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金朝的南遷與滅亡 一 蒙古的軍事進攻與宣宗南遷 （一）衛(wèi)紹王之立 金章宗生子不育，繼嗣未立，又疑忌宗室，與諸叔關(guān)系緊張。晚年在政治腐敗、軍事無能的情況下，又出現(xiàn)了繼承人危機。泰和八年（1208年），章宗死，元妃李氏等按章宗旨意立其叔永濟為帝，是為衛(wèi)紹王。永濟“柔弱鮮智能”①，不但不能扭轉(zhuǎn)積弊，而且招致了蒙古的進攻。
蒙古部與金朝的聯(lián)系當(dāng)始于金太宗時期。金征蒙古部首領(lǐng)合不勒汗入朝，卻陰謀加害于他。合不勒殺了金朝使者，雙方關(guān)系惡化并長期處于敵對狀態(tài)。②此后，金朝多次出兵或利用塔塔爾人進攻蒙古，并先后殺害了蒙古部首領(lǐng)俺巴孩、斡勤巴兒合黑和合答安把阿禿。金世宗時期，蒙古部勢力逐漸強大，構(gòu)成了對金朝北部邊防的嚴重威脅。當(dāng)時燕京和契丹地流行的一首歌謠稱：“韃靼來，韃靼去，趕得官家沒處去?！雹蹫榱私獬晒诺耐{，金世宗一面不斷派兵剿殺，甚至虜賣蒙古子女為奴婢，一面加強上京等地防務(wù)，極力提倡女真人恢復(fù)騎射尚武的舊俗。同時不許蒙古人入境，每年入貢，只在塞外交割，激起蒙古人極大的不滿。
成吉思汗統(tǒng)一蒙古各部后，即將軍事進攻的目標(biāo)指向了金朝，但對金朝這樣中原大國的進攻，他不能不作周密的布署。因此，他先取西夏以解除來自側(cè)翼的威脅，沒有立刻對金采取軍事行動。
衛(wèi)紹王即位后，遣使招諭蒙古，不但沒有得到響應(yīng)，反而招致了蒙古的蔑視。成吉思汗對金朝的國情有一定了解，永濟的無能則為他所親見。得知永濟為帝時，他更加輕視金朝，他說：“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雹儆谑歉e極準備南下。
（二）金宣宗南遷 蒙古軍南下，金軍失利大安三年（1211年）秋，成吉思汗親率大軍南下攻金，拉開了蒙古滅金戰(zhàn)爭的序幕。
蒙古軍自達里泊（今內(nèi)蒙古克什克騰旗達里諾爾）出發(fā)，進入金境。金守邊將領(lǐng)獨吉思忠失于備御，邊堡烏沙堡、烏月營失守。衛(wèi)紹王以參知政事完顏承裕（即胡沙）代思忠主持防御。承裕不敢迎戰(zhàn)，自撫州（今河北張北）退屯宣平（今河北張家口西南），當(dāng)?shù)赝梁勒堃酝帘鵀橄蠕h，以行省兵為聲援，共同抵御，承裕畏怯不敢用。于是蒙古軍長趨直入，占領(lǐng)昌州（今內(nèi)蒙古太仆寺旗九連城）、桓州（今內(nèi)蒙古正藍旗北四郎城）和撫州，又在野狐嶺（今河北萬全縣膳房堡北）、會河川（澮河）川，今河北懷安東）連續(xù)大敗金軍，金軍死者蔽野塞川，僵尸百里，精銳盡失。蒙古先鋒軍突破居庸關(guān)，進至中都城下。
成吉思汗諸子自西南路入邊墻，連下凈（今內(nèi)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卜古城子）、豐（今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市東白塔鎮(zhèn)）、云內(nèi)（今內(nèi)蒙古托克托縣東北古城）、東勝（今內(nèi)蒙古托克托縣）、武（今山西五寨縣北）、朔等州，金西京留守紇石烈執(zhí)中（即胡沙虎）棄西京逃回中都。
崇慶元年（1212年），蒙古軍又攻陷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德興府（今河北涿鹿），進圍西京，元帥左都監(jiān)奧屯襄領(lǐng)兵救西京，又為蒙古軍所敗，“一軍盡殪”①。同年，東京也遭蒙古軍虜掠。
至寧元年（1213年），蒙古軍再入野狐嶺，在縉山（今河北懷來東）與行省完顏綱和權(quán)元帥右都監(jiān)術(shù)虎高琪所統(tǒng)乣、漢軍激戰(zhàn)，金軍再敗，死尸“如爛木般堆著”②，蒙古軍直達居庸關(guān)北口。成吉思汗留兵攻北口，親率一軍自紫荊關(guān)入，趨居庸南口，與北口蒙古軍配合攻破居庸天險。金南口守軍不意敵軍突至，“莫能支吾，鋒鏑所及，流血蔽野”③。蒙古軍包圍中都，同時兵分三路抄掠黃河以北。
宮廷政變，宣宗即位西京敗將紇石烈執(zhí)中逃跑途中，擅取官庫銀和衣幣諸物，奪官民馬匹，杖殺淶水縣令，朝廷皆置不問，反任為右副元帥，權(quán)尚書左丞。執(zhí)中無所忌憚，自請以兵2萬屯宣德州，朝廷許以3000，命駐媯州。執(zhí)中不滿，被罷。至寧元年（1213年），召回，命將武衛(wèi)軍數(shù)千屯中都北。執(zhí)中與其黨“惟務(wù)馳獵，不恤軍事”，朝廷遣使責(zé)讓，執(zhí)中非但不服，還以討叛為名，任意扣押防城將領(lǐng)。
八月，執(zhí)中妄稱元兵至，分兵三路入城，殺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左丞完顏綱，自稱監(jiān)國元帥，廢黜衛(wèi)紹王，逼其出宮，擅授官職，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鎰勸立世宗長孫完顏亶，執(zhí)中等遂遣人迎珣于彰德，并使人殺衛(wèi)紹王。
九月，完顏亶即位，是為宣宗，改元貞祐。他對發(fā)動宮廷政變的紇石烈執(zhí)中不加懲治，反任其為太師、尚書令兼都元帥，賜第京師。降永濟為東?？ず睿彩古c蒙古軍議和。
金蒙議和，宣宗南遷紇石烈執(zhí)中擅行廢立不受懲治反為高官，群臣意頗不平，掌兵將領(lǐng)更不可約束。十月，術(shù)虎高琪與蒙古軍戰(zhàn)，失利被責(zé)，也效執(zhí)中所為，利用群臣的不滿，以兵圍執(zhí)中第，殺執(zhí)中。宣宗仍赦其擅殺之罪，授職左副元帥。金朝除一執(zhí)中，又出一高琪。
蒙古這次對金朝用兵，是以掠奪財物和試探虛實為主要目的的，在圍攻中都不克的情況下，便遣使議和。金宣宗沒有抵御蒙古的決心和方略，遂按照成吉思汗所提的條件，“奉衛(wèi)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①與蒙古軍達成協(xié)議。貞祐二年（1214年），蒙古軍帶著掠奪的金帛財物、馬匹、人口，撤軍北歸。夏，成吉思汗避暑于魚兒泊。
金宣宗沒有趁蒙古撤軍之際，部署加強邊備和保衛(wèi)中都，卻決定南遷汴京以避兵鋒。五月，以太子守忠和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福興）、左丞左副元帥抹撚盡忠留守中都，率宗室、百官南遷。
（三）乣軍嘩變，中都失陷 乣軍問題的由來契丹及遼朝治下的游牧部族，善騎射，能征戰(zhàn)，是金初對宋戰(zhàn)爭的軍事力量之一。金初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將東北、西北、西南路的契丹、唐古等各部族編入乣軍，使之為金朝守邊。契丹人上層在金初的政治、軍事活動中發(fā)揮過重要作用，受到女真統(tǒng)治者的重視。但在耶律撒八和移剌窩斡起義后，金世宗對契丹人成見頗深，防范甚嚴。大定三年（1163年），罷契丹猛安謀克，將其戶分隸女真猛安謀克。十四年，又將參與窩斡起義的契丹人遷往烏古里石壘部。十七年，再遷西北路契丹人于上京、濟州、利州一帶，“俾與女真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①，以防契丹人日后為亂。但這些措施未能奏效，卻引起契丹人的反感，造成契丹與女真人之間更大的隔閡，激起契丹人更頻繁的反抗。
正當(dāng)金朝被蒙古諸部的擾邊攪得寢食難安之際，承安元年（1196年）十一月，特滿群牧契丹人德壽、陀鎖在信州（今吉林懷德縣秦家屯古城）起兵，建元身圣，有眾數(shù)十萬。諸乣也多乘時而起，給金朝后方帶來了極大的震動與不安。這次反叛的契丹人正是大定年間遷徙上述地區(qū)的，事實證明，他們的不滿情緒并未因與女真人雜居而消除。
右丞相完顏襄恐諸乣與德壽軍合，局面更難控制，遂將諸乣遷至中都附近地區(qū)加以安撫。泰和年間與宋戰(zhàn)，曾以乣軍為先鋒。蒙古軍南下期間，乣軍又在術(shù)虎高琪統(tǒng)領(lǐng)下鎮(zhèn)守中都通玄門外、中都西北縉山縣和中都南，成為金朝賴以保衛(wèi)京師的重要軍事力量。
乣軍叛金貞祐二年（1214年）宣宗南遷時，與諸臣討論如何安置乣軍，議者欲將其遷往平州，而術(shù)虎高琪反對，遂與金室一并南遷。但諸臣多恐乣軍生事，宣宗對他們也缺乏信任，乣軍亦不愿南去。行抵涿州、良鄉(xiāng)間，又決定收回原撥給乣軍的馬匹、鎧甲，激起軍變。乣軍殺死主帥詳穩(wěn)，另推斫答、比涉兒、札剌兒為帥，還軍中都。中都留守完顏承暉得知乣軍嘩變的消息，遣人至盧溝橋阻截。斫答派部分兵眾潛渡盧溝河，腹背夾擊守橋金軍，大破其眾，奪其衣甲、器械和中都附近馬匹，與蒙古軍和遼東契丹將領(lǐng)耶律留哥聯(lián)絡(luò)。②這時，金朝一面詔抹撚盡忠等妥善安撫，一面使術(shù)虎高琪遣人招撫，但為時已晚。成吉思汗得知乣軍來降，立刻遣蒙古將領(lǐng)和先已投降的契丹將領(lǐng)石抹明安兄弟前來，就命他們與新附的乣軍同圍中都。
中都失陷金宣宗的南遷，嚴重地動搖了河北軍民的守土決心。實則自南遷之日起，金朝決策集團就已放棄了中都，宣宗所謂“中都重地，廟社所在，朕豈一日忘也”，“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等等，不過是虛應(yīng)故事而已。①乣軍的背金降蒙，削弱了中都的防御力量，卻增強了敵方對中都的威脅。七月，太子守忠也離開中都逃往南京，留守官兵的情緒再一次受到打擊。成吉思汗以契丹、漢人降將為向?qū)В^續(xù)圍攻中都，并采納降官降將的建議，派人招降中都周圍的金軍，對降官降將一律授以原官，使之為蒙古所用。貞祐三年（1215年）正月，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中都形勢更加危急。
三月，金朝以元帥左監(jiān)軍永錫、左都監(jiān)烏古論慶壽、御史中丞李英將兵自清州督糧運援救中都。至霸州北，李英因酒誤事，所統(tǒng)之眾又皆烏合，與蒙古軍遭遇，大敗。李英死，所運糧盡失。慶壽軍得知英軍敗訊，潰歸，中都援絕。
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令其總領(lǐng)軍事，相約以死堅守。至援軍敗，盡忠卻與親信密謀棄城南奔，承暉無計可施，服毒自殺。盡忠至南京，宣宗仍以為平章。五月，中都失陷。
二 南遷后金朝的形勢 蒙金戰(zhàn)爭爆發(fā)后，南宋不再向金交納歲幣，西夏也不時擾邊，河北、山東相繼爆發(fā)人民的反金起義。遼東則先后有耶律留哥和蒲鮮萬奴的自立。統(tǒng)治集團的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宮中供奉無異于常。政治、軍事狀況不見任何改善，財政窘迫卻日甚一日。正如新進士劉炳上書所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jié)，外托持重之名，而內(nèi)為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①。但它卻得以茍延殘喘20年，這是因為南宋懲于泰和年間之?dāng)?，不再輕易向金用兵；而成吉思汗將蒙古軍主力投入了西征，將對金的軍事任務(wù)交給了左翼萬戶木華黎，木華黎以少量兵力只能經(jīng)營黃河以北和陜西，無力進軍河南。蒙金戰(zhàn)爭進入第二階段。
（一）北方局勢 遼東的放棄崇慶元年（1212年），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反金自立。耶律留哥為金北邊千戶，或即乣軍將領(lǐng)。金使留哥治下的契丹人與女真人雜居，“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②，契丹人十分不滿。在蒙古軍南下攻金之際，留哥乘機在隆安（今吉林農(nóng)安）、韓州（今吉林梨樹縣偏臉城）一帶起兵反金，募兵至十余萬。留哥為元帥，另一契丹人耶的為副?！盃I帳百里，威震遼東”。與蒙古征遼東軍將按陳盟于金山（位于大興安嶺），降蒙。衛(wèi)紹王遣承裕領(lǐng)兵60萬往討。留哥在蒙古軍配合下，于迪吉腦兒（今遼寧省昌圖附近）大敗胡沙。
至寧元年（1213年，九月宣宗改元貞祐三月，留哥自立為王，國號遼，設(shè)丞相、元帥、尚書等百官。金宣宗遣人招撫，不受。又遣宣撫使蒲鮮萬奴領(lǐng)兵40萬討伐，也為留哥所敗，逃往東京。于是，留哥以咸平府為都城，號中京。貞祐三年，又攻占東京。但此時，在自立與降蒙的問題上，諸將意見不一，發(fā)生內(nèi)亂，留哥降蒙，徙居臨潢，撫有懿州（今遼寧阜新縣搭營子）、廣寧（今遼寧北鎮(zhèn)）一帶。
留哥勢力退出遼東后，女真人蒲鮮萬奴又成為遼東地區(qū)的割據(jù)勢力。萬奴初為尚廄局使，曾以右路副都統(tǒng)官將兵伐宋，歷任咸平路招討使、宣撫使。貞祐二年（1214年），任遼東宣撫使，領(lǐng)兵40萬討伐耶律留哥，在歸仁（今遼寧省昌圖縣四面城古城）為后者所敗。三年，乘留哥朝見成吉思汗，遼軍內(nèi)亂之際，取咸、沈、澄諸州，召集遼東十一猛安。萬奴與上京留守太平密謀，焚毀上京宗廟，拘捕元帥承充，反金自立。十月，在東京建國，國號大真，建元天泰。
此時，遼東處于金、蒙、留哥、萬奴四方勢力爭奪之中。在蒙古軍事威脅下。貞祐四年，萬奴降蒙，不久復(fù)叛。金朝在遼東只能控制婆速一路。
興定元年（1217年），蒙古軍西征，萬奴乘機再起，以開元為都城，改國號為東夏。二年，又與蒙古、高麗聯(lián)兵討滅進入高麗境內(nèi)的留哥殘眾，迫使高麗分別向東夏、蒙古納貢。金朝在興定二年曾遣人至遼東考察萬奴情況。哀宗正大三年（1126年），又詔諭高麗和遼東行省“討反賊萬奴”①，但此時的遼東行省，已不能組織兵力征討，高麗也不再奉詔，金朝對遼東已失去控制能力。東夏盛時，疆域東至日本海，南與高麗接，北控黑龍江下游，西達今吉林省中部和黑龍江省南部地區(qū)。金哀宗天興二年（蒙古窩闊臺五年，1233年），蒙古軍自高麗境北上攻東夏，萬奴被俘，東夏成為蒙古藩附。由蒲鮮萬奴建立的這一割據(jù)政權(quán)在蒙古控制下，大約一直延續(xù)到13世紀后期。②萬奴背金自立，是金末部分女真人為延續(xù)女真政權(quán)卻又對完顏氏貴族失去信心的反映。當(dāng)時頗負盛名朝廷累召不起的遼東名士王澮，先任萬奴參謀官，繼為東夏宰相。他的去就，當(dāng)代表一部分遼東有識之士的態(tài)度。萬奴的所作所為，當(dāng)是在王澮的影響下，以遼末耶律大石的北上西遷重建遼政權(quán)為榜樣的，只是時移勢異，功業(yè)有所不及。
山東、河北人民的反金起義在金朝政治腐敗、軍力下降和邊境危機日益加劇的情況下，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趨尖銳，長期以來人民的不滿情緒也以武裝反抗的方式爆發(fā)出來。金末人民的反抗斗爭，以泰和年間發(fā)生在山東益都的楊安兒起義為最早。當(dāng)蒙古進軍中原，中都被圍期間，河北、山東人民的反抗斗爭進入高潮。起義軍身穿紅襖為標(biāo)志，被稱為紅襖軍，他們小者數(shù)萬，大者數(shù)十萬?；騿为氉鲬?zhàn)，或聯(lián)合行動，有的甚至與南宋、蒙古軍聯(lián)絡(luò)，給搖搖欲墜的金政權(quán)以猛烈的震撼和沖擊。
益都人楊安兒，以鬻鞍材為業(yè)，因自號“安兒”，市人呼為“楊鞍兒”。泰和六年（1206年），金宋戰(zhàn)爭時，楊安兒參加了山東人民的抗金斗爭，為州縣招降，編入金軍，官至防御使。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軍南下，金征兵千余人，以安兒為副統(tǒng)前往戍邊。行至中途，屯兵不進，遂逃回山東，與張汝揖聚眾起義，攻州縣，殺官吏，山東大震。
金與蒙古議和后，中都圍解，金宣宗立刻調(diào)動兵力，以仆散安貞為山東路統(tǒng)軍安撫使，鎮(zhèn)壓起義軍。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今山東掖縣）徐汝賢以城降安兒，登州刺史耿格也開門迎降，郊迎安兒，發(fā)帑藏濟軍，軍勢益強。安兒遂置官屬，建號，改元天順，以耿格制定符印詔表儀式，下寧海（今山東牟平），攻濰州（今山東濰坊）。
時密州方郭三稱元帥，攻略沂、海（今江蘇連云港西）。
李全起于濰州，略臨朐，準備攻取益都。
安貞遣軍分頭進討各支起義軍，自率一支進至昌邑東。起義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損失了大量人員、器甲，退守萊州。
起義軍堅守萊州，與安貞軍激戰(zhàn)，失利后退軍入城，官軍遣人詐降，攻破萊州。徐汝賢被殺，安兒逃走，耿格等降。起義軍遭到沉重打擊，但是反抗活動并未停止。
泰安人劉二祖于崇慶元年（1212年）起兵于淄（治今山東臨淄市南）、沂（今山東臨沂），金軍下萊州后，為分化起義軍，除安兒、耿格及諸故官家參與起義的驅(qū)奴外，對其他參與者一律赦免其罪。以官職三品和錢十萬貫懸賞捉拿楊安兒。貞祐二年十一月，安兒浮海避敵，為舟人所擊，墜水死。安兒余部和其他各支起義軍仍然堅持斗爭。此時，劉二祖駐軍守大沫堌（今山東費縣西南），在赦令到達之際，出兵敗知東平府事烏林答與，表示了不受招撫、反抗到底的決心。
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紇石烈牙吾塔討伐劉二祖，殺其眾4000余，降8000。又與宿州提控夾古石里哥進攻起義軍據(jù)點大沫堌，劉二祖負傷被俘，為金軍斬殺。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宣撫副使完顏弼招降二祖部將張邦佐、張汝楫。但汝楫并非甘受招撫，不久又與所部謀再起，為邦佐密告，被殺。二祖余眾又推霍儀為帥，繼續(xù)堅持抵抗，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等皆附?；魞x犧牲后，彭義斌繼續(xù)率眾支持斗爭，失敗后投宋。
貞祐四年，兗州泗水人郝定收聚楊安兒散亡之眾6萬余再起，稱大漢皇帝，署置百官，先后攻下泰安、滕、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等十余縣。下邳州（黃河故道北岸，今江蘇邳縣南古邳），遣人與南北各支起義軍聯(lián)絡(luò)，相約在黃河南北同時并起，志在一舉滅金。朝廷以尚書右丞侯摯行省事于東平，邊招撫邊征討，鎮(zhèn)壓起義軍。興定元年（1217年），濟南、泰安、膝、兗等州民眾再起，侯摯遣棣州防御使完顏霆率兵往討，前后斬殺起義軍千余人，招降元帥石花五、夏全和義軍2萬余人，老幼5萬余口。
濰州北海（今山東濰坊）人李全，至寧元年起兵，攻占海、邳等州。次年，楊安兒被殺，其妹妙真與李全軍合。李全、妙真結(jié)為夫婦，繼續(xù)抗金。他們以楚州為根據(jù)地，往來于山東東西兩路，是山東強大的反金勢力之一。興定二年（1218年），李全與張林以青、莒、登、萊等12郡歸宋，為東京路總管。正大四年（1227年），李全駐軍青州，與蒙古軍戰(zhàn)，失利后降蒙。
此外，河北周元兒活動在深、祁、束鹿、安平、無極等縣。河南南陽五朵山魚張二有眾千余，朝廷遣人招降，不從。山東李旺部眾仍活動在膠西、高密諸村及海島間。河?xùn)|馮天羽在石州（今山西離石）有眾數(shù)千。天羽被殺后，余眾保積翠山（今山西方山北）。
除農(nóng)民的反抗斗爭外，金朝也不時受到兵變的威脅。南遷后，河北防御多仰仗義軍，義軍為臨時招募，良莠不齊。官軍則將驕兵悍，倚外敵為重，小不如己意，便殺將據(jù)地以叛，朝廷無計可施，只能以官爵為賞進行招撫。
貞祐二年（1214年），北京軍變，宣差提控完顏習(xí)烈殺留守奧屯襄，習(xí)烈又為部下所殺，朝廷不能治，下詔赦免所有起事者。
元光二年（1223年），邳州軍變。從宜經(jīng)略納合六哥、都統(tǒng)金山顏俊殺邳州行省蒙古綱，據(jù)州反叛。朝廷無力討叛，設(shè)重賞招誘，并下詔稱綱罪，而撫諭六哥等叛軍。升經(jīng)略司為元帥府，以六哥為泗州防御使，權(quán)元帥左監(jiān)軍，以安撫叛將。但六哥等佯為受撫，暗中卻與紅襖軍李全聯(lián)絡(luò)，后為紅襖軍高顯所殺。
在金、宋、蒙古三方角逐中，金末農(nóng)民起義軍將領(lǐng)中有些人依違于三方之間，三方也都以高官吸引他們就范。如時青、彭義斌等在金朝軍事壓力下歸宋，李全先降宋而后降蒙，國用安則時而降金，時而歸宋，時而降蒙。
（二）金朝后期的政治、經(jīng)濟 宣宗南遷和中都失守，使河北、河?xùn)|陷入了混亂，軍民對金朝的統(tǒng)治喪失了信心。紅襖軍反金斗爭的高漲，正是這種情緒和形勢的反映。南遷后，朝廷所能控制的只有南京、京兆、鳳翔、鄜延等數(shù)路。陜西戰(zhàn)事不斷，河南地狹民困。軍政費用浩繁，則謀取償于宋。宣宗屢興師代宋，但所得不及所失，又因軍戍費糧數(shù)萬，不得已又棄去。南遷后的金朝陷入了嚴重的政治、經(jīng)濟危機。
統(tǒng)治集團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疆土日蹙、費用增加、百姓重困的情況下，以最高統(tǒng)治者宣宗完顏亶為首的金朝貴族官僚，沒有收復(fù)失地的決心，而是茍且偷安，得過且過，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役重民困、強敵壓境之際，宣宗御用供張竟不稍減，衣食享用，仍求精美。為制造御用鞠杖，竟在耕牛短缺的情況下，令工部下開封府買白牛取皮；在官已無羊供給時，還以民所貢羊不肥責(zé)南京轉(zhuǎn)運使。在皇帝的影響下，“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奢侈相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舊”。①諸王、貴戚多為不法。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權(quán)勢薰天，當(dāng)途者往往納賂取媚，積貲如山”。宣宗子荊王守純“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家奴于市強取商貨，侵漁商賈。平章政事完顏白撒，以內(nèi)族位將相，更奢僭，起第西城如宮掖，其中婢妾百數(shù)，皆衣縷金綺繡如宮人。②吏治腐敗日甚一日南遷之后，朝廷無振興之舉，政治無刷新之望。為將帥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為官者或出自世家，或納賂請托得之?！盀樵讏?zhí)者往往無恢復(fù)之謀，上下同風(fēng)，止以茍安目前為樂。凡有人言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fā)嘆聲。已而敵退解嚴，則又張具會飲黃閣中矣?！痹讏?zhí)用人必先擇無鋒芒、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皆不得用，或用亦不能久。①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以近臣為耳目伺察百官。近侍局官由貴戚、世家、恩幸者充，頗為士人所鄙，為提高威望，后期也曾量用士人。但正直者不肯或不能久居其位，同流合污者雖居其位，卻不能匡正，無助于風(fēng)氣的改變。為官者或貪污酷苛，或跋扈難治，以賄賂權(quán)貴、敲剝百姓為能事，全不以國事為意。如沿邊將士殲敵立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受賞者對使臣必有所饋贈，“或馬或金，習(xí)以為常”②，小不如意，則譖毀百端，以至獲罪。
朝廷風(fēng)氣不正，地方更無從整肅。宿州鎮(zhèn)將紇石烈牙吾塔（又作牙忽帶）以敗宋兵和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有功，蔑視宰執(zhí)，凌辱士人，勒索官民，肆行不法。因常用鼓椎擊人，號“盧鼓椎”。宿州軍營蓄牙吾塔所愛妓女?dāng)?shù)人，他常使一人佩銀符，往州郡取賕賂，號“宣差行省”。州將則以夫人遠迎，厚以財物為獻。徒單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運使李特立號“半截劍”，謂其“短小鋒利”。完顏麻斤出、蒲察咬住、蒲察合柱等也都以酷苛知名。
賞罰不明，無以激勵百官?；实鄄灰試聻橹?，宰執(zhí)多不肯直言，近侍以謅諛成風(fēng)，四方災(zāi)傷、民間疾苦多不奏聞，稱“恐圣上心困”。宰執(zhí)議時事每至難決處，輒散罷，稱“俟再議”。百官、將領(lǐng)皆欲避兵河南，不愿留居河北，以致河北州縣官缺員?！熬雍颖闭呦佑诒茈y，居河南者茍于尸祿，職事曠廢”③。有功將士得不到褒獎，敢言、敢為者，多被斥逐。立功如仆散安貞，敢諫如胥鼎者非罷即誅。
賦繁役重，民生凋敝在宗室、百官南遷的同時，宣宗不顧大臣的反對，又將河北軍戶家屬遷往河南，河南驟增人口百萬。如何安置所遷軍戶，是當(dāng)時面臨的一大難題，解決辦法無外括田、增賦兩途。如奪民佃官田一則使民戶失業(yè)，二則軍戶多無牛，得地而不能耕，徒至紛擾；增賦則使業(yè)已不堪重負的百姓更難承受。經(jīng)多次會議決定，將河南官租提高一倍；軍戶給糧一半，另一半折錢支給。結(jié)果是“所征稅租率常三倍于舊”①，又有額征諸錢，橫泛雜役，入不敷出，則巧立名目百計征斂。甚至在鹽鐵酒之外，更議榷油，百姓不勝其擾。加之糧物緊缺，物價飛漲，導(dǎo)致交鈔貶值，鈔法大壞。
金朝統(tǒng)治者優(yōu)待南遷官兵而盤剝當(dāng)?shù)匕傩?，造成河南民眾的普遍不滿。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完顏弼上書指出：“賦役頻煩，河南百姓新強舊乏，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無庸調(diào)”，要求“權(quán)宜均定”。②宣宗下尚書省議，竟不獲允。
雖民力重困，統(tǒng)治者卻不加體恤，為加強京城防務(wù)，在南京城內(nèi)又修子城，周四十里，壞民屋舍甚眾。工役大興，征民應(yīng)役，又使朝官監(jiān)督，少不前，輒杖之。
經(jīng)濟衰退，糧食短缺為解決財政困難，金朝在增賦之外，又行納粟補官法，甚至僧尼度牒、紫衣師號等都在出賣之列。納粟補官法雖可解決部分敗政虧空，卻進一步加劇了官僚隊伍的蕪雜和吏治的敗壞。
當(dāng)時，遷入河南的軍戶近百萬人，歲需糧360萬石。河南官租歲入只有156萬石，不足所需之半，軍戶只能以半餉充饑。軍食問題無法得到根本解決。
貞祐四年（1216年），又議括牧馬地分給軍戶。但牧馬地少，且久荒難耕，軍戶缺少農(nóng)具，得地不能耕。于是又動員諸司縣勸河南百姓借牛幫助軍戶墾荒，有能開荒為熟田者，半給軍戶，半做己業(yè)。同時詔諸帥府屯田，以逸待勞。所有這些措施，議論多而收效少，河南缺糧的問題仍然無法解決。人民負擔(dān)加重，水災(zāi)又頻頻發(fā)生，百姓逃亡，田野荒蕪，賦入少而國用乏。如毫州原有戶6萬，至興定時，所存者無十一，而調(diào)發(fā)卻數(shù)倍于舊。
河北、河南、河?xùn)|糧食短缺，近京州縣多至京師買糧，以至“谷價翔踴”，為了確保京師官僚、貴族所需，金政府不顧河北人民死活，嚴禁糧食出京和運往河北。貞祐四年，或許采納了平陽行省胥鼎的建議，允許谷物過河，但又在沿河津渡設(shè)卡攔截，強令商人將谷物按比例賣給官府，即所謂“攔糴”，因而糧食至河北、河?xùn)|者為數(shù)極少。攔糴加重了河北、河?xùn)|的缺糧現(xiàn)象，也沒有解決河南的糧食問題。于是，又求助于括粟。貞祐年間，潞州帥府在遼、沁等州首開括粟先例，“懸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憚帥府，鞭笞械系，所在騷然，甚為可憐”。至蒙古軍圍城期間，汴京復(fù)行括粟，先令各家自報數(shù)目，壯者自留3斗，幼者半之，其余上交，藏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36坊，各選深刻者主其事，內(nèi)族完顏久住尤其酷暴，有婆媳二人以蓬豆為食，因所交糧中雜有蓬子而被責(zé)，立死杖下。而所括不足3萬斛，京城卻更加蕭索。
黃河水患，民戶逃亡自五代以來，黃河多次泛濫。宋仁宗時，下游分為兩支，一經(jīng)大名、滄州至直沽入海；一經(jīng)濮陽至無棣或濱州入海。宋神宗時，北道受阻，河道南遷，改為自梁山泊后分注北、南二清河，北清河?xùn)|流至無棣、濱州一帶，南清河則奪淮入海。北宋晚年，東流斷，復(fù)歸北道。
天會南伐，宋人曾決堤阻軍，至使河道再次南遷。此后，黃河多次決口，泛濫成災(zāi)。至大定時，水患更為頻繁。黃河或決或塞，遷徒無定。金于沿河上下置25埽，設(shè)都巡河官、散巡河官和埽兵負責(zé)巡視水情和修補堤岸。每年用柴111.3萬余束，草183萬余束和大量木、石。動輒用工數(shù)十萬，甚至百萬。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黃河再復(fù)北道，山東、河北受災(zāi)嚴重。如何防治水患也是世宗、章宗兩朝多次討論的重要問題。明昌五年（1194年），都水監(jiān)丞田櫟等上言治河方略，主張分河水為南北兩道，加固南流堤岸，疏通北流故道，但未被采納。
宣宗南遷后，所恃者只河南一路。貞祐三年（1215年），單州刺史顏盞天澤、延州刺史溫撒可喜主張決河使之北流，一則有利于防守，二則淤地可為良田。宰臣恐事難成，未予采納。而這一期間，南流的黃河又形成了自延津、陳橋至睢州、歸德再入南清河的一條支流。興定四年（1220年），河南大水，唐、鄧、裕、蔡、息、壽、潁、毫、歸德府受災(zāi)嚴重，民戶逃亡過半。這可能是黃、淮、潁等諸河泛濫的結(jié)果。河南水災(zāi)是對金朝統(tǒng)治者的又一沉重打擊，因恐賦入減少，國用不足，宣宗命被水州縣組織搶種，水退地種田，積水地種稻，令富戶借牛貸種給復(fù)業(yè)貧民。
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黃河南派支流大水，幾與城平。但值此亡國前夕，統(tǒng)治者已無暇顧及治水救災(zāi)和百姓疾苦。相反，在蒙古軍圍城之際，雙方都曾利用河水為各自的軍事目的服務(wù)。
交鈔貶值，幣制混亂金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紙幣的政權(quán)，在如何穩(wěn)定貸幣方面沒有可供借鑒的經(jīng)驗。自世宗時，就不斷為錢物輕重問題所困擾。由于銅產(chǎn)不豐，鑄錢數(shù)量較少，加之“正隆通寶”、“大定通寶”字文峻正，質(zhì)地優(yōu)于宋錢，人們爭相保存儲積。而交鈔不能行于境外，至使錢少鈔多，交鈔流通阻滯。朝廷曾采取以絹易鈔，榷稅和所征諸色錢折成交鈔交納，官兵俸許錢絹銀鈔各半，回收大鈔，鼓勵富戶以錢易物和制定限錢法等措施，促使交鈔流通，并鑄造銀幣“承安寶貨”和折十大錢“泰和重寶”以補充銅錢的不足和防止交鈔貶值。但“承安寶貨”發(fā)行不久，私鑄者多，質(zhì)量不能保證，遂停止使用。
交鈔一直是金朝境內(nèi)流通的主要貨幣。海陵時交鈔使用期限為七年，至期以舊換新，人以為不便。章宗時改為長期流通，磨損后可至交鈔庫兌換，酌收工本費。章宗后期，由于官豪富戶積儲銅錢，銅錢難得。加之政府大量印造交鈔，出多入少，物價上漲，交鈔信譽下降。宣宗南遷后，幣制的混亂更成為與軍事無能、政治腐敗同樣嚴重的經(jīng)濟問題。
章宗時，雖不能徹底解決交鈔阻滯的弊??；卻一直努力回收大鈔，以避免交鈔貶值。宣宗時，卻以大量印造交鈔為解決財政困難的手段，貞祐二年（1214年），印制二十貫至百貫和二百貫至千貫的交鈔，更加劇了通貨膨脹的程度，物重錢輕的現(xiàn)象更加嚴重。為了促使交鈔流通，一度曾禁用銅錢，于是商人以銅錢出境與宋貿(mào)易，又造成了銅錢的大量外流；而富戶不能多積銅錢，也深受交鈔貶值的影響，以致貧困，時稱“坐化”①。
三年七月，印行“貞祐寶券”，因朝延只知出而不知收，“行才數(shù)月，又復(fù)壅滯”，以致千錢之券僅值數(shù)錢。四年，又造“貞祐通寶”，一貫當(dāng)舊鈔千貫。時鈔法屢變，隨出隨壞，印鈔所用紙張不敷使用，又多征桑皮故紙錢，則百姓既受交鈔貶值之苦，又增加了交鈔工本費的負擔(dān)。通寶流通5年，再度貶值，原4貫值銀1兩，至興定五年（1221年），則降至800貫。于是又制“興定寶泉”，每貫當(dāng)通寶400貫，2貫為銀1兩。元光二年（1223年），又以綾印制“元光珍貨”，與銀鈔及各種交鈔并行。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仍以銀論價，寶泉信譽又降。又規(guī)定，銀1兩價值不得超過寶泉300貫，凡物價值在銀3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交易，3兩以上，一分用銀支付，二分用寶泉、珍貨、重寶支付。于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wù)，負責(zé)寶泉與銀的兌換業(yè)務(wù)，私易和告發(fā)違法者罪賞有差?！笆橇罴认拢兴?xí)冮]，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①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相貿(mào)易。天興二年（1234年）十月在蔡州又印“天興寶會”，與銀一起流通。時蔡州已被蒙古軍圍困，金已處于滅亡的前夕。
（三）軍事上的衰弱 官軍之不足恃與政治、經(jīng)濟危機同樣嚴重的是金朝軍紀敗壞，戰(zhàn)斗力低下。野狐嶺、澮河川之戰(zhàn)，金軍精銳損失慘重，乣軍的叛降，再一次削弱了金朝的武裝力量。南遷后，軍士多為臨時召募，缺乏訓(xùn)練，將領(lǐng)的驕橫恣肆更甚于前。正如陳規(guī)指出的：“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裒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yīng)敵，在途則前后亂行，頓次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zé)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shù)多，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tǒng)、有都統(tǒng)、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雹诩又?jīng)濟困窘，費用多缺，將領(lǐng)豐飽有余，士卒則饑寒不足，上下不能同心，官軍之不足恃便可想而知了。
但留守河北、河?xùn)|的軍民中仍有堅持抗敵者，一些中下級將領(lǐng)、官員、軍士和地方豪強，或招納義軍，或結(jié)寨自保，成為河北、河?xùn)|抗擊蒙古的主要力量，朝廷也將保衛(wèi)河南的希望寄托在當(dāng)?shù)剀娒裆砩稀Ｅ稍讏?zhí)以行省名義節(jié)制官軍，招撫反金和抗蒙的地方勢力。但乘亂而起的各支武裝力量彼此不相統(tǒng)攝，不相應(yīng)援，甚至互相攻擊、兼并，勢同水火，增加了內(nèi)耗，削弱了抗敵的力量。內(nèi)外交困的金朝廷無力控制河北，也不能協(xié)濟各支地方武裝勢力，于是下令河北各地長官可由當(dāng)?shù)剀娒裢婆e，使之統(tǒng)領(lǐng)本地軍民守土抗敵，朝廷則以高官顯爵羈縻控制。后期更有九公封建。
九公封建金朝南遷后，對河北、河?xùn)|的防御除依靠留守官兵外，主要依靠當(dāng)?shù)赝梁篮驼袚岬霓r(nóng)民起義軍?！肮佘娊詳⊥鲋啵h銳略盡，而義兵亦不習(xí)行陣，無異烏合?！雹儆行┚郾员５耐梁溃H得人心，也有一定戰(zhàn)斗力和號召力，如河北義軍隊長苗道潤作戰(zhàn)有功，曾遣人至南京求官。河南轉(zhuǎn)運使王擴認為：“道潤得眾，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為守，羈縻使之，策之上也?！雹谛诓杉{了他的意見，除道潤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jié)度使事，這是封土豪為官之始。后翰林直學(xué)士趙秉文、右司諫術(shù)甲直敦等都曾向朝廷建議在河北封地方武裝首領(lǐng)為官。興定三年（1219年），太原失守，河北郡縣不能自立，群臣再次提出募土豪有威望者，假以方面重權(quán)，使各保一方。興定四年，金朝一次就封山東、河北、河?xùn)|九人為公，使各保一方，安輯百姓，有戰(zhàn)事則互相應(yīng)援。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征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九公代表金朝與蒙古和降附蒙古的漢人地方武裝對抗，這是南遷后至蒙古窩闊臺大舉南伐前河北政治、軍事上的一大特點。
初封的九公是滄海公王福、河間公移剌眾家奴、恒山公武仙、高陽公張甫、易水公靖安民、晉陽公郭文振、平陽公胡天作、上黨公張開、東莒公燕寧。他們控制的地區(qū)東起山東，西至河?xùn)|北路，金朝利用他們在黃河以北筑起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線。九公之外，金朝后期還封乘亂而起擁有部分兵力反復(fù)于蒙、宋、金間的十個地方武裝勢力頭目為郡王。
九人中除晉陽公郭文振出身進士外，其余皆為地方武裝首領(lǐng)。其中上黨公張開和恒山公武仙實力最強。王福后降于益都叛將張林，眾家奴不能守河間，歸高陽公張甫。靖安民以不肯降元為部下所殺。胡天作降蒙后謀歸，被殺。燕寧戰(zhàn)死。文振正大間寓于衛(wèi)州。張開潞州失守后寓居南京，謀從哀宗出奔，為民家所殺。武仙于封公當(dāng)年降蒙，正大二年，殺蒙古所任真定元帥史天倪歸金，至南京，復(fù)封恒山公，置府衛(wèi)州，天興未受詔援蔡。張甫一直堅守信安一帶，到哀宗后期與朝廷失去聯(lián)系。封建河北九公，減輕了朝廷在河北的軍事負擔(dān)，卻沒能挽救金朝滅亡的命運。
三 蒙古軍的全面進攻，金朝滅亡 正大二年（1225年），成吉思汗結(jié)束西征。四年，滅西夏，加強了對金朝的軍事攻勢，相繼攻下德順、平陽、臨洮。金朝一面乞和，一面商討守御之策，陜西行省上議：“上策自將出戰(zhàn)，中策幸陜州，下策棄秦保潼關(guān)?！苯鸢ё谄x擇了下策，增筑中京（今河南洛陽）和歸德（今河南商丘）城，修浚汴京外濠，作退守和出逃的安排。五年，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在大昌原以400騎戰(zhàn)勝來攻的蒙古軍，取得了自與蒙古開戰(zhàn)以來的首次大捷，諸軍士氣為之一振。但不久，蒙古窩闊臺汗即位，對金朝開始了全面進攻，金與蒙古的戰(zhàn)爭進入最后階段。
（一）陜西失陷 正大六年（元太宗二年，1230年），蒙古軍圍攻京兆（今陜西西安市）。七年春，圍攻鳳翔。金哀宗一面派軍增援鳳翔，一面加強潼關(guān)防御。屯兵閿鄉(xiāng)的金將完顏合達與移剌蒲阿以蒙古軍勢盛，不敢出戰(zhàn)，置京兆、鳳翔的危急于不顧，坐守河南。在朝廷遣使一再催促之下，不得已出關(guān)迎敵，軍至華陰，與蒙古軍剛一交戰(zhàn)，即收軍入關(guān)，京兆、鳳翔失守，潼關(guān)以西不復(fù)為金朝所有。
（二）三峰山之戰(zhàn) 金軍退出陜西，以重兵防守潼關(guān)、黃河一線，此舉早已在成吉思汗的預(yù)料之中。成吉思汗曾留下遺言稱：“金精兵在潼關(guān)，南據(jù)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征兵潼關(guān)。然以數(shù)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zhàn)，破之必矣。”①夏，蒙古大汗與諸將避暑于九十九泉（今內(nèi)蒙古卓資北灰騰梁），商討滅金方略，決定兵分三路南下，奪取汴京，一舉滅金。于是窩闊臺自統(tǒng)中路軍，渡河由洛陽進；叔斡惕赤斤率左路軍由山東濟南進；弟拖雷將右路軍自寶雞南下，借道于宋，沿漢水北上唐、鄧，對汴京形成包抄之勢。
九月，蒙古中路軍圍河中府（今山西永濟西），西路軍達饒風(fēng)關(guān)，自金州（今陜西安康）東進。金則一方面守黃河阻截北路，一方面遣軍下襄、鄧阻截南路。十二月，河中府失陷，中路軍自白坡渡黃河，黃河防線全面崩潰，汴京戒嚴。西路軍北渡漢水，金諸將請于半渡時襲擊，主帥移剌蒲阿不從。至全軍渡河后，雙方戰(zhàn)于禹山，金軍力戰(zhàn)，勉獲小勝，蒲阿等以大捷上奏，百官執(zhí)酒相慶。
天興元年（元太宗四年，1232年）正月，蒙古中路軍駐兵鄭州。金哀宗令近京諸色軍人家屬60萬人入京，決河水衛(wèi)京城。同時，西路軍散漫北上，焚毀州縣，騷擾金軍，金軍無以為食。將至鈞州（今河南禹縣），雙方戰(zhàn)于三峰山，蒙軍飽食后以生力軍輪番出戰(zhàn)，金軍則有三日不得食者?！皶r雪已三日，戰(zhàn)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遍，人馬踐泥淖沒脛，軍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槍槊結(jié)凍如椽。”①蒙古軍三面圍攻，而開鈞州一路，縱金軍突圍，同時以大軍夾擊，“金軍無一人得逃者”。完顏合達、移剌蒲阿為蒙古軍所俘殺。
（三）金哀宗出逃，崔立之變 天興元年（1232年）二月，金軍棄潼關(guān)，許州兵變降蒙，盧氏、睢州、中京相繼失陷。三月，蒙古遣使諭降，并索取趙秉文、孔元措等27人及降人家屬。金哀宗以曹王訛可為質(zhì)，遣使議和。七月，金軍殺蒙古議和使唐慶，和議絕，蒙軍攻城益急。汴京被圍數(shù)月，倉廩空虛。入夏后，瘟疫流行，60日間，諸門出死者90余萬，貧不克葬者尚不在其數(shù)。十月，下令搜索民間所儲糧，人留3斗外，余皆入官，騷擾捶楚備至。上自親王、后妃家，下至孤寡貧弱皆不免，至有無辜被殺者，大失百姓心。
十二月，哀宗以東征為名離京出逃，以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完顏賽不等扈從，完顏奴申和習(xí)捏阿不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留守京師?！岸爻妓赜拱禑o謀，但知閉門自守?！咨点y二兩，貧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載數(shù)車出城，一夕皆剮食其肉凈盡。縉紳士女多行丐于街，民間有食其子?！秩諝ⅠR牛乘騎自啖，至于箱篋、鞍韂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貴家第宅與夫市中樓館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qū)，無復(fù)向來繁侈矣?！雹诔侵腥巳鐗櫹菥?，朝不保夕，日日盼望哀宗東征捷音。
二年正月，哀宗遣使迎太后、皇后、諸妃，為蒙古軍所阻。人心更為不安，朝官士庶有謀出城北歸者，有欲立荊王舉城降蒙者。二執(zhí)政一籌莫展，士庶失望，日夜企盼有一豪杰之士能救民出水火。
京城西面元帥崔立殺二守臣，立衛(wèi)紹王子梁王從恪為監(jiān)國，自至蒙古軍營請降。并下令約束諸軍：“取民一錢處死”，士庶慶幸得一生路。但崔立并不以生靈為念，他自為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私取府庫財物，搜括在京金銀。將太后、皇后、諸妃嬪、諸王、宗室送至蒙古軍營，又暗示百官為他立碑頌揚功德，激起官民的不滿，三年六月，為部將李伯淵殺死。
（四）蔡州城破，金亡 哀宗出城后過陳留、杞縣，駐黃陵崗。天興二年（1234年）正月，渡河北的攻衛(wèi)州不克，又南渡至歸德。六月，離歸德奔蔡州，遣近侍召武仙赴援，仙擬取宋金州，再奉哀宗入蜀，不肯及時援蔡。自汴京被圍，蒙古數(shù)遣使至宋，約以聯(lián)兵滅金。八月，蒙、宋協(xié)議成，商定滅金后以河南地歸宋。于是，蒙、宋合兵攻唐州、息州，武仙軍潰浙川，金帝西逃入蜀之途亦絕。九月，蒙古軍筑長壘圍蔡州。
十一月，宋將孟珙率兵2萬，糧30萬石助軍，聯(lián)兵圍蔡。十二月，蒙古軍決練江，宋兵引柴潭入汝水，填柴草為路，進逼蔡州城下。三年正月，宋兵攻破南門，蒙古軍自西門入。金哀宗傳位與宗室、蔡州東面元帥承麟，自縊死。承麟出戰(zhàn)，死于亂軍之中，金亡。
?、佟督鹗贰ばl(wèi)紹王》。
?、趨⒁姡úㄋ梗├┨亍妒芳返谝痪淼诙謨?，余大鈞、周建奇譯，商務(wù)印書館，1983年版。
?、邸菜巍趁希ㄚw）珙著，王國維箋證《蒙靼備錄箋證》，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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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督鹗贰W屯襄傳》。
?、凇对厥贰だm(xù)集》卷1，四部叢刊三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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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史·唐括安禮傳》；另參見（日）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李東源譯，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②參見賈敬顏《圣武親征錄校本》，1979年油印本。
①《金史·完顏弼傳》載：“宣宗至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蓋軍少則難守，軍多則難養(yǎng)。’……宣宗頗采用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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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督鹗贰ひ拼瘫娂遗珎鳌罚罕娂遗?，“高陽公有海船在鎮(zhèn)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以通中外之意”。這次朝廷下詔討萬奴，或許是金哀宗欲由海路逃往遼東的安排。
②參見王慎榮、趙鳴歧著《東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佟督鹗贰り愐?guī)傳》。
?、凇步稹硠⑵钪尬挠↑c?！稓w潛志》，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①《歸潛志》，中華書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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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史·古里甲石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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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太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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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歸潛志》。
蒙古部與金朝的聯(lián)系當(dāng)始于金太宗時期。金征蒙古部首領(lǐng)合不勒汗入朝，卻陰謀加害于他。合不勒殺了金朝使者，雙方關(guān)系惡化并長期處于敵對狀態(tài)。②此后，金朝多次出兵或利用塔塔爾人進攻蒙古，并先后殺害了蒙古部首領(lǐng)俺巴孩、斡勤巴兒合黑和合答安把阿禿。金世宗時期，蒙古部勢力逐漸強大，構(gòu)成了對金朝北部邊防的嚴重威脅。當(dāng)時燕京和契丹地流行的一首歌謠稱：“韃靼來，韃靼去，趕得官家沒處去?！雹蹫榱私獬晒诺耐{，金世宗一面不斷派兵剿殺，甚至虜賣蒙古子女為奴婢，一面加強上京等地防務(wù)，極力提倡女真人恢復(fù)騎射尚武的舊俗。同時不許蒙古人入境，每年入貢，只在塞外交割，激起蒙古人極大的不滿。
成吉思汗統(tǒng)一蒙古各部后，即將軍事進攻的目標(biāo)指向了金朝，但對金朝這樣中原大國的進攻，他不能不作周密的布署。因此，他先取西夏以解除來自側(cè)翼的威脅，沒有立刻對金采取軍事行動。
衛(wèi)紹王即位后，遣使招諭蒙古，不但沒有得到響應(yīng)，反而招致了蒙古的蔑視。成吉思汗對金朝的國情有一定了解，永濟的無能則為他所親見。得知永濟為帝時，他更加輕視金朝，他說：“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雹儆谑歉e極準備南下。
（二）金宣宗南遷 蒙古軍南下，金軍失利大安三年（1211年）秋，成吉思汗親率大軍南下攻金，拉開了蒙古滅金戰(zhàn)爭的序幕。
蒙古軍自達里泊（今內(nèi)蒙古克什克騰旗達里諾爾）出發(fā)，進入金境。金守邊將領(lǐng)獨吉思忠失于備御，邊堡烏沙堡、烏月營失守。衛(wèi)紹王以參知政事完顏承裕（即胡沙）代思忠主持防御。承裕不敢迎戰(zhàn)，自撫州（今河北張北）退屯宣平（今河北張家口西南），當(dāng)?shù)赝梁勒堃酝帘鵀橄蠕h，以行省兵為聲援，共同抵御，承裕畏怯不敢用。于是蒙古軍長趨直入，占領(lǐng)昌州（今內(nèi)蒙古太仆寺旗九連城）、桓州（今內(nèi)蒙古正藍旗北四郎城）和撫州，又在野狐嶺（今河北萬全縣膳房堡北）、會河川（澮河）川，今河北懷安東）連續(xù)大敗金軍，金軍死者蔽野塞川，僵尸百里，精銳盡失。蒙古先鋒軍突破居庸關(guān)，進至中都城下。
成吉思汗諸子自西南路入邊墻，連下凈（今內(nèi)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卜古城子）、豐（今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市東白塔鎮(zhèn)）、云內(nèi)（今內(nèi)蒙古托克托縣東北古城）、東勝（今內(nèi)蒙古托克托縣）、武（今山西五寨縣北）、朔等州，金西京留守紇石烈執(zhí)中（即胡沙虎）棄西京逃回中都。
崇慶元年（1212年），蒙古軍又攻陷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德興府（今河北涿鹿），進圍西京，元帥左都監(jiān)奧屯襄領(lǐng)兵救西京，又為蒙古軍所敗，“一軍盡殪”①。同年，東京也遭蒙古軍虜掠。
至寧元年（1213年），蒙古軍再入野狐嶺，在縉山（今河北懷來東）與行省完顏綱和權(quán)元帥右都監(jiān)術(shù)虎高琪所統(tǒng)乣、漢軍激戰(zhàn)，金軍再敗，死尸“如爛木般堆著”②，蒙古軍直達居庸關(guān)北口。成吉思汗留兵攻北口，親率一軍自紫荊關(guān)入，趨居庸南口，與北口蒙古軍配合攻破居庸天險。金南口守軍不意敵軍突至，“莫能支吾，鋒鏑所及，流血蔽野”③。蒙古軍包圍中都，同時兵分三路抄掠黃河以北。
宮廷政變，宣宗即位西京敗將紇石烈執(zhí)中逃跑途中，擅取官庫銀和衣幣諸物，奪官民馬匹，杖殺淶水縣令，朝廷皆置不問，反任為右副元帥，權(quán)尚書左丞。執(zhí)中無所忌憚，自請以兵2萬屯宣德州，朝廷許以3000，命駐媯州。執(zhí)中不滿，被罷。至寧元年（1213年），召回，命將武衛(wèi)軍數(shù)千屯中都北。執(zhí)中與其黨“惟務(wù)馳獵，不恤軍事”，朝廷遣使責(zé)讓，執(zhí)中非但不服，還以討叛為名，任意扣押防城將領(lǐng)。
八月，執(zhí)中妄稱元兵至，分兵三路入城，殺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左丞完顏綱，自稱監(jiān)國元帥，廢黜衛(wèi)紹王，逼其出宮，擅授官職，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鎰勸立世宗長孫完顏亶，執(zhí)中等遂遣人迎珣于彰德，并使人殺衛(wèi)紹王。
九月，完顏亶即位，是為宣宗，改元貞祐。他對發(fā)動宮廷政變的紇石烈執(zhí)中不加懲治，反任其為太師、尚書令兼都元帥，賜第京師。降永濟為東?？ず睿彩古c蒙古軍議和。
金蒙議和，宣宗南遷紇石烈執(zhí)中擅行廢立不受懲治反為高官，群臣意頗不平，掌兵將領(lǐng)更不可約束。十月，術(shù)虎高琪與蒙古軍戰(zhàn)，失利被責(zé)，也效執(zhí)中所為，利用群臣的不滿，以兵圍執(zhí)中第，殺執(zhí)中。宣宗仍赦其擅殺之罪，授職左副元帥。金朝除一執(zhí)中，又出一高琪。
蒙古這次對金朝用兵，是以掠奪財物和試探虛實為主要目的的，在圍攻中都不克的情況下，便遣使議和。金宣宗沒有抵御蒙古的決心和方略，遂按照成吉思汗所提的條件，“奉衛(wèi)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①與蒙古軍達成協(xié)議。貞祐二年（1214年），蒙古軍帶著掠奪的金帛財物、馬匹、人口，撤軍北歸。夏，成吉思汗避暑于魚兒泊。
金宣宗沒有趁蒙古撤軍之際，部署加強邊備和保衛(wèi)中都，卻決定南遷汴京以避兵鋒。五月，以太子守忠和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福興）、左丞左副元帥抹撚盡忠留守中都，率宗室、百官南遷。
（三）乣軍嘩變，中都失陷 乣軍問題的由來契丹及遼朝治下的游牧部族，善騎射，能征戰(zhàn)，是金初對宋戰(zhàn)爭的軍事力量之一。金初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將東北、西北、西南路的契丹、唐古等各部族編入乣軍，使之為金朝守邊。契丹人上層在金初的政治、軍事活動中發(fā)揮過重要作用，受到女真統(tǒng)治者的重視。但在耶律撒八和移剌窩斡起義后，金世宗對契丹人成見頗深，防范甚嚴。大定三年（1163年），罷契丹猛安謀克，將其戶分隸女真猛安謀克。十四年，又將參與窩斡起義的契丹人遷往烏古里石壘部。十七年，再遷西北路契丹人于上京、濟州、利州一帶，“俾與女真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①，以防契丹人日后為亂。但這些措施未能奏效，卻引起契丹人的反感，造成契丹與女真人之間更大的隔閡，激起契丹人更頻繁的反抗。
正當(dāng)金朝被蒙古諸部的擾邊攪得寢食難安之際，承安元年（1196年）十一月，特滿群牧契丹人德壽、陀鎖在信州（今吉林懷德縣秦家屯古城）起兵，建元身圣，有眾數(shù)十萬。諸乣也多乘時而起，給金朝后方帶來了極大的震動與不安。這次反叛的契丹人正是大定年間遷徙上述地區(qū)的，事實證明，他們的不滿情緒并未因與女真人雜居而消除。
右丞相完顏襄恐諸乣與德壽軍合，局面更難控制，遂將諸乣遷至中都附近地區(qū)加以安撫。泰和年間與宋戰(zhàn)，曾以乣軍為先鋒。蒙古軍南下期間，乣軍又在術(shù)虎高琪統(tǒng)領(lǐng)下鎮(zhèn)守中都通玄門外、中都西北縉山縣和中都南，成為金朝賴以保衛(wèi)京師的重要軍事力量。
乣軍叛金貞祐二年（1214年）宣宗南遷時，與諸臣討論如何安置乣軍，議者欲將其遷往平州，而術(shù)虎高琪反對，遂與金室一并南遷。但諸臣多恐乣軍生事，宣宗對他們也缺乏信任，乣軍亦不愿南去。行抵涿州、良鄉(xiāng)間，又決定收回原撥給乣軍的馬匹、鎧甲，激起軍變。乣軍殺死主帥詳穩(wěn)，另推斫答、比涉兒、札剌兒為帥，還軍中都。中都留守完顏承暉得知乣軍嘩變的消息，遣人至盧溝橋阻截。斫答派部分兵眾潛渡盧溝河，腹背夾擊守橋金軍，大破其眾，奪其衣甲、器械和中都附近馬匹，與蒙古軍和遼東契丹將領(lǐng)耶律留哥聯(lián)絡(luò)。②這時，金朝一面詔抹撚盡忠等妥善安撫，一面使術(shù)虎高琪遣人招撫，但為時已晚。成吉思汗得知乣軍來降，立刻遣蒙古將領(lǐng)和先已投降的契丹將領(lǐng)石抹明安兄弟前來，就命他們與新附的乣軍同圍中都。
中都失陷金宣宗的南遷，嚴重地動搖了河北軍民的守土決心。實則自南遷之日起，金朝決策集團就已放棄了中都，宣宗所謂“中都重地，廟社所在，朕豈一日忘也”，“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等等，不過是虛應(yīng)故事而已。①乣軍的背金降蒙，削弱了中都的防御力量，卻增強了敵方對中都的威脅。七月，太子守忠也離開中都逃往南京，留守官兵的情緒再一次受到打擊。成吉思汗以契丹、漢人降將為向?qū)В^續(xù)圍攻中都，并采納降官降將的建議，派人招降中都周圍的金軍，對降官降將一律授以原官，使之為蒙古所用。貞祐三年（1215年）正月，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中都形勢更加危急。
三月，金朝以元帥左監(jiān)軍永錫、左都監(jiān)烏古論慶壽、御史中丞李英將兵自清州督糧運援救中都。至霸州北，李英因酒誤事，所統(tǒng)之眾又皆烏合，與蒙古軍遭遇，大敗。李英死，所運糧盡失。慶壽軍得知英軍敗訊，潰歸，中都援絕。
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令其總領(lǐng)軍事，相約以死堅守。至援軍敗，盡忠卻與親信密謀棄城南奔，承暉無計可施，服毒自殺。盡忠至南京，宣宗仍以為平章。五月，中都失陷。
二 南遷后金朝的形勢 蒙金戰(zhàn)爭爆發(fā)后，南宋不再向金交納歲幣，西夏也不時擾邊，河北、山東相繼爆發(fā)人民的反金起義。遼東則先后有耶律留哥和蒲鮮萬奴的自立。統(tǒng)治集團的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宮中供奉無異于常。政治、軍事狀況不見任何改善，財政窘迫卻日甚一日。正如新進士劉炳上書所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jié)，外托持重之名，而內(nèi)為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①。但它卻得以茍延殘喘20年，這是因為南宋懲于泰和年間之?dāng)?，不再輕易向金用兵；而成吉思汗將蒙古軍主力投入了西征，將對金的軍事任務(wù)交給了左翼萬戶木華黎，木華黎以少量兵力只能經(jīng)營黃河以北和陜西，無力進軍河南。蒙金戰(zhàn)爭進入第二階段。
（一）北方局勢 遼東的放棄崇慶元年（1212年），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反金自立。耶律留哥為金北邊千戶，或即乣軍將領(lǐng)。金使留哥治下的契丹人與女真人雜居，“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②，契丹人十分不滿。在蒙古軍南下攻金之際，留哥乘機在隆安（今吉林農(nóng)安）、韓州（今吉林梨樹縣偏臉城）一帶起兵反金，募兵至十余萬。留哥為元帥，另一契丹人耶的為副?！盃I帳百里，威震遼東”。與蒙古征遼東軍將按陳盟于金山（位于大興安嶺），降蒙。衛(wèi)紹王遣承裕領(lǐng)兵60萬往討。留哥在蒙古軍配合下，于迪吉腦兒（今遼寧省昌圖附近）大敗胡沙。
至寧元年（1213年，九月宣宗改元貞祐三月，留哥自立為王，國號遼，設(shè)丞相、元帥、尚書等百官。金宣宗遣人招撫，不受。又遣宣撫使蒲鮮萬奴領(lǐng)兵40萬討伐，也為留哥所敗，逃往東京。于是，留哥以咸平府為都城，號中京。貞祐三年，又攻占東京。但此時，在自立與降蒙的問題上，諸將意見不一，發(fā)生內(nèi)亂，留哥降蒙，徙居臨潢，撫有懿州（今遼寧阜新縣搭營子）、廣寧（今遼寧北鎮(zhèn)）一帶。
留哥勢力退出遼東后，女真人蒲鮮萬奴又成為遼東地區(qū)的割據(jù)勢力。萬奴初為尚廄局使，曾以右路副都統(tǒng)官將兵伐宋，歷任咸平路招討使、宣撫使。貞祐二年（1214年），任遼東宣撫使，領(lǐng)兵40萬討伐耶律留哥，在歸仁（今遼寧省昌圖縣四面城古城）為后者所敗。三年，乘留哥朝見成吉思汗，遼軍內(nèi)亂之際，取咸、沈、澄諸州，召集遼東十一猛安。萬奴與上京留守太平密謀，焚毀上京宗廟，拘捕元帥承充，反金自立。十月，在東京建國，國號大真，建元天泰。
此時，遼東處于金、蒙、留哥、萬奴四方勢力爭奪之中。在蒙古軍事威脅下。貞祐四年，萬奴降蒙，不久復(fù)叛。金朝在遼東只能控制婆速一路。
興定元年（1217年），蒙古軍西征，萬奴乘機再起，以開元為都城，改國號為東夏。二年，又與蒙古、高麗聯(lián)兵討滅進入高麗境內(nèi)的留哥殘眾，迫使高麗分別向東夏、蒙古納貢。金朝在興定二年曾遣人至遼東考察萬奴情況。哀宗正大三年（1126年），又詔諭高麗和遼東行省“討反賊萬奴”①，但此時的遼東行省，已不能組織兵力征討，高麗也不再奉詔，金朝對遼東已失去控制能力。東夏盛時，疆域東至日本海，南與高麗接，北控黑龍江下游，西達今吉林省中部和黑龍江省南部地區(qū)。金哀宗天興二年（蒙古窩闊臺五年，1233年），蒙古軍自高麗境北上攻東夏，萬奴被俘，東夏成為蒙古藩附。由蒲鮮萬奴建立的這一割據(jù)政權(quán)在蒙古控制下，大約一直延續(xù)到13世紀后期。②萬奴背金自立，是金末部分女真人為延續(xù)女真政權(quán)卻又對完顏氏貴族失去信心的反映。當(dāng)時頗負盛名朝廷累召不起的遼東名士王澮，先任萬奴參謀官，繼為東夏宰相。他的去就，當(dāng)代表一部分遼東有識之士的態(tài)度。萬奴的所作所為，當(dāng)是在王澮的影響下，以遼末耶律大石的北上西遷重建遼政權(quán)為榜樣的，只是時移勢異，功業(yè)有所不及。
山東、河北人民的反金起義在金朝政治腐敗、軍力下降和邊境危機日益加劇的情況下，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趨尖銳，長期以來人民的不滿情緒也以武裝反抗的方式爆發(fā)出來。金末人民的反抗斗爭，以泰和年間發(fā)生在山東益都的楊安兒起義為最早。當(dāng)蒙古進軍中原，中都被圍期間，河北、山東人民的反抗斗爭進入高潮。起義軍身穿紅襖為標(biāo)志，被稱為紅襖軍，他們小者數(shù)萬，大者數(shù)十萬?；騿为氉鲬?zhàn)，或聯(lián)合行動，有的甚至與南宋、蒙古軍聯(lián)絡(luò)，給搖搖欲墜的金政權(quán)以猛烈的震撼和沖擊。
益都人楊安兒，以鬻鞍材為業(yè)，因自號“安兒”，市人呼為“楊鞍兒”。泰和六年（1206年），金宋戰(zhàn)爭時，楊安兒參加了山東人民的抗金斗爭，為州縣招降，編入金軍，官至防御使。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軍南下，金征兵千余人，以安兒為副統(tǒng)前往戍邊。行至中途，屯兵不進，遂逃回山東，與張汝揖聚眾起義，攻州縣，殺官吏，山東大震。
金與蒙古議和后，中都圍解，金宣宗立刻調(diào)動兵力，以仆散安貞為山東路統(tǒng)軍安撫使，鎮(zhèn)壓起義軍。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今山東掖縣）徐汝賢以城降安兒，登州刺史耿格也開門迎降，郊迎安兒，發(fā)帑藏濟軍，軍勢益強。安兒遂置官屬，建號，改元天順，以耿格制定符印詔表儀式，下寧海（今山東牟平），攻濰州（今山東濰坊）。
時密州方郭三稱元帥，攻略沂、海（今江蘇連云港西）。
李全起于濰州，略臨朐，準備攻取益都。
安貞遣軍分頭進討各支起義軍，自率一支進至昌邑東。起義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損失了大量人員、器甲，退守萊州。
起義軍堅守萊州，與安貞軍激戰(zhàn)，失利后退軍入城，官軍遣人詐降，攻破萊州。徐汝賢被殺，安兒逃走，耿格等降。起義軍遭到沉重打擊，但是反抗活動并未停止。
泰安人劉二祖于崇慶元年（1212年）起兵于淄（治今山東臨淄市南）、沂（今山東臨沂），金軍下萊州后，為分化起義軍，除安兒、耿格及諸故官家參與起義的驅(qū)奴外，對其他參與者一律赦免其罪。以官職三品和錢十萬貫懸賞捉拿楊安兒。貞祐二年十一月，安兒浮海避敵，為舟人所擊，墜水死。安兒余部和其他各支起義軍仍然堅持斗爭。此時，劉二祖駐軍守大沫堌（今山東費縣西南），在赦令到達之際，出兵敗知東平府事烏林答與，表示了不受招撫、反抗到底的決心。
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紇石烈牙吾塔討伐劉二祖，殺其眾4000余，降8000。又與宿州提控夾古石里哥進攻起義軍據(jù)點大沫堌，劉二祖負傷被俘，為金軍斬殺。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宣撫副使完顏弼招降二祖部將張邦佐、張汝楫。但汝楫并非甘受招撫，不久又與所部謀再起，為邦佐密告，被殺。二祖余眾又推霍儀為帥，繼續(xù)堅持抵抗，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等皆附?；魞x犧牲后，彭義斌繼續(xù)率眾支持斗爭，失敗后投宋。
貞祐四年，兗州泗水人郝定收聚楊安兒散亡之眾6萬余再起，稱大漢皇帝，署置百官，先后攻下泰安、滕、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等十余縣。下邳州（黃河故道北岸，今江蘇邳縣南古邳），遣人與南北各支起義軍聯(lián)絡(luò)，相約在黃河南北同時并起，志在一舉滅金。朝廷以尚書右丞侯摯行省事于東平，邊招撫邊征討，鎮(zhèn)壓起義軍。興定元年（1217年），濟南、泰安、膝、兗等州民眾再起，侯摯遣棣州防御使完顏霆率兵往討，前后斬殺起義軍千余人，招降元帥石花五、夏全和義軍2萬余人，老幼5萬余口。
濰州北海（今山東濰坊）人李全，至寧元年起兵，攻占海、邳等州。次年，楊安兒被殺，其妹妙真與李全軍合。李全、妙真結(jié)為夫婦，繼續(xù)抗金。他們以楚州為根據(jù)地，往來于山東東西兩路，是山東強大的反金勢力之一。興定二年（1218年），李全與張林以青、莒、登、萊等12郡歸宋，為東京路總管。正大四年（1227年），李全駐軍青州，與蒙古軍戰(zhàn)，失利后降蒙。
此外，河北周元兒活動在深、祁、束鹿、安平、無極等縣。河南南陽五朵山魚張二有眾千余，朝廷遣人招降，不從。山東李旺部眾仍活動在膠西、高密諸村及海島間。河?xùn)|馮天羽在石州（今山西離石）有眾數(shù)千。天羽被殺后，余眾保積翠山（今山西方山北）。
除農(nóng)民的反抗斗爭外，金朝也不時受到兵變的威脅。南遷后，河北防御多仰仗義軍，義軍為臨時招募，良莠不齊。官軍則將驕兵悍，倚外敵為重，小不如己意，便殺將據(jù)地以叛，朝廷無計可施，只能以官爵為賞進行招撫。
貞祐二年（1214年），北京軍變，宣差提控完顏習(xí)烈殺留守奧屯襄，習(xí)烈又為部下所殺，朝廷不能治，下詔赦免所有起事者。
元光二年（1223年），邳州軍變。從宜經(jīng)略納合六哥、都統(tǒng)金山顏俊殺邳州行省蒙古綱，據(jù)州反叛。朝廷無力討叛，設(shè)重賞招誘，并下詔稱綱罪，而撫諭六哥等叛軍。升經(jīng)略司為元帥府，以六哥為泗州防御使，權(quán)元帥左監(jiān)軍，以安撫叛將。但六哥等佯為受撫，暗中卻與紅襖軍李全聯(lián)絡(luò)，后為紅襖軍高顯所殺。
在金、宋、蒙古三方角逐中，金末農(nóng)民起義軍將領(lǐng)中有些人依違于三方之間，三方也都以高官吸引他們就范。如時青、彭義斌等在金朝軍事壓力下歸宋，李全先降宋而后降蒙，國用安則時而降金，時而歸宋，時而降蒙。
（二）金朝后期的政治、經(jīng)濟 宣宗南遷和中都失守，使河北、河?xùn)|陷入了混亂，軍民對金朝的統(tǒng)治喪失了信心。紅襖軍反金斗爭的高漲，正是這種情緒和形勢的反映。南遷后，朝廷所能控制的只有南京、京兆、鳳翔、鄜延等數(shù)路。陜西戰(zhàn)事不斷，河南地狹民困。軍政費用浩繁，則謀取償于宋。宣宗屢興師代宋，但所得不及所失，又因軍戍費糧數(shù)萬，不得已又棄去。南遷后的金朝陷入了嚴重的政治、經(jīng)濟危機。
統(tǒng)治集團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疆土日蹙、費用增加、百姓重困的情況下，以最高統(tǒng)治者宣宗完顏亶為首的金朝貴族官僚，沒有收復(fù)失地的決心，而是茍且偷安，得過且過，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役重民困、強敵壓境之際，宣宗御用供張竟不稍減，衣食享用，仍求精美。為制造御用鞠杖，竟在耕牛短缺的情況下，令工部下開封府買白牛取皮；在官已無羊供給時，還以民所貢羊不肥責(zé)南京轉(zhuǎn)運使。在皇帝的影響下，“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奢侈相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舊”。①諸王、貴戚多為不法。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權(quán)勢薰天，當(dāng)途者往往納賂取媚，積貲如山”。宣宗子荊王守純“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家奴于市強取商貨，侵漁商賈。平章政事完顏白撒，以內(nèi)族位將相，更奢僭，起第西城如宮掖，其中婢妾百數(shù)，皆衣縷金綺繡如宮人。②吏治腐敗日甚一日南遷之后，朝廷無振興之舉，政治無刷新之望。為將帥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為官者或出自世家，或納賂請托得之?！盀樵讏?zhí)者往往無恢復(fù)之謀，上下同風(fēng)，止以茍安目前為樂。凡有人言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fā)嘆聲。已而敵退解嚴，則又張具會飲黃閣中矣?！痹讏?zhí)用人必先擇無鋒芒、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皆不得用，或用亦不能久。①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以近臣為耳目伺察百官。近侍局官由貴戚、世家、恩幸者充，頗為士人所鄙，為提高威望，后期也曾量用士人。但正直者不肯或不能久居其位，同流合污者雖居其位，卻不能匡正，無助于風(fēng)氣的改變。為官者或貪污酷苛，或跋扈難治，以賄賂權(quán)貴、敲剝百姓為能事，全不以國事為意。如沿邊將士殲敵立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受賞者對使臣必有所饋贈，“或馬或金，習(xí)以為常”②，小不如意，則譖毀百端，以至獲罪。
朝廷風(fēng)氣不正，地方更無從整肅。宿州鎮(zhèn)將紇石烈牙吾塔（又作牙忽帶）以敗宋兵和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有功，蔑視宰執(zhí)，凌辱士人，勒索官民，肆行不法。因常用鼓椎擊人，號“盧鼓椎”。宿州軍營蓄牙吾塔所愛妓女?dāng)?shù)人，他常使一人佩銀符，往州郡取賕賂，號“宣差行省”。州將則以夫人遠迎，厚以財物為獻。徒單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運使李特立號“半截劍”，謂其“短小鋒利”。完顏麻斤出、蒲察咬住、蒲察合柱等也都以酷苛知名。
賞罰不明，無以激勵百官?；实鄄灰試聻橹?，宰執(zhí)多不肯直言，近侍以謅諛成風(fēng)，四方災(zāi)傷、民間疾苦多不奏聞，稱“恐圣上心困”。宰執(zhí)議時事每至難決處，輒散罷，稱“俟再議”。百官、將領(lǐng)皆欲避兵河南，不愿留居河北，以致河北州縣官缺員?！熬雍颖闭呦佑诒茈y，居河南者茍于尸祿，職事曠廢”③。有功將士得不到褒獎，敢言、敢為者，多被斥逐。立功如仆散安貞，敢諫如胥鼎者非罷即誅。
賦繁役重，民生凋敝在宗室、百官南遷的同時，宣宗不顧大臣的反對，又將河北軍戶家屬遷往河南，河南驟增人口百萬。如何安置所遷軍戶，是當(dāng)時面臨的一大難題，解決辦法無外括田、增賦兩途。如奪民佃官田一則使民戶失業(yè)，二則軍戶多無牛，得地而不能耕，徒至紛擾；增賦則使業(yè)已不堪重負的百姓更難承受。經(jīng)多次會議決定，將河南官租提高一倍；軍戶給糧一半，另一半折錢支給。結(jié)果是“所征稅租率常三倍于舊”①，又有額征諸錢，橫泛雜役，入不敷出，則巧立名目百計征斂。甚至在鹽鐵酒之外，更議榷油，百姓不勝其擾。加之糧物緊缺，物價飛漲，導(dǎo)致交鈔貶值，鈔法大壞。
金朝統(tǒng)治者優(yōu)待南遷官兵而盤剝當(dāng)?shù)匕傩?，造成河南民眾的普遍不滿。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完顏弼上書指出：“賦役頻煩，河南百姓新強舊乏，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無庸調(diào)”，要求“權(quán)宜均定”。②宣宗下尚書省議，竟不獲允。
雖民力重困，統(tǒng)治者卻不加體恤，為加強京城防務(wù)，在南京城內(nèi)又修子城，周四十里，壞民屋舍甚眾。工役大興，征民應(yīng)役，又使朝官監(jiān)督，少不前，輒杖之。
經(jīng)濟衰退，糧食短缺為解決財政困難，金朝在增賦之外，又行納粟補官法，甚至僧尼度牒、紫衣師號等都在出賣之列。納粟補官法雖可解決部分敗政虧空，卻進一步加劇了官僚隊伍的蕪雜和吏治的敗壞。
當(dāng)時，遷入河南的軍戶近百萬人，歲需糧360萬石。河南官租歲入只有156萬石，不足所需之半，軍戶只能以半餉充饑。軍食問題無法得到根本解決。
貞祐四年（1216年），又議括牧馬地分給軍戶。但牧馬地少，且久荒難耕，軍戶缺少農(nóng)具，得地不能耕。于是又動員諸司縣勸河南百姓借牛幫助軍戶墾荒，有能開荒為熟田者，半給軍戶，半做己業(yè)。同時詔諸帥府屯田，以逸待勞。所有這些措施，議論多而收效少，河南缺糧的問題仍然無法解決。人民負擔(dān)加重，水災(zāi)又頻頻發(fā)生，百姓逃亡，田野荒蕪，賦入少而國用乏。如毫州原有戶6萬，至興定時，所存者無十一，而調(diào)發(fā)卻數(shù)倍于舊。
河北、河南、河?xùn)|糧食短缺，近京州縣多至京師買糧，以至“谷價翔踴”，為了確保京師官僚、貴族所需，金政府不顧河北人民死活，嚴禁糧食出京和運往河北。貞祐四年，或許采納了平陽行省胥鼎的建議，允許谷物過河，但又在沿河津渡設(shè)卡攔截，強令商人將谷物按比例賣給官府，即所謂“攔糴”，因而糧食至河北、河?xùn)|者為數(shù)極少。攔糴加重了河北、河?xùn)|的缺糧現(xiàn)象，也沒有解決河南的糧食問題。于是，又求助于括粟。貞祐年間，潞州帥府在遼、沁等州首開括粟先例，“懸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憚帥府，鞭笞械系，所在騷然，甚為可憐”。至蒙古軍圍城期間，汴京復(fù)行括粟，先令各家自報數(shù)目，壯者自留3斗，幼者半之，其余上交，藏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36坊，各選深刻者主其事，內(nèi)族完顏久住尤其酷暴，有婆媳二人以蓬豆為食，因所交糧中雜有蓬子而被責(zé)，立死杖下。而所括不足3萬斛，京城卻更加蕭索。
黃河水患，民戶逃亡自五代以來，黃河多次泛濫。宋仁宗時，下游分為兩支，一經(jīng)大名、滄州至直沽入海；一經(jīng)濮陽至無棣或濱州入海。宋神宗時，北道受阻，河道南遷，改為自梁山泊后分注北、南二清河，北清河?xùn)|流至無棣、濱州一帶，南清河則奪淮入海。北宋晚年，東流斷，復(fù)歸北道。
天會南伐，宋人曾決堤阻軍，至使河道再次南遷。此后，黃河多次決口，泛濫成災(zāi)。至大定時，水患更為頻繁。黃河或決或塞，遷徒無定。金于沿河上下置25埽，設(shè)都巡河官、散巡河官和埽兵負責(zé)巡視水情和修補堤岸。每年用柴111.3萬余束，草183萬余束和大量木、石。動輒用工數(shù)十萬，甚至百萬。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黃河再復(fù)北道，山東、河北受災(zāi)嚴重。如何防治水患也是世宗、章宗兩朝多次討論的重要問題。明昌五年（1194年），都水監(jiān)丞田櫟等上言治河方略，主張分河水為南北兩道，加固南流堤岸，疏通北流故道，但未被采納。
宣宗南遷后，所恃者只河南一路。貞祐三年（1215年），單州刺史顏盞天澤、延州刺史溫撒可喜主張決河使之北流，一則有利于防守，二則淤地可為良田。宰臣恐事難成，未予采納。而這一期間，南流的黃河又形成了自延津、陳橋至睢州、歸德再入南清河的一條支流。興定四年（1220年），河南大水，唐、鄧、裕、蔡、息、壽、潁、毫、歸德府受災(zāi)嚴重，民戶逃亡過半。這可能是黃、淮、潁等諸河泛濫的結(jié)果。河南水災(zāi)是對金朝統(tǒng)治者的又一沉重打擊，因恐賦入減少，國用不足，宣宗命被水州縣組織搶種，水退地種田，積水地種稻，令富戶借牛貸種給復(fù)業(yè)貧民。
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黃河南派支流大水，幾與城平。但值此亡國前夕，統(tǒng)治者已無暇顧及治水救災(zāi)和百姓疾苦。相反，在蒙古軍圍城之際，雙方都曾利用河水為各自的軍事目的服務(wù)。
交鈔貶值，幣制混亂金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紙幣的政權(quán)，在如何穩(wěn)定貸幣方面沒有可供借鑒的經(jīng)驗。自世宗時，就不斷為錢物輕重問題所困擾。由于銅產(chǎn)不豐，鑄錢數(shù)量較少，加之“正隆通寶”、“大定通寶”字文峻正，質(zhì)地優(yōu)于宋錢，人們爭相保存儲積。而交鈔不能行于境外，至使錢少鈔多，交鈔流通阻滯。朝廷曾采取以絹易鈔，榷稅和所征諸色錢折成交鈔交納，官兵俸許錢絹銀鈔各半，回收大鈔，鼓勵富戶以錢易物和制定限錢法等措施，促使交鈔流通，并鑄造銀幣“承安寶貨”和折十大錢“泰和重寶”以補充銅錢的不足和防止交鈔貶值。但“承安寶貨”發(fā)行不久，私鑄者多，質(zhì)量不能保證，遂停止使用。
交鈔一直是金朝境內(nèi)流通的主要貨幣。海陵時交鈔使用期限為七年，至期以舊換新，人以為不便。章宗時改為長期流通，磨損后可至交鈔庫兌換，酌收工本費。章宗后期，由于官豪富戶積儲銅錢，銅錢難得。加之政府大量印造交鈔，出多入少，物價上漲，交鈔信譽下降。宣宗南遷后，幣制的混亂更成為與軍事無能、政治腐敗同樣嚴重的經(jīng)濟問題。
章宗時，雖不能徹底解決交鈔阻滯的弊??；卻一直努力回收大鈔，以避免交鈔貶值。宣宗時，卻以大量印造交鈔為解決財政困難的手段，貞祐二年（1214年），印制二十貫至百貫和二百貫至千貫的交鈔，更加劇了通貨膨脹的程度，物重錢輕的現(xiàn)象更加嚴重。為了促使交鈔流通，一度曾禁用銅錢，于是商人以銅錢出境與宋貿(mào)易，又造成了銅錢的大量外流；而富戶不能多積銅錢，也深受交鈔貶值的影響，以致貧困，時稱“坐化”①。
三年七月，印行“貞祐寶券”，因朝延只知出而不知收，“行才數(shù)月，又復(fù)壅滯”，以致千錢之券僅值數(shù)錢。四年，又造“貞祐通寶”，一貫當(dāng)舊鈔千貫。時鈔法屢變，隨出隨壞，印鈔所用紙張不敷使用，又多征桑皮故紙錢，則百姓既受交鈔貶值之苦，又增加了交鈔工本費的負擔(dān)。通寶流通5年，再度貶值，原4貫值銀1兩，至興定五年（1221年），則降至800貫。于是又制“興定寶泉”，每貫當(dāng)通寶400貫，2貫為銀1兩。元光二年（1223年），又以綾印制“元光珍貨”，與銀鈔及各種交鈔并行。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仍以銀論價，寶泉信譽又降。又規(guī)定，銀1兩價值不得超過寶泉300貫，凡物價值在銀3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交易，3兩以上，一分用銀支付，二分用寶泉、珍貨、重寶支付。于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wù)，負責(zé)寶泉與銀的兌換業(yè)務(wù)，私易和告發(fā)違法者罪賞有差?！笆橇罴认拢兴?xí)冮]，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①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相貿(mào)易。天興二年（1234年）十月在蔡州又印“天興寶會”，與銀一起流通。時蔡州已被蒙古軍圍困，金已處于滅亡的前夕。
（三）軍事上的衰弱 官軍之不足恃與政治、經(jīng)濟危機同樣嚴重的是金朝軍紀敗壞，戰(zhàn)斗力低下。野狐嶺、澮河川之戰(zhàn)，金軍精銳損失慘重，乣軍的叛降，再一次削弱了金朝的武裝力量。南遷后，軍士多為臨時召募，缺乏訓(xùn)練，將領(lǐng)的驕橫恣肆更甚于前。正如陳規(guī)指出的：“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裒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yīng)敵，在途則前后亂行，頓次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zé)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shù)多，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tǒng)、有都統(tǒng)、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雹诩又?jīng)濟困窘，費用多缺，將領(lǐng)豐飽有余，士卒則饑寒不足，上下不能同心，官軍之不足恃便可想而知了。
但留守河北、河?xùn)|的軍民中仍有堅持抗敵者，一些中下級將領(lǐng)、官員、軍士和地方豪強，或招納義軍，或結(jié)寨自保，成為河北、河?xùn)|抗擊蒙古的主要力量，朝廷也將保衛(wèi)河南的希望寄托在當(dāng)?shù)剀娒裆砩稀Ｅ稍讏?zhí)以行省名義節(jié)制官軍，招撫反金和抗蒙的地方勢力。但乘亂而起的各支武裝力量彼此不相統(tǒng)攝，不相應(yīng)援，甚至互相攻擊、兼并，勢同水火，增加了內(nèi)耗，削弱了抗敵的力量。內(nèi)外交困的金朝廷無力控制河北，也不能協(xié)濟各支地方武裝勢力，于是下令河北各地長官可由當(dāng)?shù)剀娒裢婆e，使之統(tǒng)領(lǐng)本地軍民守土抗敵，朝廷則以高官顯爵羈縻控制。后期更有九公封建。
九公封建金朝南遷后，對河北、河?xùn)|的防御除依靠留守官兵外，主要依靠當(dāng)?shù)赝梁篮驼袚岬霓r(nóng)民起義軍?！肮佘娊詳⊥鲋啵h銳略盡，而義兵亦不習(xí)行陣，無異烏合?！雹儆行┚郾员５耐梁溃H得人心，也有一定戰(zhàn)斗力和號召力，如河北義軍隊長苗道潤作戰(zhàn)有功，曾遣人至南京求官。河南轉(zhuǎn)運使王擴認為：“道潤得眾，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為守，羈縻使之，策之上也?！雹谛诓杉{了他的意見，除道潤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jié)度使事，這是封土豪為官之始。后翰林直學(xué)士趙秉文、右司諫術(shù)甲直敦等都曾向朝廷建議在河北封地方武裝首領(lǐng)為官。興定三年（1219年），太原失守，河北郡縣不能自立，群臣再次提出募土豪有威望者，假以方面重權(quán)，使各保一方。興定四年，金朝一次就封山東、河北、河?xùn)|九人為公，使各保一方，安輯百姓，有戰(zhàn)事則互相應(yīng)援。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征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九公代表金朝與蒙古和降附蒙古的漢人地方武裝對抗，這是南遷后至蒙古窩闊臺大舉南伐前河北政治、軍事上的一大特點。
初封的九公是滄海公王福、河間公移剌眾家奴、恒山公武仙、高陽公張甫、易水公靖安民、晉陽公郭文振、平陽公胡天作、上黨公張開、東莒公燕寧。他們控制的地區(qū)東起山東，西至河?xùn)|北路，金朝利用他們在黃河以北筑起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線。九公之外，金朝后期還封乘亂而起擁有部分兵力反復(fù)于蒙、宋、金間的十個地方武裝勢力頭目為郡王。
九人中除晉陽公郭文振出身進士外，其余皆為地方武裝首領(lǐng)。其中上黨公張開和恒山公武仙實力最強。王福后降于益都叛將張林，眾家奴不能守河間，歸高陽公張甫。靖安民以不肯降元為部下所殺。胡天作降蒙后謀歸，被殺。燕寧戰(zhàn)死。文振正大間寓于衛(wèi)州。張開潞州失守后寓居南京，謀從哀宗出奔，為民家所殺。武仙于封公當(dāng)年降蒙，正大二年，殺蒙古所任真定元帥史天倪歸金，至南京，復(fù)封恒山公，置府衛(wèi)州，天興未受詔援蔡。張甫一直堅守信安一帶，到哀宗后期與朝廷失去聯(lián)系。封建河北九公，減輕了朝廷在河北的軍事負擔(dān)，卻沒能挽救金朝滅亡的命運。
三 蒙古軍的全面進攻，金朝滅亡 正大二年（1225年），成吉思汗結(jié)束西征。四年，滅西夏，加強了對金朝的軍事攻勢，相繼攻下德順、平陽、臨洮。金朝一面乞和，一面商討守御之策，陜西行省上議：“上策自將出戰(zhàn)，中策幸陜州，下策棄秦保潼關(guān)?！苯鸢ё谄x擇了下策，增筑中京（今河南洛陽）和歸德（今河南商丘）城，修浚汴京外濠，作退守和出逃的安排。五年，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在大昌原以400騎戰(zhàn)勝來攻的蒙古軍，取得了自與蒙古開戰(zhàn)以來的首次大捷，諸軍士氣為之一振。但不久，蒙古窩闊臺汗即位，對金朝開始了全面進攻，金與蒙古的戰(zhàn)爭進入最后階段。
（一）陜西失陷 正大六年（元太宗二年，1230年），蒙古軍圍攻京兆（今陜西西安市）。七年春，圍攻鳳翔。金哀宗一面派軍增援鳳翔，一面加強潼關(guān)防御。屯兵閿鄉(xiāng)的金將完顏合達與移剌蒲阿以蒙古軍勢盛，不敢出戰(zhàn)，置京兆、鳳翔的危急于不顧，坐守河南。在朝廷遣使一再催促之下，不得已出關(guān)迎敵，軍至華陰，與蒙古軍剛一交戰(zhàn)，即收軍入關(guān)，京兆、鳳翔失守，潼關(guān)以西不復(fù)為金朝所有。
（二）三峰山之戰(zhàn) 金軍退出陜西，以重兵防守潼關(guān)、黃河一線，此舉早已在成吉思汗的預(yù)料之中。成吉思汗曾留下遺言稱：“金精兵在潼關(guān)，南據(jù)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征兵潼關(guān)。然以數(shù)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zhàn)，破之必矣。”①夏，蒙古大汗與諸將避暑于九十九泉（今內(nèi)蒙古卓資北灰騰梁），商討滅金方略，決定兵分三路南下，奪取汴京，一舉滅金。于是窩闊臺自統(tǒng)中路軍，渡河由洛陽進；叔斡惕赤斤率左路軍由山東濟南進；弟拖雷將右路軍自寶雞南下，借道于宋，沿漢水北上唐、鄧，對汴京形成包抄之勢。
九月，蒙古中路軍圍河中府（今山西永濟西），西路軍達饒風(fēng)關(guān)，自金州（今陜西安康）東進。金則一方面守黃河阻截北路，一方面遣軍下襄、鄧阻截南路。十二月，河中府失陷，中路軍自白坡渡黃河，黃河防線全面崩潰，汴京戒嚴。西路軍北渡漢水，金諸將請于半渡時襲擊，主帥移剌蒲阿不從。至全軍渡河后，雙方戰(zhàn)于禹山，金軍力戰(zhàn)，勉獲小勝，蒲阿等以大捷上奏，百官執(zhí)酒相慶。
天興元年（元太宗四年，1232年）正月，蒙古中路軍駐兵鄭州。金哀宗令近京諸色軍人家屬60萬人入京，決河水衛(wèi)京城。同時，西路軍散漫北上，焚毀州縣，騷擾金軍，金軍無以為食。將至鈞州（今河南禹縣），雙方戰(zhàn)于三峰山，蒙軍飽食后以生力軍輪番出戰(zhàn)，金軍則有三日不得食者?！皶r雪已三日，戰(zhàn)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遍，人馬踐泥淖沒脛，軍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槍槊結(jié)凍如椽。”①蒙古軍三面圍攻，而開鈞州一路，縱金軍突圍，同時以大軍夾擊，“金軍無一人得逃者”。完顏合達、移剌蒲阿為蒙古軍所俘殺。
（三）金哀宗出逃，崔立之變 天興元年（1232年）二月，金軍棄潼關(guān)，許州兵變降蒙，盧氏、睢州、中京相繼失陷。三月，蒙古遣使諭降，并索取趙秉文、孔元措等27人及降人家屬。金哀宗以曹王訛可為質(zhì)，遣使議和。七月，金軍殺蒙古議和使唐慶，和議絕，蒙軍攻城益急。汴京被圍數(shù)月，倉廩空虛。入夏后，瘟疫流行，60日間，諸門出死者90余萬，貧不克葬者尚不在其數(shù)。十月，下令搜索民間所儲糧，人留3斗外，余皆入官，騷擾捶楚備至。上自親王、后妃家，下至孤寡貧弱皆不免，至有無辜被殺者，大失百姓心。
十二月，哀宗以東征為名離京出逃，以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完顏賽不等扈從，完顏奴申和習(xí)捏阿不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留守京師?！岸爻妓赜拱禑o謀，但知閉門自守?！咨点y二兩，貧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載數(shù)車出城，一夕皆剮食其肉凈盡。縉紳士女多行丐于街，民間有食其子?！秩諝ⅠR牛乘騎自啖，至于箱篋、鞍韂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貴家第宅與夫市中樓館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qū)，無復(fù)向來繁侈矣?！雹诔侵腥巳鐗櫹菥?，朝不保夕，日日盼望哀宗東征捷音。
二年正月，哀宗遣使迎太后、皇后、諸妃，為蒙古軍所阻。人心更為不安，朝官士庶有謀出城北歸者，有欲立荊王舉城降蒙者。二執(zhí)政一籌莫展，士庶失望，日夜企盼有一豪杰之士能救民出水火。
京城西面元帥崔立殺二守臣，立衛(wèi)紹王子梁王從恪為監(jiān)國，自至蒙古軍營請降。并下令約束諸軍：“取民一錢處死”，士庶慶幸得一生路。但崔立并不以生靈為念，他自為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私取府庫財物，搜括在京金銀。將太后、皇后、諸妃嬪、諸王、宗室送至蒙古軍營，又暗示百官為他立碑頌揚功德，激起官民的不滿，三年六月，為部將李伯淵殺死。
（四）蔡州城破，金亡 哀宗出城后過陳留、杞縣，駐黃陵崗。天興二年（1234年）正月，渡河北的攻衛(wèi)州不克，又南渡至歸德。六月，離歸德奔蔡州，遣近侍召武仙赴援，仙擬取宋金州，再奉哀宗入蜀，不肯及時援蔡。自汴京被圍，蒙古數(shù)遣使至宋，約以聯(lián)兵滅金。八月，蒙、宋協(xié)議成，商定滅金后以河南地歸宋。于是，蒙、宋合兵攻唐州、息州，武仙軍潰浙川，金帝西逃入蜀之途亦絕。九月，蒙古軍筑長壘圍蔡州。
十一月，宋將孟珙率兵2萬，糧30萬石助軍，聯(lián)兵圍蔡。十二月，蒙古軍決練江，宋兵引柴潭入汝水，填柴草為路，進逼蔡州城下。三年正月，宋兵攻破南門，蒙古軍自西門入。金哀宗傳位與宗室、蔡州東面元帥承麟，自縊死。承麟出戰(zhàn)，死于亂軍之中，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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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⒁姡úㄋ梗├┨亍妒芳返谝痪淼诙謨?，余大鈞、周建奇譯，商務(wù)印書館，1983年版。
?、邸菜巍趁希ㄚw）珙著，王國維箋證《蒙靼備錄箋證》，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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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对厥贰だm(xù)集》卷1，四部叢刊三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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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史·唐括安禮傳》；另參見（日）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李東源譯，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②參見賈敬顏《圣武親征錄校本》，1979年油印本。
①《金史·完顏弼傳》載：“宣宗至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蓋軍少則難守，軍多則難養(yǎng)。’……宣宗頗采用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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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督鹗贰ひ拼瘫娂遗珎鳌罚罕娂遗?，“高陽公有海船在鎮(zhèn)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以通中外之意”。這次朝廷下詔討萬奴，或許是金哀宗欲由海路逃往遼東的安排。
②參見王慎榮、趙鳴歧著《東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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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步稹硠⑵钪尬挠↑c?！稓w潛志》，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①《歸潛志》，中華書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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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督鹗贰り愐?guī)傳》。
①《金史·古里甲石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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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太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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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歸潛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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