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節(jié)選自原文摘譯，并有所刪減與調(diào)整。中文刊于《<千里江山圖>的故事》（楊麗麗主編，故宮出版社），《詭譎氣象：徽宗朝雪景畫暨蔡京題跋之政治意涵》。原文參見： HuipingPang， “Strange Weather：Art，Politics，and Climate Change at the Court of Northern Song Emperor Huizong，”in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vol. 39(2009)： pp. 1-41。本文轉(zhuǎn)載自微信公眾號“博雅好書”（boyabook）。
作者彭慧萍，現(xiàn)任職于芝加哥藝術(shù)博物館，研究方向為宋元明清書畫史、宮廷政治制度史。在這篇文章中，彭慧萍將天變雪災(zāi)、帝王權(quán)術(shù)等氣候史、政治史，巧妙融入徽宗朝雪景畫的研究中。這一跨學(xué)科的研究，啟發(fā)了美國中國藝術(shù)史學(xué)界對enviornmental landscape及eco-art history的重視，2012年后不斷被學(xué)界關(guān)注并引用。近年來，eco-art history逐漸成為美國研究中國傳統(tǒng)山水畫的新趨勢，此篇文章，可謂開山之作。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看似一幅單純的雪景圖，卻折射了1110年前后徽宗宮廷不同尋常的政治氛圍，及氣候驟降、雪旱災(zāi)頻發(fā)的自然災(zāi)禍。
徽宗此卷描繪江山悠遠的冬景山水，意境超凡。雪天無盡，雄峰險壑，溪谷掩映平江之上。盡管蕭條的山水間不乏人煙，畫卷起首處漁樵客點綴其間，然而展卷至中段，千巖疊嶂，層巒封鎖，深遠之境更將觀者遠拒千里之外。旁觀者其實可望而不可及，難以進入此一與世隔絕的天外雪境。
北宋傳統(tǒng)的漁樵題材如許道寧《漁舟唱晚圖》、王詵《漁村小雪圖》慣見眾多漁船熙來攘往、集結(jié)群釣，《雪江歸棹圖》卻大相徑庭，以畫卷正中央的核心位置，刻畫一位遺世獨立的獨駕扁舟者。北宋以降漁父圖的歡樂氣象，至此似為之轉(zhuǎn)變，取而代之者為孤寂惆悵的漁父，強烈暗示了《雪江歸棹圖》“漁父”的非常之意。傳統(tǒng)漁父圖謳歌村野茅舍的質(zhì)樸之美，而《雪江歸棹圖》卻刻意于畫卷末端，點出廟堂玉宇，及岸邊一位迎接歸帆的引航者。
重新理解此時期雪景題材的途徑之一，為探尋北宋以降畫家、贊助者與觀者，如何看待并理解雪景。有趣的是，北宋中晚期四季山水題材中，冬景或雪景畫所占比例日增。室宗畫家王詵、官僚畫家王榖、李公年、梁師閔等皆熱衷描繪雪景。以《宣和畫譜》為例，燕肅27幅山水即有19幅為雪景，許道寧與宋迪畫半數(shù)為雪景，郭熙、王詵與趙孝穎之雪景達七五成之多，而著錄見存的王榖與趙士腆畫則俱為冬景。《宣和畫譜》所收五代至北宋末的山水畫中，冬景圖較于其余季節(jié)，亦呈現(xiàn)比例增加的傾向。此外，北宋書家如黃庭堅、陳瓘于尺牘中，均嘗抱怨經(jīng)冬之寒。這些書畫家出身的里籍、地域、宗教信仰、門第各異，卻不約而同頻繁關(guān)注雪景題材，此折射了外在于人文的氣候制約因素：氣候變遷或許是北宋中晚期雪景題材劇增的原因之一。
梁師閔《蘆汀密雪圖》 故宮博物院藏
據(jù)樹木年輪、冰核碳元素變化及諸項科學(xué)勘測分析，古大氣科學(xué)家推測公元800-1000年間為相對氣溫較高的“中世紀溫暖期”，降雪于該時段內(nèi)被稱為“瑞雪”，此時期君王常召群臣禱雪，或召畫師繪制“賞雪圖”等主題山水。相對之下，1100-1190年間進入“寒冷期”，這場由北宋末至南宋初，將近百年的冬季奇寒，影響中國生態(tài)、經(jīng)濟與環(huán)境甚深。由于此前二百年間氣候溫暖異常，“寒冷期”之低寒相較之下更可謂劇變。
整理北宋文獻，徽宗末年的氣溫嚴寒，使秋冬莊稼難收，民生飽受雪災(zāi)之苦，農(nóng)事經(jīng)濟危機叢生，最終導(dǎo)致國衰民變。根據(jù)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徽宗朝開封冬季奇寒，無蔬菜可生。《墨客揮犀》亦載，地處亞熱帶的福建地區(qū)百萬荔枝慘遭寒凍。時至1110年時，風(fēng)雪劇寒饑荒遍地，流離失所者不計其數(shù)。最后，“寒冷期”成為遼金北騎南侵、北宋覆滅的眾多導(dǎo)因之一。
研究古氣象學(xué)的當代學(xué)者重構(gòu)的中國歷史時期氣溫變遷資料
倘若我們重新考察《雪江歸棹圖》及1110年三月初一日的蔡京題跋，便可發(fā)現(xiàn)該跋正寫于北宋末寒冷極盛期的雪降災(zāi)荒之年。若將《雪江歸棹圖》與雪旱災(zāi)荒、稼穡歉收等國衰民變相聯(lián)系，則我們不得不追問，徽宗時代對雪景的態(tài)度，是否與早先中世紀溫暖期內(nèi)君臣賞雪的歌詠心態(tài)別無二致？年輕且熱衷雪景的徽宗是否意識到，此情此景所處之季節(jié)，正無情摧殘著他的天下？我們是否需重新解讀寒冷期下的《雪江歸棹圖》及雪景題材？
值得注意的是，蔡京于《雪江歸棹圖》詩跋末段，話鋒一轉(zhuǎn)，盛贊徽宗以丹青妙筆“備四時之景色，究萬物之情態(tài)”，頌揚徽宗明察秋毫，神智與造化相等。值此天下寒苦之際，蔡京對徽宗仍阿諛稱頌。于此，我們固然可以解讀為臣僚向君王粉飾太平，但蔡跋的意圖與徽宗畫中的弦外之音恐甚于此。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拖尾蔡京跋
蔡跋署銜更異乎尋常：“大觀庚寅季春朔，太師楚國公致仕，臣京謹記?！彼^致仕乃指權(quán)臣官僚退隱或辭官。太師楚國公致仕指涉蔡京于大觀庚寅年題跋之前已遭罷官。
其“楚國公”與“太師”等雙重銜位皆已卸除。蔡京觀畫題跋時，正處于其宦海生涯之低潮期。早年神宗熙寧年間，蔡京拜相之前，反對新法之蘇軾與舊黨，便上書將水旱災(zāi)變歸咎于上天降怒于新政的天戒：
胡為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如災(zāi)，莫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渴雪。
舊黨除了控訴雪旱災(zāi)變?yōu)樯咸鞂π抡粷M的警惕外，亦借機攻訐王安石所謂“天變不足懼”等妄語。1073-1074年間秋、冬、春三季皆寒，繼之以持續(xù)五個月的大旱，東北地區(qū)餓殍遍野。鄭俠借此向神宗進《流民圖》力陳王安石新政之害，并暗示新法擾亂陰陽，遭致天罰而降旱于民?！读髅駡D》中慘不忍睹的饑民、災(zāi)民等群丐乞食圖像歷歷在目，致使神宗與慈圣、宣仁兩宮太后驚訝萬狀。1074年四月，王安石辭官罷相，舊黨得勝。
1100年，舊黨再度借題發(fā)揮，此年三月出現(xiàn)日蝕，陳瓘伙同元佑、元符舊黨人聯(lián)名上書哲宗，以日蝕為“兇兆”扳倒蔡京。1100年三月至1102年三月年間蔡京遭罷，連貶南謫至太原府，永興軍，江寧府，提舉杭州洞霄宮，定州，乃至大名府。1101年一月向太后駕崩，年僅十九歲的徽宗皇帝登基，蔡京得勢的機會降臨。1102年三月蔡京奉召返京，任職翰林學(xué)士承旨，廣結(jié)黨羽培植勢力。1102年五月，蔡京取代韓忠彥為尚書左丞，同年七月取代政敵曾布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于1102年七月十一日置講義司展開新政，于1103一月晉升尚書左仆射，1107年十二月升太尉，并于1108年一月官拜太師。
《雪江歸棹圖》局部
人禍可躲，天災(zāi)難擋。北宋末頻繁出現(xiàn)的嚴寒、雪旱災(zāi)等天災(zāi)，已深刻撼動徽宗王朝的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氣候嚴寒下，蔡京新政需耗費額外的資財，增設(shè)新的賑濟機構(gòu)如安濟坊、安濟院、將理院、居養(yǎng)院，供應(yīng)饑民糧藥、住所、柴火及冬衣，助其渡過寒冬之年。多數(shù)賑濟機構(gòu)創(chuàng)設(shè)于秋冬，可知天寒對蔡京新政造成的負擔(dān)。與農(nóng)業(yè)、濟貧相關(guān)的蔡京新政諸項措施，亦因財力耗竭而付諸東流。王安石新政受挫于天災(zāi)半途夭折，而蔡氏的改革同樣因天寒遭撤。
值此寒冷期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每況愈下之際，徽宗愈加迷信災(zāi)祥之說。1109年六月一日，反蔡黨人毛注、石公弼、張汝明、張克公等聯(lián)名上書彈劾蔡京，三日之后蔡京罷相。盡管短時間內(nèi)，反蔡黨人的激烈彈劾略微晃動了徽宗對蔡京的信任，但徽宗于私仍寵愛蔡京。蔡京雖罷相降官，僅授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等閑職，雖由“魏國公”降為“楚國公”，但徽宗仍準其“守太師致仕”，并“賜第京師”“請給恩并依現(xiàn)任宰相例”。
反蔡黨人的群起撻伐并不能真正扳倒蔡京，諷刺的是，反倒是一顆顆無辜的小星星（所謂“天變”，或者說對天象的附會）導(dǎo)致蔡京的數(shù)次倒臺?；兆诔跄陮τ诜稹⒌郎袩o偏好，而蔡京喜佛，因此徽宗中晚期對道釋方術(shù)的眈戀，亦非受蔡所指使，或許徽宗的道教信仰，系新舊兩黨經(jīng)年累月煽動術(shù)士、利用天變角逐抗衡所使然。激烈政爭下，日蝕、太白晝見均被在野黨(反蔡黨人)闡釋為宰相竊國的征兆，凡此星變，對當朝宰輔多為兇兆。彗星預(yù)示了君喪臣叛，或北狄寇邊，或“見則兵起，大水……光芒所及則為變”。
1106年初至三月間，“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震懼”。該年二月十三日，蔡京罷相，謫居浙西。蔡京政敵趙挺之取而代相。次年五月，徽宗“命諸州大索知天文術(shù)數(shù)人送闕下”，由是術(shù)士在徽宗宮廷中影響力愈增。
《雪江歸棹圖》局部
其后另一彗星出現(xiàn)，又替蔡京政敵平添口實，闡釋為天兆。蔡京勁敵張商英深諳徽宗的兩大弱點：迷信災(zāi)異、猜忌大臣，于是密與術(shù)士郭天信勾結(jié)，欲鏟除蔡京。1109年六月，郭天信密報日中有黑子，徽宗命郭釋之，郭稱此象大兇，因蔡京觸犯天怒。早年端王(徽宗)于潛邸時，郭天信嘗預(yù)言其“當履天位”，徽宗即位后，郭因預(yù)言實現(xiàn)而“往往稱于內(nèi)朝”，其占卜成為朝中危險的政治武器。張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談之助，險與相結(jié)”。數(shù)日之內(nèi)，郭向徽宗密報日中黑子達三四次之多，且稱為蔡京亂國之兆，“上始疑京，故罷”。于是同月蔡京罷相，革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之職銜。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蔡京“詔賜致仕”，原有的“太師”與“楚國公”等銜俱遭革除。
1109年十一月至1110年三月間，“臺諫交論其惡”，本當被逐出京師的蔡京借口“仍提舉修《哲宗實錄》”，而滯留京師，接近徽宗。稍后，徽宗“賜第”蔡京于蘇州南園，暗示其將遠謫蘇州。1110年二月初二，徽宗在張商英面前透露對蔡的不滿，徽宗、張商英的此番君臣“對談”，更令蔡京仕途雪上加霜。同月，徽宗擢張商英為中書侍郎，蔡京處境更加尷尬。1110年三月，徽宗召蔡京觀《雪江歸棹圖》之際，蔡正處于失勢期。此時他已無力自保，難逃南貶蘇州的命運。蔡京或許命犯災(zāi)星，但當其失寵之際，仍然掌握兩大運籌帷幄之謀略： 一為書法，一為上言符瑞，以祥瑞之報，消弭那些曾經(jīng)將其扳倒的災(zāi)異之言。
書法乃蔡京翻身之首選利器。其手書“崇寧錢文”1102-1106年間被印于崇寧紙鈔之上，手書《元佑黨籍碑》、“大觀圣作之碑”六字題額及“皇帝賜辟廱詔”碑額均廣為刊刻，遍傳宇內(nèi)。其筆力之剛健雄強，遠勝于其政敵。
宋徽宗《聽琴圖》蔡京跋 故宮博物院藏
蔡京以行書大字題跋《雪江歸棹圖》。成書于1123年前后的《宣和書譜》亦錄有徽宗御府收藏的兩幅蔡京《雪詩》?！缎蜁V》盛贊其“行書如貴胄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稱其“制誥表章，用事詳明，器體高妙。于應(yīng)制之際，揮翰勤敏，文不加點，若夙構(gòu)者，未嘗起稿”。如此高之評價，加上御府所藏蔡京書法達77件之多，讓我們明白了雅好書畫的徽宗為何如此屬意于他。蔡京憑借題跋詩文與碑銘篆額，巧妙地標榜了自身作為政治文人的過人才學(xué)。據(jù)此可以進一步理解，當1110年三月，政治失勢的蔡京應(yīng)制替徽宗《雪江歸棹圖》題跋之際，為何選用意氣赫奕的大字行書，跋文為何夾詩夾文如同表章的意圖。上乘的書法不啻為打動精通鑒藏的徽宗的一步妙棋。
當祥瑞再現(xiàn)，或者說被制造出來時，蔡京借用舊黨星占歷法之術(shù)，立即上表“表賀符瑞”以取悅徽宗。昔日新黨王安石因“天變不足懼”等語成為舊黨撻伐的把柄，如今蔡京則謀求反制之道，轉(zhuǎn)災(zāi)為祥，向徽宗勸誘天文異象并非災(zāi)異，而是瑞應(yīng)。借由對吉、兇等話語的雙面詮釋，以及偽造的“符瑞”，蔡京可謂曲盡文飾、滔滔雄辯終而立于不敗之地。1103年四月十九日，術(shù)士觀天奏報五星聚奎之象(漢代以降，五星合聚向被視為帝國覆滅的兇象)，蔡京卻反稱為承平之兆。
蔡京以太平瑞應(yīng)的闡釋化解徽宗的焦慮，將天象、朝綱玩弄于指掌。1106年二月彗星出現(xiàn)， 趙挺之聯(lián)合三十余黨羽上表彈劾，導(dǎo)致蔡京二度罷相，然而彗星對彼時的蔡京已成為雙刃劍：同年三月彗星沒，蔡京奏報“龍驤當天變”(即彗星的出現(xiàn)，充其量不過導(dǎo)致一匹宮馬之死)。1107年一月，蔡京再度被起用，召復(fù)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六日后蔡京向徽宗稱賀符瑞， 因有甘露降于帝鼎。一個月后趙挺之罷相，五日之后趙死，蔡得勝。如前所述，1100年的日蝕導(dǎo)致了蔡京首度罷相，而當1107年十一月日蝕再度出現(xiàn)，蔡京已能化兇為吉，搶先一步上奏徽宗“日有食之，以不及所當食分，率臣稱賀”。
《聽琴圖》局部
新舊兩黨充分利用徽宗迷信的弱點，兩黨競相以圖畫為政治利器，進呈徽宗瑞應(yīng)圖象。1109年九月時值南方諸省大旱，張商英進呈徽宗《袁州瑞禾圖》與嘉禾頌表賀所謂的“嘉禾大稔”，京黨則反唇相譏，駁斥高莖沉穗的嘉禾形象為“媒孽”。繪畫如何影響朝政、如何被轉(zhuǎn)借挪移，遂成為徽宗朝詮釋忠奸正邪的政治話語。凡此均為有趣的事例，祥瑞之說、災(zāi)異之辯至此淪為黨同伐異的利刃，使諸事諸物均附會言外之意，雙黨皆可打擊政敵、雄辯災(zāi)祥。倘若連高莖大稔都能雙向闡釋為嘉禾或媒孽，在此種語境下，那么與此類似的其他繪畫亦可具有雙向意涵。徽宗朝雪景圖可有弦外之音？《雪江歸棹圖》是否亦被雙黨闡釋，或卷入災(zāi)祥之辯？
讓我們回到對雪景圖意涵的討論。在“中世紀溫暖期”內(nèi)，冬雪為瑞雪，瑞雪象征來年豐收之吉兆，賞心悅目的冬景山水與雪景圖皆令觀畫者引發(fā)詩思。著錄所載王維雪江勝賞圖、李煜令宮廷畫師繪制的《賞雪圖》、遼慶陵墓室壁畫的冬景山水圖皆繚繞浪漫悠游的詩意。北宋初太宗、真宗亦率群臣祈禱降雪。
但“寒冷期”內(nèi)的雪景圖卻可能發(fā)人愁思。曾敏行《獨醒雜志》記載：“東安一士人善畫，其作江天莫雪[圖]則不見雪，第狀其清朗苦寒之態(tài)耳?！惫跤小岸綉K淡而如睡”之論?！缎彤嬜V》、《山水純?nèi)芬嘤小岸交桷掺枞思偶拧敝?。寒冷期?nèi)的民生之苦使觀畫者對雪景圖引發(fā)災(zāi)異之聯(lián)想。
1110年三月蔡京詩跋《雪江歸棹圖》在某種程度上或可稱為“雪詩”。根據(jù)陳瓘(張商英黨人)于1113年十月彈劾蔡京的蠱惑圣聽之罪：
災(zāi)異不言，而祥瑞轍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詠替，其視天變，曾不若童稚之可侮---陳瓘論蔡京之惡，曰：不畏上天，反其情也。
陳瓘的彈劾同樣讓我們看到了蔡京如何指災(zāi)為祥，如何以“瑞應(yīng)”之說左右圣意?！堆┙瓪w棹圖》之蔡京詩跋寫于三月。如陳瓘所言，蔡京將三月之雪指為“瑞雪”，并“作詩詠替”，那么《雪江歸棹圖》蔡跋中詠替雪景雪意、圣筆丹青等語亦暗含“祥瑞”之意。而“祥瑞”于徽宗宮廷政治語境中，并非僅單指自然現(xiàn)象的瑞應(yīng)；天象的解讀時常取決于人事之臧否。祥瑞之說與災(zāi)異之辯可謂徽宗宮廷的政治利刃，雪景圖亦含帶多重寓意。
宋徽宗《芙蓉錦雞圖》 故宮博物院藏
1109-1110年間的奇寒與大旱甚令徽宗憂慮焦勞，蔡京此時亦不勝煩惱，唯君臣二人心病不同。1109年六月以后的蔡京已遭罷相，貶謫在即，而其政敵仍施故技，歸咎雪旱災(zāi)為天罰之禍，因為蔡京怒犯天命。1109年臘月至1110年間，舊黨再度攻擊蔡京，謂其早先為應(yīng)付天寒而設(shè)置的濟貧機構(gòu)，為耗竭國力的禍首之一。但星變、奇寒、大旱等天然災(zāi)變，凡此種種與宰輔何干？為何蔡京履因天災(zāi)，遭三度罷相？當1110年三月，徽宗對其出示《雪江歸棹圖》，蔡京又應(yīng)該如何自辯，如何力挽狂瀾，在宦途窘境的孤獨中，利用雪詩題跋，向徽宗隱訴自己的無辜，僅為天災(zāi)的替罪羔羊？
天道無窮而運命無常，宰輔之榮辱竟取決于天象。蔡京于《雪江歸棹圖》題跋的行文中段， 語重心長，借用天地萬物變化無方，緩慢折射其一生起伏的政治運數(shù)：
天地四時之氣
不同萬物生天地間
隨所運
(氣候)炎涼
(星變)晦明
(莊稼)生息
(政治)榮枯
飛走蠢動
變化無方
莫之能窮
時局的慨嘆為人動容，蔡京的心思隱然流瀉。彗星、黑子致其倒臺，雪旱荒年亦歸咎于他，此際為蔡京的政治冬天，最近的將來即將遠謫，然而他更冀盼“運”的流轉(zhuǎn)。四時之氣隨所運輪回，寒冬之后將伴隨春回。蔡京苦于仕途“寒冬”，但他盼望政治的春天。跋中強調(diào)“所運”及“變化”，因為自身正坐以待“變”。
蔡京藉跋語頃訴己志，而徽宗呢？徽宗是否能體察此中暗語？蔡跋之所以如此表示，是否因接收徽宗畫中的某種暗訊， 因此題跋為之應(yīng)和？
徽宗于《雪江歸棹圖》前半段，營造了江山雄偉的寂寂之境。且觀蔡京如何展卷解讀、如何展露文采風(fēng)流：
臣伏觀御制《雪江歸棹》，
水遠無波
天長一色
群山皎潔
行客蕭條
鼓棹中流
片帆天際
雪江歸棹之意盡矣
“片帆天際”已可謂孤寂之至，而關(guān)鍵之處更在于“行客蕭條，鼓棹中流”。蔡京是否自喻為遠離廟堂的“行客”？“鼓棹中流”是否暗擬其所自處的政治困境？恐怕蔡京確有此意——倘若我們展開全卷，畫卷中段最顯要處，一孤瘦的漁父獨自泛舟，身處丘壑而面朝觀者(徽宗為蔡詩的讀者與觀者)。漁父的身后為山村野舍，身前則有千巖險壑(影射朝政之譎詭)，重重疊嶂阻斷了漁父的歸途。畫卷末端的臺閣寺廟——或者說是朝廷廟堂之轉(zhuǎn)喻——當為漁父歸棹之所，或觀畫者蔡京的終極企盼之所，然而，值此遭貶時刻，漁父行船于險境之地，卷末的廟堂仍不可企及。
《雪江歸棹圖》全卷中央獨行的漁父
徽宗為何在雪景中突顯漁父？成畫之際又是否以蔡京為潛在的“觀者”？此一問題雖無法直接得知，但“雪江歸棹圖”的畫題命名此前罕見?；兆诓环Q雪圖或群峰雪霽圖等傳統(tǒng)命名，而是別出心裁，以特殊的題名，于開卷處明言“雪江歸棹圖”五字。此舉此稱謂，或已透露出徽宗暗示觀畫者即將遭貶(處于“雪江”險境)，而后復(fù)召歸朝的“歸棹”意味。
史載“京起于逐臣”，六十五歲的蔡京在題跋《雪江歸棹圖》時正遭逢第三度的罷相貶官。而據(jù)其經(jīng)驗，此前每次貶謫遠方，短暫數(shù)月或一兩年后旋又受召返京輔政。歷經(jīng)幾度起落波折之后，時至1110年三月，閱歷豐富的蔡京對于徽宗題辭的弦外之音，恐怕早已敏感入微。
《雪江歸棹圖》卷末所描繪行船歸來的“歸棹”之意
倘若徽宗果真對蔡京產(chǎn)生反感，恐怕不必費心召喚逐臣觀覽此卷，且容忍其題跋于御制畫卷與圣名并列。倘若徽宗不曾心懸蔡京，或許不需精心設(shè)計，點繪漁父于雪江之中，卷末以廟宇暗示歸趨?；兆谡俨叹┯^覽四季山水，四季的輪回似宦海的沉浮，而蔡京在冬景山水中，看到了踽踽獨行的自己。
逐臣揣測帝王的心思，蔡京的解讀是否正確？是否完全能領(lǐng)略徽宗畫中的弦外之音？尤其在此跋的前一個月，徽宗剛“詔以其南園賜之”，蘇州南園常為宋代罷相逐臣的謫居之所，賜第南園暗示南謫在即，此一惡兆，蔡京自當深為憂懼?！堆┙瓪w棹圖》的蔡京跋語低調(diào)而哀凄。王偁《東都事略》載：
徽宗雖寵用之，然亦屢起而屢仆，京每聞其將退，必見徽宗，叩頭求哀。
《雪江歸棹圖》的這款題跋是否為蔡京另一次“求哀”或妥協(xié)？我們至少可以假定，蔡京觀畫時已然領(lǐng)略圣意，對徽宗的暗示已心照不宣。
蔡京借書法詩文巧為求哀，徽宗是否亦借由召蔡京觀畫、題跋，借機弭合君臣的私誼？既然君臣二人皆深諳詩文，書畫賞鑒造詣均高，則1110年三月初一徽宗是否借由“藝道”為手段，以畫撫之召喚蔡京？
盡管年輕的徽宗于私借詩文書畫籠絡(luò)蔡京，然而政治時局卻令徽宗于公苛刻待之。即位為皇帝，先天上已經(jīng)命定徽宗往后必須與群臣周旋，于權(quán)臣黨派角逐斗毆間，從中謀取政治的天平與治國權(quán)衡?；兆趯徱晻嫷难酃獠辉偌兇?，也無法再回復(fù)端王時期的單純。如同伊佩霞等學(xué)者指出，徽宗御藏之書畫、藝術(shù)贊助及文化活動，常暗藏世故而復(fù)雜的政治功能。早在1110年之前，徽宗不時先貶蔡京，召歸后，復(fù)替蔡京設(shè)宴款待，召其觀覽御制書畫并留下題跋。正是籍此詩文書畫往來唱和，徽宗與蔡京舊怨弭逢，私誼日篤。1107年正月，徽宗在召復(fù)蔡京輔國之后，三月便“賜宰相蔡京等宴”。俟“君臣慶會閣”落成，又命蔡京應(yīng)制題詩，并于“十月庚申，(徽宗)和賜蔡京君臣慶會閣落成詩”。此外，徽宗于1107年三月御制親書《八行碑》正文，并命蔡京于碑文上撰寫“大觀圣作之碑”六字題額。當此君臣合書之碑文、題額刊行，廣頒天下郡縣庠序，君臣二人交誼之篤亦便隨之昭告天下。
除去書畫外，徽宗另以文玩巧藝等象征意涵為媒介來召喚蔡京。1112年正月，當蔡京南謫杭州，徽宗暗中派遣王黻至杭州，賜蔡京盒裝茶藥若干。蔡京啟封時，赫然發(fā)現(xiàn)某盒底暗藏一只徑長七寸的白玉環(huán)，他瞬間領(lǐng)會玄機，迅速命家人打點行囊，等待還朝。蔡京明白所謂“環(huán)”者，循環(huán)往復(fù)也?！碍h(huán)”不但與“還”、“喚”諧音，且“玉環(huán)”亦與“欲還”諧音。徽宗表面上贈其白玉環(huán)， 實則暗借其語帶雙關(guān)，而蔡京立即破解暗訊， 君臣二人心照不宣。不出兩日，1112年二月初一徽宗頒旨，復(fù)召蔡京還朝輔政，且“特復(fù)蔡京太師，仍舊楚國公致仕，于在京賜第居住”。
獲賜玉環(huán)之后，蔡京終于否極泰來。同年三月抵京赴闕，并于二十五日“朝見引對”?；兆讷@準蔡京“依舊服玉帶，佩金魚”。四月賜宴蔡京于垂拱殿、太清樓，盡管兩日前不祥之兆，且滅又復(fù)現(xiàn)多達二、三次 。
蔡京終于又回復(fù)到政治的春天，即便日中黑子亦不成威脅。1112年五月，徽宗御筆手詔，駁斥反蔡黨人為“奸邪小人，造謠中傷”，誣蔑罪狀。不僅如此，徽宗還對復(fù)相的蔡京褒揚有加。
1112年六月蔡京復(fù)位太子少師，八月十一日復(fù)進太師，十一月進封魯國公。其新政亦恢復(fù)如舊。政敵張商英于1111年四月罷相“自便”，1111年八月至次年間屢遭遷謫于邊遠瘴癘之地。在風(fēng)云多變的徽宗朝時局里，轉(zhuǎn)瞬間，此二人的仕途榮辱已乾坤倒轉(zhuǎn)，風(fēng)水輪流。如此戲劇化急轉(zhuǎn)直下的結(jié)局，終宋之世，宋人常笑嘆天道循環(huán)：“不知商英既去，而蔡京復(fù)來矣?！?/p>
1113年閏四月，徽宗于春天賜給蔡京一幅揮毫壯麗的春景巨帙：《千里江山圖》。此一青綠山水由徽宗指導(dǎo)的畫師王希孟應(yīng)制，江山無盡，氣勢雄奇，由命題布局、重彩敷色，乃至茂林修竹、亭臺樓閣，無一不展現(xiàn)皇家富貴的氣象，以及江山永固的致賀之意。蔡京至此，已位極人臣，相位鞏固。更有甚者，徽宗示意蔡京題跋，并謂京曰：“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在政治春天里，蔡京此時的運命循環(huán)，已與昔日跋《雪江歸棹圖》窘困的冬景迥異。由《雪江歸棹圖》與《千里江山圖》二卷之畫與跋，可旁窺出徽宗朝臣之運命結(jié)局。
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卷拖尾蔡京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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