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ㄈ┟魍⑻搮T與農(nóng)民起義 一、明廷的兵虛財匱 皇室侈靡無度，群臣傾軋不止，明朝走上了衰朽的道路。
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晚明上層社會競為奢侈，形成一時的風氣。隨之而來的則是官員們的貪污受賄，多方掠取。神宗一朝，貪賄案件，史不絕書。重大案件，貪贓至數(shù)十萬兩，一次行賄即可有數(shù)萬以至十數(shù)萬兩。饋贈珍奇，請托送禮，更為官場所習見。神宗曾在一個詔書中斥責地方官員：“供張僭侈，費用浩繁，歲時慶賀之儀，不勝奔走。廩餼常供之外，復多饋遺。司道官又借視聽于窩訪，取私費于官庫。以致貪官污吏，有恃無忌?！保ā渡褡趯嶄洝肪砣欢┰t書說明：神宗對彌漫各地的貪風，并非無所覺察，但皇室費用浩繁，中使四出掠取，上行下效，也助長了地方上的貪風。神宗只知責人，不知責己，上下相蒙，充斥上下的貪官污吏，依然有恃無忌。
皇室靡費掠取，官員貪污成風，帶來兩方面的后果。一是各級軍官相效貪賄，軍兵日趨衰弱，一是朝廷財政匱乏，國用難支。神宗在位長達四十八年。即位之初，任用張居正以富國強兵的理想，經(jīng)過幾十年的演變，卻鑄成了兵虛財匱的敗局。
軍兵衰朽神宗朝的軍兵，在幾次作戰(zhàn)中曾經(jīng)顯示出足以克敵制勝的作戰(zhàn)能力。但隨著軍隊中腐敗現(xiàn)象的滋長，到神宗晚年，軍政日益昏暗，戰(zhàn)斗力也隨之銳減。
虛報戰(zhàn)功——早在一五八三年，御史魏允貞就曾指責遼東戰(zhàn)功奏報失真。一五九八年，吏科給事中劉道亨上奏，防御蒙古的邊官，務以搗巢見奇。搗巢獲首功，一則報十，十者報百。虛報戰(zhàn)功即晉階升官，因而軍官數(shù)量大增。萬歷十九年（一五九一年）閏三月戶部奏稱：“遼東近日用兵以來，假稱捷報，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薊鎮(zhèn)一邊分為四鎮(zhèn)，一鎮(zhèn)又分三路，設官比原額幾二十倍?！保ā渡褡趯嶄洝肪矶模?br/>
冒領糧餉——士兵逃跑或死亡，軍官不上報，仍以空名支餉。上下串通，瓜分月糧。如莊浪參將楊定國，任職九年，與其部下的中軍千、把總等下級軍官，冒支軍糧，每年約二千石。
賄賂公行——軍官因接受賄賂而被懲處，屢見不鮮。未被揭露者更為普遍。賄賂公行不能不嚴重影響軍法號令的執(zhí)行。一六○九年十一月，兵部奏稱：“將之號令而不能行于偏裨，則國之賞罰亦漸不能行于將帥也，皆緣寡廉債帥責問贄饋，以致節(jié)制之陵夷，文吏亦得因而掣肘之?！鄙褡谡f：“近來交際恣濫，豈但大將受偏裨贄饋，即文官亦受將領贄饋。弊端不革，法安得行?！保ā渡褡趯嶄洝肪硭牧模?br/>
克剝士兵——軍官對士兵恣意克剝，諸如克扣軍餉，侵占屯田，差遣役使等皆是。軍官擅自差遣役使，為害尤大。一六一二年御史劉廷元指出，京營的三大營，“自副參游佐，下至千把總，共五百八十八員，即一把總月役軍四十八名矣，其他侵占當不下三、四萬人”。（《神宗實錄》卷五○三）次年正月，兵部尚書黃嘉善也指出，“鎮(zhèn)臣路將有占（役）數(shù)百名，少亦不下百名者”。（《神宗實錄》卷五七八）軍官們還經(jīng)常把士兵借給地方官員役使。如薊鎮(zhèn)過往官員，經(jīng)常由當?shù)剀姳┮?，“馬供遞送，軍役扛抬”，“以致應付日煩，軍疲馬瘦”。（《神宗實錄》卷三八七）京城太監(jiān)占役士兵的現(xiàn)象也極為嚴重。一五九二年九月，禮科給事中馬邦良等揭露：東安等門官軍四百余名，宦官占役將近十分之九。萬歷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閏四月，戎政尚書薛三才說，京城“十六門原額軍六千八百余名，每門分上下二班，領以指揮、千百戶，而總隸于后府、兵部。不知起自何年，此外添差內(nèi)監(jiān)提督，逐門占役至四千三百三十二名”。（同上，卷五六九）
兵力虛弱——軍隊的腐敗不能不導致兵力的削弱。主要表現(xiàn)是：（一）疏于訓練。一六一五年二月，巡視京營的禮科給事中姚永濟等上疏說：“今春光入暮，開操無期，將不習軍，軍不習陣。弱者矢無簇，槍無頭，刀劍盡成班銹，志氣日就委靡。間得強有力者，又以■■不肖之心，用之酗酒行潑，劫殺為邪……一旦有事，豈能以不教之軍戰(zhàn)哉！”（《神宗實錄》卷二五九）（二）兵員減少。保衛(wèi)京城的中都、河南、山東京操班軍，多有具其名而無其人。士兵輸錢給領班之官“包折”，便可家居?！败姳阌诩揖?，官便于厚利，稍出其金，以為雇點之資，上下各以文具相欺”。（同上，卷四九六）（三）士兵貧困。一六一○年宣府巡撫都御史薛三才奏報宣鎮(zhèn)士兵情況說：“諸軍糧餉，月不過數(shù)錢，八口之家，率皆仰給。餉不時至，未免稱貸而食。又不足，則草料、布花質錢于債家，銀未入手，子錢已去其大半。欲冀士飽馬騰，容可得乎！”（同上，卷四七六）
以上種種說明，此時的軍兵，包括京營與邊軍，都已日益衰朽，不再是往日克敵制勝的強兵。如神宗所說：“兵數(shù)雖多，堪戰(zhàn)者少?！钡娰M開支卻日漸增加。九邊年例，嘉靖末年約二百五十萬兩，萬歷三十六年（一六○八年）激增到四百九十余萬，此后每年也都在四百萬左右。一六○九年，兵部請削減皇室的靡費，以充軍需，說：“何惜捐大內(nèi)朽蠹之財，以安宗社?！备＝ㄑ矒峤饘W曾上言，“至商稅原系餉額，若歸之內(nèi)帑則餉不得有。若仍之餉額則課不能充。所當懇請?zhí)亓簦越o兵需”。（《神宗實錄》卷四五九）遼東巡撫熊廷弼請為封疆計，早發(fā)內(nèi)帑。神宗俱不聽。
財政匱乏神宗在位的最后十多年間，軍費開支激增，皇室靡費不減。由于官員上下貪污，稅使掠奪以及豪強欺隱賦稅，朝廷的稅收卻是有減無增。明廷的財政，不能不日益匱乏。戶部太倉庫、工部節(jié)慎庫以及太仆寺、光祿寺的庫藏，大體反映了當時的財政狀況。
戶部太倉庫——英宗時始設戶部太倉庫，貯藏各地折銀交納的各種稅銀，供應軍官俸祿和皇帝御用，稱金花銀。神宗即位，歷朝積蓄銀兩，存于老庫，共二百萬兩，另有窖房銀四百萬兩。神宗即位以來的十余年間，續(xù)有積存三百余萬兩，收藏在日常出納的外庫。積蓄總量約可供兩年支出。神宗親政后，連年入不敷出，漸用積蓄。一五八六年八月，外庫余銀只余四十六萬余兩。九月，又減至三十萬。到次年三月，除老庫、窖房外，只余銀九萬兩。外庫余銀用盡，遂又動用窖房銀。一五九九年，外庫與窖房都已一空如洗，僅存老庫二百萬兩。次年四月，借用老庫銀五十萬分發(fā)積欠的各邊鎮(zhèn)額餉。到一六○八年，戶部太倉庫就只有老庫貯銀八萬兩。一六○九年，兵部上言“雖知餉之當處，無奈計窮，以天下之大，僅太倉八萬兩”。（《神宗實錄》卷四五九）庫藏空虛，邊地軍餉不能按時發(fā)放。一六○八年，九邊額欠一百二十萬兩。一六一一年欠餉至二百五十萬兩。一六一六年積欠軍餉總計達五百萬兩。
工部節(jié)慎庫——用以貯存工部料價的節(jié)慎庫也漸匱乏。乾清宮與坤寧宮被焚后，一五九六年即著手興建，費用浩繁。一六○○年二月，工部尚書楊一魁上疏說：“今見貯節(jié)慎庫者，合四司（工部所屬營饍、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止七、八萬兩，而浩大未竟之工程，急切應需之造辦，監(jiān)局年例之錢糧，又若庫房、若城垣、若墳工，種種并集，一時之費約用八十余萬兩，即罄竭積貯，未當十分之一?！保ā渡褡趯嶄洝肪砣乃模﹥蓪m建成后，又接連修建陵寢、宮內(nèi)花園臺榭。一六○三年，又動工興修被焚的三大殿，坐派湖廣采辦楠杉大木，合銀四百二十萬兩。貴州采木，價銀一百余萬兩，湖廣、貴州、四川三省所派三殿木植大工錢糧至九百六十余萬兩。一六○五年十一月，內(nèi)閣大學士朱賡慨嘆說：“兩宮經(jīng)始，節(jié)慎庫尚百十萬金，今罄然無分毫之蓄。”（同上，卷四一五）
太仆寺庫——太仆寺庫歲入馬價、草料、籽粒等銀約六十萬兩，歲出各邊年例約四十萬，賞賚修筑諸費約二、三萬，每年原可剩銀二十萬，備買馬之用。太仆寺逐年皆有積存，神宗即位時，前朝積累，多至一千萬兩。神宗親政后，內(nèi)廷靡費每由戶、工二部挪用太仆寺庫銀彌補。軍費不足，也向太仆寺庫挪借。以至庫藏漸被耗費。一六○二年九月，太仆寺署印少卿連標上疏指出：嘉靖、隆慶年間太仆寺庫存銀達一千萬兩，“邇來國家多事，借討紛紛，戶工二部動去八百七十余萬，見存庫者僅一百萬有奇”。（《神宗實錄》卷三七六）一六○七年八月，太仆寺少卿李思孝上疏說：“臣稽往牒，在嘉、隆間舊庫積至一千余萬，盛矣。迨萬歷十八年，西征哱、劉，借一百六十萬；東征倭，借五百六十余萬。二十七年為邊餉借五十萬，又為征播借三十三萬。三十一年，又為邊餉動老庫二十一萬、馬價三十萬。三十二年，又以年例借三十五萬余。先是二十九年，以邊餉不給，頓借百萬。前后所借在計部者已九百八十三萬矣。而二十九年，工部以大婚大禮借三十五萬，三十一年，光祿寺以年例借二萬，又借三十七萬。今老庫見存者二十七萬耳。而東西兩庫每年所解，僅可以供各邊年例之用，況重以各邊功次賞賚，亦取于此?！保ㄍ希硭娜撸┑揭涣黄吣晔辉?，太仆寺庫老庫僅余八萬兩。太仆寺庫存銀，原用以購買馬匹以供軍需，庫藏空竭，軍馬也難以為計了。
光祿寺庫——神宗即位之初，光祿寺庫有前朝節(jié)余銀兩一百一十多萬。一五八七年十二月，只剩下四萬四千余兩。次年三月，至于內(nèi)供取用不敷。一六○一年，光祿寺因庫藏已空，為供應皇帝膳食，兩次共借戶部銀約三萬余兩。
以上太倉庫等四庫貯藏稅銀至晚到萬歷四十年（一六一二年），便已先后空虛。各地的稅糧，主要是東南地區(qū)的糧米，由大運河運至京師，分儲于北京、通州二地的糧倉。京倉五十六，通倉十六，分別供應京師軍匠在官人等需用。萬歷初年，二倉儲糧甚富。一五八三年十二月統(tǒng)計，京、通二倉實存糧共一千八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石有奇，每年軍匠在官人等實支本色米二百二十萬石。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但一六○二年九月，京倉實在之數(shù)只有四百四十八萬余石，僅夠二年支用。
二、前仆后繼的農(nóng)民起義 皇室、貴族和各級官員，日益貪婪奢侈，廣大農(nóng)民則遭受越來越多的剝奪，日漸陷入極端貧困的境地。
明廷財政匱乏，便不斷加派賦稅，剝奪農(nóng)民。早自一五八六年，閣臣申時行即奏稱：“比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若戶部草料之類是也。有用不足而增者，若工部大炭之類是也。方今財絀民勞，惟正之供尚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神宗實錄》卷一七二）此后，朝鮮之戰(zhàn)曾有加派，平播州之亂又有加派。一五九九年，全國賦額比二十年前增加了十分之四。一六○一年，“按丁增調(diào)，踐畝加租”（同上，卷三五九），比二十年前增加了將近一倍。
一條鞭法推行后，州縣征稅已有定額。但地方官吏往往在定額之外，重復征收。一五八七年，神宗詔諭中就指出：“各處編審糧差，于條鞭之外，重派里甲、系有司任情擾害小民?！保ㄍ?，卷一八七）一六○一年廣東巡按李時華奏報廣東的情形說：“禁網(wǎng)常疎，吏奸法弊。條鞭之后，仍用甲首，均平所編，盡入私橐。上下相蒙，恬不為怪?！保ㄍ?，卷三六五）征稅之外，又加收所謂“耗羨”。一六一三年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州縣糧羨多至十取二、三。一六一八年十一月，御史房壯麗指陳：“官府借口驗封，加收火耗，至一錢二錢，屢經(jīng)嚴禁不遵。”（同上，卷五七六）
官府的賦稅，依據(jù)一條鞭法的規(guī)定，本應依據(jù)田地的占有和人丁數(shù)分擔。但是，占有數(shù)千頃以至上萬頃田地的皇室、貴族、官員可依據(jù)“優(yōu)免”的規(guī)定，任意擴大優(yōu)免范圍，逃避賦稅。地方豪強也以“詭推”（詭稱田已賣出）、“灑派”（稅額分散于他戶）等等辦法，把應納的賦稅轉嫁給廣大民戶。受害最大的還是窮苦的農(nóng)民。
隨著土地兼并的盛行，早已有一批又一批的農(nóng)民被迫失去土地，淪為佃仆和流民。僅有小塊土地的農(nóng)民，在不斷加派的賦稅重壓下，也不得不失去田地，背井離鄉(xiāng)。如遇水旱災荒，更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陷于極其悲慘的境地。一五九二年，陜西頻年荒旱，農(nóng)民流亡多至十分之七。一五九三年，河南衛(wèi)輝獲嘉縣，因路居沖要，差役浩繁，加以瘟疫流行，農(nóng)民流亡過半。一五九七年，刑部左侍郎呂坤上疏，說他“久歷外任，熟知民艱”，他所見山東、山西、陜西各地農(nóng)村的狀況是：官倉空而庫竭，民十室而九空。冬無破絮者有一半，一天只吃一餐者也有一半。破屋頹墻，風雨不蔽。流民未回鄉(xiāng)井，棄地多荒。可是，存者還要代去者賠交稅銀，生者更為死者頂役。（參見《去偽齋集》卷一）一六○一年，吏部尚書李戴上疏說：幾年來，連續(xù)災荒。陜西、山西首先受災，農(nóng)民吃土塊求生。接著是河南受災，農(nóng)民吃雁糞過活。山東、江南、湖北以至京畿，也相續(xù)受災?！袄先跆钗瘻羡?，壯者展轉就食”。（《明經(jīng)世文編》卷四四○）
自一五八六年以來，一些地區(qū)不堪重壓的農(nóng)民，即相繼舉行武裝起義，展開拼死的搏斗。隨著明廷掠奪的加重，各個地區(qū)的農(nóng)民起義，風起云涌，不斷沖擊著明廷的腐朽統(tǒng)治。
滑縣饑民起義——一五八六年七月，河南滑縣人車宗孔、王安等，因旱災缺糧，向有麥數(shù)萬斛的富商趙國英、張學書等借貸，遭到拒絕。車宗孔等聚集饑民上千人起而奪麥。官府前來鎮(zhèn)壓，饑民轉展于淇縣、汲縣一帶，與官兵發(fā)生激戰(zhàn)，王安、車宗孔先后被俘。
陜甘回民起義——居住在陜甘寧交界處的回族人民約五百人，在一五八六年發(fā)動了起義。起義者流動于涇州、靈臺、麟游、永壽、三水、淳化、耀州、白水等地，反抗官軍，英勇作戰(zhàn)。沿途漢族人民也陸續(xù)參加起義。起義軍給予官府以沉重打擊。次年，被鎮(zhèn)壓失敗。
太湖農(nóng)民起義——一五八八年，農(nóng)民殷應采等利用太湖“港瀆縱橫，蘆葦蓊翳”的條件，在太湖起義。起義者略取附近富室的財產(chǎn)，多次與前來鎮(zhèn)壓的官軍激戰(zhàn)，三吳戒嚴。隨后，遭到官軍的殘酷鎮(zhèn)壓而失敗。
梅堂、劉汝國起義——一五八八年，蘄黃農(nóng)民梅堂起義，“匠人”劉汝國（又名劉少溪）前來參加。梅堂在宿松古車嶺被官府逮捕，劉汝國逃脫，繼續(xù)領導起義者作戰(zhàn)，自稱順天安民王。樹立旗幟，上寫鏟富濟貧替天元帥。起義軍出沒于英山、潛山、太湖、宿松、蘄州、黃梅、廣濟之間，在各處沒收富豪谷米財產(chǎn)，招徠饑民就食，從者數(shù)萬人。官府派人招降，劉汝國回信說：“豪家不法，吾取其財以濟貧，此替天行道?！逼鹆x者多次打敗前來鎮(zhèn)壓的官軍，明安慶指揮陳越及蘄州州判陳策敗死。安慶、宿松諸府縣的地方官，懾于起義軍的壓力，紛紛借故離任而去。一五八九年二月，明廷命應天巡撫周繼、湖廣巡撫邵陛、江西巡撫莊國禎、提督操江王用汲等大員，督率領屬，協(xié)力剿捕。起義失敗，劉汝國被俘，在安慶被殺。
柯守岳起義——福建莆田廣業(yè)里，方圓一百二十里，重岡迭阜，深峻迂回，便于起義活動。一五八九年，在這里開山而耕的農(nóng)民柯守岳因歲饑民流，發(fā)動起義。自號游天王，下設隊長、中將軍、東方將、旗首等職。多次與官軍作戰(zhàn)，當年失敗。
李圓朗起義——廣東始興人李圓朗，自稱有起死回生之術，并能剪紙為人馬，翁源人王子龍自稱彌勒降生，又說是黃巢之后，在民間傳布子丑年天有大災。聚眾數(shù)百人。一五八九年，龍南災荒，禾黍不入。李圓朗與王子龍相結納，聚眾在龍南東桃隘鳴鼓祭旗，宣布起義。起義軍曾轉戰(zhàn)南雄，被官軍戰(zhàn)敗。王子龍戰(zhàn)死，李圓朗被俘，押解到龍南被殺。
王自簡起義——一五九四年春，河南農(nóng)民王自簡領導當?shù)剞r(nóng)民上千人起義，活動在新蔡、沈五、息縣一帶。明潁州兵備副使李驥千等用招撫的辦法，離散起義部眾。王自簡在潁州被擒，隨后被殺。
趙古元起義——一六○○年，兩畿及各省出現(xiàn)災荒，又苦于礦監(jiān)稅使的騷擾，各地兵民多起而反抗。浙江山陰人趙一平與妻王氏編成“指南經(jīng)”等書，投散各省會及兩京，策動起義。先去杭州，又去徐州，改名趙古元，自稱是宋朝皇室后人，與友人孟化鯨等在徐州和豐、沛等地招集逃亡的流民和拚死起義的農(nóng)民，約定明年二月諸方并起，先取淮揚，次取徐州，再取金陵與北京。起義計劃泄露，遭到明徐州兵備徐光復等人的鎮(zhèn)壓，主要首領陸續(xù)被捕；趙古元逃到寶城后被擒，同年十一月，被押至北京處死。
吳建起義——一六○四年，福建毆寧縣謝屯鄉(xiāng)民吳建，奉白蓮教，稱世界將亂，聚眾數(shù)千人起義。知縣前來誘降，被拒。兵備道劉毅命鄉(xiāng)兵發(fā)動進攻，起義失敗。吳建自殺。（一說被害）
劉天緒起義——河南永城人劉天緒，流寓鳳陽府臨淮縣朱龍橋，崇奉無為教主，當?shù)厝送踝?、張名等信從傳教。信徒多至千余人。劉天緒自稱辟地定奪乾坤李王。一六○六年十一月定議，本月二十三日長至節(jié)，乘南京百官出城謁陵的機會，在南京正式發(fā)動起義。劉天緒自號龍華帝王，王宗、張名等被封為國公侯伯將軍指揮等職。因出現(xiàn)叛徒向官府告密，明南京兵部尚書孫鑛等發(fā)兵捕劉天緒等四十九人，劉天緒受酷刑逼訊致死。
保定農(nóng)民起義——一六一一年，保定等處有劉應第、董世耀聚眾稱王，在遠近各地剽劫，被保定巡撫王國鎮(zhèn)壓。
山東農(nóng)民起義——一六一五年，山東各地自正月至六月，無雨，田禾枯槁，千里如焚。安丘縣，有千余起義者，攻入城內(nèi)，劫庫焚獄；蒙陰縣，起義者豎旗稱王，殺死官兵；沂州，有七百名起義者騎馬彎弓，搶劫糧畜；費縣、濟陽，起義農(nóng)民白晝打劫；昌樂縣，起義者三百人嘯聚搶掠，聲勢充斥。這些起義都是由于農(nóng)民饑餓無食，不得不起而劫奪府庫和富戶。神宗詔令“破格區(qū)處”；同年十二月發(fā)太仆寺馬價銀十六萬兩，在山東進行賑濟，但并不能消弭農(nóng)民的反抗。此后不久，山東又有周堯德、張計緒等聚眾起義，各立頭目，在泰山、歷城、章丘、萊蕪等處，出沒行劫。周堯德被起義者稱為“紅竿大王”，又改稱“平師王”。起義軍所到之處，截殺官兵，屢獲勝利。直到一六一七年春季才被鎮(zhèn)壓而失敗。
陜甘回民起義——陜甘地區(qū)的回民起義，前仆后繼，仍在繼續(xù)發(fā)展。一六○八年，有數(shù)百人組成的起義隊伍，由潼關進入山西，攻掠芮城等縣，并攻入河津、稷山等四縣。一六一一年，田有奇領導的起義者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平陽一帶，田有奇被俘。一六一五年，以高尚千為首的起義回民，曾在宜君縣劫獄。次年八月，高尚千在延安被俘。
田峨起義——一六一七年四月，山東鉅野縣有人奏報，鄉(xiāng)人田峨自稱仁義王，糾眾數(shù)千，劫掠財物，強奪獄犯，謀殺縣官。
李文起義——一六一八年九月，白蓮教首李文在慶陽府聚眾數(shù)百人，自號彌天一字王，建年號“天真混元”，自稱是李老君真達磨下生，賜有天書飛劍。策劃于十月十二日發(fā)動起義。事前被人首告，李文被捕，次年被處死。
以上見于記載的這些起義，都不曾得到較大的發(fā)展。起義發(fā)動未久甚至未及發(fā)動，就遭到明朝官軍的鎮(zhèn)壓。但是，起義由饑民的自發(fā)的奪糧發(fā)展為有組織的武裝搏斗，以至建號稱王，顯示出推翻明朝統(tǒng)治的戰(zhàn)斗意志。各地農(nóng)民的武裝起義，前仆后繼，預示著一場規(guī)模巨大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風暴就要到來。腐朽的明朝被推翻的日子不遠了。
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晚明上層社會競為奢侈，形成一時的風氣。隨之而來的則是官員們的貪污受賄，多方掠取。神宗一朝，貪賄案件，史不絕書。重大案件，貪贓至數(shù)十萬兩，一次行賄即可有數(shù)萬以至十數(shù)萬兩。饋贈珍奇，請托送禮，更為官場所習見。神宗曾在一個詔書中斥責地方官員：“供張僭侈，費用浩繁，歲時慶賀之儀，不勝奔走。廩餼常供之外，復多饋遺。司道官又借視聽于窩訪，取私費于官庫。以致貪官污吏，有恃無忌?！保ā渡褡趯嶄洝肪砣欢┰t書說明：神宗對彌漫各地的貪風，并非無所覺察，但皇室費用浩繁，中使四出掠取，上行下效，也助長了地方上的貪風。神宗只知責人，不知責己，上下相蒙，充斥上下的貪官污吏，依然有恃無忌。
皇室靡費掠取，官員貪污成風，帶來兩方面的后果。一是各級軍官相效貪賄，軍兵日趨衰弱，一是朝廷財政匱乏，國用難支。神宗在位長達四十八年。即位之初，任用張居正以富國強兵的理想，經(jīng)過幾十年的演變，卻鑄成了兵虛財匱的敗局。
軍兵衰朽神宗朝的軍兵，在幾次作戰(zhàn)中曾經(jīng)顯示出足以克敵制勝的作戰(zhàn)能力。但隨著軍隊中腐敗現(xiàn)象的滋長，到神宗晚年，軍政日益昏暗，戰(zhàn)斗力也隨之銳減。
虛報戰(zhàn)功——早在一五八三年，御史魏允貞就曾指責遼東戰(zhàn)功奏報失真。一五九八年，吏科給事中劉道亨上奏，防御蒙古的邊官，務以搗巢見奇。搗巢獲首功，一則報十，十者報百。虛報戰(zhàn)功即晉階升官，因而軍官數(shù)量大增。萬歷十九年（一五九一年）閏三月戶部奏稱：“遼東近日用兵以來，假稱捷報，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薊鎮(zhèn)一邊分為四鎮(zhèn)，一鎮(zhèn)又分三路，設官比原額幾二十倍?！保ā渡褡趯嶄洝肪矶模?br/>
冒領糧餉——士兵逃跑或死亡，軍官不上報，仍以空名支餉。上下串通，瓜分月糧。如莊浪參將楊定國，任職九年，與其部下的中軍千、把總等下級軍官，冒支軍糧，每年約二千石。
賄賂公行——軍官因接受賄賂而被懲處，屢見不鮮。未被揭露者更為普遍。賄賂公行不能不嚴重影響軍法號令的執(zhí)行。一六○九年十一月，兵部奏稱：“將之號令而不能行于偏裨，則國之賞罰亦漸不能行于將帥也，皆緣寡廉債帥責問贄饋，以致節(jié)制之陵夷，文吏亦得因而掣肘之?！鄙褡谡f：“近來交際恣濫，豈但大將受偏裨贄饋，即文官亦受將領贄饋。弊端不革，法安得行?！保ā渡褡趯嶄洝肪硭牧模?br/>
克剝士兵——軍官對士兵恣意克剝，諸如克扣軍餉，侵占屯田，差遣役使等皆是。軍官擅自差遣役使，為害尤大。一六一二年御史劉廷元指出，京營的三大營，“自副參游佐，下至千把總，共五百八十八員，即一把總月役軍四十八名矣，其他侵占當不下三、四萬人”。（《神宗實錄》卷五○三）次年正月，兵部尚書黃嘉善也指出，“鎮(zhèn)臣路將有占（役）數(shù)百名，少亦不下百名者”。（《神宗實錄》卷五七八）軍官們還經(jīng)常把士兵借給地方官員役使。如薊鎮(zhèn)過往官員，經(jīng)常由當?shù)剀姳┮?，“馬供遞送，軍役扛抬”，“以致應付日煩，軍疲馬瘦”。（《神宗實錄》卷三八七）京城太監(jiān)占役士兵的現(xiàn)象也極為嚴重。一五九二年九月，禮科給事中馬邦良等揭露：東安等門官軍四百余名，宦官占役將近十分之九。萬歷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閏四月，戎政尚書薛三才說，京城“十六門原額軍六千八百余名，每門分上下二班，領以指揮、千百戶，而總隸于后府、兵部。不知起自何年，此外添差內(nèi)監(jiān)提督，逐門占役至四千三百三十二名”。（同上，卷五六九）
兵力虛弱——軍隊的腐敗不能不導致兵力的削弱。主要表現(xiàn)是：（一）疏于訓練。一六一五年二月，巡視京營的禮科給事中姚永濟等上疏說：“今春光入暮，開操無期，將不習軍，軍不習陣。弱者矢無簇，槍無頭，刀劍盡成班銹，志氣日就委靡。間得強有力者，又以■■不肖之心，用之酗酒行潑，劫殺為邪……一旦有事，豈能以不教之軍戰(zhàn)哉！”（《神宗實錄》卷二五九）（二）兵員減少。保衛(wèi)京城的中都、河南、山東京操班軍，多有具其名而無其人。士兵輸錢給領班之官“包折”，便可家居?！败姳阌诩揖?，官便于厚利，稍出其金，以為雇點之資，上下各以文具相欺”。（同上，卷四九六）（三）士兵貧困。一六一○年宣府巡撫都御史薛三才奏報宣鎮(zhèn)士兵情況說：“諸軍糧餉，月不過數(shù)錢，八口之家，率皆仰給。餉不時至，未免稱貸而食。又不足，則草料、布花質錢于債家，銀未入手，子錢已去其大半。欲冀士飽馬騰，容可得乎！”（同上，卷四七六）
以上種種說明，此時的軍兵，包括京營與邊軍，都已日益衰朽，不再是往日克敵制勝的強兵。如神宗所說：“兵數(shù)雖多，堪戰(zhàn)者少?！钡娰M開支卻日漸增加。九邊年例，嘉靖末年約二百五十萬兩，萬歷三十六年（一六○八年）激增到四百九十余萬，此后每年也都在四百萬左右。一六○九年，兵部請削減皇室的靡費，以充軍需，說：“何惜捐大內(nèi)朽蠹之財，以安宗社?！备＝ㄑ矒峤饘W曾上言，“至商稅原系餉額，若歸之內(nèi)帑則餉不得有。若仍之餉額則課不能充。所當懇請?zhí)亓簦越o兵需”。（《神宗實錄》卷四五九）遼東巡撫熊廷弼請為封疆計，早發(fā)內(nèi)帑。神宗俱不聽。
財政匱乏神宗在位的最后十多年間，軍費開支激增，皇室靡費不減。由于官員上下貪污，稅使掠奪以及豪強欺隱賦稅，朝廷的稅收卻是有減無增。明廷的財政，不能不日益匱乏。戶部太倉庫、工部節(jié)慎庫以及太仆寺、光祿寺的庫藏，大體反映了當時的財政狀況。
戶部太倉庫——英宗時始設戶部太倉庫，貯藏各地折銀交納的各種稅銀，供應軍官俸祿和皇帝御用，稱金花銀。神宗即位，歷朝積蓄銀兩，存于老庫，共二百萬兩，另有窖房銀四百萬兩。神宗即位以來的十余年間，續(xù)有積存三百余萬兩，收藏在日常出納的外庫。積蓄總量約可供兩年支出。神宗親政后，連年入不敷出，漸用積蓄。一五八六年八月，外庫余銀只余四十六萬余兩。九月，又減至三十萬。到次年三月，除老庫、窖房外，只余銀九萬兩。外庫余銀用盡，遂又動用窖房銀。一五九九年，外庫與窖房都已一空如洗，僅存老庫二百萬兩。次年四月，借用老庫銀五十萬分發(fā)積欠的各邊鎮(zhèn)額餉。到一六○八年，戶部太倉庫就只有老庫貯銀八萬兩。一六○九年，兵部上言“雖知餉之當處，無奈計窮，以天下之大，僅太倉八萬兩”。（《神宗實錄》卷四五九）庫藏空虛，邊地軍餉不能按時發(fā)放。一六○八年，九邊額欠一百二十萬兩。一六一一年欠餉至二百五十萬兩。一六一六年積欠軍餉總計達五百萬兩。
工部節(jié)慎庫——用以貯存工部料價的節(jié)慎庫也漸匱乏。乾清宮與坤寧宮被焚后，一五九六年即著手興建，費用浩繁。一六○○年二月，工部尚書楊一魁上疏說：“今見貯節(jié)慎庫者，合四司（工部所屬營饍、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止七、八萬兩，而浩大未竟之工程，急切應需之造辦，監(jiān)局年例之錢糧，又若庫房、若城垣、若墳工，種種并集，一時之費約用八十余萬兩，即罄竭積貯，未當十分之一?！保ā渡褡趯嶄洝肪砣乃模﹥蓪m建成后，又接連修建陵寢、宮內(nèi)花園臺榭。一六○三年，又動工興修被焚的三大殿，坐派湖廣采辦楠杉大木，合銀四百二十萬兩。貴州采木，價銀一百余萬兩，湖廣、貴州、四川三省所派三殿木植大工錢糧至九百六十余萬兩。一六○五年十一月，內(nèi)閣大學士朱賡慨嘆說：“兩宮經(jīng)始，節(jié)慎庫尚百十萬金，今罄然無分毫之蓄。”（同上，卷四一五）
太仆寺庫——太仆寺庫歲入馬價、草料、籽粒等銀約六十萬兩，歲出各邊年例約四十萬，賞賚修筑諸費約二、三萬，每年原可剩銀二十萬，備買馬之用。太仆寺逐年皆有積存，神宗即位時，前朝積累，多至一千萬兩。神宗親政后，內(nèi)廷靡費每由戶、工二部挪用太仆寺庫銀彌補。軍費不足，也向太仆寺庫挪借。以至庫藏漸被耗費。一六○二年九月，太仆寺署印少卿連標上疏指出：嘉靖、隆慶年間太仆寺庫存銀達一千萬兩，“邇來國家多事，借討紛紛，戶工二部動去八百七十余萬，見存庫者僅一百萬有奇”。（《神宗實錄》卷三七六）一六○七年八月，太仆寺少卿李思孝上疏說：“臣稽往牒，在嘉、隆間舊庫積至一千余萬，盛矣。迨萬歷十八年，西征哱、劉，借一百六十萬；東征倭，借五百六十余萬。二十七年為邊餉借五十萬，又為征播借三十三萬。三十一年，又為邊餉動老庫二十一萬、馬價三十萬。三十二年，又以年例借三十五萬余。先是二十九年，以邊餉不給，頓借百萬。前后所借在計部者已九百八十三萬矣。而二十九年，工部以大婚大禮借三十五萬，三十一年，光祿寺以年例借二萬，又借三十七萬。今老庫見存者二十七萬耳。而東西兩庫每年所解，僅可以供各邊年例之用，況重以各邊功次賞賚，亦取于此?！保ㄍ希硭娜撸┑揭涣黄吣晔辉?，太仆寺庫老庫僅余八萬兩。太仆寺庫存銀，原用以購買馬匹以供軍需，庫藏空竭，軍馬也難以為計了。
光祿寺庫——神宗即位之初，光祿寺庫有前朝節(jié)余銀兩一百一十多萬。一五八七年十二月，只剩下四萬四千余兩。次年三月，至于內(nèi)供取用不敷。一六○一年，光祿寺因庫藏已空，為供應皇帝膳食，兩次共借戶部銀約三萬余兩。
以上太倉庫等四庫貯藏稅銀至晚到萬歷四十年（一六一二年），便已先后空虛。各地的稅糧，主要是東南地區(qū)的糧米，由大運河運至京師，分儲于北京、通州二地的糧倉。京倉五十六，通倉十六，分別供應京師軍匠在官人等需用。萬歷初年，二倉儲糧甚富。一五八三年十二月統(tǒng)計，京、通二倉實存糧共一千八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石有奇，每年軍匠在官人等實支本色米二百二十萬石。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但一六○二年九月，京倉實在之數(shù)只有四百四十八萬余石，僅夠二年支用。
二、前仆后繼的農(nóng)民起義 皇室、貴族和各級官員，日益貪婪奢侈，廣大農(nóng)民則遭受越來越多的剝奪，日漸陷入極端貧困的境地。
明廷財政匱乏，便不斷加派賦稅，剝奪農(nóng)民。早自一五八六年，閣臣申時行即奏稱：“比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若戶部草料之類是也。有用不足而增者，若工部大炭之類是也。方今財絀民勞，惟正之供尚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神宗實錄》卷一七二）此后，朝鮮之戰(zhàn)曾有加派，平播州之亂又有加派。一五九九年，全國賦額比二十年前增加了十分之四。一六○一年，“按丁增調(diào)，踐畝加租”（同上，卷三五九），比二十年前增加了將近一倍。
一條鞭法推行后，州縣征稅已有定額。但地方官吏往往在定額之外，重復征收。一五八七年，神宗詔諭中就指出：“各處編審糧差，于條鞭之外，重派里甲、系有司任情擾害小民?！保ㄍ?，卷一八七）一六○一年廣東巡按李時華奏報廣東的情形說：“禁網(wǎng)常疎，吏奸法弊。條鞭之后，仍用甲首，均平所編，盡入私橐。上下相蒙，恬不為怪?！保ㄍ?，卷三六五）征稅之外，又加收所謂“耗羨”。一六一三年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州縣糧羨多至十取二、三。一六一八年十一月，御史房壯麗指陳：“官府借口驗封，加收火耗，至一錢二錢，屢經(jīng)嚴禁不遵。”（同上，卷五七六）
官府的賦稅，依據(jù)一條鞭法的規(guī)定，本應依據(jù)田地的占有和人丁數(shù)分擔。但是，占有數(shù)千頃以至上萬頃田地的皇室、貴族、官員可依據(jù)“優(yōu)免”的規(guī)定，任意擴大優(yōu)免范圍，逃避賦稅。地方豪強也以“詭推”（詭稱田已賣出）、“灑派”（稅額分散于他戶）等等辦法，把應納的賦稅轉嫁給廣大民戶。受害最大的還是窮苦的農(nóng)民。
隨著土地兼并的盛行，早已有一批又一批的農(nóng)民被迫失去土地，淪為佃仆和流民。僅有小塊土地的農(nóng)民，在不斷加派的賦稅重壓下，也不得不失去田地，背井離鄉(xiāng)。如遇水旱災荒，更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陷于極其悲慘的境地。一五九二年，陜西頻年荒旱，農(nóng)民流亡多至十分之七。一五九三年，河南衛(wèi)輝獲嘉縣，因路居沖要，差役浩繁，加以瘟疫流行，農(nóng)民流亡過半。一五九七年，刑部左侍郎呂坤上疏，說他“久歷外任，熟知民艱”，他所見山東、山西、陜西各地農(nóng)村的狀況是：官倉空而庫竭，民十室而九空。冬無破絮者有一半，一天只吃一餐者也有一半。破屋頹墻，風雨不蔽。流民未回鄉(xiāng)井，棄地多荒。可是，存者還要代去者賠交稅銀，生者更為死者頂役。（參見《去偽齋集》卷一）一六○一年，吏部尚書李戴上疏說：幾年來，連續(xù)災荒。陜西、山西首先受災，農(nóng)民吃土塊求生。接著是河南受災，農(nóng)民吃雁糞過活。山東、江南、湖北以至京畿，也相續(xù)受災?！袄先跆钗瘻羡?，壯者展轉就食”。（《明經(jīng)世文編》卷四四○）
自一五八六年以來，一些地區(qū)不堪重壓的農(nóng)民，即相繼舉行武裝起義，展開拼死的搏斗。隨著明廷掠奪的加重，各個地區(qū)的農(nóng)民起義，風起云涌，不斷沖擊著明廷的腐朽統(tǒng)治。
滑縣饑民起義——一五八六年七月，河南滑縣人車宗孔、王安等，因旱災缺糧，向有麥數(shù)萬斛的富商趙國英、張學書等借貸，遭到拒絕。車宗孔等聚集饑民上千人起而奪麥。官府前來鎮(zhèn)壓，饑民轉展于淇縣、汲縣一帶，與官兵發(fā)生激戰(zhàn)，王安、車宗孔先后被俘。
陜甘回民起義——居住在陜甘寧交界處的回族人民約五百人，在一五八六年發(fā)動了起義。起義者流動于涇州、靈臺、麟游、永壽、三水、淳化、耀州、白水等地，反抗官軍，英勇作戰(zhàn)。沿途漢族人民也陸續(xù)參加起義。起義軍給予官府以沉重打擊。次年，被鎮(zhèn)壓失敗。
太湖農(nóng)民起義——一五八八年，農(nóng)民殷應采等利用太湖“港瀆縱橫，蘆葦蓊翳”的條件，在太湖起義。起義者略取附近富室的財產(chǎn)，多次與前來鎮(zhèn)壓的官軍激戰(zhàn)，三吳戒嚴。隨后，遭到官軍的殘酷鎮(zhèn)壓而失敗。
梅堂、劉汝國起義——一五八八年，蘄黃農(nóng)民梅堂起義，“匠人”劉汝國（又名劉少溪）前來參加。梅堂在宿松古車嶺被官府逮捕，劉汝國逃脫，繼續(xù)領導起義者作戰(zhàn)，自稱順天安民王。樹立旗幟，上寫鏟富濟貧替天元帥。起義軍出沒于英山、潛山、太湖、宿松、蘄州、黃梅、廣濟之間，在各處沒收富豪谷米財產(chǎn)，招徠饑民就食，從者數(shù)萬人。官府派人招降，劉汝國回信說：“豪家不法，吾取其財以濟貧，此替天行道?！逼鹆x者多次打敗前來鎮(zhèn)壓的官軍，明安慶指揮陳越及蘄州州判陳策敗死。安慶、宿松諸府縣的地方官，懾于起義軍的壓力，紛紛借故離任而去。一五八九年二月，明廷命應天巡撫周繼、湖廣巡撫邵陛、江西巡撫莊國禎、提督操江王用汲等大員，督率領屬，協(xié)力剿捕。起義失敗，劉汝國被俘，在安慶被殺。
柯守岳起義——福建莆田廣業(yè)里，方圓一百二十里，重岡迭阜，深峻迂回，便于起義活動。一五八九年，在這里開山而耕的農(nóng)民柯守岳因歲饑民流，發(fā)動起義。自號游天王，下設隊長、中將軍、東方將、旗首等職。多次與官軍作戰(zhàn)，當年失敗。
李圓朗起義——廣東始興人李圓朗，自稱有起死回生之術，并能剪紙為人馬，翁源人王子龍自稱彌勒降生，又說是黃巢之后，在民間傳布子丑年天有大災。聚眾數(shù)百人。一五八九年，龍南災荒，禾黍不入。李圓朗與王子龍相結納，聚眾在龍南東桃隘鳴鼓祭旗，宣布起義。起義軍曾轉戰(zhàn)南雄，被官軍戰(zhàn)敗。王子龍戰(zhàn)死，李圓朗被俘，押解到龍南被殺。
王自簡起義——一五九四年春，河南農(nóng)民王自簡領導當?shù)剞r(nóng)民上千人起義，活動在新蔡、沈五、息縣一帶。明潁州兵備副使李驥千等用招撫的辦法，離散起義部眾。王自簡在潁州被擒，隨后被殺。
趙古元起義——一六○○年，兩畿及各省出現(xiàn)災荒，又苦于礦監(jiān)稅使的騷擾，各地兵民多起而反抗。浙江山陰人趙一平與妻王氏編成“指南經(jīng)”等書，投散各省會及兩京，策動起義。先去杭州，又去徐州，改名趙古元，自稱是宋朝皇室后人，與友人孟化鯨等在徐州和豐、沛等地招集逃亡的流民和拚死起義的農(nóng)民，約定明年二月諸方并起，先取淮揚，次取徐州，再取金陵與北京。起義計劃泄露，遭到明徐州兵備徐光復等人的鎮(zhèn)壓，主要首領陸續(xù)被捕；趙古元逃到寶城后被擒，同年十一月，被押至北京處死。
吳建起義——一六○四年，福建毆寧縣謝屯鄉(xiāng)民吳建，奉白蓮教，稱世界將亂，聚眾數(shù)千人起義。知縣前來誘降，被拒。兵備道劉毅命鄉(xiāng)兵發(fā)動進攻，起義失敗。吳建自殺。（一說被害）
劉天緒起義——河南永城人劉天緒，流寓鳳陽府臨淮縣朱龍橋，崇奉無為教主，當?shù)厝送踝?、張名等信從傳教。信徒多至千余人。劉天緒自稱辟地定奪乾坤李王。一六○六年十一月定議，本月二十三日長至節(jié)，乘南京百官出城謁陵的機會，在南京正式發(fā)動起義。劉天緒自號龍華帝王，王宗、張名等被封為國公侯伯將軍指揮等職。因出現(xiàn)叛徒向官府告密，明南京兵部尚書孫鑛等發(fā)兵捕劉天緒等四十九人，劉天緒受酷刑逼訊致死。
保定農(nóng)民起義——一六一一年，保定等處有劉應第、董世耀聚眾稱王，在遠近各地剽劫，被保定巡撫王國鎮(zhèn)壓。
山東農(nóng)民起義——一六一五年，山東各地自正月至六月，無雨，田禾枯槁，千里如焚。安丘縣，有千余起義者，攻入城內(nèi)，劫庫焚獄；蒙陰縣，起義者豎旗稱王，殺死官兵；沂州，有七百名起義者騎馬彎弓，搶劫糧畜；費縣、濟陽，起義農(nóng)民白晝打劫；昌樂縣，起義者三百人嘯聚搶掠，聲勢充斥。這些起義都是由于農(nóng)民饑餓無食，不得不起而劫奪府庫和富戶。神宗詔令“破格區(qū)處”；同年十二月發(fā)太仆寺馬價銀十六萬兩，在山東進行賑濟，但并不能消弭農(nóng)民的反抗。此后不久，山東又有周堯德、張計緒等聚眾起義，各立頭目，在泰山、歷城、章丘、萊蕪等處，出沒行劫。周堯德被起義者稱為“紅竿大王”，又改稱“平師王”。起義軍所到之處，截殺官兵，屢獲勝利。直到一六一七年春季才被鎮(zhèn)壓而失敗。
陜甘回民起義——陜甘地區(qū)的回民起義，前仆后繼，仍在繼續(xù)發(fā)展。一六○八年，有數(shù)百人組成的起義隊伍，由潼關進入山西，攻掠芮城等縣，并攻入河津、稷山等四縣。一六一一年，田有奇領導的起義者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平陽一帶，田有奇被俘。一六一五年，以高尚千為首的起義回民，曾在宜君縣劫獄。次年八月，高尚千在延安被俘。
田峨起義——一六一七年四月，山東鉅野縣有人奏報，鄉(xiāng)人田峨自稱仁義王，糾眾數(shù)千，劫掠財物，強奪獄犯，謀殺縣官。
李文起義——一六一八年九月，白蓮教首李文在慶陽府聚眾數(shù)百人，自號彌天一字王，建年號“天真混元”，自稱是李老君真達磨下生，賜有天書飛劍。策劃于十月十二日發(fā)動起義。事前被人首告，李文被捕，次年被處死。
以上見于記載的這些起義，都不曾得到較大的發(fā)展。起義發(fā)動未久甚至未及發(fā)動，就遭到明朝官軍的鎮(zhèn)壓。但是，起義由饑民的自發(fā)的奪糧發(fā)展為有組織的武裝搏斗，以至建號稱王，顯示出推翻明朝統(tǒng)治的戰(zhàn)斗意志。各地農(nóng)民的武裝起義，前仆后繼，預示著一場規(guī)模巨大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風暴就要到來。腐朽的明朝被推翻的日子不遠了。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