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是各國球迷的狂歡節(jié)，那么一年一度的電子娛樂展會（Electronic Entertainment Expo，簡稱E3，是在美國加州舉行的電子游戲新作發(fā)布會）就是全球電子游戲玩家的“春晚”。然而，今年六月如期舉行的E3并未在國內(nèi)激起太大波瀾，幾乎是同一時間，一則題為“世界衛(wèi)生組織將游戲成癮列入精神疾病”的新聞以刷屏的態(tài)勢出現(xiàn)在各大媒體上，熱度僅次于世界杯。
值得注意的是，自6月18日起，就有兩種聲音交替出現(xiàn)。一方面，有些媒體以此為契機，再次強調(diào)電子游戲的負面影響，甚至有倒退至“電子海洛因”說的趨勢。另一方面，也有文章公開為游戲辯護，倡導大眾以更可客觀的視角看待游戲這一新媒體。至今，這場有關所謂“游戲成癮”的討論依然懸而未決，沒有定論。無可否認的是，從“爆肝”與“氪金”，從“DAU”（每日活躍用戶數(shù)量）到月流水，從電競選手到游戲主播，以娛樂和消費為導向的標簽頻頻出現(xiàn)在一些游戲媒體上，在很大程度上建構著當前的游戲文化矩陣。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一點，即游戲也有嚴肅的一面，即嚴肅游戲（serious games）。
V故宮·倦勤齋畫面。
簡言之，電子游戲可以在兩個向度上起到嚴肅的效果。其一是與教育、醫(yī)療、藝術、商業(yè)、公共事務等領域結(jié)合，通過游戲的方式達成特定功能，又被稱為“功能游戲”（functional games）。故宮博物院推出的“V故宮·倦勤齋”就是典型的博物館功能游戲，它基于歷史文獻，讓人們通過游戲的方式深度了解寧壽宮倦勤齋的建筑及文物。再如視覺編程項目“Scratch”，它源于名為“終身幼兒園”（Lifelong Kindergarten）的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家團隊，旨在通過游戲的方式教會兒童了解編程思維，甚至自己制作游戲或軟件。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另一個向度上，電子游戲還可以將嚴肅效果進一步提升，形成“批判性游戲”（critical games）。顧名思義，“批判性游戲”是指以批判性思維為設計理念，旨在引發(fā)玩家對某一社會話題展開嚴肅的批判性反思。典型的例子是美國藝術家兼學者約瑟夫·德拉普（Jopeph DeLappe）設計的一系列反戰(zhàn)題材作品。
批判性游戲：玩家與制作者的兩種視角
與其他玩家不同，德拉普的游戲過程總是“不走尋常路”，擅長利用射擊游戲文本來反思戰(zhàn)爭。2001年，他在網(wǎng)游《星際迷航：旅行者——精英部隊》（Star Trek: Voyager-Elite Force Online）中，將自己的玩家角色命名為“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后者是20世紀著名美國詩人，反戰(zhàn)是其作品中的重要主題之一。當別人拿著武器在槍林彈雨中廝殺時，德拉普卻拿出了金斯堡的詩集，在游戲中的即時通訊區(qū)逐字敲出了《嚎叫》（Howl）全文，試圖解構射擊類游戲，并喚起玩家們對戰(zhàn)爭的批判性反思。在這一過程中，由于德拉普的玩家角色沒有開槍，頻頻被擊中身亡，因此他打字的過程總是被打斷，總時間超過了六個小時，才完成這款名為《嚎叫：星際迷航旅行網(wǎng)游》的作品。
德拉普批判性游戲作品：《星際迷航：旅行者——精英部隊》與《嚎叫》。
可以說，該作品就是典型的德拉普式批判性游戲：總是將具電子游戲與其它媒體文本混搭，把暴力與平和并置，將純粹娛樂于嚴肅思考相融合，從而形成一種反諷式的張力。透過反思視角，《雷神之錘3》（Quake 3）中的死亡對決戰(zhàn)場成為了德拉普團隊用文字表演美國情景喜劇《老友記》（Friends）的舞臺；在被美國軍隊用來進行軍事訓練的游戲《美國陸軍》（America's Army）中，他化身“伊拉克死者”（Dead-in-Iraq），敲出了伊拉克戰(zhàn)爭中陣亡士兵的名字；在社交游戲《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中，他扮演了倡導“非暴力”哲學的甘地，通過在跑步機上步行240英里，控制虛擬的甘地角色再現(xiàn)了后者于1930年3月發(fā)起的“食鹽長征”（Salt March）；他將美國軍用無人機稱為“殺戮之盒”（Killbox），讓玩家在用美軍和平民兩種視角來批判美軍在巴基斯坦地區(qū)造成的平民傷亡，反思技術在戰(zhàn)爭中的濫用。同時，這款名為《殺戮之盒》的游戲也獲得了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院頒發(fā)的“最佳電子游戲獎”，被收入當?shù)夭┪镳^。
林賽·格雷斯制作的批判性游戲《黑/白》。
如果說大西洋東岸（英國阿伯泰大學）的德拉普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自己的游戲體驗來達成對現(xiàn)實戰(zhàn)爭的批判，那么西岸（美國美利堅大學）的學者林賽·格雷斯（Lindsay Grace）則更愿意做一個旁觀者，引導玩家通過游戲進行反思。也許由于他的非裔美國學者身份，因此游戲中的種族偏見成為格雷斯關注的主題之一。南加州大學教授德米特里·威廉斯（Dmitri Williams）曾指出，在多數(shù)游戲中，少數(shù)族裔總是或多或少地被構建成刻板印象，黑人往往要么是運動健將，要么是幫派成員。鑒于此，林賽·格雷斯制作了《黑/白》（Black/White），從而質(zhì)疑傳統(tǒng)游戲中“白人/黑人”的二元對立。在游戲中，你要控制一個黑色的小東西蹦蹦跳跳闖關，跟《超級瑪麗》類似。如果是路上遭遇友好的非玩家角色（NPC），你只需要與其擦肩而過，因為它們會成為你的幫手；若是敵人，就需要攻擊它。然而很快你就會發(fā)現(xiàn)，不僅游戲中的玩家角色與NPC長得一模一樣，而且NPC也都看起來差不多，根本無法根據(jù)外形分辨是敵是友。由此，傳統(tǒng)電子游戲中的種族刻板印象便失效了。與之類似的還有《配對》（Match），玩起來有點像《俄羅斯方塊》，只不過掉落的方塊被不同膚色的頭像代替。其中，格雷斯故意設計了一些無法分類的頭像，它們累積起來，很容易讓游戲失敗，但卻告訴玩家：我們無法單憑膚色來判斷一個游戲角色，更不用說活生生的人了。
除了種族，林賽·格雷斯也關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話題，例如《趕走性騷擾》（Hurl the Harasser）就回應了全球范圍的“我也是”（#MeToo）運動。游戲屏幕有一個蹺蹺板，騷擾者站在左端，如果玩家點擊右側(cè)氣泡里的受害者，可以幫助她們說出自己的受害經(jīng)歷，使其落在蹺蹺板右側(cè)，最終將騷擾者彈到九霄云外。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中不僅包括對世界觀的反思，而且還強調(diào)對游戲設計傳統(tǒng)的背離，即有意識地破壞某一游戲類型的設計套路，從內(nèi)容與形式兩個維度進行批判。傳統(tǒng)游戲鼓勵玩家迅速完成任務，不停地行走或奔跑，而游戲《等待》（Wait）則讓玩家停駐在虛擬世界中的一點，欣賞周圍慢慢出現(xiàn)的些飛鳥和蝴蝶；《仁愛》（Charity）模仿了經(jīng)典游戲《乒乓球》（Pong），但卻鼓勵雙方玩家能在最大限度上保證球不掉落?！镀古仪颉吩疽愿偧己蛡€人成就為導向，然而《仁愛》卻強調(diào)了玩家雙方的合作，使其領會“給予”與“接受”的意義。至于《熊抱》（Big Huggin' ），玩家需要擁抱一只約76厘米高的玩具泰迪熊來控制游戲角色（屏幕里的泰迪熊），使其前進或躲避障礙，擁抱的時長不同，游戲角色前進的方式不同。格雷斯在游戲說明中指出：“與其整天打打殺殺，來個大大的擁抱不是更好嗎？”
《封閉世界》游戲畫面。
談及批判性游戲，不能不提到一個名叫“游戲改變社會”（Game For Change，簡稱G4C）的NGO組織。該協(xié)會創(chuàng)辦于2004年，旨在鼓勵設計者和創(chuàng)新者通過電子游戲來思考并改變現(xiàn)實世界，從而讓我們的社會更美好。協(xié)會的顧問團包括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詹姆斯·保羅·吉（James Paul Gee）、南加州大學的特雷西·富勒頓（Tracy Fullerton）、卡內(nèi)基梅隆大學的德魯·戴維森（Drew Davidson）和紐約大學的埃里克·齊默爾曼（Eric Zimmerman）等多位全球知名游戲?qū)W者和行業(yè)專家，為游戲設計者提供相應的學術及技術支持。在網(wǎng)站上，玩家可以體驗許多極具批判性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是《封閉世界》（A Closed World）。
《封閉世界》出自“游比特”（GAMBIT）的學生團隊（隸屬于新加坡麻省理工學院的游戲中心），旨在回應人們對LGBTQ群體的誤解。一般說來，酷兒群體要么被塑造成“奇怪的”、“不正常的”人群，要么成為人們獵奇的景觀，鮮少有游戲突破上述套路。然而《封閉世界》中，玩家按照自己的偏好選擇性別，以酷兒視角在日常生活和森林兩個空間切換。日常生活是安全的，但卻充滿了親人對酷兒群體的誤解；傳說中的森林是危險的，但卻隱藏著有關愛的箴言。森林中的怪物們分別隱喻著玩家角色的姐姐、母親、愛人的父母、愛人和自己，打敗怪物的方式有“邏輯”、“激情”和“倫理”三種方式，就像用文字與這些人反復辯論一樣。最終，你能拼湊起整個故事：雖然你和愛人的家人不理解你，甚至你和愛人也曾因為世俗的偏見而退縮，但你要鼓起勇氣消除整個世界對酷兒群體的質(zhì)疑。整個論辯經(jīng)過就是對性別政治進行批判性反思的過程。
游戲素養(yǎng)：中國游戲文化中的稀缺品
與上述案例相比，國內(nèi)游戲文化中的批判性思維則極為稀缺。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游戲產(chǎn)業(yè)、游戲媒體、玩家與研究者針對游戲的理解往往遵循著兩種套路。其一是“癮派”，即肯定電子游戲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商業(yè)利潤和市場成功作為衡量標準。其二是“戒癮派”，即以游戲引發(fā)的社會問題為契機，將之與“網(wǎng)癮”“玩物喪志”等負面詞匯聯(lián)系起來，批評游戲如何“毒害”玩家，尤其是青少年。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前者過分強調(diào)商業(yè)利潤、純粹娛樂，而后者則“談游戲色變”，使其成為其它社會問題的“替罪羊”。如此一來，面對諸如“世界衛(wèi)生組織即將認定‘游戲成癮’”這樣的說法時，上述兩派皆毫無招架之力。“癮派”能挺身而出為游戲辯護，但卻鮮少能提出有效論據(jù)和深度分析?！敖浒a派”則拒絕接受游戲已成為重要媒體的事實，甚至都不愿意質(zhì)疑所謂專家話語，就像柏拉圖提到的“洞中人”，不僅甘愿自己在洞穴中面壁，而且還要招呼所有人都進入洞中。
究其原因，這是因為我們?nèi)狈ψ銐虻挠螒蛩仞B(yǎng)。作為數(shù)字素養(yǎng)（digital literacy）的重要組成部分，“游戲素養(yǎng)”并不僅僅指了解游戲或玩游戲的能力。著名學者詹姆斯·保羅·吉認為，對任何一款電子游戲而言，它都是一個基于具體語境的多模態(tài)符號系統(tǒng)，該系統(tǒng)某種方式操控著我們的思考，但我們也能反過來用某些方式去控制上述系統(tǒng)。所謂游戲素養(yǎng)，就是作為主動參與者的玩家反過來“控制”游戲符號系統(tǒng)的能力，是對游戲內(nèi)部結(jié)構語法（與游戲形式元素有關）和外部結(jié)構語法（與具體的社會實踐及社會身份有關）進行理解，而批判性思維恰恰是游戲素養(yǎng)的精神內(nèi)核。
《古墓麗影：最后的啟示》游戲畫面。
在他看來，好的電子游戲能夠鼓勵玩家違背規(guī)則，并通過游戲過程培養(yǎng)批判式思維，典型的例子就是《古墓麗影：最后的啟示》（Tomb Raider: The Last Revelation）。在游戲中，少女勞拉（玩家角色）跟著考古學家馮·克羅伊教授在柬埔寨神廟探險，后者曾告訴勞拉緊跟著自己，不要偏離前方筆直的路線，但玩家（勞拉）如果想找到隱藏的寶藏，唯一方式就是離開馮·克羅伊，四處探索。保羅·吉曾談起自己的游戲體驗：
有一次，馮·克羅伊曾命令勞拉跳過一個坑穴。由于我還沒有熟悉操作方式，勞拉掉到了下面的水里。她可以爬上來，再次嘗試，直到完成馮·克羅伊的要求，并最終通過整個關卡。然而，在游向岸邊的過程中，我（勞拉）無意間俯身注視水中，卻發(fā)現(xiàn)了一個寶物。我情不自禁地琢磨：要是完全按教授的命令行事，那結(jié)果如何呢？我還能發(fā)現(xiàn)這么多好東西嗎？許多玩家也會這么想，而且很快就會成為一個不循規(guī)蹈矩的勞拉，主動進行多種嘗試。
坦白講，雖然《古墓麗影》系列也不盡完美，但在此類游戲中，玩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復挑戰(zhàn)他們原本對自己及對世界的看法，對其展開質(zhì)疑和批判性思考。換句話說，當玩家不再依賴各種操作指南，擺脫自己完成任務的既定套路，甚至能跳出規(guī)則之外，對整個游戲機制塑造了何種價值觀進行反思，這才算是具備游戲素養(yǎng)。
傳統(tǒng)的“素養(yǎng)”（literacy）一詞指語言的輸入（聽和讀）和輸出（說和寫）兩類技能。在詹姆斯·保羅·吉看來，電子游戲也是一種語言，是一種融合多種媒體符號的互動語言，其“輸入”和“輸出”都是社會文化實踐，具有經(jīng)濟的、歷史的及政治的涵義。因此，在游戲過程中，玩家不能止步于“輸入”（單向度地被動接受游戲內(nèi)容），還要能夠“輸出”（主動且具有批判式的游戲體驗）。
費爾南德-瓦拉《游戲分析導論》英文版書封。
因此，我們需要將批判思維引入游戲生產(chǎn)及評論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以此提升游戲素養(yǎng)。首先，我們需要基于游戲特有的形式元素來“閱讀”游戲。就像文字之于小說、影像語言之于電影一樣，電子游戲也有獨特的形式元素。想要深入了解這個領域，不妨讀讀費爾南德-瓦拉（Clara Fernández-Vara）的《游戲分析導論》（Introduction to Game Analysis）。該書簡明清晰，不僅告訴我們從那些元素入手去理解游戲，而且還配有游戲評論范文，一直是我給學生列出的必讀書目。此外，游戲素養(yǎng)也意味著能用電子游戲這種新媒體來反思現(xiàn)實問題，從約瑟夫·德拉普到林賽·格雷斯，從游戲《古墓麗影》到《封閉世界》，皆是此類實踐。有不少人能找出一萬個理由對此表示拒絕，例如沒學過寫碼（或作圖、游戲設計），只想娛樂，沒有時間，資金不夠等。如此一來，只有反思不去改變，那批判也會成一種空想。若是想要嘗試一下，可以試著跟小伙伴組隊體驗一下限時游戲大賽（game jam），還可以將簡單易操作的視覺設計軟件作為起點。畢竟，現(xiàn)在小朋友們都開始用Scratch設計游戲了，我們再不加油就老了。
電影《頭號玩家》劇照。主人公因探索精神獲得了“再來一次”游戲幣。
在小說《頭號玩家》（Ready Player One）中，主人公韋德·沃茲之所以能順利找到最大的彩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跳出了既定套路。如果他一開始就對游戲世界“綠洲”產(chǎn)生了深度認同，那么他就會沉迷在幻像中不能自拔，最終成為“綠洲”中的數(shù)字勞工；如果他使用的游戲方式與其他玩家一致，沒有本著主動探索的精神進入游戲任務，那么他就不可能得到額外獎勵（那枚“再來一次”游戲幣）。否則，貧民窟就是他一生的歸宿，更不用說成為那場“大洪水”式爆炸的唯一幸存者。因此，如果在享受娛樂的同時，保持一定的批判視角，我們才能真正享受新媒體帶來的樂趣，成為“頭號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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