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上海市第十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日前揭曉，其中學術貢獻獎的獲獎者一直以來都是對學科建設、學術發(fā)展做出重大貢獻，在學界享有廣泛影響和崇高聲譽的在世的上海學者，因此備受矚目。今年的學術貢獻獎，共設4項，分別授予了復旦大學的王邦佐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的王家范教授、上海師范大學的鄭克魯教授和上海外國語大學的章振邦教授。
王邦佐教授對改革開放后中國政治學學科恢復與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建設性闡釋和中國政治發(fā)展研究作出開拓新貢獻。其代表作為《政治學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
王家范教授在中國社會史研究恢復與發(fā)展，以及明清江南區(qū)域社會史料研究等領域作出開拓性貢獻。其代表作為《中國歷史通論》（增訂本）。
鄭克魯教授在法國文學譯介與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作出突出貢獻。其代表作為《鄭克魯文集》（著作卷、譯作卷）。
章振邦教授創(chuàng)建英語語法教學新體系，為我國英語語言研究及英語教學的改革創(chuàng)新作出重要貢獻。其代表作是《新編英語語法》（系列）。
“澎湃新聞”特別拜訪了4位獲獎的老先生。在訪談中，他們回憶了各自的學術生涯，也分享了其治學經(jīng)驗。
鄭克魯正在接受澎湃新聞的采訪。
1939年8月1日，鄭克魯出生在澳門媽閣街側的一處深宅大院——鄭家大屋。正是在這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愛國民族工商業(yè)家鄭觀應寫下了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如今，已近耄耋之年的鄭克魯翻譯完成了《悲慘世界》、《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記》等共56種、逾1700萬字的法國文學及理論作品，更出版了《法國文學史》、《法國詩歌史》、《普魯斯特研究》等重量級的學術著作。1987年獲得法國政府頒發(fā)的法國國家一級教育勛章，2012年譯著《第二性》獲第四屆“傅雷翻譯出版獎”。
在鄭克魯獲評2018年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貢獻獎之際，記者前往上海師范大學文苑樓對這位著作等身的法語文學研究者、翻譯家進行了一次訪談。談及家學淵源，鄭克魯說，他是曾祖父的后人中唯一一個學文的，寫作沖動、思辨能力和對外來事物的好奇心似乎也是銘刻在血脈之中的。至于走上法語文學研究與翻譯的道路，則是“必然性中帶有一點偶然性”。
求學之路
幼年時，鄭克魯曾在海南島的教會學校上學，那時候就能把課本從頭到尾背下來。小學三年級時，因父親工作調動，舉家遷居上海，鄭克魯入讀南洋模范小學，文學才能開始顯露。鄭克魯至今還記得第一次參加作文比賽獲獎的情形：“那時候我家住在北四川路（現(xiàn)四川北路），靠著馬路，晚上油燈亮了，行人從窗前經(jīng)過，我寫了我的感受，就得了獎，獎品是一本《三毛流浪記》?！鄙狭酥袑W以后，鄭克魯成為了一名文學青年，那時候最喜歡的是俄羅斯文學，這多少有時代的原因，第二就是法國文學。1957年參加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學外語系，當年俄文專業(yè)不招生，鄭克魯便“退而求其次”地選擇了法語專業(yè)。
北大的五年是鄭克魯法語文學生涯的起點。在當時，國內(nèi)各大學的外語系都是以教語言為主，唯獨北大西語系特別重視文學。法語專業(yè)的學生不僅要上兩年以上的“法國文學史”課，還要上“歐洲文學史”，而“中國文學史”和漢語課則是由中文系的老師教授。除了文學教育的宏富豐贍，北大也為寫作文學批評提供了充足的機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藝界興起過一股討論、批判法國古典小說《紅與黑》的熱潮，1958年電影《紅與黑》上映，鄭克魯和三位同學共同撰寫了一篇8000字論文，討論小說和電影的關系和異同，發(fā)表在《中國電影雜志》上，從此走上了文學評論的道路。
鄭克魯認為，自己在語言方面的天賦不高，后來的成績都是靠勤奮學習取得的。法語是一門邏輯十分縝密的語言，讀起來優(yōu)雅流麗，因此語法比較復雜，還存在大量的連讀和同音詞，入門頗不容易。鄭克魯說自己從北大畢業(yè)時還沒能跨過語言關。1962年，他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讀研究生，師從著名作家、翻譯家李健吾先生，導師讓他讀盧梭的《新愛洛依絲》，看起來很是吃力。鄭克魯1965年研究生畢業(yè)后仍留在社科院工作，“文革”隨即開始，一切工作停滯。1969年，整個社科院一起下放到河南信陽的息縣，出人意表的是，恰恰是下放的一年多時間“幫了大忙”，鄭克魯?shù)姆ㄕZ水平突飛猛進。
“我那時想，我吃飯的工具還是法語，法語要想辦法過關。當時周圍也沒什么書，只有一本兩萬六千生詞的《法漢詞典》，我就開始背詞典?！编嵖唆敱吃~典的方法和一般人不一樣，需要無限的耐心和堅持。開始的時候，他早上起來花一個多小時，背一到六頁，上午開會的時候走神幾分鐘在腦子里過一遍，大概能記得60%，中午午休的時候再背一遍，這次只需要四五十分鐘了，下午勞動間隙休息的時候，對著田野再默背一次，記得的更多了一些，晚上睡覺打著手電在蚊帳里再背一遍，用時更短。這六頁單詞連續(xù)背三天，第四天開始背二到七頁，同樣地背三天，始終以這樣的步驟，一步步往前推進。大半年后背完了一遍，再從頭背第二遍。
離開河南回到北京時，鄭克魯翻看讀研究生時購買的蘇聯(lián)版《紅與黑》、《高老頭》，發(fā)現(xiàn)幾乎每句話都能看懂，心下驚異，同時也明白自己的語言關算是闖過了。于是，他開始在社科院的圖書室里讀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九十多部作品我看了90%，也就是80多部，當時國內(nèi)沒有人能看這么多?！鄙鲜兰o七八十年代的社科院群星璀璨，幾年后鄭克魯和柳鳴九、張英倫合寫《法國文學史》，他寫巴爾扎克，卞之琳、羅大岡等老先生都當面稱贊，馮至還問他要了打印本，說寫歌德的時候要參考。
鄭克魯對于社科院的往事也記憶猶新。當時卞之琳是西方組組長，每周五開政治學習會，基本上是他一個人在臺上唱獨角戲，那時候他已經(jīng)把莎士比亞的幾部悲劇譯成中文了，翻譯、詩歌、論文都十分精彩。楊絳的翻譯方法十分獨特，她譯《堂吉訶德》，現(xiàn)在草稿上把每句話用幾種不同的語法翻譯出來，然后再糅合在一起，謄寫在稿紙上?！八刻熘环g600個字，一個月就是一萬八千字，現(xiàn)在我們要是這么譯就沒法吃飯了，但他們那一輩人對翻譯的耐心、認真，確實是楷模?！卞X鍾書則是出了名的背書大王，“我雖然背字典，但也背不過他，沒有人能背過錢鍾書！”鄭克魯有一次在圖書室借書，就聽到錢鍾書在另一個隔道里念念有詞，一邊背一邊核對原文?！霸谙⒖h的時候，錢鍾書是郵遞員，他怎么練外文？他給楊絳寫信，說我今天看到一個人，很像《吉爾布拉斯》里的一個老頭，然后把書里面對這個人物的描寫整段默寫出來，這個太厲害了?！?/p>
鄭克魯覺得老先生們身上的很多東西是沒法學的，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舞臺。“文革”結束后，鄭克魯和他的同齡人們繼承前輩的衣缽，成為了外國文學研究和譯介的主力軍。
鄭克魯《紅與黑》手稿。
翻譯之道
《論巴爾扎克》是鄭克魯早期的一部代表作，他的譯者生涯也始于翻譯巴爾扎克的小說。因為看得多，他知道哪些好的作品還沒有翻譯過。1979年，《世界文學》雜志復刊，鄭克魯投去了他的翻譯處女作——巴爾扎克的短篇小說《長壽藥水》，約一萬六千字，在出版界反響甚好。后來，他又陸續(xù)翻譯了短篇《不為人知的杰作》和中篇《家族復仇》，漓江出版社的編輯找到他，希望可以編一本集子，鄭克魯又增加了《劊子手》《柯內(nèi)留斯老板》《費拉居斯》《大布勒泰什》等篇目，以《家族復仇》作為書名出版了一本二十五六萬字的巴爾扎克中短篇小說集，暢銷一時。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國內(nèi)掀起了一股外國文學熱。先是大量俄蘇文學、西方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作品重新再版，印數(shù)動輒以10萬冊計，書店門總是排著長隊。很快，人們不再滿足于“文革”前就出版過的讀物，“文革”期間被貼上“腐朽反動”標簽的西方現(xiàn)代派作品開始進入中國。對于外國文學工作者而言，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春天，鄭克魯和袁可嘉、董衡巽共同選編了一套《外國現(xiàn)代作品選》，厚厚的四冊，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外國現(xiàn)代派作品都囊括其中。除了參與編輯工作，鄭克魯還為叢書翻譯了六部作品：梅特林克的戲劇《青鳥》、薩特的戲劇《死無葬身之地》和小說《一個長主的早年生活》、加繆的小說《沉默的人》、維昂的小說《回憶》和季奧諾的小說《植樹》。現(xiàn)代派浪潮劇烈地蕩滌著八十年代的國內(nèi)文壇，這套書當時很流行，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作家一般都看過，也深受其影響。
隨著在翻譯界嶄露頭角，鄭克魯受邀為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主持編寫外國文學?？簿褪恰按猴L譯叢”。他干勁十足，發(fā)動外文所的同事投稿，每年出三到四期，一期四十萬字，編輯工作全部由他一人完成。稍晚，他又開始為漓江出版社編輯“漓江譯叢”，1980年，漓江出版社的編輯劉碩良邀請鄭克魯和夫人朱碧恒前往桂林，一起策劃了著名的“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第一輯共十部作品，其中鄭克魯翻譯了法國現(xiàn)代作家馬丁·杜·加爾的長篇小說《蒂博一家》，朱碧恒則翻譯了挪威作家溫賽特的《克里斯汀三部曲》。1981年，社科院外文所派鄭克魯去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做訪問學者，他的出版工作才不得不告一段落。
來到法國，眼前的景象與十九世紀小說中的描寫并不相同，但鄭克魯很快被這個“文化薈萃之地”深深吸引：法國到處是博物館，一個城市有好幾個博物館，巴黎的博物館更多，盧浮宮龐大的收藏令人眼花繚亂。“巴黎確實是好地方，適合人居，住在那里是不可能感到厭煩的?！钡嵖唆斪铉姁鄣牡胤竭€是巴黎的書店，“幾層樓高的大書店，我每個禮拜要去一到兩次，八十年代初沒錢，就去淘舊書，一個法郎就能買一本，有時候能買好幾本?！痹诎屠璧膬赡觊g，鄭克魯淘到了很多好書，為他今后的研究和翻譯積累了大量的資料。
兩年之后，鄭克魯回國，1985年到武漢大學任教，被破格晉升為教授，并擔任武漢大學法語系主任兼法國問題研究所所長、《法國文學》主編。1987年，鄭克魯調到上海師范大學，歷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學研究所所長，2009年退休。無論行政、教學事務多么繁忙，他從來沒有停下翻譯工作。有人戲稱法國小說是“綠帽子”文學，但鄭克魯說，法國文學從來不脫離政治，而且能充分反映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社會狀況，人物形象突出，藝術技巧發(fā)展充分，法國文學的魅力吸引著他一直翻譯下去。
隨著經(jīng)驗的累積和年歲的增長，鄭克魯確定了選擇翻譯對象的標準：最好是一流作品，二流的有時候也譯一點。一流作家的作品也不都是一流的，那么只挑選其中最好的翻譯。他喜歡巴爾扎克，但也不是所有的都譯，除了一些中短篇，只譯了最重要的《歐也妮·葛朗臺》和《高老頭》；莫泊桑的三百篇小說，他也只選了其中數(shù)十篇譯出六十萬字；至于司湯達，他取《紅與黑》而舍《帕爾馬修道院》；波伏娃的小說他不愿譯，但影響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被譽為“女性圣經(jīng)”的理論著作《第二性》，他卻不畏煩難地翻譯出來；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夠不上一流，但有科學依據(jù)、包蘊豐富知識，深受青年人喜愛，因此翻譯了《八十天環(huán)游地球》《海底兩萬里》《神秘島》三種……鄭克魯始終認為，譯本的好壞要靠社會反響來檢驗，他的譯作中最受讀者歡迎的《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記》、《悲慘世界》和《第二性》，也是他自己最為看重的作品。
法語中有“翻譯即背叛”的說法，鄭克魯認為這種概括太籠統(tǒng)，但他也反對把翻譯看作是與原文競賽的觀點，“人家是最經(jīng)典、最優(yōu)秀的法國語言，你競賽得過它嗎？”在他看來，一般情況下，翻譯要達到原文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有例外，詩歌的翻譯要傳達原文的神韻是相當困難的，但因為靈活性比較大，個別情況下譯文可以超越原文，“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自由與愛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就譯得很棒，這是超過原文的極少數(shù)的例子?！睉騽〉姆g不應有譯詩那樣的自由度，但很多詩劇為了上演時觀眾能聽懂，可以處理成散文。相比詩歌和戲劇，翻譯小說應該更注重準確，理論著作更是如此。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三原則，鄭克魯認為，“達”與“雅”應在“信”的基礎上實現(xiàn)，“翻譯長篇小說有一些錯誤是難免的，也可以原諒，但現(xiàn)在有的新出的重譯本里面有幾百個錯，這是絕對不能原諒的?！?/p>
學者之風
對于普通讀者而言，鄭克魯翻譯家的身份更為人熟知，但事實上，他是從事文學研究出身的，研究歷程從上世紀70年代一直持續(xù)到本世紀初。談及為何能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學術寫作和翻譯齊頭并進時，鄭克魯坦誠道，研究和翻譯都搞，難度是比較大的，時間也不夠，“翻譯得到的反響比較直接、廣泛，一部譯作得到了贊揚是很有成就感的，相比之下，學術論文看的人少，花的時間多，我是因為喜歡做研究，才一直做下來的。”
事實上，譯者對文本的研究對于翻譯是很有幫助的，詳盡的序言是鄭克魯譯本的一大特色。在他看來，把一部小說翻譯過來還不夠，作為一個譯者，還有責任把這部小說的好處或者缺點告訴讀者。他舉例說，“像《悲慘世界》這樣一部小說，內(nèi)容那么豐富，讀者可能不理解雨果為什么要寫這個歷史事件不寫另外一個，為什么要寫拿破侖在滑鐵盧戰(zhàn)場的失??？為什么要寫1832年6月5日的人民起義？原來這么寫對提升作品的立意是有作用的。寫作技巧也要講一講，雨果在《悲慘世界》里運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寫，實際上整部小說是由心理描寫組織起來的，有一章叫‘頭腦中的風暴’，主人公冉阿讓知道有一個長得像自己的人被抓起來了，這時候他已經(jīng)改換身份當上了大工廠主，他要不要去認罪？去了，工廠就完了，那么多工人沒飯吃了；不去，別人代他受過，良心上不過去。冉阿讓斗爭了一夜，頭發(fā)都白了，這里一萬字的心理描寫是蠻精彩的。但你如果不講，讀者不一定有感覺。”
鄭克魯主編的高教版《外國文學史》。
鄭克魯留學法國期間收集的資料中包含了大量的法語詩歌，到上海師范大學任教后，他開始有計劃地翻譯法語詩歌，出版有《失戀者之歌：法國愛情詩選》、《法國抒情詩選》、《波德萊爾抒情詩選》、《法國詩選》等作品。翻譯了一萬多行法語詩的同時，鄭克魯還完成了國內(nèi)第一部系統(tǒng)、全面闡釋法國詩歌歷程的學術專著《法國詩歌史》。不過，他影響最大的文學史著作是1999年出版的高教版《法國文學史》（上、下）。1993年，鄭克魯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修訂了一部《外國文學史》大綱，1994年開始正式編寫《外國文學史》。鄭克魯回憶說，“一般編一部教材就兩三年，我編了五年，因為我的目標是超過原來大學里使用的文學史教材，我有我的思路、主張和寫法。我現(xiàn)擬了一個提綱，請參與編寫的專家學者來開會，過了一段時間又把范本發(fā)給他們，既有概論的范本，也有作家作品研究的范本，就這樣寫了五年?！边@部教材出版后，受到廣泛的肯定和歡迎，很多學生就因為喜歡這本文學史報考了鄭克魯?shù)难芯可?。這套書目前仍保持了每年6-8萬冊的發(fā)行量，是國內(nèi)高校中使用率最高的外國文學史教材。
除了教材的編寫，鄭克魯在教學上也有獨到之處。他在上師大開設的“法譯漢”翻譯課很受學生歡迎，他在多年的翻譯中積累了很多實例，“很多名家也有錯譯的例子。比如阿波利奈爾的代表作《米拉波橋》開頭的幾句：Sous le pont de Mirabeau coule la Seine/Et nos amours/Faut-il qu’il m’en souvienne. 第一句是倒裝句，正確的譯文是：米拉波橋下塞納河流逝/我們的愛情/還要記起嗎，但有些譯文寫成了：米拉波橋下塞納河流逝/和我們的愛情，et確實有‘和’的意思，但第一句里的coule是第三人稱單數(shù)的動詞變位，所以流逝的動作的主語就是塞納河，和我們的愛情沒關系，這樣的例子蠻多的，學生對這個最感興趣。所以我說，你首先要把句子語法結構搞清楚，不然肯定錯誤百出。”鄭克魯還會向學生強調，做翻譯除了法語要過關，中文也要過關。他也會提醒自己，十萬字的譯文里面總要有一兩個詞是不大常見的，他把《悲慘世界》里的主教的姓氏Bienvenue翻譯成“福來”，因為他給人民帶來的幸福，說他關心人民疾苦，他用了“恫瘝在抱”這個詞?！叭绻x者有心的話，查一下現(xiàn)代漢語詞典，就掌握了這個詞。中國的古典語言并沒有完全死去，你用了，它可能就活過來了。一個優(yōu)秀的翻譯家，要給中國的老百姓提供一些精美、豐盛的作品?！?/p>
2009年退休后，鄭克魯仍然筆耕不輟。每天早晨，他和夫人朱碧恒一起步行穿過上師大的校園，來到位于文苑樓14層的辦公室，打開電腦開始一天的翻譯工作，直到晚上八九點才回家。他目前正在翻譯雨果的《海上勞工》，是他計劃出版的《雨果小說全集》中的其中一部。這本小說開頭幾萬字是介紹英吉利海峽兩個島嶼的情況，里面有很多冷僻的動植物詞匯，很難找到對應的中文翻譯，因此過去的譯本往往會把這一部分刪去不用，但鄭克魯覺得還是要讓讀者看到小說的全貌，因此決定翻譯出來。鄭克魯說，他過去也有不少其他愛好，象棋、圍棋下得都不錯，但因為覺得浪費時間，他把這些興趣都舍棄了，翻譯是他現(xiàn)在唯一的愛好，“雖然年紀大了，但只要還有精力，就會一直翻譯下去。人生的意義就是你給世上留下了什么，什么都沒留下，就白過這個人生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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