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西夏的文化 第一節(jié)西夏文化與河隴文化 關于西夏文化的來源，在原蘇聯(lián)的學者中，存在著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西夏文化是“源于中亞細亞各族人民的文化”。是“獨立發(fā)展起來的，自成一體的。”這種看法顯然是錯誤的。其所以錯誤，因為第一，“一定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jīng)濟的反映”①。我們在研究任何國家文化的來源時，首先要考慮的是其本國文化的歷史淵源和現(xiàn)狀。其次，要考慮其周邊鄰國文化對它的影響，而不是遠離本國的什么文化影響；第二，這種看法與實際歷史情況也是不相符合的。

　　如前所述，西夏文化深受漢文化及吐蕃、回鶻文化的影響。

　　但以漢文化為主，正如北宋大臣富弼所指出：“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屬，行中國法令”②。所謂漢文化，一般指中原王朝——唐宋文化，實際上漢文化還包涵漢末以來的河隴文化。

　　何謂河隴文化？概括地說，是指河西隴右地區(qū)所保存的中原學術文化。所謂河西，即泛指黃河以西地區(qū)。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曾置河西節(jié)度使，為開元、天寶年間的十節(jié)度之一。其轄境相當于今甘肅河西走廊，包括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地。所謂隴右，即泛指隴山以西，新疆烏魯木齊以東，以及青海東北部地帶。這里的隴右概念“即晉秦州之地，介于雍涼間者”①。

　　河隴文化，早在東漢末年即已存在，發(fā)展至前涼張軌時，明顯進入了它的興盛時期。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學家馬端臨指出：“（河西）自東漢以來，民物富庶與中州不殊，竇融、張軌，乘時多難，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興，亟歸版圖，而軌遂割據(jù)累世，其后，又有呂光、禿發(fā)、沮渠之徒，迭據(jù)其土，小者稱王，大者僭號。蓋其地勢險僻，可以自保于一隅，貨賄殷富，可以無求于中土，故五涼相繼，雖夷夏不同，而其所以為國者，經(jīng)制文物，俱能仿效中華，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難流徙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可樂而此”②。

　　這種興盛的勢頭大體上持續(xù)到中唐以前。

　　河隴文化具有它獨有的特點。其特點之一是在公立學校淪廢的情況下，主要通過家世代代相傳；特點之二是本地學術世家同外來儒學英才相結合；特點之三，是具有顯著的地域性。

　　河隴文化在我國歷史上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具體地說作用有二：第一，它是隋唐制度三大淵源之一。所謂三大淵源，即淵源于魏、齊、梁、陳和魏、周。三源之中，尤其是北魏、北齊與河西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北魏統(tǒng)一河西，拓跋燾對河西儒士“皆禮而用”③，其典章制度明顯受了河西文化的影響?！拔鲿x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于涼州—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魏、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①；第二，保存延續(xù)了中原文化。秦涼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xù)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魏、齊、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后，繼續(xù)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②。

　　河隴文化發(fā)展至安史之亂以后情況如何呢？史學家馬端臨云：“唐自安史之亂，西北土地皆不能如舊……獨西陲淪于吐蕃，遂有夷夏之分，致使數(shù)百年中華衣冠之地，復變?yōu)樽篑挪荒茏园?。雖驍悍如元昊，所有土地過于五涼，然不過諸蕃部落雜處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財貨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時。是以北事遼，南事宋，僅足以自存。然則涼州之地，自夷變?yōu)橄氖加跐h而殷富者數(shù)百年，自夏復變?yōu)橐氖加谔贫鴾S荒者復數(shù)百年，謂唐之土地而過于漢者，非要終之論也”③。

　　在馬氏看來，自漢至初唐數(shù)百年間以涼州為中心的河西之地，由于“自夷變夏，”民殷物阜，文化發(fā)達，為河隴文化的興旺發(fā)達時期，但自中唐以后，河西地區(qū)由于吐蕃、西夏等少數(shù)民族政權相繼割據(jù)，“自夏復變?yōu)橐摹睍r這一帶的經(jīng)濟和文化破壞很大，“淪荒者復數(shù)百年”，河隴文化因此中斷，應當否定。這種帶有民族偏見的看法，顯然與當時的歷史實際不相符合的。實際上河西隴文化自唐安史之亂經(jīng)五代至宋，并未因吐蕃、回鶻、西夏等少數(shù)民族相繼建立地方割據(jù)政權而中斷，相反，為他們所繼承。北宋史學家歐陽修指出：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尤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黨項諸羌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州通于中國，其州為回鶻牙，而涼、瓜、沙之州猶稱唐官，數(shù)來請命”①。

　　這說明自安史之亂至五代之時，河西地區(qū)的文化并未“自夏變夷”，顯然當?shù)厝嗣裨谡Z言方面有所變化，但在衣著和官制等方面同中原王朝仍然保持了一致性。

　　西夏統(tǒng)一河西等地之后，同樣并未中斷河隴文化，其統(tǒng)治者為了適應其封建化的需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了儒學②，宏揚了佛學。使儒學和佛學成為加強其統(tǒng)治的不可或闕的兩種強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

　　

　　

　　①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卷本第655頁，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凇堕L編》卷150，慶歷四年六月。

　　①陳寅?。骸端逄浦贫葴Y源略論稿·禮儀》。

　?、凇段墨I通考》卷322，《輿地考》。

　　③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23。

　?、佟端逄浦贫葴Y源略論稿·敘論》。

　　②《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

　?、邸段墨I通考》卷322，《輿地考》。

　?、佟缎挛宕贰肪?4，《四夷附錄》。

　?、趨㈤喿局骸堵哉撐飨奈幕与]文化的關系》，載《西夏史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