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杰弗瑞·愛德華·格林著，《人民之眼：觀眾時代的民主》，孫仲、陶力行、張鑫炎譯，華夏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258頁，68.00元
美國現(xiàn)任總統(tǒng)特朗普應該算是目前全球范圍內(nèi)最紅的政治明星了。自上任以來，他就通過日更twitter的方式發(fā)布“政令”，坊間稱其為“推特總統(tǒng)”，部分媒體將其治國方式總結為“推特治國”。
在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特朗普就和對手希拉里表現(xiàn)出了完全不同的競選策略。希拉里把《紐約時報》、CNN等主流媒體當作其主要的輿論陣地，而特朗普的主戰(zhàn)場則在twitter。大選日之前，特朗普的民調支持率一直低于其對手希拉里，無論是資金支持還是媒體支持，特朗普均處于劣勢，但最終勝出的卻是特朗普。特朗普借twitter的流行把那些被民調忽視的群體在大選日當天圈到了投票箱前。
有人說，這是由于新技術擊穿了美國民主的漏洞，以至于像特朗普這樣專橫跋扈的“專制魔鬼”也能當選為總統(tǒng)，因為它喚起了民粹；但也有人說，這是美國民主的勝利，因為新技術打破了由傳統(tǒng)媒體所壟斷的輿論空間，為舊制度注入了新的可能性。我們不禁要問：民主制度到底怎么了？他到底是出了問題，還是有了新的發(fā)展？至于新技術，又是怎么一回事，為什么它能把那么多被民調忽略的人群喚出來？
（一）民主的承諾
毫無疑問，在諸多人眼里，民主是一個享有美好聲譽的價值觀念。關于民主的諸多闡釋中，最為顯白也是最得人心的一種說法是“人民當家作主”，即一種古典式的平民民主觀念。
古典觀念之所以富含魅力，是因為它向人們提供了一番有關人人主政的美好承諾，即：在一個政治共同體內(nèi)，公民們享有平等且普遍的政治權利，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真實意見，他們不因財富、出身等因素被劃分為三六九等，并借此共同決定政治事務。然而，這番承諾在實踐層面卻是難以兌現(xiàn)的，尤其在“務實”的當代人眼里，甚至顯得有點可笑。
原因有二：第一，現(xiàn)代社會高度復雜，人口基數(shù)龐大，地域覆蓋廣闊，從效率來看，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具備讓所有人同時參與政治事務的技術基礎；其次，人民是一個集合概念，它由不同個體組成，由于個體在認知和德性方面表現(xiàn)出的明顯差異，并非所有人都具備同等的政治參與能力。
為了克服這兩個問題，現(xiàn)代社會演化出了一套更為高效和經(jīng)濟的組織模式，即代議制民主。但是，代議制民主采取的是一種代理人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政治事務的安排由公民們選出的少數(shù)代表——而非公民群體——決定。就具體事務而言，公民們的參與機會少得可憐，幾乎僅限于多年一次的選舉。這一事實意味著，人民被排除在了政治之外，民主的價值根基遭到了動搖。
確實，現(xiàn)代民主政治中，人民的確不能廣泛參與政治事務，但這不表示人民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作為社會性的動物，人們?nèi)耘f需要生活在政治共同體之內(nèi)，以至于不得不處在政治涉入（involvement）的狀態(tài)。具體表現(xiàn)在，人們對政治表現(xiàn)出興趣，樂于談資政治。這種政治涉入的狀態(tài)是靠電視及網(wǎng)絡等媒介維持的。在媒介的安排下，人民與政治人物被置入了一種“看”與“被看”的劇場關系中。作為一種廣義的政治關系，它依舊能賦予人民影響甚至決定政治的力量。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杰弗瑞·格林把建立在看與被看關系上的“決定關系”稱作目光式民主，并在《人民之眼》一書中指出，正是基于目光式民主的闡釋，人人主政的平民民主理想才能在現(xiàn)代社會中得以保留。然而，是這樣嗎？從直覺上判斷，這種說法顯得蹊蹺。觀看是一種被動行為，影響或決定卻是一種主動行為，為何一種被動行為能帶來主動的效果？如果觀看行為能推動平民民主，那么他的動能來自哪里呢？
（二）觀看的力量
留過學的同學一般都知道，美國課堂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演講式課堂（lecture），另一種是研討式課堂（seminar）。本科生的高年級課程及研究生課程多以研討課為主，而本科生的低年級課程以及一些基礎性課程則多采用演講課模式。如果將課堂比作政治，那么研討課就像日常經(jīng)驗里的聲音式民主模式，演講課則是目光式民主模式。
對學生而言，研討課門檻較高，因為要求在課堂上積極發(fā)言，所以學生除了要有一定知識儲備外，還需知道如何發(fā)表意見，課堂上，老師只需完成穿針引線的事情；而演講課則相反，學生參與的言語互動少，有時候幾乎沒有，整個過程，由老師負責主講，學生多半坐著就行。雖然參加演講課的學生相比參加研討課的學生要無知得多，但并不意味前者好糊弄，對于老師而言，上演講課的壓力更大，付出的成本也更多。原因有四點：
第一，演講課因為是以必修的基礎課為主，老師無法回避；第二，上課時，老師必須從頭講到尾，中間沒法停下來，期間無法利用學生發(fā)言來殺時間；第三，上課人數(shù)多，課堂氣氛容易受影響，所有目光都聚集在老師一人身上，他無法隱藏，講得好，學生不會表現(xiàn)得太積極，可一旦講得不好，學生會立馬表現(xiàn)得很消極；第四，學生沒有太多知識儲備，學習多是0到1的過程，所有細節(jié)都要靠老師理清，對于老師的依賴非常強。
這樣的課堂秩序對老師提出了保持坦誠性的要求，即要求老師不糊弄、老老實實準備課程——我們可以稱此為“坦誠性原則”。坦誠性原則并非明確成文，但它是隱性存在的默認規(guī)則，只要老師開課，他就會切實感受到來自規(guī)則的壓力，以至于不得不在上課前仔細準備教案、上課時使用各種手段吸引學生注意、課后復盤所有講課細節(jié)，并且通過不斷學習，增進自己對于所講內(nèi)容的理解，以便于更好地在課堂上發(fā)揮。
由于政治人物面對的政治環(huán)境和老師面對的課堂環(huán)境類似，所以他們也會受到坦誠性原則的約束，并被隱性地要求積極回應人民的目光。比如，政治候選人的公開辯論、政治領導者接受公共質詢、總統(tǒng)定期舉辦新聞發(fā)布會等制度，他們并非自民主政治建立以來就有，也非民眾說“要有”才有，而是隨著技術條件的成熟，為了回應民眾目光的隱性要求而逐漸確立起來的規(guī)范性機制。
有諸多例子可以表明，民眾目光的潛在力量其實要比一般人想象得大，比如開頭所說的2016年美國大選。大選期間，特朗普頻繁地更新twitter，通過twitter發(fā)布消息，并且回應來自對手和媒體的質疑，他把自己更全面地暴露在了公眾面前，就這點而言，相比希拉里，他更愿意接受人民目光的質詢，換句話說，更主動地順應了人民對于坦誠性的要求，從而成功地把大量被民調所忽視的人群在大選日當天圈到了投票箱前。
當然，這并不意味特朗普本人比希拉里更坦誠，但是可以說明，民眾目光和坦誠性原則在發(fā)揮作用。在這個意義上，人民確實一直在主政，只不過主政的方式是“看”。在過去，這種方式因為無聲，所以遭人忽略，但是新技術的出現(xiàn)拉近了人民與政治人物的距離，以至于人民可以“清楚”、“具體”地看到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了，帶來的結果就是，一種以談資娛樂為主要目的的行動給政治帶去了動能。
不過，現(xiàn)實情況比理論描述模型來得復雜，目光能為民主帶去動能不見得能把政治帶入良性通道。眾所周知，人民是易感的，面對政治事務是非專業(yè)的，所以在面對政治時，他們傾向于更多的關注人而非事，對于特朗普、奧巴馬、希拉里等政治明星的好奇心也遠遠超過對于具體事務的。既然如此，人民是很容易被政治人物影響的，若政治人物有意欺騙，通過煽動的方式誤導人民，以人民的名義行私利，人民又有何辦法呢？我們有理由相信目光式民主嗎？
（三）目光式民主何以可能？
就理論上而言，民主制度的優(yōu)勢在于，它能有效解決合法性和多元性問題，諸如投票、游說、商議等機制的存在，不僅能使政治權力得到人民的背書（合法性要求），而且還能平衡不同群體間的利益訴求（多元性要求）。所以，大多數(shù)政治學家在闡釋民主制度的時候，會習慣性地圍繞民主的背書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來展開分析。格林把這類闡釋方式統(tǒng)稱為聲音式民主理論，因為這類理論假定，民主實現(xiàn)的方式是：人民用聲音表達訴求—政府用耳朵傾聽訴求—政府通過立法落實訴求。
不過，聲音式民主的實踐有著不可回避的內(nèi)在缺陷。根據(jù)聲音式民主理論，人民是統(tǒng)治者，政治的核心目的是去滿足人民的利益訴求，但現(xiàn)實政治經(jīng)常教育我們，滿足人民的訴求并不意味著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更不意味著對人民好。歷史經(jīng)驗可以表明，一些旨在滿足人民利益訴求的決策有時會給人民帶來災難性后果。
例如，人民總是希望高福利、高保障、低個人所得稅、少勞動，雖然政府可以通過推行全民醫(yī)保、最低工資等政策在短期內(nèi)滿足人民的期望，但長期來看，勢必承擔巨大的財政風險，若財政陷入危機，公共服務就會立馬失靈，福利和保障消失不說，還會引發(fā)經(jīng)濟危機與失業(yè)，甚至引發(fā)社會的動蕩不安。
喬治·梅森大學的經(jīng)濟學教授布賴恩·卡普蘭在其所著的《理性選民的神話》中就指出，選民非但不是理性的，而且由于他們對現(xiàn)實根深蒂固的錯誤的認識，選民最終的選擇往往是糟糕的，事實上，選票本身就是問題。除此之外，政府在處理具體事務時，還會面臨一堆實踐性難題，包括：（a）政府的政策選項是有限的，但人民利益訴求卻是無限的，前者不足以覆蓋后者；（b）公共利益和個體利益之間存在沖突，但個體往往只關注自身利益，而不在乎公關利益；（c）人們易受情緒波動，難以通過討論達成共識，等等。
這些問題注定了，政府不可能總是以滿足人民的利益訴求為目標，甚至將其列為自身行動的第一原則也不可能。所以，為了不被民眾訴求所牽制，政府或政治領導者必須具備一定的自主性，從而落實一些“有利于人民、對人民好”的做法。但是，聲音式民主理論不能為政府的自主性提供依據(jù)，因為聲音式民主假定人民是統(tǒng)治者，而政府只是服從者，后者的義務是去實現(xiàn)前者的命令。反過來說，若要讓政府的行為超越服從，那么對于人民身份的定位勢必要超越純粹的統(tǒng)治者。在格林看來，做法其實很簡單，只需承認人民同時也是被統(tǒng)治者即可。
承認被統(tǒng)治者的身份，政府就立馬擁有了自主性，因為這相當于承認，低年級學生在知識方面是匱乏的，他們需要老師的引導。就日常的政治經(jīng)驗來看，人民在多數(shù)情況下，也的確處于被統(tǒng)治狀態(tài)。被日常繁瑣生活折騰得體無完膚的現(xiàn)代人無暇參與有專業(yè)性門檻的政治事務，作為政治門外漢的大眾，在面對具體事務時，也只能兩眼茫然，接受被統(tǒng)治的事實。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人民只能做政治的觀眾，政治也只能成為他們觀看的對象。
其實，這種觀看關系才是人民與政治的常態(tài)關系，只不過一直以來都遭到了忽視，只要正視這種關系的存在，它就能為政治實踐注入新的力量，即，為政治代理人提供自主性，使政府有力量去做“有利于人民、對人民好”的事，而非單純地滿足人民的利益訴求。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是有理由相信目光式民主的。
不過，目光式民主不能單獨存在，要其發(fā)揮良性作用，就需要聲音式民主的配合，即依舊需要選票、商議機制的支持，因為由目光式民主賦予的自主性力量隨時有可能演變成專斷的任意性權力。為了防止這一情況的發(fā)生，我們?nèi)耘f需要借助聲音模式下的各種機制。這就好比，雖然年輕學生相對于老師而言，要無知的多，但老師上課是否用心，是否負責卻是能被學生輕易感受到的，一旦老師表現(xiàn)出怠慢，無法及時回應學生在課后提出的問題，老師的能力就會受到質疑，如果情節(jié)嚴重，就會被學生趕下課堂。
同樣道理，雖然民眾不懂政治事務，對于政治一臉茫然，但是他們能感受到政府的績效，對于績效的評定既不是就業(yè)率也不是GDP，而是人們切實的感受。只要人們感受到生存的壓力越來越大，找工作的機會越來越少，社區(qū)的犯罪率越來越高，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參與游行示威、公開反對，甚至拋棄現(xiàn)有領導人，即便就業(yè)率和GDP屢創(chuàng)新高，因為選民會用自己的感受去驗證政治人物在眾目睽睽之下做出的承諾。
（四）重新理解民主
民主之所以曾一度受到人們的追捧，是因為民主曾以人人平等為由向大眾做出了人人主政這樣的理想主義承諾，之所以民主后來又從被熱捧轉為遭冷遇，直到現(xiàn)在被人唾棄，則是因為他所承諾的人人主政遲遲不來。哈佛大學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指出，自197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出現(xiàn)嚴重的兩階化、不同階層間的交流不斷減弱、教育資源的分配日漸隔離、跨階級婚姻的消失，美國夢已經(jīng)淪為泡影。在這么長一段時間的衰退期內(nèi)，美國政府并沒有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這使得無論是民眾還是學者，都對民主機制產(chǎn)生了極大的懷疑。
在許多觀察者眼里，組織架構意義上的代議制民主無論怎么解釋都像是假民主，拋開民主的羊頭，露出來的就是精英制的狗肉，即一種傳統(tǒng)貴族制的變體。但是，代議制民主只是現(xiàn)代民主政體的一個面向，它是基于效率性和專業(yè)性原則發(fā)展出來的政治治理模式，雖然執(zhí)政的是一小部分人，但并不意味著他們能將其余不執(zhí)政的大多數(shù)人給甩出去。
正如格林所言，其實在任何情況下，人民都會處在政治之中，而且在媒體的作用下，他們會與政治之間形成緊密的互動關系，這種關系看似微弱，但有著強大的潛力，不僅能對政治人物構成行為上的約束，還會在關鍵時刻，轉化成改變政治走向的顯性力量。就這點而言，我們非但不該拋棄古典式的平民民主理念，還應該在目光民主理論的框架下，通過構建新的機制來推進這一理念的落實。
不過，目光式民主雖然可以通過重新定義人人主政挽救平民民主的理想，但他并沒有否認這樣一個基本假設，即不同人擁有不同的政治參與能力，所以他否認了人們參與政治（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可能性。這里有兩個問題：
第一，和聲音式民主理論一樣，目光式民主理論依舊是在狹義層面理解政治，在最宏觀的視角上處理政治這個概念。兩種理論都把政治局限在與政府相關的事務，區(qū)別在于，前者認為政治就是決策、立法、行政等，后者將政治理解成政府人物的表現(xiàn)。正如人類群體是分層而居的，政治以及政治事務也是分層發(fā)生的。如果我們把政治理解為廣義的社群事務，就會意識到，家門口一條街道的設計、社區(qū)停車場的規(guī)劃、寬帶網(wǎng)線的鋪設、鄰里間的聚會、校園廣場上的招聘宣講、傳教者在校園廣場上的布道，以及圖書館的一場講座，都可算作“政治”。相應地，所有與這些事務有交集的人，都可以算作政治人。
第二，對于政治能力的理解過于抽象。我們可以反問一下，政治參與能力是可以被化約的嗎？一個人有能力參與朝鮮核事務的討論與決策，就意味著他懂得怎么去治理好一條街道嗎？能夠治理好一個學校，難道就意味著能夠降低一個城市的犯罪率，亦或者是能夠幫助非盈利組織籌款了嗎？一個人知道如何進行商務談判，就能做好政治談判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們就可以承認，不同人擁有不同政治能力并不是什么問題，政治事務的參與并不需要每個人對所有政治事務都了如指掌，而只需要對其所參與的眼前事務有切身的理解并且愿意付諸于行動即可，畢竟不同的政治人處理的是不同的政治事務。這里的關鍵問題在于人與事務的“適配”，不過這是一個市場的問題。
回到我們的核心問題：人人主政的民主承諾有望實現(xiàn)嗎？
這取決于我們?nèi)绾味x人人主政。如果我們把人人主政定義為，每個人都參與最高層的政治事務，以廣泛討論、決策以及立法作為衡量標準，那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國家能兌現(xiàn)所謂的民主承諾。但如果我們把人人主政定義為，每個人都在政治領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并能在不同層面上發(fā)揮自己的能動性，借此發(fā)揮其決定政治的功能，那么推進甚至實現(xiàn)人人主政就不只是一種可能，還是一種人類最為緊迫的方案（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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