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前奏曲20世紀初，隨著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深入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逐漸增長，收回鐵路主權的呼聲日益高漲。

　　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為了推行“新政”，允誰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鐵路、礦務、工藝、農務等項公司。此后，各省的鐵路公司陸續(xù)成立，商辦鐵路開始興建。1903年，新任四川總督錫良，在四川人民的強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請自辦川漢鐵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漢鐵路公司”。隨著各省鐵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權的斗爭也開展起來了。

　　湖南、湖北、廣東3省紳商要求收回粵漢鐵路主權的斗爭，是全國收回路權斗爭的發(fā)端?；洕h鐵路收回以后，又展開了一場保路運動。

　　保路運動是由帝國主義掠奪中國路權和清政府賣國求榮而引起的。帝國主義為了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十分注意奪取鐵路修筑權。因為一旦竊取了鐵路，不僅可以利用它調運軍隊，鎮(zhèn)壓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鐵路沿線的城鎮(zhèn)鄉(xiāng)村和礦產資源。清政府本來就是靠帝國主義的刺刀來維持的反動政權，當然不敢得罪帝國主義。

　　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憲騙局，成立所謂“責任內閣”。這個皇族內閣一出場，就在5月9日頒發(fā)“上諭”，實行所謂“鐵路國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準交商辦的鐵路干線，一律“收歸國有”，準備以“國有”為名，出賣全國鐵路主權。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滿族貴族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要他去強行接收湖南、湖北、廣東、四川4省的商辦鐵路公司。5月20日，皇族內閣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同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簽訂600萬英鎊的《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湖北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廣東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權運動中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贖回的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的修筑權，又重新出賣給帝國主義。它不僅侵害了廣大人民、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因此，清政府的這種賣國政策，激起了各階層人民的憤慨。與粵漢、川漢兩干線相關的湖南、湖北、廣東、四川4省大舉展開了保路斗爭。

　　湖南的保路運動發(fā)起早、行動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債”、“集股”為中心的保路熱潮。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公布后，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號，抗議清政府出賣國家主權。1911年5月13日，湖南紳、商、學界各團體發(fā)出傳單，抨擊清政府的賣國行徑。14日，長沙舉行了各階層人士參加的萬人大會，決議拒外債、保路權。16日，長沙、株洲1萬多鐵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議商人罷市，學生罷課，人民抗租稅。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撫衙門前，抗議賣國的“鐵路國有”政策。

　　在湖北，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后，各界人士奮起爭路。宜昌到萬縣的鐵路本已動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來與之抗爭。清政府調兵前來鎮(zhèn)壓，數(shù)千筑路工人掄起鐵錘，揮動棍棒，同前來鎮(zhèn)壓的清軍展開激烈搏斗，當場打死清軍20多人。

　　在廣東，6月10日，廣東粵漢鐵路股東召開萬人大會，一致抗議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提出“萬眾一心，保持商辦之局”，并致電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謂“鐵路國有，失信天下?；浡酚谑兆h決，一致反對”。

　　在很短的時間內，湖南、湖北、廣東的保路風潮連成一片，聲勢浩大。全國各地以及海外僑胞、留學生，也紛紛集會，并通電、寫信予以聲援。

　　在兩湖和廣東的保路斗爭迅速發(fā)展時，四川的保路斗爭也在廣泛持久深入的進行。

　　6月17日，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召開鐵路股東代表大會，會場群情激昂，大罵盛宣懷賣路賣國，決心為爭回路權奮斗到底。會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會”，推舉咨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綸為副會長。

　　大會還發(fā)表宣言，確定了“破約保路”宗旨，并通電全國，痛斥清政府的賣國政策。

　　會后還派人到全省各地進行廣泛宣傳，通知各州縣成立分會。

　　四川省人民對“鐵路國有”的賣路賣國的實質是很清楚而深惡痛絕的。所以，當時全川142個州縣的工人、農民、學生和市民紛紛投身于保路運動之中，保路同志會的會員不到10天就發(fā)展到10萬人。

　　反動媚外的清政府對保路運動采取嚴厲的高壓政策，責令各省官吏對參加保路運動的人“嚴行懲辦”；各省派到北京請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壓政策，加劇了人民對它的仇恨，而且從和平保路轉向了武裝斗爭。

　　這時，四川同盟會會員龍鳴劍與王天杰等認為革命時機已到。8月4日，他們邀請哥老會首領秦載賡、羅梓舟、胡重義、孫澤沛和張達三等在資州（今資中）羅泉井召開秘密會議，決定武裝起義。他們把“保路同志會”改稱為“保路同志軍”，在新津和華陰設立總部，并推定秦載賡和張達三分別負責川東南與川西北的起義工作。

　　這樣，四川的保路運動比之兩湖和廣東更為激烈，群眾基礎更為廣泛。在四川的農民群眾中，哥老會有相當大的勢力。在同盟會會員的宣傳、組織下，使這場保路運動轉向反清的武裝斗爭，而且形勢銳不可擋。

　　9月7日，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咨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以及保路同志會和川路股東會的負責人。消息傳開，數(shù)萬群眾前來請愿，要求放人。趙爾豐竟下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30多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當晚，曹篤和朱國琛等人裁截木板數(shù)百塊，上寫“趙爾豐先捕蒲羅，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樣，然后將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順流而下，這些被人稱為“水電報”的木板把消息傳遍川南、川東各地，更進一步掀起了各地群眾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勢。

　　9月8日，保路同志軍進圍成都，附近州縣群起響應，紛紛成立保路同志軍，數(shù)日之內，隊伍發(fā)展到20多萬人，形成了群眾大起義的局面。同志軍圍攻成都十幾天，由于缺乏統(tǒng)一的組織指揮和作戰(zhàn)經(jīng)驗，武器裝備又不足，沒能攻下成都，他們就分散進入地方各州縣。

　　在四川的各州縣中，榮縣的群眾基礎較好，同盟會會員王天杰就在這里從事革命的聯(lián)絡和組織工作，并組織民團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杰等宣布榮縣獨立，這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權，成為成都東南反清武裝斗爭的中心。

　　繼川西的同志軍起義后，川東地區(qū)的群眾也紛起響應，占領大足縣城。這時，西昌地區(qū)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與羌族群眾，也都加入同志軍的行列，同清軍作戰(zhàn)。到10月上旬，同志軍起義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獲知成都被圍和四川各地同志軍起義的消息后，嚇得手忙腳亂，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先后調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帶兵到四川資州時被新軍斬首），并命令曾擔任四川總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還從湖南、廣東、陜西、甘肅、貴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軍被調入川，卻造成了武漢空虛，給武漢革命黨人發(fā)動起義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聲勢浩大、規(guī)模壯闊的保路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國的統(tǒng)治，極大地鼓舞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斗志，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fā)，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