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意大利《共和國報》 報道，曾執(zhí)導《巴黎最后的探戈》、《一九零零》、《末代皇帝》等片的意大利著名導演貝納爾多·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于11月26日在羅馬去世，享年77歲。
貝納爾多·貝托魯奇
7歲寫詩，15歲寫小說，21歲當導演
貝托魯奇于1941年3月16日出生在帕爾馬一個家境殷實的知識分子家庭，母親是教師，父親阿迪利奧·貝托魯奇（Attilio Bertolucci）是意大利著名詩人、影評人、藝術(shù)史專家，而且和著名導演帕索里尼、著名編劇柴伐蒂尼（Cesare Zavattini，《偷自行車的人》《風燭淚》）都是好友。舉家搬遷至羅馬后，這些當?shù)匚乃嚱绲拿顺蔀樨愅恤斊婕业淖腺e。而在耳染目濡之下，貝托魯奇從小熱愛文藝，7歲開始寫詩，15歲開始寫小說，同時又和家人、朋友拍起了習作短片。
1962年，他的詩集《尋找神秘》（In cerca del mistero）獲得意大利最具分量的維亞雷焦文學獎。想當年，老貝托魯奇拿到該獎時，年已四十。雖然高中畢業(yè)后，貝托魯奇順理成章進入羅馬大學，攻讀當代文學專業(yè)，但日后他透露自己在詩歌和電影兩條不同道路的抉擇中，其實并沒有太過掙扎。因為他認為自己在詩歌的探索上，永遠沒辦法超越父親，所以從13歲時就立志以電影為業(yè)。
《死神》海報
大四那年，父親的好友帕索里尼開拍導演處女作《乞丐》（Accattone）。20歲的貝托魯奇如愿以償?shù)禺斏狭藢а葜?。影片上映后大獲好評，制片人托尼諾·塞爾維（Tonino Cervi）一高興，又提出請帕索里尼拍一部反映社會最底層生活的影片。由于當時帕索里尼正忙于《羅馬媽媽》（Mamma Roma）的拍攝，只想了個故事梗概，便把寫劇本的工作交給他的編劇搭檔賽吉奧·西提（Sergio Citti）和已從羅馬大學退學的貝托魯奇。兩人模仿帕索里尼的風格寫出了《死神》（La commare secca）的劇本，沒想到塞爾維特別滿意，還多問了貝托魯奇一句：“不如干脆你來拍吧？”于是，這個沒受過科班電影教育，甚至還沒念完大學的小伙子，就這么成了導演。
1962年，《死神》參加了威尼斯電影節(jié)，雖未能獲得媒體一致好評，但對于當時年僅21歲的貝托魯奇來說（他是當時少有的還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電影導演，也是全劇組最年輕的一名組員），首次執(zhí)導就能順利完成影片，已是莫大的成功。多年之后，回憶起這部處女作的拍攝經(jīng)歷，貝托魯奇表示：“不管什么時候回憶起《死神》開拍第一天的經(jīng)歷，我仍能感受到脊背一陣發(fā)涼；當攝影師畢恭畢敬地問我該把機器設(shè)在哪里的時候，我當時的焦慮不安，真是這輩子少有?！?/p>
《死神》走的也是當時盛行的新現(xiàn)實主義路線，由一件謀殺案入手，呈現(xiàn)一個妓女生命中最后一天的軌跡，繼而展現(xiàn)意大利各社會階層的時代風貌。影片從不同角度呈現(xiàn)同一時刻發(fā)生的事，很容易讓人想起黑澤明的《羅生門》，不過貝托魯奇曾一再表示，自己當時并未看過該片。相對于“老師”帕索里尼當時的新現(xiàn)實主義風格，貝托魯奇更強調(diào)故事與人物身上的詩意以及畫面本身的靈動流暢。這些特點，也延續(xù)到了他更具個人風格的第二部作品《革命之前》（Before the Revolution）里。
《革命之前》海報
為了拍攝《革命之前》，導演回到了故鄉(xiāng)帕爾瑪。他以自己鐘愛的小說《帕爾馬修道院》里的人物為影片角色命名，并加入些許自傳色彩。影片講述滿懷政治理想的小資產(chǎn)階級年輕人，陷在革命與愛情的兩難處境中，進退維谷。影片拍得頗有“法國新浪潮”風韻。事實上，早在1959年首次造訪巴黎時，貝托魯奇就看了戈達爾的《精疲力盡》，喜歡到還向帕索里尼竭力推薦。帶《死神》出席倫敦電影節(jié)時，他終于得以跟戈達爾結(jié)識，兩人相談甚歡，他視比自己年長11歲的法國人為偶像與知己，以至于在《革命之前》中，還特意向戈達爾致敬，讓他的新片《女人就是女人》的海報出鏡。
不過，和《死神》一樣，《革命之前》雖然去了戛納電影節(jié)全球首映，獲得媒體一定的關(guān)注，但在意大利本土票房并不理想，也導致之后幾年里，貝托魯奇很難再找到拍片的機會。那段時間里，他拍了兩部紀錄片，直到1968年才重出江湖，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雙重人格》移植到了當下的意大利，拍出一部頗具實驗電影色彩的《搭檔》（Partner.）。
《搭檔》海報
同流與污名
在與戈達爾、帕索里尼等人合作了拼盤式電影《愛情與憤怒》（Amore e rabbia）之后，1970年，貝托魯奇的第四部劇情長片《同流者》（The Conformist）再次叫人眼前一亮。
影片講述墨索里尼時代一位意大利知識分子精英甘愿與法西斯同流合污，領(lǐng)命前往巴黎刺殺自己恩師的故事。一方面，在意大利著名攝影指導維托里奧·斯托拉羅（Vittorio Storaro）——這是兩人八次合作的起始點——的鏡頭里，該片視覺效果奇佳，不時有讓人驚艷的畫面出現(xiàn)。另一方面，影片以探討同流合污者的內(nèi)心隱秘作為切入點，在歷史、政治、哲學等多個層面都有深度觸及，真正標志著貝托魯奇電影觀念與技法的成熟。
《同流者》海報
似乎是為了暗示自己就此告別“法國新浪潮”的影響，貝托魯奇為《同流者》中被刺殺對象安排的住址和電話，用的都是戈達爾的真實信息。不過，該片在巴黎首映時，他還是約了戈達爾見面，想聽聽他對自己這部電影的看法。結(jié)果，戈達爾什么也沒對他說，只遞給他一張紙條，便冷冷地離開了。那是一張印有毛澤東頭像的便簽紙，戈達爾在下面寫到：“你必須要和個人主義、資本主義作斗爭才行！”“五月風暴”時，貝托魯奇對于戈達爾的過于激進已有不滿，如今又收到這樣的紙條，更讓他怒不可遏（在去年上映的米歇爾·阿扎納維西于斯執(zhí)導的《敬畏》中，對于兩人的關(guān)系也有所表現(xiàn)）。然而，時隔多年之后回憶起此事，貝托魯奇表示很后悔扔了那張便簽紙，因為戈達爾對他來說，是真正的電影導師。
有趣的是，《同流者》這個片名也常被拿來定義貝托魯奇其人。一方面是指他與帕索里尼和戈達爾等“導師”的漸行漸遠，另一方面也指他拍片題材的選擇常常順勢順時而為。他本人也說過：“并非我自己選擇要拍什么電影，而是它自己闖入我的生命的?！?/p>
《巴黎最后的探戈》海報
要說貝托魯奇真正被全球觀眾所熟悉，還要等到1972年的《巴黎最后的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充滿宿命感的畸戀故事，因為各種影片之外的新聞而成了當時的焦點。意大利法院以誨淫誨盜罪名，判決貝托魯奇和主演馬龍·白蘭度等幾位主創(chuàng)有罪，象征性地判了他們幾個月緩刑，還剝奪了貝托魯奇的政治權(quán)利五年，影片拷貝也被勒令悉數(shù)銷毀。
更惡劣的影響在于，幾十年后，女主演瑪麗亞·施耐德在接受采訪時又重新提起片中與白蘭度之間的一場床戲，表示拍攝之前她并不完全知情，指控導演和男主角罔顧她的權(quán)益，給她留下長期陰影。經(jīng)過女權(quán)組織和媒體的反復發(fā)酵，前年11月此事又被重新提起，甚至有了白蘭度受導演教唆，假戲真做的誤傳，逼得當時已經(jīng)75歲的貝托魯奇只好站出來再次辟謠，澄清那一場戲純屬表演，劇本中事先也都寫到了，只有“抹黃油”這一個細節(jié)為求獲得女演員真實反映，事先沒有告訴她。對此，他“感到內(nèi)疚，但并不后悔”。
《一九零零》海報
1976年，創(chuàng)作激情絲毫不受打擊的貝托魯奇再有驚人之舉，一部《一九零零》（1900）云集了羅伯特·德尼羅、杰拉德·德帕迪約、唐納德·薩瑟蘭、伯特·蘭考斯特等多位明星，以五小時的超長篇幅，講述了意大利農(nóng)村幾十年間的世事變遷，堪稱影史最偉大的史詩片之一。該片是身為意大利共產(chǎn)黨成員的貝托魯奇左派政治理念的集中體現(xiàn)，毫不吝惜對于農(nóng)民無產(chǎn)者的熱情歌頌。當然，影片絕非乏味的政治說教，充滿詩意的畫面和抒情浪漫的敘事令其具有極高的藝術(shù)價值。
《末代皇帝》的奧斯卡突圍
《一九零零》之后，貝托魯奇經(jīng)歷了長達十年的低潮。在此期間，他拍攝了格局相對較小的《月神》（Luna）和《一個可笑人物的悲劇》（La tragedia di un uomo ridicolo），到了1987年，他再度回到史詩片路線上，交出一部耗時三年完成、聚焦中國最后一位皇帝溥儀的半生跌宕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末代皇帝》劇照
之所以愿意前往遙遠的東方拍電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拍完《一個可笑人物的悲劇》（La tragedia di un uomo ridicolo）后，貝托魯奇無法判斷“意大利電影的方向在哪里，因為我不知道意大利社會會走向何方”（《貝托路齊如是說》，Donald Ranvaud/Enzo Ungari著，顧明修譯，遠流出版社，1992），這讓他失去在祖國拍片的意愿。而憑借共產(chǎn)黨員的身份和1984年擔任威尼斯電影節(jié)主競賽單元評審團主席的光環(huán)，他獲得在中國拍片的機會。
談及這段經(jīng)歷，他曾透露：“1984年，我?guī)е鴥蓚€項目來到中國。一個是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Andre Malraux）的小說《人的命運》（La Condition Humaine），它描寫了 1927年蔣介石政府針對共產(chǎn)黨在上海發(fā)起的清黨運動，以及外國勢力在其中起到的推動作用（注：該書1933年在法國出版，隨后奪得龔古爾獎。自1988年初次被譯介至國內(nèi)后，先后出現(xiàn)多個譯名，如1988年北京作家出版社《人的命運》、1990年漓江出版社《人的狀況》、1998年外國文學出版社《人的境遇》等）。對于這個項目，中方當時表示，‘抱歉，我們不了解這本書?！@書在西方很有名，據(jù)我所知前前后后有過至少十組人馬，考慮過要將它拍成電影，美國導演弗雷德·金尼曼（Fred Zinnemann）就曾對它很感興趣，甚至已經(jīng)在倫敦攝影棚內(nèi)搭建了上海味道的布景，但是臨開拍前項目半途夭折了（注：金尼曼以《正午》蜚聲國際影壇，當年他已說服米高梅投資該片，并請到韓素音改編劇本，男女主角分別是大衛(wèi)·尼文、麗芙·烏曼。開拍前一周，米高梅新任總裁以該片300萬美元預算過高為由，宣布放棄該項目）。我至今都對中方當時的回答感到詫異，他們怎么可能不知道《人的命運》呢？那是西方世界第一部以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yè)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啊。總之，當時的情況下我只得提出了一同帶去的另一個項目：《末代皇帝》，這次他們沒有反對。”
《末代皇帝》海報
“總之，能去中國拍電影對我來說是件很高興的事，一直以來中國都是個令我們著迷的神秘國度，但我周圍人誰都沒去過。借此機會，我終于得以深入其中，一探究竟。等到真的去中國開拍，應(yīng)該已經(jīng)是1986年了吧，當時的中國可以說仍相當與世隔絕，應(yīng)該沒有多少西方電影人去過?！?/p>
不僅“沒有多少西方電影人去過”，事實上，貝托魯奇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位獲準來拍攝劇情長片的西方導演，也是第一位獲得允許進入故宮實地拍攝的西方導演，其歷史意義非同尋常。
《我的前半生》書封
《末代皇帝》根據(jù)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改編而成。對于這部作品，貝托魯奇曾評價：“它并不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但卻是種令我完全投入的道德、政治寓言。這是一個人從黑暗到光明的旅程?；蛟S正是因為書中缺少任何文學上的野心，才令溥儀敘述的事件的本貌如此令人動容?！保ā敦愅新俘R如是說》）
雖然貝托魯奇答應(yīng)將劇本的最終審核權(quán)交給與之合作的中國電影公司，但最終對方僅僅指出了一些歷史細節(jié)上的小錯誤，沒有對劇本進行大刀闊斧的修改。讓他哭笑不得的是，他收到的中方關(guān)于劇本已通過的回執(zhí)帶著東方式的詩情寓意：“欣聞?wù)纨執(zhí)熳幼優(yōu)槿耍?！”而他要去拉投資的倫敦的銀行根本沒可能看懂這句話什么意思，于是只能請中方重新發(fā)函，要求其上必須寫有“劇本已核準”及“故宮紫禁城獨家使用權(quán)”這兩句官方辭令。
奧斯卡頒獎禮現(xiàn)場
在1988年的奧斯卡頒獎禮上，貝托魯奇憑借《末代皇帝》迎來電影生涯最高光的時刻。這部歐洲獨立電影突破好萊塢的圍攻，在入圍的九個獎項中全部勝出（最佳影片、導演、改編劇本、服裝、作曲、剪輯、音響效果、攝影、美術(shù)指導）。
即便如此，外界對于該片的評論卻并非一面倒的叫好，尤其是在中國，該片被認為有滿足白人沙文主義對異國情調(diào)的獵奇心態(tài)之嫌。在被問到是更在乎中國觀眾的接受程度，還是世界上其他地方觀眾的反應(yīng)時，貝托魯奇也坦承，他認為“這部電影還是必須從西方觀點來拍攝”。不過，聽聽貝托魯奇對溥儀的評價，就能知道在奇觀的表象下，他對于這位主人公的理解之獨到：“如果他算是一名旅客，他倒是有訣竅永遠搭錯車。他做過的決定從未導致任何重大的歷史轉(zhuǎn)折。他心里深藏著一些非常理想主義的東西。人們曾告訴他，皇帝是耕第一塊田、播第一顆種的人，他必須是他子民的德行和規(guī)矩上的典范。在他晚年，再度成為和他人無異的凡人時，溥儀的確成了一個模范公民，那正是長久以來他一直期盼的。但也可以說，每個模范公民都是一個皇帝?！保ā敦愅新俘R如是說》）
《末代皇帝》劇照
回歸“愛情”
進入上世紀90年代，貝托魯奇暫時“告別革命”，又回到了愛情主題上?！墩诒蔚奶炜铡罚═he Sheltering Sky，1990）、《偷香》（Stealing Beauty，1996）和《愛的困惑》（Besieged，1998）分別講述愛情的逝去、萌發(fā)與盲目，各有各的滋味。
《遮蔽的天空》海報
2003年，年逾花甲的貝托魯奇重又回歸革命主題，執(zhí)導了回顧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的《戲夢巴黎》（The Dreamers）。導演借三名年輕男女的青春激情故事，緬懷自己的往昔歲月，同時不忘置入對于多部影史經(jīng)典作品的迷影致敬。2007年，威尼斯電影節(jié)為其頒發(fā)終身成就獎。四年后，戛納電影節(jié)也為他獻上一葉終身成就獎金棕櫚。對于之前從未拿到過金獅獎或金棕櫚獎的他來說，也算是一種遲到的追認。
戛納電影節(jié)現(xiàn)場
2003年，貝托魯奇因為腰椎間盤損傷而接受了一次手術(shù)，原本以為不久就能復原，結(jié)果卻留下嚴重后遺癥。先后又接受了兩次大手術(shù)之后，他只能被迫接受自己下半身無法再自由行動的現(xiàn)實。之后這些年里，他進出都要靠輪椅，雖有結(jié)婚數(shù)十載的妻子克萊爾·佩普洛（Clare Peploe）悉心照顧，但對于仍懷揣電影夢想的導演來說，這幾乎等同于他藝術(shù)生命的終結(jié)。
貝托魯奇與妻子克萊爾·佩普洛（左）
2011年，在飛往紐約出席自己作品回顧展的航班上，他讀了意大利小說家尼科洛·阿瑪尼蒂（Niccolò Ammaniti）的小說《我和你》（Io e Te），當即決定重振旗鼓，將其拍成電影。2012年，同名影片上映，雖然從主題到情節(jié)都與他以往大開大合的那些或革命或愛情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語，但影片講述的一對小姐弟面對青春、成長的諸般煩惱，卻也拍得不失溫柔和關(guān)懷，仍能讓人看見老導演不服輸?shù)纳で椤８饕倪€在于，影片場景單一、人物簡略，對于行動離不開輪椅的貝托魯奇來說，再適合不過。
《我和你》海報
在此以后，貝托魯奇身體條件不甚理想，不光行動不便，據(jù)說連癌癥也找上了門。即便如此，2018年4月他接受意大利版《名利場》雜志采訪時，依然表示自己正在籌備新作，“主題仍是關(guān)于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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