn)的時候，就有人宣稱，這個時代是段子的時代。段子手通過微博發(fā)段子，而微博只能造一百四十個字。再比如，有些人力圖出版帶有更多圖畫的書，因為現(xiàn)在沒有人有耐心認真讀那么多字，并認為讀圖時代已經(jīng)到來。其實讀圖從猿猴時代便已開始，因為當時還沒有文字，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了幾百萬年了。

與此同時，閱讀的目的似乎也在發(fā)生變化。以往，談及文學之功用，大概都會說到“豐富情感世界”、“加深對世界與生命的認知”、“提高審美能力”等。可現(xiàn)在，有些人會說，我不需要這些東西，不過是混混時間而已。因而談文學，就變成了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所以說，當下是一個缺乏共識的時代，那么談到文學，便缺乏會心的討論。

有人曾問布魯姆贊同哪些文學，他說，要說清楚贊同什么文學很難，倒不如先說說反對什么文學，于是一口氣說了四條。

第一條，反對新批評。他當然可以反對新批評，因為批評方式與立場不同。

但接下來一條，他居然敢說反對女權主義。女權主義，我想現(xiàn)在一般人是不敢反對的，因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正確，就像你不能有種族歧視一樣，同樣你也不能質疑女權主義。

第三條，反對絕對的文化多樣化。有人說，文化多樣化要怎么反對？他說，我就是要反對。實際上，當下很多成功的作家與作品都是基于文化多樣化才產(chǎn)生的。比如，這些年在世界文壇上產(chǎn)生較大影響的作家與作品，很多都不是來自于我們過去所習慣、所理解的歐美、傳統(tǒng)與主流，像萊博爾、土耳其的帕慕克、還有石黑一雄等人。這些非主流文化到主流文化中心，文化多元化是巨大的推動力。但布魯姆這樣一個權威的批評家仍然提出要反對絕對的文化多樣化。

第四條，反對一切哈利波特文學。為什么？因為這些都是二流、三流的小說，而讀這些小說意味著將會損失讀一流作品的時間和可能。更何況當下娛樂日益豐富，占用了越來越多的時間，那么也就是說閱讀時間相對過去越來越少的同時，還要花大量的時間去讀那種所謂流行的作品。實際上，對于這些作品的出版者、寫作者而言，它們有著很大的商業(yè)價值，但能夠提供給讀者的價值卻是需要質疑的。

舉布魯姆的例子，其實就在于說明我們對文化、文學的理解可以如此的不一樣。所以說，在這樣一個眾生喧嘩的時代，每個人只要說出一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一些膽子比較大的、銳利的話，反而可能聞世。基于這樣的原因，今天我才敢來這兒說這么長一段辯護詞，從而為自己的膽怯辯護。

我從2005年開始寫《機村史詩》。寫完《塵埃落定》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自己在做出版商，主編了四五種雜志?！秹m埃落定》于1994年寫完，隨后有七八年的時間我基本上沒有寫過什么，中間只寫過一本中篇小說，叫《遙遠的溫泉》。當時，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作家代表團去日本訪問，住在溫泉酒店里，那時我便想開始寫小說。

《機村史詩》當時被命名為《空山》，這個命名實際上存在著問題。因為中國文化的文字歷史太長久，所以用到一些字詞的時候需要反復斟酌。即在前人無數(shù)次使用一些字詞，且非常成功之時，也就意味著這些字詞已經(jīng)被負載了一層意義且被接受下來。

因而當我運用“空山”二字時，別人可能會說，“哦，王維啊，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當時我并沒有體味到“空山”這一詞所具有的附加象征意義。不過是覺得自然界的力量強大，在自然界的永恒之存在當中，人的悲歡離合——也許痛苦、也許歡喜，不過是一種短暫的存在，是一剎那、一彈指。但王維是大官、是功成名就的詩人，在長安城里辦公累了，毅然回到他的輞川別業(yè)，然后“獨坐幽篁里”，這表明它是一首通禪悟道的閑詩。

顯然，我與他所要表達的情緒是不同的。所以說，使用漢語要小心，使用歷史悠久、產(chǎn)生傳統(tǒng)文化積淀的文字更要小心，因為很有可能遇上前人已經(jīng)附加上象征意義的語詞。如果使用不夠謹慎，讀者可能會對作品產(chǎn)生誤解。因而，我和曹社長商量，才有了現(xiàn)在這個名字。

那么在我寫這部小說的過程中，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時刻注意的是什么，或者說我想避免產(chǎn)生的寫作問題是什么？

首先，這部小說寫的是邊疆地帶、偏遠農(nóng)村，而且是少數(shù)民族。它似乎離我們非常遙遠。那么“遙遠”便有可能產(chǎn)生兩個結果：一是徹底地漠不關心。太遠了，因而跟我們沒有關系。二是，關心，但是完全把他們當成他者或異族，只看作是生活的反面。如若這樣理解，就會產(chǎn)生番邦等等的誤會。那么寫作的時候，如何避免這兩種情況的出現(xiàn)，是我非常注意的。實際上，寫作就應當要考慮到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情況，尤其是作品在和讀者接觸的時候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摩擦和“火花”。

其次，領會的偏差可能會影響寫作。其實，很多關于邊遠鄉(xiāng)村的各種題材的作品，其寫作者嚴重地脫離實際。為什么？因為很多寫作者害怕讀者不能領會自身寫作的意圖或擔憂寫出來的真實的東西不夠戲劇性，沖突不夠強烈，便通過想象添加些虛假的成分，甚至揣摩讀者喜歡什么，從而以期對想象中的讀者群構成吸引。所以就使本身可以寫的很好的東西變得很奇怪，變得風情化、風俗化、虛假，這些作品表面可能很熱鬧，但內里是蒼白、空洞的，或者說只關注一些戲劇性的事件而忽視了對人本身的深入分析與解剖。這也是我寫作時時刻刻警惕著的。

小說創(chuàng)作應當有豐富的層次，不僅包括小說技術層面，也要有更深層的考量。如談及描寫人物，怎么寫外在形象、怎么表現(xiàn)心理描寫、如何抒情或思考？是應當考慮的，但如果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剛才說的那兩個問題，那么不管在細枝末節(jié)的技術上掌握得多么好，作品的意義是不大的。因為這樣只能停留在昆德拉所說的游戲層面，沒有上升到道德、歷史評判層面。

中國人討論文學，往往會涉及“題材”，我卻最怕聽到這幾個字。小說哪是題材??？小說是語言、是意思、是思想。題材分類并不能分出小說的優(yōu)劣高低，軍事題材和愛情題材怎么比？我一開始寫少數(shù)民族，也并未想這屬于何種題材。當然，當代文學的確要寫出其特殊性，但特殊性是自然存在的。比如，寫人生活在某個村子里，在某種地域環(huán)境中，他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問題、走過哪些地方，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他過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民族特性和地域性也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強調，是不言自明的。

但現(xiàn)在我們過于強調地域特性，反而未能思考和深入到內在的、文化的、心靈的層面。吃的、穿的東西不一樣，這是地域、文化、民族的差別，但最為基本的問題是生老病死，是生存，這些是共通的。如果我們能夠提到這樣一個層面來書寫人的命運，那么那些特殊的東西其實也都具有了普遍性。

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簡·愛》。那些住在城堡的西方美女把自己腰弄得那么細、胸弄得那么挺、裙子撐得那么大，而有些人住在草房子里、困窘拮據(jù)。這些都是差異，但她們最終面臨的人生最大的困境卻是一樣的——愛情。所以說我們的基本問題——生老病死、愛恨情仇，在終極意義上是一樣的，盡管有著不同地域、文化、職業(yè)，甚至不同語言文字。

那么文學創(chuàng)作也就具備這種普遍性與共同性的前提。就像現(xiàn)在我們會閱讀很多國外作品，這些作品傳達的是另外世界的生活經(jīng)驗和人的生命體驗。讀俄國小說，講的是俄國；讀法國小說，講的是法國；讀西班牙小說，講的是西班牙……當然，這些作品表達的思想、情感以及表達方式，肯定與中國有所不同。

比如說，聶魯達寫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其中的愛情詩和中國人寫的是不一樣的。唐詩里面為什么總是會寫男人之間的友誼？他們是同性戀嗎？有的外國人真的會這樣想。但是這些差異并不會影響經(jīng)典文學在世界范圍的流行。所以說，文學需要特殊性，但特殊性里也要注意普遍性?？梢灾v求個別性、差異性，但不要過度。

我不能說自己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但我一直有這樣一個意識。文化、文學本身就是溝通工具，但如果說它過于奇特、過于講究差異，那么它的一部分溝通功能就消解了。所以要看一個文本是否成功，那是否能夠引起大部分讀者的共振便是一個重要的考察面向。

實際上，文學作品，不僅僅涉及人和人的關系，因為既然人存在于這個世界上，就還處于跟自然的關系中。而這一點，在我們的文學傳統(tǒng)中，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如果要說傳統(tǒng)中有，那么古典詩歌和古代散文中就有很多名篇。但也可以說沒有，看看小說傳統(tǒng)便知。

像《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聊齋志異》，所有這些作品，除了《西游記》沒有那么明顯外，其他作品都濃重地體現(xiàn)出中國的文化特點——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琢磨、互相算計。但是另外的那個世界呢？消失了、不見了。后來，發(fā)展到武俠小說，很多人贊嘆俠義精神?？梢粋€社會若只剩下歌頌俠義精神，那這個社會就很危險了。

這不是我說的，是老子說的?！兜赖陆?jīng)》中推崇“道”，道是一種自在、雄渾的天然狀態(tài)。野馬也，塵埃也，是生機勃勃的、安靜自在的。但是老子說，“道”是好，但我們守不了道，既然守不了道，那么就講到“德”，“德”是一種溫和的規(guī)勸、教育。德有很多“禁忌”：規(guī)定這個不要做，那個不要做——別人包里的錢不是你的；看到漂亮的姑娘走過去但已經(jīng)有男朋友，你就別想了。諸如此類。

老子是個悲觀主義者，說“德”也守不住。那要怎么辦呢？用強制手段——法?？吹讲辉摽吹臇|西，把你眼睛摳下來；碰到不該碰的，把你的手剁了。可老子又說了：“法失而求之義?！奔捶ǘ紙猿植蛔≈畷r該如何。國家在、國家有威權，且行政機構運行有效，法律才能真正地施行，才有管理效果。

若國家不能保證法律運行，只好演《三國演義》了。劉備、張飛、關羽從桃園出去，何去何從？這個世界太黑暗了，隨時有人想取我的性命，隨時有人想謀我錢財，隨時有人想淫我妻女。國家指望不上，法指望不上，指望什么呢？——義。但是它的意義卻是極其局限的。

《水滸傳》中，我們歌頌李逵對宋江的忠心耿耿。江州要殺宋江了，李逵去劫法場，他是怎么劫的？一雙板斧掄著開路，殺進法場。背上宋江哥哥，又是兩把板斧開路，一直殺到碼頭，上了船。他救自己的哥哥，是義。但是，那些旁觀殺人的百姓又沒害你的宋江哥哥，最多想看你宋江哥哥怎么吃一刀，你一路就殺這么多人，這是干什么？這便是義，只對兄弟兩肋插刀，對別人卻無所不用其極，沒有普遍的仁義。這是中國小說所缺失的。而今天，很多人還把武俠小說當做一種特別高級的東西，但不能否認的是這些武俠小說內含著封建腐朽的思想。

而在當下，處于現(xiàn)代社會中，如果還寫什么義，那便仍然是封建時代。若不是寫國家、現(xiàn)代社會，只能叫做寫“江湖”。而“江湖”是不辦大學的，辦了大學就是為了讓江湖社會變成法治社會、變成現(xiàn)代社會。所以在寫這第二本書的時候，我就想一定要寫出“現(xiàn)代”。但當下的現(xiàn)代化太物質、表面化了——跟上巴黎、米蘭時裝周發(fā)布的流行色，換一部新款蘋果手機……現(xiàn)代化并非如此單薄、表層。變成充滿現(xiàn)代性的人，才是真正的現(xiàn)代化。

因而不管是怎樣小的題材，我也力圖寫出更為深層的現(xiàn)代意識與現(xiàn)代觀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愛心。中國人長期的傳統(tǒng)觀念就是小范圍的愛，只愛幾個人，對絕大多數(shù)人是不愛的，已經(jīng)失去了廣泛地愛世界的觀念。既然我們不愛世界，世界也嫌棄我們：不給我們干凈的空氣、干凈的水、干凈的土地……所以亟待提倡的現(xiàn)代的愛不是少數(shù)幾個人的愛，而是身邊有株樹，我們不能不愛；身邊有顆小草，我們不能不愛；身邊有只鳥，我們不能不愛……因而我也在小說中展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

《機村史詩》中，有八十年代的另外一個角色——森林。這是我家鄉(xiāng)的真實情況，大量的森林在不斷消逝，直到1997年長江發(fā)大水，國家層面才認識到：森林不能亂砍，或不能砍掉太多。所以從1997年才開始保護長江中上游的天然環(huán)境，才開始重新恢復這些資源。

而小說的書寫背景就是這一片地區(qū)及其遭遇：先是遭到大量的亂砍濫伐，包括國家的企業(yè)、私人公司、個體戶，幾十年里刀斧相加，毀掉了森林，也毀掉了生存環(huán)境。還好到1997年以后開始覺醒，又是當年這些拿著斧頭砍伐掉森林的人、又是這些當年制定砍伐森林的政策執(zhí)行人，贖罪一樣，來重新恢復這些森林。有政府、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公司機構，甚至，現(xiàn)在很多民間公益組織招募志愿者，參與其中，致力于在窮鄉(xiāng)僻壤恢復自然生態(tài)。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當下亟需得到重視的，尤其對中國而言。但是中國當下的小說，寫得好的小說、寫得不好的小說，“自然”還是缺乏的。

我個人認為這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小說寫作的過程中，會著意重視這些方面，也希望這樣的一點點努力，會讓這個正確的觀念慢慢滲透、影響讀者的信念。所以有時候有人會說，阿來的小說有“神氣”。我認為，只要很好地熟悉大自然，不僅僅把大自然當成一片風景，而是當成一個與人相伴同生的生命體，那么便能感知到“神氣”了。

通常而言，一提及神，就會想到宗教，但實際上，在歐洲的古典哲學歷史上，有“自然體系”的說法。說到“神氣”，還有過一個故事。量子論提出之前，物理世界是充滿規(guī)律的——一個細胞打開，一個原子打開，發(fā)現(xiàn)小的圍著大的轉；宇宙也是這么安排的，行星圍著恒星轉、衛(wèi)星圍著行星轉、月亮圍著地球轉、地球圍著太陽轉，太陽圍著宇宙銀河系的中心轉、整個銀河系又圍著宇宙更大的轉。

但量子論提出后，發(fā)現(xiàn)量子很調皮，只管轉圈，所以世界上所有東西都靠它的轉圈來維持一個恒定。過去的所有東西都測得準、算得清，但量子論測不準、算不清，因為根本不知道它的下一步會走到哪。由此愛因斯坦就叫了一聲：“上帝??！”因為他原來認為只要有了廣義、狹義相對論，就能把物理世界的一切說清楚了，但這足以讓他的相對論理論出現(xiàn)缺陷。這個消息傳到梵蒂岡、傳到羅馬，便有了“你看，愛因斯坦這么厲害的科學家都信上帝了”這樣的說法。愛因斯坦不得不出來說：“親愛的教皇，我說的不是你們貢在神壇上的上帝，我說的是斯賓洛莎說的那個充滿自然神氣的那個上帝。”

人本身和偉大的自然界有很大關系。人類的生命構造、情感、意志、精神，甚至肉體當中，最美好的那些方面都充滿神氣。這神氣是什么？它是形而上特質的、崇高的、莊嚴的。我嘗試努力在我的小說中寫出這樣的特質。寫不寫得出？我想多少寫出了一些，但要言達到理想中的境界，我想還差一點。那有什么辦法？創(chuàng)作本身就是一個遺憾的過程，只有在下一步中才能有所改變。

——節(jié)選自3月26日南京師范大學講座實錄

阿 來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壩藏區(qū)的馬爾康縣，畢業(yè)于馬爾康師范學院?，F(xiàn)任四川作協(xié)主席。1982年開始詩歌創(chuàng)作，1980年代中后期轉向小說創(chuàng)作。著有詩集《棱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等?！秹m埃落定》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