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新聞生產的危機：今日的媒介如何整合社會？

首屆北大傳播前沿論壇“數字時代新聞生產的挑戰(zhàn)與危機”

數字化、新媒體、智能技術已經改變了新聞生產的既有模式。傳統(tǒng)媒體面臨數字化轉型，從新聞采編、傳播路徑到受眾反饋，數字媒體具有社交化、互動性、去中心化等特征；新聞內容的 “專業(yè)化”生產也受到挑戰(zhàn)，越來越多的自媒體在輿情風暴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大數據、智能算法使得新聞傳播和接受以用戶為導向，這對新聞管理提出新的挑戰(zhàn)；而在更深入的層次上，理性化、專業(yè)化的公共空間也發(fā)生了改變，網絡媒體面臨民粹化、政治化的傾向。今天的新聞傳播學者如何理解和梳理這些問題，以及如何應對這些挑戰(zhàn)與危機？

北大新傳學院院長陸紹陽

2018年5月26日，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舉辦首屆北大傳播前沿論壇“數字時代新聞生產的挑戰(zhàn)與危機”，北大新傳學院院長陸紹陽致開場詞指出，傳統(tǒng)新聞生產在數字化轉型中面臨挑戰(zhàn)，但更應該看到機遇。這次會議的組織者北大新傳學院張慧瑜認為，今年是新聞學學科在北京大學設立100周年，期待新聞媒體能夠完成自我革新，在數字時代重新承擔公共媒體的職能。來自各個高校與研究機構的十余名青年學者就 “新聞媒體的數字挑戰(zhàn)”、“內容生產與智能技術”、“自媒體寫作與新聞規(guī)范”、“公共空間的消亡與重組”四個板塊展開研討，分別由北京大學張慧瑜、王洪喆、華東師范大學吳暢暢、北京大學王維佳主持。

北大新傳學院張慧瑜

新聞生產的轉向與當下的互聯(lián)網生態(tài)

“如果說互聯(lián)網+意味著‘連接’，那么AI+則是在原來的連接基礎上為智慧的連接再賦能?！痹凇皟热萆a與智能技術”的主題中，中國政法大學王佳航結合自己在幾十家公司的調研經驗，討論了“AI+時代新聞生產的三個轉向”：人機協(xié)作的新聞生產模式，重構的新聞生產生態(tài)，重新審視的媒體角色。

智能技術帶來人機協(xié)作的新聞生產模式。智媒技術可以助力新聞信息采集和新聞事件識別，提速新聞文本自動化生產，推動MGC（即“Machine Generated Content”，機器生產內容）時代的到來，再者，內容分發(fā)逐步走向個人化、交互化。此外，在輿情監(jiān)測、敏感視頻監(jiān)測、版權監(jiān)測、內容審核等方面，人工智能可以為媒體賦能。同時，智能技術也不斷重構新聞生產生態(tài)。智媒技術使得新聞生產的生態(tài)形成了新的競爭格局；職業(yè)新聞生產者生產的內容被稀釋；促進了新聞生產的社會參與。由此，智能技術的發(fā)展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媒體的角色?！艾F場”的地位將進一步跌落，媒體的現場報道優(yōu)勢進一步弱化，“AI時代的內容組織者”將成為媒體的重要角色。內容生產的邊界進一步消融，在數字媒體的敘事方式中，融合新聞報道將成為精品報道的常態(tài)，而技術則成為新聞敘事的重要表達元素。

如果說王佳航從理論層面上探討了媒體生產轉向的現狀與未來，中信改革發(fā)展研究院的張曉波則從互聯(lián)網生態(tài)切入，討論自媒體的現狀以及對管理帶來的挑戰(zhàn)。他認為互聯(lián)網生態(tài)當中承擔媒體功能的東西經歷了從論壇到博客再到微博、微信公眾號轉變的歷程。當下的互聯(lián)網巨頭BATG四家平臺企業(yè)的業(yè)務范圍涵蓋了門戶網站、移動資訊、金融、保險、理財、商業(yè)等，構成了中國互聯(lián)網以及媒體生存的平臺環(huán)境。在平臺環(huán)境中生存的自媒體盡管沒有官方頒發(fā)的拍照，但具有信息快、傳播依靠裂變模式、個性化傳播等特點。這使得話語權從傳統(tǒng)的紙媒，主流媒體轉移到了微博及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手中。而自媒體本身鑲嵌著商業(yè)利益，由于追逐注意力及變現，使得自媒體成為輿情事件的發(fā)源地。新華社新聞研究所張壘則在此延續(xù)上對自媒體的新聞標準和新聞理念進行了探討。中國政法大學鄧力從新聞的敘事學傳統(tǒng)出發(fā)，以嘗試理解新聞倫理的公共面向，從而理解當下的新聞爭議，并提出新聞敘事觀下的應然性準則。

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的吳暢暢則關注數字化時代電視綜藝的生產與困境。根據其團隊對中國電視臺、視頻網站以及綜藝節(jié)目的調研觀察，他對當下傳統(tǒng)廣電和綜藝節(jié)目的現狀、困境原因和造成的后果做了分析和概括。他認為隨著以達人秀為標志的綜藝節(jié)目工業(yè)化的推進，電視行業(yè)發(fā)展已經出現生產過剩、綜藝節(jié)目生產的利潤率不斷下降、廣告介入到電視節(jié)目生產中等現象。在報告的最后，他表達了對傳統(tǒng)廣電的期待，在資本邏輯、國家管控邏輯以及視頻網站的高度沖擊之下，傳統(tǒng)廣電如何創(chuàng)新節(jié)目生產模式，是他會持續(xù)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針對當下互聯(lián)網生態(tài)中數字平臺的生產問題，中國傳媒大學國家傳播創(chuàng)新研究中心的姬德強認為，今天對今日頭條等“平臺”的迷思，實質上是通過“反等級的自由主義的修辭”，將“平臺”偽裝為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設施，從而掩蓋了其真正的驅動力。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翟秀鳳對網絡內容平臺的商業(yè)機制和勞動控制進行了祛魅化的闡釋。人民網研究院的劉揚在論題“缺乏定義的‘人工智能’給新聞業(yè)帶來什么”中認為“缺乏定義往往是造神的需要”，恰恰呼應了姬德強“平臺概念的迷思”這一論點。北京大學新傳學院王洪喆補充認為，考慮人工智能背后所代表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政治經濟學的思路可以給我們的研究以啟發(fā)。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張志華則從案例研究的角度對平臺問題進行關注，他以水滴籌為例，展示了他所觀察到的“平臺經濟視野下的網絡慈善”。

北京大學新傳學院王洪喆

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曾國華在梳理媒介史的脈絡上，從紙媒、電視延續(xù)到數字時代媒介生產中對大數據、公眾號等的理論批評。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的李飛也在媒介史的維度上進行研究，他勾連了自辦媒體到自媒體的邏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盧南峰以“工業(yè)黨”這一群體在邊緣地帶的宏大敘事為例，將媒介史的視野拓展到了社會史與生活史的層面上。

數字時代公共空間的消亡與重組

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所張翔在重讀哈貝馬斯的基礎之上，思考社會運動與公共領域的關系問題。在他看來，電子傳媒導致了直接互動的結構發(fā)生轉變，在這當中有如下特點：從電視轉播發(fā)展到網絡社區(qū)平臺；輿論的構成開始多元化和資本化；在即時通訊和網絡監(jiān)管的博弈之間，社會輿論總會找到生長空間，同時社會輿論的構成總是混雜的。他認為，政黨政治和社會運動之間存在著多元的關系。其多元結構的關鍵要素在于三點：政黨政治的再政治化、社會運動的狀況及其對網絡空間的利用、以及去政治化的國家政治空間的可能性。

在比較英美政黨政治與社會運動相互滲透關系的基礎上，他總結了民粹政治的混雜性特點，而絕望感和彌望感的全球彌散似乎正是其力量基礎；而民族自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在全球的遍布，依然在向我們昭示：空間總是存在的，關鍵看如何利用。在此基礎上他總結道：社會運動和公共空間的發(fā)展之間具有同構性，而政黨政治的活力決定于其對社會運動的吸納程度，以及對去政治化的危機及其克服。此外，社會運動的民粹特點是其基本現實，也是分析的起點。而對于公共領域的結構分析，則應該從社會運動與政黨政治之間的互動狀況入手。

張翔認為，對于作為社會組織者的執(zhí)政黨而言，一方面要在當代激活群眾路線的歷史記憶，另一方面要初步探索向社區(qū)下沉的路徑，重新成為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的組織者，注重與社會運動的互動，等等。

此外，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的龔偉亮探討了傳播資本主義與公共空間的消亡問題，他認為今天我們的公共空間所面臨的局面是嚴峻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的沙垚則以“業(yè)余性”的概念結合豐富的田野材料探討了被今天數字時代新聞生產忽略的鄉(xiāng)村公共空間與群眾文化活動的互動。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崔迪以粉絲文化為切入點探討了泛娛樂化時代的青年人與公共生活。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王維佳進行了論壇總結。他認為，在新媒體環(huán)境下的內容生產中，一方面可以看到數字時代媒體生態(tài)對原來自由主義意義上公共性的破壞。另一方面，新技術將“職業(yè)知識階層”這種擁有上百年歷史的社會中間力量、民主最重要的主體破壞了。所以新聞生產的危機實際上是自由主義危機，而這可能是一個很好的重新思考的起點。正因為危機的出現，提供了很多整合社會資源、建立新的社會機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