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短的結論 國家南北的統(tǒng)一，經濟的繁榮，中外文化交流的昌盛，各個方面代表人物的杰出貢獻，創(chuàng)造了輝煌燦爛的唐文化。唐文化不僅是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的高峰。

　　佛教是從天竺傳來的宗教。經過漢、魏、南北朝的漫長時間，傳布甚廣。隋文帝又大加提倡，到唐朝遂發(fā)展到最高點。道教是漢族自創(chuàng)的宗教。唐朝皇室自稱是道教教主老子李耳的后裔，有意扶植，形式上使與佛教有同等的地位。佛、道兩教為了搶奪權利，斗爭甚為劇烈，唐朝統(tǒng)治者忙于調劑兩教勢力，不使失去均衡。

　　佛、道兩教都是麻醉人民的毒品，和尚、道士都是懶饞無恥的寄生蟲。佛教勢力比道教大得多，它對民眾的禍害也更大。“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佛寺是兇惡的土地兼并者，又是奴隸制度封建農奴制度的保持者。天竺社會里一切黑暗、野蠻、落后、穢濁的事物，都借著佛菩薩的莊嚴相慈悲相作掩護，整套整套地搬運到中國來，勞苦民眾吃了它極大的苦頭。千年以后，看到當時佛教遺跡，雖然應該當作珍貴的文物加以保護，但想起它禍國殃民的罪惡，使人感到猶有余痛。統(tǒng)治階級為了求功德而造寺、造像以及各種耗費，不知流出了多少民眾的血汗。

　　伊斯蘭教、襖教、摩尼教、景教，都在唐朝時傳入。因為佛教先入為主，把所有宗教都抵制住了，這種以毒制毒的結果，使當時思想家只要努力反佛老（主要是反佛），就可能對歷史作出貢獻。

　　唐初，朝廷頒行《五經正義》、《五經定本》，對統(tǒng)一南北經學，是有作用的，但儒生的思想也受到束縛。只有少數(shù)士人（如啖助等），不甘屈服，敢于獨抒己見，以意說經。這是儒學由漢學系統(tǒng)轉向宋學系統(tǒng)的開始。安、史亂后，在藩鎮(zhèn)割據(jù)的政治局面下，儒者為講求統(tǒng)一而提倡《春秋》之學。這門學問，到宋朝，更為發(fā)達。

　　在百花盛放的唐文苑中，詩歌是最為鮮艷奪目的花朵。新型的律詩（近體詩）與舊型的古詩，競艷爭妍。在以千百計數(shù)的詩人中，王維、李白、杜甫是三個代表人物，他們的詩，是佛、道、儒三種思想的結晶品。儒家的思想感情、是非喜怒，最合乎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標準。歷代詩評家對王維、李白或有異辭，而杜甫的“詩圣”地位從未動搖過。

　　詩境經唐人開發(fā)殆盡，唐末、五代人只能從詞的方面另辟新境。溫庭筠是詞的創(chuàng)始者，李煜是詞的擴大者。詞在晚唐、五代，好比詩在初唐，有發(fā)展的前途。

　　從西晉夏侯湛開始，醞釀已久的古文運動，到中唐韓愈時，始顯得波瀾壯闊。韓愈把儒學運動與古文運動結合起來，以儒家的忠孝思想反對佛教的無父無君思想（內容），以比較接近（距離甚遠的接近）口語的散文代替駢四儷六、廢話成堆的四六文（形式）。旗幟鮮明，所向無敵。韓愈的門徒李翱又吸取禪學，建立起儒學的心性說，宋儒擴而大之，從此佛成為儒的附庸。

　　《史通》是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書中所宣揚的“直筆”思想，對后世起著深遠的影響。由于階級的局限，劉知幾的所謂直筆，只能以地主階級的是非作標準。杜佑、賈耽、李吉甫等人著書，反對“非今是古”與“搜古略今”，也都是店朝學術界的有識之士。

　　唐朝科學、美術、音樂舞蹈的盛況，也是空前的。僧一行的歷法，孫思邈的醫(yī)學，吳道子等的繪畫，楊惠之的雕塑，都能超越前人。顏真卿破二王書體而創(chuàng)新書體，藝術成就很高。

　　輝煌燦爛的唐文化，深為當時世界各國人民所向往。各國人士不顧跋涉的艱難，來到中國，觀摩攝取。以唐朝首都長安為中心，中國各民族之間，中國與當時世界各國之間，形成了交流文化的巨大場面。這是完全合乎需要的。繁榮的唐文化，吸收了域外文化而愈益豐富多彩。唐文化傳播到東西方各國，起著推動各國文化發(fā)展的作用。各種文化必然要取長補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異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樣，所以文化交流愈廣泛，發(fā)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輸出國不可自驕，文化輸入國不必自卑，某一國文化為別一國所吸收，這種輸入品即為吸收者所擁有。譬如人吃豬肉，消化后變成人的血肉，誰能懷疑吃豬肉的人，他的血肉是豬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