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總結美國學者的三次中國地質考察，第一次是1860年代，美國地質學家和探險家龐培里（Raphael Pumpelly，1837-1923) 考察華北；第二次是1903至1904年，美國地質學家維里士（Bailey Willis，1857-1949）在卡耐基研究所資助下考察中國；第三次是1920年代，美國探險家安竹斯（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帶領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在中亞蒙古的考察。丁文江的這段言論成為中美近代地學交流史的定論，但他卻忽視了美國地質學者1909年的一次中國考察。不過，這不能全部歸結于丁氏的疏忽，因為此次考察是在教育名義下進行的，而且考察成果并未公開面世，而是塵封于檔案館。
二十世紀伊始，崛起的美國開始重視在中國的影響。190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在洛克菲勒基金支持下，決定派出東方教育考察團（Oriental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考察中國，尋求最佳合作方式，并由芝加哥大學地質系教授錢伯林（Thomas Chrowder Chamberlin, 1843-1928）和神學院教授伯頓（Ernest DeWitt Burton, 1856-1925）共擔此任。
托馬斯?錢伯林為美國著名地質學家，1866年畢業(yè)于威斯康星州比洛特學院（Beloit College），1893年應邀組建芝加哥大學地質系，并任系主任。1901年錢伯林就曾致函芝加哥大學校長，建議芝加哥大學加強與中國合作，以地質幫助中國，招收中國留學生，培育地學人才，助其開發(fā)自然資源，造福國家與人民。錢伯林前往中國的愿望終于在1909年實現。
1909年1月，錢伯林在兒子兼助理羅林?錢伯林（Rolling Thomas Chamberlin, 1881-1948）的陪同下動身前往中國。羅林?錢伯林1907年從芝加哥大學地質系獲得博士學位，隨后留校執(zhí)教。錢伯林父子此次中國考察的主要任務是考察地形、氣候以及自然資源，特別是土地利用，研究它們對于教育的意義以及教育機構的合適選址，同時探索中國引入自然科學方法的可能性。
考察團在四川觀音橋客棧，中間兩人為錢伯林父子
為了此次中國考察，考察團動用了強大的教會、官員及學術關系網絡準備安排行程。首先是教會。1908年考察團聯系在美國加州大學任教的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商談考察之事。傅蘭雅是著名傳教士翻譯家，一生在華三十余年。其次是中國要員。考察團通過清朝駐美使官結交中國大員獲取庇護，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端方。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是當時開明的滿族要員之一?？疾靾F獲得端方的接見和支持，打入中國的官方網絡，為考察鋪平了道路。最后是美國地質學者。 1903至1904年，美國著名地質學家維里士考察中國。老錢伯林與維里士私交甚好，常向其詢問有關中國的問題。有趣的是，維里士在中國考察時曾經雇傭一名叫李三的向導。李三為人練達，有一定的英語功底，對考察甚有幫助，因此維里士將李三推薦給錢伯林。李三不負眾望，在考察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例如當錢伯林在張家口因被誤認為傳教士而找不到旅店時，幸虧李三在此有多年的販馬經驗，最終找到一處安身之所。
錢伯林一行從美國加州乘坐輪船于1909年2月抵達中國上海，至6月從東北乘坐西伯利亞鐵路火車離開中國，前后共四個月，期間通過輪船、火車、馬車、轎子、步行等方式，先后考察江蘇、廣東、廣西、湖北、四川、河南、直隸、山西、奉天等十三省?？茖W的地質學訓練使錢伯林父子具有敏銳的野外觀察力。在考察途中，老錢伯林思考了很多中國的現實問題，如鐵路，自然資源，農業(yè)問題，以及西方醫(yī)學、教育如何適應中國等，他甚至為中國規(guī)劃出完整的鐵路網絡。更多的時候，老錢伯林不顧旅程勞頓，在中國鄉(xiāng)村逆旅如豆的油燈下奮筆疾書，撰寫中國考察筆記。而小錢伯林，則將每天所見所聞寫成日記，同時利用攜帶攝影器材，沿途拍攝沖洗七百余張照片，圖文并茂地記錄了中國，這在晚清教育、地質與地理的研究上有重要價值。
首先是教育。錢伯林父子以科學角度觀察記錄中國，因為考察團名為教育，所以在教育方面著墨很多。錢伯林父子每到一地，即訪問學校與學堂等，了解辦學現狀，探索朝野對教育的態(tài)度。例如3月5日在漢口參觀男女學校，發(fā)現男校的學生反應優(yōu)于一般美國同齡學生。而女校的校園甚至比城內的官衙更有吸引力。錢伯林認為，中國教育的弊病在于學校專業(yè)師資很有限，大多數資源都是為了維持冗雜的教育官員——通常官員人數與老師之比是15：6。而朝廷朝令夕改的政策，對科學工作欣賞的缺乏以及大量冗員坐食經費，是中國教育的首要危害。
對于教會教育，錢伯林父子也有不同于他人的見解。他們訪問了中國許多教會學校，廣泛接觸傳教士和在華外國人，但是發(fā)現教會和傳教士對科學仍持有懷疑態(tài)度。因此，他們建議在中國開辦教育事業(yè)，應以大學為主體，獨立于教會，這是美國對華教育的一個重要轉變?？疾靾F最終的結論是西方對中國最大的幫助應該是醫(yī)學教育，即通過建立設備精良的醫(yī)學院，訓練中國人解決自己的衛(wèi)生和健康問題。這為洛克菲勒基金在北京建立協和醫(yī)學院奠定了基礎。
其次是地質。錢伯林父子均為地質出身，觀察精到細致，對沿途地形地貌用功最多。而他們的考察任務就是通過考察中國的地質地理，服務教育。例如在華南考察之后，錢伯林認為廣州不適合建設大學，因為氣候太酷熱，而且可利用的土地太少。 錢伯林父子考察用功最深的地方是四川。他們的四川旅行始于1909年3月，沿長江過巫峽、奉節(jié)、云陽、至萬州上岸，然后從陸地穿越四川，經分水、梁平、大竹、渠縣、南充、蓬溪、射洪、中江、到達灌縣，后沿岷江經成都、郫縣，彭山、樂山到宜賓，再順長江而下，經重慶、豐都、忠縣，回到萬州，之后東出三峽于5月返回武漢。近兩個月的四川之行，無論三峽的古生代的地層剖面，寒武紀底部的冰川遺跡，還是蓬溪縣的鹽井，大竹縣的煤窯都令錢伯林父子感嘆不已。四川考察中，小錢伯林還手繪了十余張地質圖，戲稱四川的地質考察之旅是對被“強征”來做教育考察的補償。
錢伯林父子對于北方的黃土地區(qū)和蒙古高原也是興趣盎然，時有高見。例如在河南，錢伯林父子沿京漢鐵路北上，發(fā)現沿途沙丘逐漸增多，沙丘之上并非普通樹木，而是碩果累累的果樹，便推斷這種沙丘是沉積的黃土而非平常沙子?？疾靾F抵達北京之后，張伯林父子又忙中偷閑從張家口上至蒙古高原邊境，考察是否有古代冰期的證據，考察之后發(fā)現，小湖僅僅是火山巖地區(qū)的凹陷盆地，而非冰川證據。
再次是地理。在考察中，中國沿途變換的地理景觀如鄉(xiāng)村，城鎮(zhèn)，稻田，水車，牌坊，石橋，古塔，廟宇等都令錢氏父子嘆為觀止，屢屢駐足參觀。例如在四川云陽縣參觀張飛廟，在成都灌縣的拜訪李冰祠，在河南走訪尋常村落。在所有的地理景觀中，錢伯林最注重農業(yè)，因為它直接反映當地人與自然的關系。成都平原的麥豆同作，成熟的輪作制度，嫻熟的肥料運用都令錢伯林擊節(jié)贊賞。而河南以梯田開發(fā)利用山坡，其富有的創(chuàng)造性和建設性，可為美國山區(qū)開墾所借鑒。
成都的滿城
折服于中國古老農業(yè)文明之時，錢伯林并未忘記以科學家的身份指出問題。例如在兩廣的西江流域，他指出當地砍伐森林以及運用科技方面有巨大錯誤。同時，錢伯林就中國農業(yè)發(fā)展提出自己的見解。例如他建議直隸平原發(fā)展風車磨坊，充分利用風能，同時建設水壩，控制雨水和河流。在中國考察中，錢伯林父子欣賞中國農業(yè)所展示的古老文明的內在力量，同時也注意到中國農民頑固的疾病和仍處于中世紀的醫(yī)療衛(wèi)生條件，這正是考察團可以努力之處。
最后是王朝的新與舊。錢伯林父子在大清王朝末年見證了王朝的開放與保守。例如張之洞主持的漢陽鋼鐵廠，上海與漢口等口岸的現代學校，東北訓練有素的新式警察，無不展示了清王朝的改革的力度。不過在欣欣向榮的背后，實則危機四伏。例如漢口鐵廠將最好的鐵礦石出口賣給日本，自己只用二等礦石，如此尚資不抵債，而且坐吃山空，缺少對未來所需鐵礦的勘探和研究。在澳門附近，錢伯林父子親眼目睹一艘懸掛英國國旗的貨船堂而皇之地在一艘軍艦護衛(wèi)下，卸載鴉片，銷往澳門。清王朝的式微最能體現在北京鼓樓。晨鐘暮鼓曾經是帝國的象征之一。而錢伯林在北京所見到的鼓樓幾近荒廢，初來乍到的小錢伯林甚至將這種對公共建筑的極端漠視歸結為中國人的某種特質。
漢陽鐵廠
錢伯林父子的中國考察前后四個月，行程萬里，取得豐厚的成果，但也損耗了老錢伯林的健康，因為那時他已經65歲，來中國之前體重215磅，考察結束之后只剩180磅。同時，數月的艱苦旅行和粗糙的食物誘發(fā)了他嚴重的胃病舊疾，并折磨其余生。中國考察標志著老錢伯林一生野外考察的終結。而對于小錢伯林而言，中國考察則是他職業(yè)上的一個轉折點，他因此體會到野外考察和旅行的樂趣。此前他的學術興趣徘徊于化學和地質之間，中國考察之后，他將地質學作為了一生的追求。
1909年夏返回美國之后，錢伯林父子各寫了兩篇有關中國的文章。除此之外，錢氏父子的中國考察便塵封于檔案館中，在中美學界都鮮為人知。2016年學苑出版社出版的《錢柏林中國考察檔案匯編》（上/下冊）綜合了美國比洛特學院檔案館和美國芝加哥大學檔案館所藏的六冊日記，一套筆記以及七百張照片，上冊為日記與筆記，下冊為圖像，左圖右史，勾畫出清朝的晚照，是研究清末中國的地質地理，教育以及美國在華考察史的第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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