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南方考生的科考難度明顯更大，現(xiàn)在假若還要“逐路取人”以照顧北方考生，是否合理？
城市“搶人大戰(zhàn)”，山東后發(fā)制人，出了個大招：“一人落戶，全家落戶”。
不過，外省的朋友們似乎并不領(lǐng)情，最直接的拒絕理由就是山東“地獄級”的高考難度：作為高考大省，山東的考生多，錄取率低。
媒體報道稱，曾有早已遷出戶口的山東友人對記者表示，“好不容易才逃出來，我不想兒子再走我的路?！?/p>
問題居然有這么嚴重？
熟悉我們公眾號的朋友，應(yīng)該都知道我的主業(yè)是講明史的。那么這種情況在明朝呢？
如果明朝時候的江浙人看到今天的河南、山東人抱怨考試的不公平，他們可能會更不淡定，與他們相比，河南、山東人今天遭遇的地域歧視簡直小巫見大巫。
一
一次程序正義的考試，考官竟被殺了頭？
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70歲，也就是離他去世前一年，明王朝發(fā)生了一場科場大案。
這一年的會試，主考官劉三吾錄取進士52人，全部是南方人，北方舉人全部落選。
參加科考的北人不滿，攻擊主考官偏袒南人，朱元璋命人徹查，結(jié)果證明主考官并無徇私舞弊行為。
一件大案眼看就要平息。這時心懷不滿的北方舉子又造出了新的謠言，說奉命復(fù)查的人故意把北人中不好的卷子給皇帝看。
朱元璋大怒，立即將復(fù)查的多個官員賜死，原主考官也被發(fā)配，同時他親自考試，重新選拔錄取了61人，均為北方人士。
第一次中榜的全部是南方人，第二次重錄的又全部是北方人，“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
這樣一個結(jié)果真讓人瞠目結(jié)舌。如何解釋？
西方學(xué)者所撰的《劍橋中國明代史》主要從暮年朱元璋的心理入手進行分析，直截了當?shù)卣f：“這種種事件表明了一個人長期患偏執(zhí)狂后會是什么心理狀態(tài)?！?/p>
顯然，在西方學(xué)者看來，這個大案無法從常情常理上獲得比較圓滿的解釋。
本案中反映的明太祖的心理狀態(tài)自然無法忽視。朱元璋生性多疑，一生中對臣下可能的“欺罔”高度警惕，到了晚年，這種疑忌發(fā)展到了新的水平，乃至如西方學(xué)者所言患上偏執(zhí)狂也完全在意料之中。
但是，僅僅從明太祖的心理入手還是不夠的。
在傳統(tǒng)社會，科考被稱為“掄才大典”，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因為太過重要，科考的影響會向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多個領(lǐng)域滲透和發(fā)散。
科舉考試，遠遠不止是一場用筆來回答、用分數(shù)定高下的考試而已。
在明太祖的“南北榜”的背后，既有根深蒂固的地域差別，也有基于鄉(xiāng)土觀念的利益對抗。
二
科考怎樣才算公平？司馬光、歐陽修杠上了
由于戰(zhàn)亂和自然生態(tài)的惡化，自唐末以來，無論經(jīng)濟還是文化，南強北弱的格局就已經(jīng)鑄就了下來。
這種格局當然會對科考帶來重大影響。
唐代科考，北方考生所占名額居多，一代文豪柳宗元曾經(jīng)為此而發(fā)牢騷：“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意思是在錄取者中，長安一個地方的數(shù)額幾乎等于其他一百個地方，未免太不公平。
時移勢變，當南強北弱的格局確立以后，終于輪到北方人來呼吁公平了。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兩位大佬司馬光和歐陽修之間爆發(fā)了一場大爭論。
這場爭論沒有載于《宋史》，但從兩位大佬的文集中可以看到。
身為北方人的司馬光寫了一篇文章《貢院乞逐路取人狀》。所謂“路”，是宋朝行政區(qū)劃的名稱，一路相當于后來的一??；所謂“狀”，是指呈給皇帝閱看的上行文。
在這篇文章中，司馬光表達了一個意思：科考中應(yīng)該以“路”為單位，分配一定數(shù)量的名額，“逐路取人”。
理由呢？司馬光表示，如果不是按區(qū)域錄取，北方“數(shù)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彼抉R光的意思是假若不保證每個省都有錄取的名額，北方文化不發(fā)達地方的考生參加統(tǒng)一考試，最后用一把尺子衡量，很可能導(dǎo)致一省無一人及第，這樣不僅會遺漏人才，也很不公平啊。
身為南方人的歐陽修隨之也寫了一篇文章《論逐路取人札子》，對司馬光的主張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
歐陽修文章的一個核心觀點是不能光看錄取數(shù)，還得看錄取率。從絕對數(shù)講，科考中南方上榜者的確占多數(shù)，但如果看相對數(shù)，從錄取率講，南方人科考的命中率相當于“百人取一”，而北方的命中率則相當于“十人取一”，因為南方考生太多，基數(shù)龐大。
歐陽修所說的道理很好理解。甲省考生一千人，最后上榜者是一百人，乙省考生五百人，最后上榜者是八十人。哪個省更難考中？明顯是甲省嘛。
既然南方考生的科考難度明顯更大，現(xiàn)在假若還要“逐路取人”以照顧北方考生，是否合理？
和司馬光一樣，歐陽修也在高聲呼喚公平。
歐陽修疾呼：“國家取士，唯才是擇”?？磥恚跉W陽修這里，堅持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這才是最大的公平。
兩位大佬相爭，勝負如何？或曰勝利者是歐陽修。
其實不然。地域差別是一個客觀存在，而且這種差別并非因某個家庭某個考生而起，那么是否要考慮地域差別并進行矯正，就是一個很難判斷是非對錯的問題了。
科考始終在延續(xù)，古人也一直為此而苦惱。
從總體趨勢上看，正視地域差別并試圖進行一些補救還是歷朝歷代的主流。
不過，任何以公平為旨歸的救弊之道都會產(chǎn)生新的弊端。
為了科考中的地域公平，國家政策試圖向經(jīng)濟文化落后地區(qū)適當傾斜，但是又發(fā)生了新的問題：冒籍。
三
京城成為“冒籍”高發(fā)地
為了平衡地方差異，從明仁宗開始，科考實行“南北卷”制度。
按照這一制度，南方士人采用南卷進行科舉，十人之中錄取六個；北方士人采取北卷進行科舉，十人之中錄取四個。后來因為考慮到一些省份不好劃分南北，在南北卷中又加進了一個中卷。
毫無疑問，“公平”是這里的關(guān)鍵詞。另外，古代社會鄉(xiāng)土觀念濃厚，假若選拔上來的官員都是南人或北人，對一個統(tǒng)一的政權(quán)來說，也無法容忍。
公平是個好東西，但“冒籍”又在損害公平。
何謂“冒籍”？其實很好理解。甲省科考僧多粥少，錄取比例低，而乙省僧少粥多，錄取比例高，如果甲省某考生能以乙省考生身份登場，豈不是意味著增加了中榜的機率？
現(xiàn)在讀者應(yīng)該恍然大悟了，這不就是高考移民嗎？
就像今天的高考移民是在灰色地帶一樣，明朝的冒籍從理論上講也是一種違法行為，一旦查實，也會受到革除功名、發(fā)回原籍等懲罰。
盡管如此，冒籍行為還是在不斷發(fā)生，而且值得深思的是，京城，天子腳下恰恰是冒籍的高發(fā)地。
據(jù)明實錄，“順天鄉(xiāng)試，歲多冒籍中者”。順天即順天府，按照明朝行政區(qū)劃，是北直隸下的一個府，就是京城一帶。京城科考“多冒籍中者”，終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嘉靖二十年，一個叫陳棐的官員上奏皇帝，專陳“京闈之弊”（“京闈”，就是京城的科考。）
京城的冒籍現(xiàn)象為什么特別嚴重？
陳斐分析了原因。一是順天府分配到的名額最多；二是京城各方人士雜湊，敗露的概率不高；三是在順天府的學(xué)校里“向不限籍”，戶籍管理不嚴，所以考生容易假冒；四是順天府對考生資格審查也不如其他地方嚴格。
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陳斐沒敢對皇帝直說，那就是京城里的達官貴人太多了。這一點對于冒籍者來說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請托成功的機會大增啊。
……
官員很認真地上奏，皇帝很嚴肅地批閱，經(jīng)過這么一番煞有介事地折騰，明朝的冒籍現(xiàn)象是否得到了遏制？
答案是沒有。
針對冒籍，嘉靖皇帝有一句名言為人們所熟知。
“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嘉靖的這句話自從被明朝學(xué)者謝在杭在《五雜組》記載之后，頗得今人的稱贊。
殊不知嘉靖說這句話的時候，更多的是一種無奈。否則很難解釋針對被揭露的冒籍行為，嘉靖皇帝的懲罰有時候又會相當嚴厲。忽緊忽松，時而和風時而雷霆，自相矛盾的處理透露的正是一種無力感。
君臨天下、人莫予毒的皇帝居然也有了一種無力感？這種無力感緣何而生？
還是前面所強調(diào)的，任何以公平為旨歸的救弊之道都會產(chǎn)生新的弊端。當你試圖消滅一種不公平的時候，新的不公平很可能已經(jīng)在路上等你。
公平是個好東西，然而需要知道，當世界上只有一個人存在的時候，才會有絕對的公平。追求公平永遠都有道理，但人們對因此產(chǎn)生的新問題甚至烏托邦處境也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從司馬光、歐陽修到明太祖、明世宗（嘉靖皇帝）直至大清朝，所有人都堅信自己在追求科考公平，為此而制定的措施也不知凡幾，但公平這個好東西究竟駕臨了沒有？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文/黃大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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