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渠五夫
五夫鎮(zhèn)，原名五夫里，隸屬崇安縣，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東南部，處浦城、建陽、武夷山交界地帶。據當?shù)厝苏f，在距今1600多年前的東晉時，曾有五位士大夫出身或講學于此，遂有“五賢過化”之說，因而得名“五夫”。五夫的開發(fā)始于后唐時期，至兩宋時，五夫英才輩出。僅見史載者即有柳永(約980～1053)、胡安國(1074～1138)、劉勉之(1092～1149)、劉子羽(1096～1146)、朱熹（1130-1200）等人。在這些名人中，尤以一代理學宗師朱熹的影響最為深遠。著名史家蔡尚思先生即云：“東周出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敝祆涫臍q時（1143年），因父朱松病逝，隨母來到五夫，投奔父親生前好友劉子羽。雖然五夫不是朱熹的祖籍地和出生地，但卻是他生活了幾十余年，以及著書立說、講學傳道、成就功業(yè)的地方。
為了挖掘五夫鎮(zhèn)深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弘揚精深的朱子理學，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國學研究院與武夷山市五夫鎮(zhèn)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共建了五夫鎮(zhèn)教學實習基地。一方面，廈門大學每年派出田野考察隊，根據五夫鎮(zhèn)的文化建設需要，重點對五夫朱子文化遺跡、五夫地域社會的歷史變遷，以及五夫當?shù)氐拿袼孜幕?、民間信仰等進行詳細的實地考察，并撰寫系統(tǒng)的實習調研報告；另一方面，基于實習調查報告，廈門大學田野考察隊將進一步圍繞五夫鎮(zhèn)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fā)、傳承與利用提出可行性建議。在開展教學實習與調研期間，五夫鎮(zhèn)人民政府為廈門大學田野考察隊提供食宿、交通、接洽等方面的協(xié)助。
在出發(fā)之前，帶隊老師對本次調研活動做了預先的工作布置：一是要求大家提前閱讀了《西樵歷史研究：歷史學田野實踐教學成果集》、《田野學步：廈門大學歷史系本科田野調查報告集》等相關書籍，讓參與學生預先了解田野調查的基本方法與理念；二是借助圖書館、文獻數(shù)據庫等，提前查閱五夫鎮(zhèn)的歷史資料，對五夫形成一個大體的了解。
2018年6月24日，“問渠五夫”田野實踐隊在廈門大學歷史系劉詩古老師的帶隊下，抵達五夫古鎮(zhèn)，開始了為期5天“問渠五夫”的田野考察活動。在稍作安頓之后，考察隊便趁著黃昏進入五夫鎮(zhèn)勘察地形，對五夫的歷史文化遺跡作了大致的了解。回到營地后，劉老師根據本次考察的需要，將本碩共20名學生進行交叉編排，組成了生態(tài)與環(huán)境、生計與經濟、人群與宗族、民間信仰和民俗風情五個考察小組，旨在對五夫鎮(zhèn)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生活的各個重要側面，進行詳盡的考察。
每個小組都由來自不同學院的本科生組成，同時安排同等比例的研究生帶隊，進行每天的田野走訪與資料搜集。這樣既打破了學科之間的界限，又做到了研究生與本科生之間“一帶一”的良好互動與合作。在考察期間，考察隊采取了集中學習與分組調查相結合的模式，即白天分組實踐調查，晚上集中討論學習，各小組分享調研的收獲，互相交流討論。與此同時，劉老師根據同學的調查時間與報告內容，提出相關的問題和建議，以拓展同學們的思路。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問渠五夫”田野實踐隊（劉詩古 攝）
二、走村入戶：行走在田野間
第一天，考察隊先集體考察了五夫鎮(zhèn)區(qū)的地形、水系、交通線路，然后走訪了朱熹故居——紫陽樓，看到了“亭亭如蓋”的文公手植樟樹。紫陽樓是朱熹從十五歲就開始居住的家。紹興十四年（公元1144年）劉子羽不負朱熹父親朱松的所托，在劉宅旁為朱熹母子建造居所。朱氏的祖籍婺源有紫陽山，為懷念先祖，朱熹將新宅取名為紫陽樓?，F(xiàn)在的紫陽樓是按照考古發(fā)掘的結果，以原址復原的方式重新修建的。進入紫陽樓內，我們看到的是復原的朱熹當年在此的生活場景。
在紫陽樓前，有一條清澈的小溪即潭溪。越過潭溪，是半畝方塘。這也是朱熹在《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敝忻枥L的景象。在紫陽樓的后面，是一片青青翠綠的竹林。竹林之上，就是蔥蔥郁郁的屏山。屏山的另一側，就是屏山書院的遺址。
五夫乃娘廟前的潭溪（劉詩古 攝）
在去往屏山書院的小路上，有一清澈的泉眼。據說，當年朱熹學習困惑難解時，一飲泉水便思如泉涌，于是被人們稱為“靈泉”。在五夫當?shù)?，靈泉也被叫為“聰明泉”。穿過窄窄的田埂，我們來到了屏山書院的遺址。遺址旁有塊今人立的碑，主要介紹了屏山先生劉子翚創(chuàng)建書院，教授朱熹、劉珙等讀書治學的事跡。
在走訪了屏山書院遺址之后，我們又前往離遺址不遠處的乃善庵。乃善庵門前有一通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立的碑。經過民間信仰小組同學的辛苦識讀、抄錄和點校，我們得以了解碑刻的內容。碑文的主要記述了兩塅贈與乃善庵的田產的情況。第一塅田皮是張克敬捐與乃善庵作香火錢的。這塊田原本收谷二石五斗正?，F(xiàn)田骨主劉宅又向乃善庵供還田骨苗、光谷二擔二桶正。這塊田皮坐落府前村官坑垅，四至為：上至劉宅山，下至羅宅田，左至劉宅山，右至劉宅山及至詹宅。第二塅田皮是鄉(xiāng)民集體出資購買，然后捐與乃善庵的。這塊田原本收毛谷六石正?，F(xiàn)谷由曾宅扣接，計光谷四擔二桶正。這塊田皮坐落五夫鎮(zhèn)田尾村后門垅，四至為：上至江宅田，下至曾宅田，左至連宅田，右至曾宅山。這兩起將收谷數(shù)額頗大的田皮捐與乃善庵的事件反映出，乃善庵在鄉(xiāng)民中的影響力之大 。
考察隊員越過潭溪（劉詩古 攝）
在結束了對潭溪上游的走訪后，我們又在五夫鎮(zhèn)文化站工作人員吳迪的引領下，前往位于潭溪下游的彭氏宗祠和大興寺及蓮華彌陀寺了解情況。據《作邑彭氏族譜五夫支譜》記載，五夫彭氏是五代時開發(fā)崇安的彭遷公的后裔，其始遷祖是彭遷之孫彭珰。從彭氏宗祠和大興寺合二為一的建制看，是先有大興寺而后才興建的彭氏宗祠，與福建其他地方有類似性。在彭氏宗祠和大興寺的院落里有碑刻數(shù)通。這些碑刻主要牽涉了彭氏宗族的集體事務。碑刻的具體內容將在接下來的分組行動中，由民間信仰小組進行識讀、抄錄和點校。
通過采訪祠、寺的管理者，我們得知，雖然祠是專屬彭氏家族的，但作為佛寺的大興寺則是相對開放的場域，附近的村民都可以來這里拜觀音。大興寺供奉千手觀音，每月十五有一次游神儀式。不僅如此，大興寺每年還有兩次更為盛大的活動，一次是在農歷六月十九，另一次是在農歷九月十九。兩次活動都會請和尚來做儀式，都要做酒席。凡是彭氏宗族的人都要湊份子，都要派代表來吃酒。此外，管事老爺爺在采訪中也提及，他在這里管理，每月能得800元的工資和30斤大米，由彭氏家族負責支付。
穿過大興寺的大堂就到了后殿，即蓮華彌陀寺。蓮華彌陀寺現(xiàn)只新建了一個觀音殿，其余計劃都還在構想之中。據原駐廟師傅在其寫于觀音殿墻上的構想可知，這里將建設規(guī)模龐大的佛教寺院體系。隨后，寺廟管事的老爺爺將我們引到一房間中。據老人家介紹，這里陳設的是原駐廟師傅構造的五夫周邊佛教寺院模型。而在另一間房中，則藏有這位師傅搜集的各類佛教典籍。但因開門鑰匙并未找到，我們沒能見到這批文獻。從蓮華彌陀寺出來，我們就結束了對潭溪流域的集體考察。這時已臨近中午，艷陽高照，氣溫飆升至近40度，于是我們便搭乘客車回到營地吃午飯。
大興寺（劉詩古 攝）
下午兩點左右，我們又開始了對五夫另一流域——籍溪的考察。這里是五夫古鎮(zhèn)的核心區(qū)，古老悠長的興賢古街自南而北將整個古鎮(zhèn)區(qū)一分為二。興賢古街因興賢書院而得名。它始于玉虹橋，終至文獻橋，由七賢、雙溪、紫陽、朱至、儒 林、中和、籍溪七個街坊組成，全長1.3公里，是考察隊接下來要重點考察的區(qū)域。
我們首先走訪了龍魚戲傳承人姜生明創(chuàng)辦的五夫民俗文化博物館。姜先生在館里熱情地介紹館藏文物，并為我們講解五夫的歷史文化。該館中收藏有當?shù)氐钠跫s文化、古代典籍以及一些地方文化物件。
從民俗博物館出來后，考察隊便開始在興賢古街上分頭行動起來。每個考察組開始圍繞本小組的主題開展活動，并進行更有針對性地材料搜集，收集的信息也有了爆炸式增長。在結束了對鎮(zhèn)區(qū)的考察后，考察對又將考察范圍擴展到了附近的大將村、翁墩村和開善禪寺。對五夫周邊的歷史資料的搜集，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五夫古鎮(zhèn)歷史文化的理解。
三、尋訪族譜：五夫的大家族
人群與宗族組在劉老師的帶領下，一開始就有了大發(fā)現(xiàn)。小組在興賢古街的一戶劉氏人家里發(fā)現(xiàn)了一部《劉氏宗譜》。但據說因有人看譜后，偷偷記下劉氏祖先墓地的具體位置，然后循此線索挖掘劉氏祖墳，使劉氏族人大為震驚，此后便不再將族譜輕易示人。在一開始，小組的族譜搜集工作就遭遇了困難。隨后劉老師帶著小組，等候在家族保管員的門口，并且電話聯(lián)系了五夫鎮(zhèn)文化站站長李直玲女士，請她幫忙出面聯(lián)系劉氏族譜的保管人，介紹我們的情況，這才使劉氏后人稍懈戒備。小組得以看到《劉氏宗譜》，并進行了拍攝，但因劉氏宗譜的保存并不完整，小組并未能獲知全貌（族譜共十六冊），僅得三冊。
五夫《劉氏東族宗譜》（劉詩古 攝）
在接下來的幾天時間里，人群與宗族組以同樣的方式走訪了五夫古鎮(zhèn)上幾大主要姓氏的宗祠，并尋訪到保管族譜的族人，接連發(fā)現(xiàn)了并獲得了大量的族譜資料。除了上述提及的《劉氏宗譜》外，小組在第二天的行程中發(fā)現(xiàn)了其他各姓的四部族譜，分別是《作邑彭氏族譜五夫支譜》、《五夫三槐堂王氏支譜》（三卷）、《張氏宗譜》（三卷）、《武夷山吳氏宗譜》（兩冊）。第三天，小組又在一戶連氏人家找到了《連氏宗譜》。在對五夫周邊地區(qū)考察期間，考察隊又在翁墩村的一位94歲老人家里發(fā)現(xiàn)了一部《馬伏（白水）京兆劉氏宗譜》。
對于這些族譜，人群與宗族小組也進行了一定地了解。其中，據《劉氏宗譜》記載，劉氏在唐末入閩以后，分為東、西兩族。崇安五夫劉氏為東族，建陽麻沙劉氏為西族。五夫里劉氏以光州都督劉楚第五子劉翔為始祖。劉翔是北宋初年人，精通《易經》，曾任福州教授等職。此后，經過數(shù)代人的努力開拓，劉氏家族在崇安逐漸發(fā)展起來。
到北宋中后期，劉翔第六代孫劉太素以儒學教授鄉(xiāng)里，劉氏家族開始形成重視讀書治學的風氣。劉太素生二子，即劉民先、劉民覺。兄弟二人后來都成為北宋中期閩中知名學者。劉民先生三子，即劉韐、劉韡、劉韞。其中，劉韐在靖康之難中殉國，被朝廷尊謚“忠顯”。五夫劉氏也因此顯貴。劉韐生三子，即劉子羽、劉子翼、劉子翚。三兄弟為南宋初年的著名學者，是理學宗師朱熹的老師。五夫劉氏因此成為閩中的文化望族。劉子羽生三子，即劉珙、劉瑺、劉玶。三兄弟均出仕。劉玶生子劉學古。劉學古早年隨朱熹學習，后娶朱熹的女兒為妻。此后，五夫劉氏繼續(xù)發(fā)展，但因文獻資料的不足，多數(shù)已不可考。在明清時期，眾多劉氏族人在科考中取得功名。時至今日，劉氏在五夫仍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據《作邑彭氏族譜五夫支譜》（以下簡稱（《彭氏宗譜》））記載，五夫彭氏先祖，建州左千牛衛(wèi)上將軍彭遷公，自五代后唐時，遷建陽北鄉(xiāng)溫嶺，招人民聚處，成九十余村，皆名新豐鄉(xiāng)。后遷公次子臺州軍事判官漢公，于閩王永隆三年(941)奏請閩王王曦，改新豐鄉(xiāng)為溫嶺鎮(zhèn)。此后，遷公長子溟公曾孫殿中都監(jiān)珰公，于保大九年(951)又奏請朝廷改溫嶺鎮(zhèn)為崇安場。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崇安場又升格為縣。故而族譜中有“崇之作邑，自彭氏始”一說。
五夫彭氏是彭氏五世祖珰公之后，在十三世祖龜公時遷居五夫。明洪武年間，五夫彭氏已至十五世，中公以庶舉明經，官至兩廣鎮(zhèn)海將軍。為紀念中公的功績，于是彭氏建祠于五夫，名彭氏宗祠。至十八世祖天祿公時，始分為仁、義、禮、智四房。由是，彭氏宗族便在五夫開枝散葉，繁衍生息。但至同治時，智房已無后嗣，剩下仁、義、禮三房，計四百余戶。彭氏宗族繁衍之盛，于此可見一斑。
五夫彭氏宗祠（劉詩古 攝）
當然，彭氏宗族的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對于規(guī)模頗大的彭氏宗族，其事務管理亦是相當繁復。通過《作邑彭氏族譜五夫支譜》記載的光緒三十年（1904年）寡婦劉氏訴彭氏宗祠一事，我們可以看到彭氏宗族在這一問題上的諸多應對措施以及其時彭氏宗族的社會關系網絡。
據《作邑彭氏族譜五夫支譜》記載，彭氏宗族原預籌建義塾，便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冬，買入本族仁房派下三十二世維金妻劉氏所有奶娘廟旁店屋。因該處店屋先前已分別典與連、羅、王三姓人家，后又由有舉人功名的族人贊堯出面請贖。連、羅、王三姓礙于贊堯的情面，將業(yè)權退與彭氏宗祠。而彭氏宗祠則將款項即洋銀二百一十二兩八錢五分，交與三家。而后，彭氏宗祠又與劉氏立契，并將剩余款項即銀四十六兩三錢五分，交與劉氏。
但因其時祠堂經費短缺，年冬租款僅收六十余擔，故而又向族長立騰借洋銀二百一十兩，利息每年谷二十七擔。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因修建義塾經費尚未足夠，故而彭氏宗祠僅將店屋前段修葺一新，以作鋪面，進而以此積累款項。至年冬即落成，預計年可收租銀洋三十元。但僅一年，之前劉氏所得款項即全數(shù)耗盡，并又向宗祠找價。此前，宗祠恤其寡婦，將店鋪租與其營生。但寡婦不顧宗族厚義，反聽他人唆使，前往縣衙狀告彭氏宗祠。后由贊堯代族長出面澄清，事情才得以暫時平息。但不久之后，新知縣上任，劉氏又前往狀告。贊堯便攜契謁縣，澄清原委。劉氏這才被縣差押解回鄉(xiāng)。孰料不滿一月，劉氏即抱病而亡。于是彭氏宗祠又出資百金，料理劉氏殯葬事宜。
圍繞劉氏與彭氏宗祠關于店鋪找贖的糾葛，我們得以見到其時宗族內外關系的調適過程。這種調適在五夫各姓族譜中多有記載。而這些記載，為接下來考察隊詳細了解五夫社會歷史上的人群關系，準備了充分的材料，也為生計與經濟、生態(tài)與環(huán)境、民間信仰和民俗風情等小組的后續(xù)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四、遇見碑刻：五夫的地方史
在五夫當?shù)?，還存留著許多碑刻，而碑刻是我們了解地方歷史重要的窗口。它們或散落在古街旁，或安放在書院、祠堂、寺廟里。有的散落一隅，有的聚處成群。負責碑刻抄錄的同學，主要是民間信仰小組的成員，其次是其余各小組的負責人。考察隊在五夫抄錄的第一塊碑刻，是前文已提到的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一月立乃善庵田皮買賣碑。
在識讀、抄錄和校對碑刻之前，小組成員拿出已經備好的面粉，先將碑刻粉刷一遍，然后逐一識讀。識讀工作由三個同學協(xié)作完成。一人識讀碑文并在遇到不認識的字時，再次涂抹面粉。一人以碑刻的原有版式，將碑文抄錄在筆記本上。一人用手機將碑刻錄入成電子文稿，并做標點和校對工作，以供晚上討論之用。在識讀過程中，如遇實在不認識的字詞，先行留□。在將整塊碑文識讀完畢后，用準備好的水，從上至下，慢慢將整塊碑刻上的面粉洗去。在這短短的一兩分鐘內，有些字詞因凹陷的處仍留有未被洗去的面粉，而忽然變得清晰。此時便可將其識讀出來。這樣，我們就完成了一塊碑的識讀、抄錄和校對，并可以馬上將整理好的電子文稿發(fā)至微信群里進行討論。
田野實踐隊成員正在釋讀、抄錄碑刻（劉詩古 攝）
這次以民間信仰為主的數(shù)個小組，在五夫鎮(zhèn)區(qū)及周邊發(fā)現(xiàn)并抄錄了15通碑刻。其中清代碑刻12通，民國碑刻2通，年代不詳碑刻1通。清代的12塊碑刻，時間范圍從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分別講述了五夫社區(qū)合眾修橋、放鴨時限、彭氏宗族的族產處置、聯(lián)甲所禁、開善禪寺雨霖順禪師墓志、乃善庵田皮買賣、劉氏孺人事跡等五夫社會這百余年來方方面的事件。民國時期的兩塊碑刻，主要講述的是國民革命軍軍官和鄉(xiāng)紳詹繼良保衛(wèi)五夫免遭戰(zhàn)亂的功績。年代不詳?shù)谋l(fā)現(xiàn)于彭氏宗祠大門旁，主要講述的彭氏宗族的族產分布狀況。與這塊碑刻聚處一處的殘碑有數(shù)塊，但因其實在殘缺不全，無法識讀，故而未能一一抄錄。
此外，需要說明的是，五夫有一些今人所立碑刻，并沒納入此次抄錄的范圍。如朱熹在宋乾道七年（1171年）撰寫的《建寧府崇安五夫社倉記》，今人仍將其立于五夫社倉原址重建處；又如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年）撰寫的《宋故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贈少傅劉公神道碑》，今人將其立于朱熹故居紫陽書院門庭處。這兩塊碑文千百年來廣為流傳。民間信仰小組的成員認為，既已廣為流傳，且此碑又屬今人“以新立舊”，故而沒有必要再將其抄錄一番。
在每晚的匯報中，民間信仰及其他小組成員將上述碑刻及碑文一一進行的匯報與說明。此外，其他小組在匯報時，也將本小組發(fā)現(xiàn)的碑刻及抄錄的碑文進行了說明。與此同時，考察隊在劉老師的引導下也開始嘗試解讀碑文，這對于各個小組具體理解五夫社會的歷史變遷有相當大的助益。因為碑刻的所涉及的往往是鄉(xiāng)村社會中甚為關鍵的事務。
民間信仰小組成員在村民家門口錄碑（劉詩古 攝）
例如兩塊發(fā)現(xiàn)于彭氏宗祠內的兩塊清代道光、同治年間重修五夫昭應廟的碑刻，就反映了五夫社會運行秩序。據史書記載，五夫民眾因唐朝大夫池繁禧隱居五夫期間，數(shù)次出粟賑饑，而為其設立廟奉祀。此后，池公廟又于南宋乾道年間得到國家敕封，進入國家祀典體系。僅明清兩代的省志、府志，就記載了昭應廟達三次之多?？梢娺@一鄉(xiāng)村廟宇在五夫及更大區(qū)域的影響力。
從兩塊重修五夫昭應廟的碑刻中，我們也可看到昭應廟在五夫地域社會的重要性。據碑刻記載可知，昭應廟不止在道光年間由張氏族人合資重修。而在此前的乾隆年間，亦由張氏族人合資重修過一次。且張氏族人曾數(shù)次向昭應廟捐贈房屋、田產。此外，由于昭應廟所建之地乃為彭氏宗祠所有，故而廟會每年要向其繳納八百文的地基租錢。所以在光緒二年（1876年）時，廟會集資買地一塊，并從中抽出一石糧食，以抵彭氏宗祠每年八百文的地基租錢。
通過文獻與田野的結合，我們不僅得以了解昭應廟在地域社會及更大范圍中的重要性，而且也對昭應廟在這數(shù)百年尤其是南宋以來的歷史變遷有了更具體地了解，更對五夫的家族網絡與社會秩序有了更真切的感受。然而，限于篇幅和主題，對這些碑刻更為深入的解讀和研究，則有待在后續(xù)的研究中陸續(xù)展開，此處并不能進行一一的詳細說明。
五、進村找廟：五夫的民間信仰
五夫的民間信仰氛圍濃厚，每個村莊都有數(shù)個廟宇供民眾們祭拜，僅在興賢古街就有五六個廟宇。它們分布在古街的不同地方，而且每個廟都離得不近不遠。這些廟大多是古代流傳下來的，也有些是在原來基礎上進行重新修葺的。
玉皇庵（劉詩古 攝）
在五夫調研期間，我們遍訪了五夫寺廟、庵堂、宮觀、祠社，采集了許多與民間宗教信仰有關的資料。除了前面提到的乃善庵、彭氏宗祠和大興寺及蓮華彌陀寺外，我們還在由北而南地的興賢古街上發(fā)現(xiàn)了玉皇庵、土地廟、劉氏宗祠、連氏宗祠、鳴山廟、張氏宗祠、奶娘廟、新興社、三圣廟，以及不遠處的媽祖廟等一系列社區(qū)信仰場所。在五夫周邊地區(qū)考察時，我們又在大將村發(fā)現(xiàn)了土地廟、隱仙庵、關帝廟、奶娘廟。從大將村返回五夫的路上，我們則走訪了不久前動工重建的開善禪寺。此外，民間信仰小組成員還在五夫鎮(zhèn)中荷友好學校的學生帶領下，找到了不久前建立的的福音堂。
在五夫，無論是本地宗族的祖先崇拜，還是民間的道教、佛教以及基督宗教，都有分布。其中，最為興盛的是奶娘信仰。奶娘信仰廣泛廣布于五夫及其周邊的廟宇之中。除了前面提到藏有清同治年間碑刻的乃善庵供奉著三位奶娘外，在興賢古街最北端、籍溪玉虹橋旁的玉皇庵，也供奉著三位奶娘。玉皇庵的主堂供奉著道教三界的眾神，而側堂則供奉了三位奶娘。這兩處的三位奶娘為何方神祇已不可考。
在興賢古街中段的一間奶娘廟里，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座同樣供奉三位奶娘的奶娘廟。這座奶娘廟是由現(xiàn)年86歲的張秀榮老人修建的。其與張秀榮老人的居所連為一體，是為老人所有的半公共性廟宇。
奶娘廟二樓放置著張秀榮女士的神像（劉詩古 攝）
奶娘廟由三部分組成，最主要的部分是正堂里面供奉著三位奶娘。在正堂旁是一座韋陀殿。據老人介紹，這座韋陀殿是她在十余年前出資修建的。在參觀完韋陀殿后，老人領著我們參觀了她在二樓為自己修建的另一間神堂。當我們走進房間參觀時，房間左邊角落里的一座神像令我們著實吃了一驚。因為它像極了這位張秀榮老人。隨后我們便向老人詢問這座神像的來歷。老人介紹這座神像是她為自己塑的，現(xiàn)在還沒有起名字，等她自己過世后，這座神像就以她的名字命名。
從二樓下來后，我們詢問了老人與這座廟的關系。據老人介紹，她小時候從浙南山區(qū)被賣到這里來作童養(yǎng)媳。因為生活艱難，老人一直信奉奶娘。在她42歲時，老人用自己僅有的積蓄修建了這座奶娘廟。奶娘廟供奉的三位奶娘是陳靖姑、李三娘、林九娘。在三位奶娘的后面，還供奉著陳靖姑的弟弟和二郎神。
老人還提及二十多年前，友人專門抄了一本《奶娘學法傳》送給她，里面的內容比她自己講得更詳細。于是，老人便站起身來，從旁邊的抽屜里拿出那本《奶娘學法傳》。小組成員在征求了老人的同意后，進行了拍照。老人則繼續(xù)跟我們講述一些她與奶娘的事跡。
在拍攝完《奶娘學法傳》后，天色已經暗了下來。于是我們就辭別老人和奶娘廟，往回走去。在路上，我們見到了一條名叫奶娘弄的小巷子。這也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奶娘信仰在五夫地區(qū)的重要性的認識。接下來，小組成員對《奶娘學法傳》作了錄入和點校。這使我們得以對奶娘信仰有一個詳細的了解，也為我們進一步理解五夫的民間宗教信仰提供了具體的素材。
除了奶娘信仰外，五夫還有興盛的媽祖信仰。據當?shù)厝私榻B，媽祖信仰原在福建沿海一帶，后因莆田等地的商人聚集五夫，媽祖信仰也因此被帶入了小鎮(zhèn)。但一開始媽祖只為莆田商人供奉。后來因五夫的貨物運輸，尤其是木材外運主要以水運為主，所以作為水神的媽祖也逐漸被五夫當?shù)厝怂蛹{、信奉。五夫的天后宮位于籍溪旁。宮內媽祖神像居中，兩旁各有一尊護法神像，左側仍然供奉著三位奶娘。在當?shù)厝说闹v述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人們常常把媽祖、天后和奶娘混為一談，而這也體現(xiàn)出民間信仰“有靈就拜，不管其他”的實用原則。
在遠離五夫古鎮(zhèn)的深山中，還有一座與五夫歷史有著密切關系且年代相當久遠的古寺——開善禪寺。在結束對大將村的考察后，我們來到開善禪寺。一走進開善禪寺，便看到左側的新建的財神殿。在財神殿里安放了眾多神像，有財神范蠡、財神關圣帝君、財神趙公元帥、大黑天財神、黃財神、三圣公王、肖公太保、藥王孫思邈、地母娘娘、五谷神農大帝和護法陳將軍、護法張將軍等。據史料記載，五夫里曾有吳翁與張陳二將軍交往的事跡。在兩位護法將軍中，有一位即是前面提及的大將村得名之由來，而另一位則與小將村的得名有關。從財神殿出來，我們便到了開善禪寺新修的佛堂。據駐寺的東北僧人介紹，開善禪寺荒廢多年，前些年在政府的延請下，他們一行人便來到開善禪寺舊址重建佛寺、弘揚佛法。
據《八閩通志》記載，開善寺始建于五代后唐同光初年。宋高宗建炎初年，資政殿大學士劉韐因葬寺旁拱辰山中，而被皇帝敕為供奉劉韐的功德院。紹興四年（1134年），大慧宗杲入閩，應劉子羽、劉子翬兄弟之請，在寺中升堂弘法，使開善寺成為宗杲禪師入閩首住之地。四年后，其法嗣道謙禪師又從杭州徑山歸隱五夫仙州密庵，劉子羽遂延請其住持開善寺。道歉禪師的歸來，又使開善寺成為“看話頭”禪法與“禪茶一味”思想在福建衍傳的祖庭。南宋初年，兩代高僧先后來寺弘法，使開善禪寺日臻鼎盛。此時，居于五夫的朱熹亦在此與道謙、圓悟等高僧講經論道，修學禪法。這段特殊的經歷對朱熹的思想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散落在五夫的眾多廟宇成為我們理解五夫歷史文化的又一重要窗口。在考察隊每天的匯報中，我們討論到的多數(shù)社區(qū)公共建筑，即是安放了種種神祇的寺廟。這些廟宇不僅見證了五夫的歷史變遷，也是如今五夫社會中為數(shù)不多依然“活著”的歷史傳統(tǒng)。
六、魚躍龍門：五夫的民俗文化
我們在第一天的行程中便參觀了位于興賢古街上的五夫民俗博物館，拜訪了龍魚戲的傳承人姜生明先生，了解了最具五夫特色的民俗活動——龍魚戲的相關情況。“龍魚戲”因與理學宗師朱熹的一段淵源，而成了當?shù)刈钣写硇缘囊环N民俗文化。據考證，五夫龍魚戲原為蓮魚戲，源于五代，盛于兩宋，至今已有千余年的歷史。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九歲的朱熹高中進士。于是，鄉(xiāng)人便在“蓮魚戲”的基礎上，加入了“鯉魚跳龍門”的情節(jié)，鼓勵后輩向朱熹學習。
乾隆年間《五夫龍魚戲要略》（劉詩古 攝）
龍魚是一種龍頭魚身的龍，也稱“魚化龍”。它是民間流傳的吉祥物，寓意學子只要一心向學，就可脫胎換骨，從一條普通的魚變成天之驕子、人中龍鳳。從宋代起，每逢士子中舉和應試入貢時，五夫的鄉(xiāng)民便用竹子編制龍魚形，蒙上絹布，繪上色彩，制成龍魚燈，另外還制有牙旗燈、水紋燈、龍門燈，配上鑼鼓隊、嗩吶隊、燃放隊進行表演以慶祝士子中舉登榜。在五夫鎮(zhèn)的古建筑中，還留存有不少的“龍魚”圖案。如今，“龍魚戲”已成為了武夷山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據清乾隆五年《五夫龍魚戲要略》記載，龍魚戲的表演分為四個環(huán)節(jié)，第一節(jié)為連年有魚，主要由游魚、采水、繞魚、扎辮子等情節(jié)組成；第二節(jié)為群鯉斗烏龍，主要由烏龍現(xiàn)身、烏龍攪局、群鯉斗烏龍等情節(jié)組成；第三節(jié)為鯉魚跳龍門，主要由鯉魚跳龍門、大鯉變龍鯉、龍鯉戰(zhàn)烏龍等情節(jié)組成；第四節(jié)為登科及第貴盈門。龍魚戲所需道具主要有高照恭燈、牙旗燈、蓮花燈、鯉魚燈、龍魚燈、黑烏燈、水紋燈、龍門燈等。
五夫龍魚戲的表演簡明易懂，寓意登高中舉、鯉魚化龍門。與舞龍相比，龍魚戲更加注重展現(xiàn)故事情節(jié)。而且龍魚戲的道具制作精美、彩繪鮮艷，具有很強的觀賞性。舞蹈動作、姿態(tài)設計直接而形象，顯得古樸而原始，在表現(xiàn)方式上還帶有古閩越族文化的一些元素。
七、“鄒魯淵源”：朱熹在五夫
在走訪紫陽樓時已提及，紹興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甌，臨終前將朱熹托付給五夫好友劉子羽，又分別寫信請五夫的屏山劉子翚、白水劉勉之和籍溪胡憲三位學識淵博的好友代為教育年幼的朱熹。朱熹來到五夫后，劉子羽視如己出。朱熹亦發(fā)奮讀書，并在紹興十七年（1147年）、紹興十八年（1148年）接連考取貢生、進士功名。此后，朱熹先后輾轉福建、江西及浙江等地任官。
乾道四年（1168年），建州一帶水災嚴重，年成荒饉，饑民騷動。此時，朱熹正在家中侍奉慈母。朱熹見情形危急，便“勸豪民，發(fā)藏粟，下其直道以賑之”。與此同時，朱熹還上書知府，請求發(fā)放常平倉存糧賑濟災民，情勢遂得緩解。之后，朱熹又數(shù)次上書知府，請求在五夫建立社倉。朱熹認為社倉既可預防不測，又可在民眾春夏青黃不接時賑放、冬秋豐收時清償，可謂一舉兩得。在得到官府支持后，朱熹便于乾道七年（1171年）在五夫建立了社倉，并制定了《倉規(guī)》。五夫社倉建成后，朱熹寫了一篇《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并勒碑志之。此后，崇安及周圍的府縣紛紛效仿五夫的做法，設立社倉，民眾深得其益?，F(xiàn)存的朱子社倉由朱熹裔孫、鄉(xiāng)紳朱敬熙主持修建于光緒十五年（1889年）。重修后的五夫社倉，面積約1400平方米，在社倉左右兩側并列數(shù)個倉廒，可存糧六七十萬斤。倉廒兩側則有寬敞的通道和數(shù)口水井，以便防火救災。直到今天，社倉的廒廩仍為五夫鎮(zhèn)糧站存糧之用。
除了紫陽樓、屏山書院、五夫社倉和開善禪寺，五夫還有許多與朱熹有關的歷史遺跡。在五夫鎮(zhèn)的興賢街一帶，有一條起于五夫影院、經大坪、過菜市場至中和坊的古巷。這條古巷原是中和坊與儒林坊的分界線，原長300余米，現(xiàn)僅存138米。古巷由鵝卵石鋪成，巷窄而多多彎。古巷兩側有土墻夾持，頗具古巷韻味。相傳，這條巷是朱熹第一次進入五夫時，首先經過的巷，因而民間有朱始巷之稱。后來，朱熹在五夫時常由此出入五夫，民眾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思想家，故而又將其稱為朱子巷。直到今天，這條窄窄的古巷的出口還豎立著一通刻著“朱子巷”的碑。
在興賢古街的中段，有座規(guī)模宏大的興賢書院。據史書記載，書院始建于南宋孝宗年間。其時，辭官歸鄉(xiāng)的籍溪先生胡憲以“興賢育秀，繼往開來”之意，創(chuàng)辦了興賢書院。朱熹即是在此隨籍溪先生讀書治學，進而考取功名、成就功業(yè)。此后，興賢書院歷經興廢。
興賢書院（劉詩古 攝）
至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由鄉(xiāng)人連城珍等十四人首倡，并在崇安縣令張翥的支持下，重新修建。重建后的書院，氣勢恢宏，蔚為壯觀。書院門樓為幔亭式，門樓上嵌石刻“興賢書院”豎匾，正門橫額為“洙泗心源”，左門額為“禮門”，右門額為“義路”。在門樓上，最具特色的是屋頂?shù)娜敶u雕官帽，正中為“狀元”，左為“榜眼”，右為“探花”。穿過門樓就進入了整棟建筑的第一進，即正堂。正堂分下廊與上廳，下廊設兩廂房，上廳為講堂。第二進為書廡，分左右兩廡。第三進為文昌閣，分上下兩層。上層為文昌帝君神龕，兼祀胡、劉、朱諸賢；下層為書院山長的書齋和起居室。
我們走在興賢古街上，品味著興賢古街的一座座歷史遺留下來的建筑，韻味悠遠，彷佛在述說著天地間一種不朽的思想，滄海桑田，多少歷史的遺存都隨著時光的推移而泯滅，多少顯赫的功名都隨著世事的變遷而化為塵土，但朱子的人格和思想卻仍流傳千古。
八、結語
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都沒有接受過歷史人類學的系統(tǒng)訓練，但是我們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田野，銘刻著際遇與感懷。雖然此次考察已經結束，但現(xiàn)在依然還會回想那個每天早上六點起來，頂著大大的太陽，感受著“足蒸土暑氣，背灼炎天光”滋味，去探尋每一次跟歷史對話的機會，去采訪每一個遇到的老人，聆聽他們的鄉(xiāng)音，訴說著我們不知道的故事；猶記得，每次外出調查回到營地的我們，滿滿的兩桌人，餓得前胸貼后背，每次上菜都被我們狂風暴雨般掃過。因為你下一次抬頭的時候，可能菜就已經沒有了。也會想起，每天晚上大家圍坐在餐廳，用簡易的投影儀，分享每一天的收獲，然后相互討論和對話，并對第二天的調研工作進行布置。最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晚上一切都結束之后，身體已經疲憊不堪，這時從冰箱里搬出早已冰鎮(zhèn)好的西瓜，以消解這炎炎酷暑的濕熱。來年重整行囊，我們期待再出發(fā)。
廈門大學“問渠五夫”田野實踐隊返程留影（劉雅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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