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法國漢學家艾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在巴黎病逝，今年恰逢百年之祭。沙畹在國際漢學史上承前啟后，在許多領域卓有建樹，更是法國西域學、南海學、敦煌學、簡牘學、甲骨學等學科分支的奠基人。
為紀念這位偉大的學者，同時為探討如何進一步推動中法文化交流，5月19-20日，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漢學》雜志及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明與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特聯(lián)合舉辦“東學西漸與法國漢學”——暨紀念沙畹逝世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現(xiàn)場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傳播學院張劍光副院長在研討會上發(fā)言：“眾所周知，法國是歐洲最早創(chuàng)立漢學教席的國家。長期以來，法國的漢學研究一直占據著國際漢學的中心位置，時至今日法國也仍是國際漢學研究的重鎮(zhèn)之一。從雷慕莎到儒蓮，從沙畹到謝和耐，在長達兩百余年的研究實踐中，法國漢學界人才輩出，群星璀璨。這個群體在包括哲學、文學、史學、法學、人類學以及敦煌學等領域，對中國文化展開了廣博而精深的研究，并創(chuàng)造出大量傳世之作。”
“一代又一代的法國漢學家，不僅為中華文化的西傳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也為中法兩國友誼的發(fā)展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睆垊庹f。
沙畹
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是學術界公認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漢學大師之一，1865年出生于法國里昂一個新教徒家庭，畢業(yè)于巴黎高等師范學院。1889年，24歲的沙畹以法國駐華使團譯員身份前往北京。來華后，在當時清朝駐法使館參贊唐夏禮的幫助下著手翻譯《史記》，1893年沙畹奉命回到巴黎，主持法蘭西學院“漢語及滿語語言和文學”講座。同時，他還在東方語言學院、索邦大學、巴黎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的宗教科學系授課。
在法國漢學家的譜系中，沙畹屬于第三代，一代開創(chuàng)者雷慕沙、第二代繼承者儒蓮、巴贊、畢歐，前兩代人都沒有來過中國，從沙畹起才有了來華經歷。
蘭州大學趙飛宇教授在會上說起沙畹來華對法國漢學學者的影響，“沙畹在中國實地考察和研究的經驗為巴黎派的弟子們樹立了榜樣，他們逐漸擺脫了不通中文只據西文道聽途說或雖識中文卻不加應用的偏向，重視文獻與考古的研究，對中外資料進行匯通比勘，增加與中國學者的聯(lián)系，開始研究純粹的中國問題?！?/p>
趙飛宇教授詳細介紹了沙畹第二次來華考察的過程，“1907年3月沙畹從巴黎出發(fā)到沈陽后，先參觀沈陽故宮，得到保存在此的60多面金屬鏡子的模具，這些模具如今保存在法國吉美博物館。他還參觀了北陵，并到了中朝邊界的東陵，研究鴨綠江上洞溝一處五世紀的碑銘。此后，包括沙畹在內的5名成員組成考察團來到北京，前往山東，之后自東向西跨越河南省，繼續(xù)向西到達西安府，三天的路程再到乾州。這是沙畹考察的最西端，隨后便掉頭返程。據沙畹所說，還沒有任何歐洲探險家曾在他之前記載過這條路線。”
為期一年的考察卓有成效，沙畹對石窟、寺廟、石刻等遺跡做了記錄和研究。其中石窟部分包括山西大同云岡石窟（存圖78幅）、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存圖118幅）、河南鞏縣石窟（存圖18幅）等。寺廟包括山東長清靈巖寺、河南開封大相國寺、洛陽白馬寺、陜西西安清真寺等。石刻部分有山東、河南等地石窟以外的佛教造像碑和摩崖造像。沙畹不僅走訪各地進行田野調查，拍攝大量的實景照片，同時拓印及購買了大量各地保存的和在市場上流傳的金石拓片，為之后的研究做資料準備。兩次考察后，沙畹寫成《泰山志》、《中國兩漢石刻》、《華北考古圖譜》、《華北訪古記》。
沙畹在河南永昭陵
“晚清正處于社會變革的特殊時期，以沙畹為代表的歐洲人士來華游歷、考察，他們的調查、分析、考證，基本建立起近代陵墓、碑銘研究的框架，其著述和手稿日記保存的照片、地圖、拓片等資料，不僅代表著當時那一領域的最高研究水平，也是后人補充研究的重要參考，”趙飛宇教授介紹，由于當年考察的遺跡到如今多有損毀，沙畹留下的這一批影像資料和文字記錄彌足珍貴，對于研究這些石窟寺、碑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沙畹于1907年7月拍攝的龍門石窟
對于文獻的利用，沙畹也有獨到見解。由于中國早期文獻僅存無幾，為了解西周以前的中國歷史，沙畹曾指出，“需要專門的工作將最遠古的文獻《尚書》和《詩經》中的社會事實提取出來，以呈現(xiàn)中國最早期的信仰?！鄙愁祱孕?，孔子所倡導的禮樂制度應當出現(xiàn)自更加遙遠的時代，也就是說中國封建社會的禮制并非憑空而成，而是有著深遠的淵源。
山東大學法語系教師盧夢雅在研討會上表示：“沙畹這樣的中國上古史觀與歐洲‘進化論’思想深入人文學科分不開，他強調盡可能利用歷史文本中的社會事實的方法，與19世紀中晚期的歷史學轉向也密切相關，這一時期歐洲史學開始從歷史事件寫作轉入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西方學者不僅不再關注大事件或英雄人物，還開始以比較的視野希望了解其他社會和文明。我們可以從沙畹的得意弟子葛蘭言的很多著述中看到沙畹歷史研究方法的運動，葛蘭言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節(jié)日與歌謠》是西方第一部對于《詩經》的專論，出色地完成了沙畹所指出的那項‘專門工作’?！?/p>
沙畹的中國歷史研究方法不止如此，他不斷加入考古、藝術、碑銘、政治、佛教等各個領域的相關主題研究，為現(xiàn)代漢學開疆拓土。盧夢雅介紹：“比如他在兩漢歷史的研究中使用斯坦因在漢長城發(fā)現(xiàn)的竹簡以研究漢朝在東突厥地區(qū)的軍事戰(zhàn)爭，參考羅費爾最新的陶器研究來解釋中國的喪葬風俗，通過考察大量漢畫像來呈現(xiàn)漢代藝術，通過《藝術志》講述中國文學史等等?！?/p>
“另外，沙畹還注意到中國歷史書寫與民間傳說之間的關系，認為應以故事的眼光看待上古史。1895年出版的《史記》譯注第一卷中，沙畹不但發(fā)現(xiàn)了中國史學層累地增加上古時代和歷史人物這一突出問題，還明確指出中國早期歷史事件吸收了各地傳說，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早期文化甚至其中很多反映了周邊少數民族文化，在附論《西王母國游記》中，沙畹考證了一些上古人物如穆王西游、禹帝事跡的記載，認為這都是吸收了異國傳說并結合中國環(huán)境和歷史情況的結果。他指出與君王有關的傳說與后人著書的政治背景密切相關：如《五帝本紀》開篇第一句‘黃帝者，少典之子’的‘少典’被司馬貞解釋為諸侯國名，是為了調和傳說中不合理之處的權宜之計。通過《史記》，沙畹構建了不同于晚清以前的考史、篆史和釋史方法?！?/p>
如此一來，沙畹向西方人展現(xiàn)的不再是一個儒家典籍里紀年事件的漢代，而是一個生動立體的、在領土不斷擴張中與中亞、甚至歐洲文明開始發(fā)生接觸的中國歷史最為繁榮之一的朝代，盧夢雅認為，這樣極具啟發(fā)意義的課程對于每個學生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沙畹門下，高徒濟濟。
魯迅的金石學研究可能還與沙畹有著頗深的淵源。魯迅是中國二十世紀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也是金石收藏家和研究者，法國高等實踐學院博士賀夢瑩在研討會上提出，大量間接證據表明，魯迅不僅看過沙畹的《華北考古記》圖冊，并且很可能還促成并參與了圖冊目錄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同時，也很可能在這本書的啟發(fā)和影響下，魯迅開始了持久而深入的拓片收藏、抄錄和研究工作。
“沙畹首次將金石學研究納入法國漢學的研究領域，他使用的西方現(xiàn)代考古學方法使得中國傳統(tǒng)金石學研究煥然一新。魯迅雖然仍主要遵循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字考據方法進行研究，卻在數量和深度上補充了沙畹以及傳統(tǒng)中國金石學家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成功移植到今天都占據著不可替代的地位?！辟R夢瑩說。
沙畹一生著作等身，弟子成行。他先后觸及的漢學領域有碑銘學、古文字學、西域史、西突厥漢文數據、中國輿地學及地圖繪制術等，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譯注》、《司馬遷史記》、《菩提伽耶中國碑考證》、《西突厥史料》、《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發(fā)現(xiàn)的中國文獻》、《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等，甚至在晚年還研究過道教（文章收入《東亞論文集》第3卷），只有中國的美文學、哲學沒有涉獵。1918年，沙畹在巴黎去世,臨去世的前幾個月，還在索邦神學院的梯形大教室作了最后的演說——“論中國人的道德思想”。（文/ 徐明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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