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重審》，尚小明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536頁，89.00元
北大尚小明教授的《宋案重審》出版了。這部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新著共計五十四萬字，甫一問世便反響熱烈，就一部學術之作而言，并不容易。
吃不準與尚教授見過面沒有，但早就聞其大名，也審讀過他的稿子。記得有位北京學者提起尚教授正在研究宋案，我當時不知道，不過從那以后便開始關注。不久，知名學術期刊《近代史研究》讓我匿名評審尚教授的一篇論文，原標題是《洪述祖——刺宋案的唯一主謀》。我接手后，感覺史料豐沛，作者鉤沉爬梳得很深，相當不容易；同時也讓我知道了，北京的報刊史料是一所富礦，值得關注和開采。這樣的稿子當然應該給予好評，不過我還是建議題目變一變，取向上稍作調整。因為我覺得，宋案主謀目前沒有確鑿資料和足夠條件加以確認，在這個問題上迄今只能證無，論證誰不是，而不能證有，說誰就是那個主謀。最后論文發(fā)表出來了，題為《趙秉鈞如何被“誤”為宋案主謀》，即從“誰是”改為“誰不是”，我感到比較欣慰。后來尚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應邀來上海參加會議，通過他的描述，讓我對尚教授的刻苦與純粹又有了一定了解。
宋案是個疑案懸案，更是個大案要案。其驚動之大、涉及之廣、牽連之深，近世百年無出其右；其破壞之大，影響之惡、之烈、之久遠，恐怕難以估量。宋案打破了南北共存的制約格局，令早已醞釀而辛亥發(fā)端的民主共和潮流開始式微，讓本來充滿無限遐想的現(xiàn)代化嘗試蒙上了陰影，并就地拐了個大大的彎。因其影響了重大歷史走向，才會不斷地被人提起，不斷地被人探索；因其迷霧重重，才會如此引人入勝；也因其難說光明正大，涉案者主觀上不想留下任何痕跡，所以它的水有多深，里面有多黑，真相究竟如何，是很不容易探清的。
毫無疑問，《宋案重審》是迄今為止宋案問題最具高度、最具水平的一部學術力作，它將專題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讓我們距離宋案真相也大大跨進了一步。對此，應該感謝尚教授的辛勤付出，應該為該著的杰出鼓與呼。我以為，該著的學術價值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對史料的深入挖掘和精心考證。宋案的核心史料是案發(fā)后公布的五十三件證據(jù)，所有宋案的研究都應該以這些核心證據(jù)為基礎再結合其他史料來進行。然而過往的研究大多對此下的功夫不夠，要么基于黨派立場斷章取義，有所偏袒，要么簡單羅列，缺乏辨識與詳解，重空論，輕實證，導致研究結果缺乏說服力。此外，大量已刊未刊史料也未被深入發(fā)掘和好好利用。宋案當時震驚中外，不僅留存下大量的報刊記載，私家記述、原始檔案零零散散也有不少，以往的研究大多沒有很好地用心于此，在搜集與挖掘上不曾好好著力，所以有些問題就沒有能夠看清看遠看透。尚教授是用心下了功夫的，不僅仔細梳理了已有的相關成果，而且對但凡能夠搜集到的相關史料，都作了認真深入的解讀，其中包括北京市檔案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檔案。尚教授在史料方面付出了艱苦勞動和不少心血，他對堆放在北大歷史系資料室倉庫里的大批史料的重新鉆研和整理，成為宋案探討的一大亮點。
關于國務總理趙秉鈞涉案線索的重新解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作者認為，趙秉鈞的嫌疑是從其送給應夔丞的密電碼本引起的，這個案發(fā)后起獲于應宅的密電碼本，后來被認作洪述祖與應夔丞密謀殺宋的通訊工具，成了趙秉鈞有重大嫌疑的原因之一。根據(jù)現(xiàn)有史料，密電碼本很可能是洪述祖從趙秉鈞處騙取，用于與應聯(lián)絡的，而且即使趙知道該密電碼本用于圖謀不軌，但鑒于洪與袁世凱的關系，以及從后來洪與應往來函電所涉及的內容來判斷，應該不構成趙秉鈞涉案的直接證據(jù)。
人們對這位國務總理的另一個猜測，來源于開庭后他兩次拒絕出庭對質，同時發(fā)表“勘電”，為自己及政府力辯清白。這種看上去欲蓋彌彰的舉動被國民黨方面無限放大，成為趙在袁授意下主謀宋案說的主要原因。而作者依據(jù)史料指出，案發(fā)后趙秉鈞為自證清白，多次向袁世凱要求辭職，卻都被袁阻止。趙秉鈞的行為從客觀上避免了袁世凱一系列有違民主共和的幕后行為的曝光，維護了袁的總統(tǒng)形象，卻讓自己陷于刺宋流言百余年。二次革命爆發(fā)后，袁世凱終于準免趙秉鈞職務，然而半年后趙即憂憤成疾，心衰而亡，不禁令人唏噓。
《真相畫報》曾刊登標題為《謀殺宋教仁先生之關系者》的圖文，認為主使者是袁世凱（上中），同謀者趙秉鈞（上右），聯(lián)絡者洪述祖，指揮行兇者應桂馨，直接行兇者武士英（下左）
二是對宋案案情獨特的理論分析視角。過往的研究，大多就事論事，將案情簡單化，對來龍去脈的整體性探究不夠，結論大于分析。而尚教授認為，“宋案”不等于“刺宋案”，宋案案情錯綜復雜，至少應當包括收撫共進會、調查歡迎國會團、操弄憲法起草、構陷“孫黃宋”、“匿名氏”攻擊、低價購買公債、刺殺宋教仁等七個環(huán)節(jié)，這些環(huán)節(jié)次第演進，最終導致宋案發(fā)生。這樣將宋案拆分成不同環(huán)節(jié)的方法，恰恰是整體性的體現(xiàn)，是有新意的嘗試，對案情的如此分析視角，有一定理論啟發(fā)意義，是該著學術價值的表現(xiàn)之一。
事實上，其中的某些環(huán)節(jié)過去并沒有得到研究者重視，或者并沒有據(jù)此與宋案的其他進程放在一起研究。作者認為，上海出現(xiàn)的少數(shù)激進派國民黨人組織的歡迎國會團是宋案事件的重要轉折點。此時距離第一次國會議員選舉為時尚早，然而歡迎國會團“名為歡迎國會，實則鼓吹遷都”的做法引起了袁世凱的高度警覺。嗅覺靈敏的洪述祖發(fā)現(xiàn)袁世凱與孫中山、黃興等人協(xié)調未果后，立刻提出南下調查“歡迎國會團”，并獲得袁的“特委”，由此開始了洪與應夔丞這段密謀合作的歷史。洪、應首先鼓吹制定總統(tǒng)制憲法，賦予總統(tǒng)“解散國會之權”，然后收買國民黨方面的《民強報》，大肆宣傳提升總統(tǒng)職權的必要性。再接著，洪挑唆應準備在“大題目”下用“激烈文章”來敗壞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國民黨領袖的聲譽和形象，計劃“向日本購孫黃宋劣史、黃與下女合像、警廳供鈔、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fā)行”，而這一切積極賣力的背后，就是洪述祖等借機向政府討要巨款，截留一部分滿足私欲。
調查歡迎國會團、操弄憲法起草、構陷“孫黃宋”、“匿名氏”攻擊這幾個環(huán)節(jié)依次展開，很顯然作者的分析是有深度的，由此再次證明，洪、應二人所作所為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目的或信仰，更多是由于一己私利。尚教授將宋案一層層分解開來，逐一攻克，把每一環(huán)節(jié)展開成一個平面，在此基礎上用史料構成的史實變得條理清晰，脈絡鮮活，得出的學術觀點也更加公正可信，所理解的兇手動機也更接近歷史真相。
三是對案件本身復雜人物關系的合理重組。宋案涉及人物眾多，關系復雜，除直接涉案人武士英和應夔丞指控明確、證據(jù)確鑿外，其他嫌疑人洪述祖、趙秉鈞、袁世凱皆因應宅搜獲的函電而不同程度地牽連進去，但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否如國民黨人所稱的那樣，是層層授意下去的呢？如果沒有對史料的深度剖析，單就當時人物行為和媒體造勢來解讀的話，很容易想當然。作者有心，他從涉案核心人物袁世凱、趙秉鈞、洪述祖、應夔丞的四角關系出發(fā)進行探究，分別就洪述祖與應夔丞、袁世凱與洪述祖、趙秉鈞與洪述祖、趙秉鈞與應夔丞、趙秉鈞與袁世凱的關系做了梳理。
比如洪與應的關系，這是宋案必須理清的第一層關系。作為中華國民共進會會長，應夔丞可謂劣跡斑斑、聲名狼藉，以青幫、洪幫及公口黨徒為核心成員的共進會并沒有按會章履行維持地方秩序、保障平民生計等宗旨，反而因參與湖北武昌的馬隊暴動事件受到副總統(tǒng)黎元洪的通緝。而另一位核心人物洪述祖也受困于與直接上司趙秉鈞的緊張關系，急于通過新的政績重抬自己“共和功臣”的形象，于是自告奮勇?lián)斊鹉舷率論峁策M會的使命。在這樣的背景下，洪、應二人于上海面交并迅速達成默契，稱兄道弟、開始合作。
對兩人詭秘關系的建立，作者認為，兩人擁有相似的生活軌跡，都曾在辛亥鼎革中發(fā)揮作用；兩人性格也比較類似，都非安分之人，同時口才甚好；而此次借政府名義收撫共進會，更為兩人牟取私利、開展合作提供了契機。從之后的事件發(fā)展過程來看，在洪的斡旋下，不僅取消了對共進會及對應本人的通緝，還通過江蘇都督程德全正式委任后者為江蘇駐滬巡查長，從而開啟了后面兩人的密謀合作。
再比如對袁世凱與洪述祖特殊關系的考證。作為內務部秘書的洪述祖何以能夠幾次越過其上司趙秉鈞而直接與大總統(tǒng)袁世凱取得聯(lián)系？對袁與洪兩個關鍵人物的關系，作者利用現(xiàn)有資料進行了詳細的研究。
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前，袁世凱擔任清朝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委員，洪述祖此時也被派往朝鮮協(xié)助辦理電線事務。兩人在此期間結識，洪的才華給后來的袁大總統(tǒng)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昌起義后，洪述祖積極推動南北議和，提倡民主共和，由袁做總統(tǒng)，甚至在袁的授意下草擬了清帝的“退位詔稿”，為袁氏走向權力頂峰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毫無疑問成為兩人非同一般的私人關系的基礎。袁就任總統(tǒng)后，洪述祖成為內務部秘書，然而卻經(jīng)常作為“內線人物”幫助袁處理幕后事務，這與袁的政治運作方式是相符的。作為統(tǒng)治者為了更方便達到目的，運用小人物在臺后對付政敵，是袁的一貫伎倆。
只有理清了核心人物的關系，宋案的脈絡才會變得更加清晰。就此而言，《宋案重審》既縱向將案件拆分處理，又橫向進行人物關系研究比較，確實做到了對史料的充分運用，為宋案研究作了深入有效的探索。
洪述祖
《宋案重審》亮點很多，一些評論已經(jīng)說到，在此不再贅述。同樣，《宋案重審》也有不足，也有瑕疵，表現(xiàn)在對事實的分析上及對其他成果的評價上，我認為如下值得商榷：
一是對宋教仁本人在案件中的作用缺乏足夠的解讀。宋教仁作為宋案的直接受害者，他的一舉一動對案情的影響存在潛移默化的推動作用，這個問題值得單獨拿出來探討。
宋教仁案之所以受到舉國上下關注，之所以成為后來“二次革命”的導火索，與宋教仁在憲政上的不斷追求是分不開的，以至于人們認為宋教仁之死代表著中國憲政道路之死。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宋教仁并沒有明確表達出對袁世凱當局的不滿，他只是在宣傳自己所信仰的責任內閣制和三權分立理論，而這種思想與孫中山的五權理論也不一致，袁世凱、洪述祖等人都沒有殺宋的必要性。然而3月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大獲全勝，以至可以操縱參、眾兩院，在這樣的情況下，袁世凱、洪述祖等人面對的形勢就完全不同了。對這些宋教仁在憲政道路上的努力和他最終被刺之間的關系，作者并未給予過多的關注。
二是對程德全在案件中的作用并未探討。程德全作為辛亥鼎革時第一位參加革命的清朝封疆大吏，一直以來以恢復地方秩序為己任，以保護地方經(jīng)濟和人民安定的生活為目標，可以說是盡力與革命黨人合作，宋案發(fā)生后也正是程德全前往上海主持案件審理。但是在宋案中，取消對應夔丞的通緝令是由程德全出面，應的江蘇駐滬巡查長的職位也正是由程德全委任的，洪述祖與應夔丞的交往，一直是在程德全的知曉及參與中進行。程德全在其中還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作者并未提及。
三是作者并未給予洪述祖證詞應有的重視。洪述祖出逃四年后被捕，京師審判廳處以死刑。洪述祖不服判決，拋出“燬宋酬勛位”“實系趙總理授意”的說法，然被駁回，仍按原判辦理。作者認為，洪述祖是在把主要責任推到已經(jīng)死去的袁世凱、趙秉鈞身上，為此不惜曲解相關函電，強詞奪理。然而把罪名推到袁、趙的身上對洪的罪責本身并無實質幫助，而且鑒于作者考證出的袁與洪的舊交，如果當初確實沒有袁的授意，洪述祖何必到死還硬要亂咬一口？洪述祖對自己的結局早有預料，內心已有悔悟，對袁、趙等人的指控可能不完全像作者分析的那樣。是否完全屬于為了保命而亂咬一口，是否袁、趙、洪之間有某種誤會，或者洪的領會中出了偏差，這是值得研究的。
四是對應夔丞之死的解讀并不全面。應夔丞越獄后欲北上邀功，結果于津京快車上被刺身亡。作者參考《辛丙秘苑》等書，認為應實為袁世凱秘密派人所殺，意在避免暴露其與中央的關系。然而袁世凱在自己的地盤上殺掉宋案最重要的嫌疑人，無疑會欲蓋彌彰，讓自己陷于輿論的被動，除非自己真的與此案有更進一步的牽連，才會不得已行事，何況袁克文的記錄本身也并不完全可靠。所以，我認為應夔丞之死因并非一個史學終論。
宋教仁墓，在今上海閘北公園內
五是對“宋案”與“刺宋案”沒必要特別強調、刻意區(qū)分。作者的研究前后拓展，視點前置，努力將來龍去脈梳理清楚，這樣的做法值得學習，但我認為沒有必要非得區(qū)分所謂的宋案和刺宋案。從研究思路和線索整理來看，這是作者心中有數(shù)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不過從歷史本身和已有習慣來看，刺宋案鋪開來就是宋案，宋案收起來就是刺宋案，所謂宋案與刺宋案就是一回事，只不過有些研究很直接，緊緊圍繞那個時段，有些研究比較宏大，涉及較多，拓展較廣，如《宋案重審》。但不管怎樣，事件還是同一事件，只不過同一事件里又有許多與此相關的較小事件。如果按照尚教授的區(qū)分，或許把《宋案重審》前半部分稱為“毀宋案”（歷史上也有此稱）、后半部分稱為“刺宋案”更加妥切。不過我認為沒有必要這么復雜，我們還是按照習慣，彼此互通共用。
一點讀后感，本該早就呈交，無奈瑣事頗多。感謝尚教授早早寄贈大作，感謝李想同學對此文寫作的幫助。由衷之言，敬請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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