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交通的緣起 原始時期生產力低下，人們受制于自然條件的束縛，通常只能利用自然界的個別要素，依賴在一定地域空間范圍內獵獲的動物或采集的植物，以維持生機，談不上會有什么“農工商交易之路通”①的交通之舉。所謂“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②，多少反映了原始時期交通不發(fā)達狀況。不過，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人們在生產活動中逐步通過多種形式的橫向社會交往，慢慢擴大了地緣空間的視野，在被動的人地關系中注入了積極求取的因素?！肮适ト俗?，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雹墼既祟惞餐纳鐣月撓岛徒洕蠈ψ匀毁Y源的需求，是交通緣起的根本動因所在。據目前所知，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境內的原始先民已經開辟了內地與沿海地區(qū)的交通。地處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山頂洞人，從百里之外的海濱攜回海蚶介殼，在殼的頂端磨出穿孔，做成串狀裝飾品④。與山頂洞人略約同一時期的河南許昌靈并地區(qū)的原始先民，也竟持有來之千里之遙的海生軟體動物牡蠣殼⑤。到新石器時代，內地與沿海地區(qū)的交通更有進一步發(fā)展。鄭州西山村仰韶文化遺址發(fā)現了海螺⑥。湖北洪湖烏林礬龍山文化遺址出上長2.4厘米的海貝⑦。甚至距東部海岸直線距離在3000里以上的黃河上游青海樂都柳灣遺址，不少墓葬中都隨葬有海貝⑧。海產自然資源在空間上長距離、多方位的流動現象，不管是通過輾轉交換而來，還是直接經長途獲取，其流動方式雖異，反映的交通之發(fā)達程度確實已不能過低評估。事實上，當時遠距離的交通所帶來的直接好處，主要是促進了如海貝、海螺等貴重物品的流動，再就是礦產品或手工業(yè)品的互通有無。沈陽北郊一處距今約7000年左右的新樂遺址，在一座面積為24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址內，發(fā)現了許多有明顯切割加工痕跡的煤精制品①；另一座面積達95平方米以上的半地穴式大房子內，不僅出有這種烏黑發(fā)亮的軟質煤精制品，還發(fā)現了大量有磨痕和刮削痕的石墨、赤鐵礦、墨玉雕刻器、玉珠和瑪瑙②。它們都不是本地產品。據鑒定，煤精的產地在近百里外的撫順煤田西部③；瑪瑙出自沈陽南郊蘇家屯的康家山；玉的產地更遠在400里外的岫巖、寬甸一帶。顯而易見，原始時代的交通緣起，多數是以人們對于自然資源或貴重物品的開發(fā)、加工、利用和流動互通為其動因，是打破生態(tài)分布系統(tǒng)的初步嘗試，交通的發(fā)展基本處在自然狀態(tài)的聽任自流之中。有夏以降，這種消極發(fā)展的交通狀況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機。首先，交通的開啟已成為當時整個社會的集體行動?！妒酚洝ず忧芬断臅氛f，“禹抑洪水十二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磊，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肢九澤，度九山?！薄断谋炯o》說，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懶谐塑?，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棱。左準繩，右規(guī)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這些說法未必完全可信，但當本之于某些史影。應該指出，大禹治水發(fā)生在原始社會過渡到夏代奴隸制國家政權形成的大變革時期，禹以決壅通川、治理洪水為契機，運用業(yè)已掌握的公共權力，有可能組織起較大規(guī)模的人力物力，在奪取治水勝利的同時，似乎已將當時的國土劃成幾大行政區(qū)域，并且在一定范圍內根據山川地理形勢規(guī)度了若干水陸通道。春秋時代人們追憶邈古歷史時，每每提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①，正足以說明禹動員社會集體力量有意識經營交通的開啟，給后世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其次，夏商兩朝對其領域實施統(tǒng)治或對周邊方國的羈魔與戰(zhàn)爭，持續(xù)地刺激著交通的進一步發(fā)展。文獻中不乏這方面的史跡，如追敘夏代云：（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fā)、渠搜、氏、羌來服。（《大戴禮記·少閑》）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戰(zhàn)國策·魏策三》）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尚書大傳》卷三《夏傳》）（帝相）七年，于夷來賓。少康即位，方夷來賓。后芬即位三年，九夷來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賓于河，命九夷東狩于海，獲大鳥。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發(fā)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再保庸會于上池，諸夷入舞。（均見《竹書紀年》）可見夏夷之間的交往或交惡是十分頻繁的。這里有其政治原因?！渡袝ち⒄酚浿芄哉f：“以涉禹之跡，至于海表，罔有不服”，顯然周代統(tǒng)治者是以夏對諸夷的政治羈縻作表率的。當然，夏朝在經濟上對諸夷自然資源的需求也不失為開發(fā)交通的重要原因之一，史傳盛稱“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①，“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②，道出了個中奧秘。而所謂來服、來賓、來御、東狩、征伐或通于四海，必定伴隨著道路交通的開辟。商代交通發(fā)展的動因與夏代差不多。《詩·商頌·殷武》云：“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享是獻物，來王指來商朝見，把商與周圍國族的政治和經濟關系表述得相當清楚?！督癖局駮o年》講了這么一則故事，成湯之時，“諸侯八譯而朝者千八百國，奇肱氏以車至?！比籼浠恼Q不經的成分，至少可以說明商與諸方國間的交往聯系，靠的是已經建起的交通網絡，有的道路規(guī)格似已達到可以駕車行駛的較高水準?！渡袝ず榉丁酚浳渫跸蛲鲆筚F族箕子請教，箕子曾用“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玉道正直”喻政。如果當時沒有值得夸耀的道路建制，就很難用來借題發(fā)揮的。另據《史記·周本紀》說，武王滅商而乘車進入商都，先有“除道修社”之舉。說明周人充分利用了商的便利的交通設施。夏商的道路交通，除了上述王國和地方土著國族策動社會力量逐漸開辟和經略者外，還有眾多緣民間往來而開通者?！睹献印けM心下》云：“山徑之踢，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彼^路是人走出來的，古今中外都如此。史傳有謂夏時商先公“相土作乘馬”③，“胲作服牛”④?！渡袝ぞ普a》有謂殷的妹土之人“肇牽車牛遠服賈”，孔傳以為“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管子·輕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薄渡胶＝洝ご蠡臇|經》云：“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薄短扉g》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樸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眳R集這些熟悉的史料，展示出三四千年前一種信息，部族與部族間的、人與人之間的由此及彼、由近而遠的民間交往和物物交換，已打破了地緣的封閉，豐富了社會生活的內涵，從而也使當時的交通狀況出現了多層面的發(fā)展。由于交通發(fā)展的普遍性和自然空間視野的放開，夏商人的交通地理觀念也就上升到了相應的時代高度。 ① 《史記·平準書》。 ② 《鹽鐵論·力耕》。 ③ 《鹽鐵論·本議》。 ④ 裴文中：《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商務印書館，1950年，132頁。 ⑤ 周國興：《河南許昌靈井的石器時代遺存》，《考古》1974年2期。 ⑥ 劉東亞：《鄭州市西山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簡報》，《中原文物》1986年2期。 ⑦ 洪湖博物館文物組：《湖北洪湖烏林磯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7年5期。 ⑧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青海柳灣——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① 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沈陽新樂遺址試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4期。 ② 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沈陽故宮博物館：《沈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85年2期。 ③ 遼寧省煤田地質勘探公司科學技術研究所：《沈陽市新樂遺址煤制品產地探討》，《考占》1979年1期。 ① 《左傳·襄公四年》。 ① 《左傳·宣公三年》。 ② 《尚書大傳》卷三《夏傳》。 ③ 《世本·作篇》。又《荀子·解蔽》云：“乘杜作乘馬”，《呂氏春秋·勿躬》云： “乘雅作駕”，當系同一事。 ④ 《世本·作篇》。又《呂氏春秋·勿躬》作“王冰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