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二娘的石硯世界

《石硯里的社會百態(tài)——清前期的匠人和學者》（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高彥頤（Dorothy Ko）著，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伊誰奪得天工巧，纖手專諸顧二娘?！薄獰嶂杂谑幍奈墓倮铕ィ?666–1749）曾如此稱贊為他制硯的顧二娘，而我們卻還不認識這位在清代以硯雕聞名的女匠人。同樣，委托制作石硯的顧主、礦工、刻工、設計者、品鑒行家和收藏家，他們都是石硯產(chǎn)業(yè)和文化的一部分，卻隱身在歷史的各個角落，鮮為人知。高彥頤（Dorothy Ko）的《石硯里的社會百態(tài)——清前期的匠人和學者》（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將這群人集結(jié)起來，為我們打開一個由石硯的制作、設計、交換、流通、使用、收藏等流程串聯(lián)起來的文的世界。

高彥頤在這本書里精心安排了一趟旅程，帶領(lǐng)讀者通過石硯從多維度認識清前期的匠人和學者。除導論和結(jié)語，全書共五章，一章一地，從一方硯臺到另一方，陸續(xù)在特定的空間里展示與石硯交織在一起的其他實物研究對象、史料文本、個人活動和群體形象。書中第一站便是紫禁城，康熙、雍正兩位皇帝，他們命令造辦處硯作由包衣首領(lǐng)及旗下奴仆等設計宮廷石硯。進而南下，第二章的主角是廣東采石場（今肇慶市端州區(qū)黃崗鎮(zhèn)白石村）的工人，包括礦工、鑿工，他們在源頭上控制端硯的產(chǎn)出。雕刻設計的環(huán)節(jié)以蘇州為重，這里自然成為書中第三站，作者帶我們參觀顧二娘執(zhí)掌的石硯作坊和托名于她的硯臺。顧二娘的品牌效應不僅限于蘇州及周邊地區(qū)，而且遍及江南石硯市場，她的顧主網(wǎng)絡一度延伸到福建。由于參加科舉的考生在南方流動等原因，石硯入閩，第五章滿紙都是福建收藏家和一群南方文人墨客對石硯的熱情。他們不僅品評石硯寫贊辭，還親自拿起刻刀，參與石硯的再創(chuàng)造。

在一個石硯的世界里，這些人之間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欽點松花硯為御硯的康熙皇帝、穿行于皇宮內(nèi)外操辦制硯的劉源（約1641–1691前）、生平信息很少但留下精美山水端硯的刻工王岫君、了解采石鑿刻整道工序的道光年間硯學專家何傳瑤、為硯寫史的高鳳翰和林涪云，等等。無論有名或無名，書中出現(xiàn)的人物都涉及石硯的制作、使用、收集和寫作，他們一齊使得石硯流通于宮廷與社會之間，共同締造石硯的款式風格和價值評估，成為以石硯為中心的社會網(wǎng)絡的一部分；反之，石硯也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石硯為焦點，高彥頤在書中發(fā)起對勞力之于勞心、手工藝人之于學者官員這種二元區(qū)分的挑戰(zhàn)。她在清初重建文人體制的時代里追溯多元的人物和群體，模糊我們已有認知中的身份標簽。比如同為工匠手藝人，雖然有些可以游走于宮墻內(nèi)外，但宮廷造辦處的就是與黃崗村里的不同。或者，同樣習文斷字，也曾寒窗十載，但那些放棄科考轉(zhuǎn)投筆墨營生的，就無法與考取功名已拜官封爵的為伍。明末清初的朝代更迭中，讀書人既在仕途謀求治國齊家的理想，又委身于文化產(chǎn)業(yè)的萌芽，于是這個群體產(chǎn)生自然劃分，劃分后的不同身份也天然地共享流淌在讀書人身體里的文墨。

在眾多身份里，作者關(guān)注到學者和匠人，并勾畫出學者式匠人（ scholar-artisans）與匠人式學者（artisan-scholars）相對。打破既定身份標簽的界限，高彥頤提出一種新的描述，即“文（的）藝” （the craft of wen），將文與藝融合在一起。這不是通常所說文學與藝術(shù)的簡稱，而是文人的手工技藝，指科舉教育體系下成長的讀書人將其政治理想和文化修養(yǎng)或表達于手工操作的實踐之中，或轉(zhuǎn)投到手工藝品的鑒藏之中，甚至有人以此安身立命。

重新界定身份標識，就意味著重新審視社會地位和權(quán)力分配。實際上，選擇石硯為切入點，就意味著作者在質(zhì)疑學術(shù)研究通常關(guān)注文人雅士卻棄置其他形式的文化。高彥頤在書中提到，無論品鑒者、賞玩者如何有權(quán)威，他們也無法親自下礦做考察，而是端著成品建構(gòu)出某種對石硯價值的判斷。更何況，無名的雕工、礦工、古玩店主、清洗石硯或磨墨的下人、用墨硯寫字的學子，甚至裝硯臺的紫檀木盒，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改變著今天在博物館或收藏家櫥柜中發(fā)現(xiàn)的石硯的外觀和觸感。所以，收藏家對藏品的評估首先在礦場的源頭上被采石者規(guī)定了一部分，而且整個硯臺的制作和流通過程都參與改變它之于其他藏品的地位。換言之，收藏家被這一系列經(jīng)手石硯的其他人所影響，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

高彥頤引導我們經(jīng)歷漫長而曲折的旅程，也是為了在這本書里尋找物質(zhì)文化的影響力。她在思考手工活動是否會作用于頭腦中的理念，物品和技藝是否會改變思想史。作者提出，清代中前期的硯臺等實物刻字的工藝或許與乾嘉考據(jù)學的興起有關(guān)。整個清前期的上層統(tǒng)治者都有賞玩器物的嗜好并推崇物質(zhì)本身和物質(zhì)經(jīng)驗。而且，因為石硯之上必須要有“文”的裝飾，即添加書寫描畫等文人崇尚的元素，而福州收藏家為學習如何再現(xiàn)幾代前的硯臺上所刻文字，積極地收集、整理和詮釋古代和他們當代的文本，這些文本和研究過程繼而與考據(jù)學不謀而合。這個視角可以補充已往學術(shù)研究的不足，不失為一個大膽假設，但也需要將來更多的研究和論證給出答案。

高彥頤

作者坦言自己沒有使用高深的方法論，我倒覺得書中有兩種不常見甚至有爭議的方法值得一提。一，作者運用材料時展開歷史想象，敘述中穿越時空。比如關(guān)于出自顧二娘之手的石硯，文本檔案和實物之間很難找到對應點。幾乎無法識別現(xiàn)存的有哪一方硯是顧二娘親手所雕。這是收藏界沒能解決的問題。對此，作者也坦率承認考證的局限。但她在有限卻足夠的史實基礎(chǔ)上利用輔助人物和材料編織出一個顧主和社交網(wǎng)絡，以此支撐顧二娘的形象，勾畫出蘇州及周邊南方地區(qū)到福建的石硯流通渠道。在處理時間敘述的時候也是如此。本書關(guān)注的是清前期即康熙、雍正朝的文人匠人，涉及到清中期乾隆朝的收藏家。但在回溯石硯及其上題詞書畫的源頭和版本時，書中多次直達宋元時期，甚至漢代以前。在巧妙的時空搭建中，清中前期反成了作者打開的時間通道，使讀者的視野延伸到不同的時間線。

二，作者本人親自使用刻刀，描摹一方方石硯。民國以前的金石學家大都能夠自己雕刻銘文，高彥頤也是如此。她不寫自己沒有嘗試過制造的東西，不詳細討論自己沒有親自檢查的物品。正因如此，作者對單個石硯的檢視才會使得硯上每一個細節(jié)栩栩如生。這一點在書中精美插圖和與之相應的文字描述上體現(xiàn)最為明顯。比如書中對劉源上貢的松香水月墨、御香龍德墨、端石雙龍硯及其副產(chǎn)品（如紫檀木盒等）進行細致入微的分析性描寫，用作者本人的直接觀感帶領(lǐng)讀者的眼睛去認識這些藏品，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這樣的方法消彌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作者本人與石硯之間的親近感也拉近了讀者與書中描繪的世界之間的距離，聯(lián)結(jié)歷史中的學者匠人與今天的我們。可以說，本書最終成了高彥頤的手工作品，作者本人是設計者也是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