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洋務路線的改善及戰(zhàn)略性轉變 一、列強從加強經濟侵略到新的武裝入侵 所謂洋務運動路線的改善，主要是指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由鎮(zhèn)壓人民革命為主轉變?yōu)榈钟馕隇橹鳎膳e辦和發(fā)展軍用工業(yè)以求強為主轉變?yōu)榕e辦和發(fā)展民用工業(yè)以致富為主。這種政治路線的改善和戰(zhàn)略性轉變，固然是體現(xiàn)了洋務運動本身發(fā)展深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是對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利用“中外和好”幌予加強經濟文化侵略，并由“中外和好”變?yōu)檐娛律衔溲b入侵的客觀形勢所作的反映。這種“反映”是一個進步。
首先敘述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加強經濟侵略簡況。自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之后，侵略者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他們?yōu)榱藢⒅袊嗣窀锩\動鎮(zhèn)壓下去，暫時放松了武裝入侵，而根據天津、北京兩個條約所給予的特權，利用所謂“和好”之機，在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等方面進行肆無忌憚的侵略，而特別是加強經濟侵略。眾所周知，鴉片戰(zhàn)后中英于1843年訂立的第一個協(xié)定稅則，進口貨物稅率比之戰(zhàn)前降低了58％至79％之間，1858年《天津條約》所定的稅率比1843年又降低了13％至65％之間；1842年的《南京條約》及其附約并無值百抽五的明文規(guī)定，而《天津條約》不僅規(guī)定了進口稅不得超過5％，且作了修改稅則以10年為期的規(guī)定。實際執(zhí)行情況，進口貨稅率均壓低到值百抽五以下，約為2％—3％的水平方出口稅率則略高于5％。這就使60年代以后，廉價商品如海潮般的涌進，廉價原料亦較之以往更易于出口。據不完全統(tǒng)計，中外進出口貿易額，從40—50年代每年2000—3000萬（海關）兩，增為1864年的1.1億兩左右，70年代到90年代則為每年2億至3億兩以上。在這些進出口貿易中，進口貨以消費資料為主，其中又以直接消費資料占絕對多數，如1873年消費資料占進口總值91.9％，1893年占91.6％，直接消費品1873年占83.4％，1893年占78.6％。生產資料進口則不到10％。出口貨物主要是農畜產品和礦產原料等。這樣，從進出口貨物的比數可以看出，中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商品推銷地和原料供給地。這標志了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中國社會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和小生產者階級兩極分化的加快。
這種自然經濟瓦解和階級兩極分化加快意味著什么呢？本書第一章已經講到，鴉片戰(zhàn)爭后，在外國侵略下資本主義經濟規(guī)律、主要是剩余價值規(guī)律制約下的價值規(guī)律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逐漸起著主導作用，并逐步擴大其作用范圍，這就使國民經濟逐漸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納入世界資本主義流通體系，又由于兩極分化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規(guī)律作用所促使，就使貧困的一極所失去的財富日益更多地“流入母國”。這樣，中國就不僅是原料供給地，也是資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重要來源地了。
資本主義侵略者的欲壑是填不滿的。隨著19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的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其經濟侵略的方式由商品輸出為主逐漸變?yōu)橐再Y本輸出為主。從歷史經驗看，資本主義列強總是通過武裝入侵擴大其侵略權益的。1870年，修改稅則的期限又到，“中外和好”局面是難以維持下去的。果然，就在這一年，列強利用天津教案以陳兵海上相威脅，清政府妥協(xié)求和，以懲辦自己的人民和遣使法國道歉而結束此案。以此為始點，1871年沙俄派兵侵占新疆伊犁，接著是東流小國日本，也在美、英等國支持下，出兵侵略臺灣，以簽訂屈辱的《北京條約》而告終。于是，《北京條約》簽訂后形成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了。這一系列的軍事侵略對清政府震動極大，尤其是被向為清王朝所輕視的小小日本國所打敗，感到無限驚慌和恥辱。這就促使清政府、洋務派認真考慮對策。
上述兩個新情況：一個是列強利用“和好”局面加強經濟侵略，另一個是帝國主義加強了武裝侵略，破壞了“中外和好”局面。它的出現(xiàn)，迫使請政府、尤其是要求改革的洋務派，對于外來壓力作出反映，這就是洋務路線的戰(zhàn)略性的轉變。這種轉變，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那就是大辦民用工商企業(yè)以與洋商爭利，大辦海軍海防以增強海防力量。茲分別敘述于下。
二、由求強到求富的思想轉變 清政府為什么要從求強為主轉變?yōu)榍蟾粸橹?？除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經濟侵略促使洋務派與洋人爭利這一動機之外，直接的原因是從軍事上餉需匱乏而逐漸認識其迫切性的。早在太平天國興起后的1853年，清政府就遇到兵與餉匱乏問題。解決兵源問題是辦團練，解決餉源問題是辦厘金。隨著與太平軍戰(zhàn)爭的持久和擴大，加上1856—1860年四年間與英法侵略聯(lián)軍作戰(zhàn)，又加上由弓箭刀矛的冷兵器逐步更換為洋槍洋炮等熱兵器，子藥炮彈的消耗大量增加，軍火費大幅度上升，特別是到了60年代，購買洋槍洋炮和輪船的規(guī)模遠比以前增大，幾個大型近代軍用工業(yè)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使費用急增，每年不下千萬兩。1874年大議海防問題時，李鴻章估計，購船、練兵、簡器三項初創(chuàng)費用，至少先需1000余萬兩②。顯然，到70年代軍事上開支又進一步大幅度增加了。而清政府年財政收入，只是由原來的4000萬兩增為5000—6000萬兩；加上外貿長期入超，白銀繼續(xù)外流等因素，財政經濟形勢極為嚴峻。誠如李鴻章所說：“軍興以來，凡有可設法生財之處，歷經搜刮無遺。商困民窮，勢已岌岌?！雹儇斦洕C必然在軍事上帶來危機。而日本侵臺事件促使清廷認識到整頓武備和擴充各機器局的重要性，即所謂“力求精進擴充之方，以為持久取勝之計”。要能做到這點，非有巨額金錢不可，洋務派所說“非有大宗巨款，不能開辦；非有不竭餉源，無以持久。”②這也就是意識到求強與求富的關系是“強與富相因”的問題了?！案弧睌[到了首要的地位。
怎么才能富？洋務派認為，英、法、美等西方國家之所以強，是由于它的富，而富又是由于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中國也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強起來。對此，李鴻章有一段代表性的議論，他說：“欲自強，必先裕餉；欲濬餉源，莫如振興商務?！雹圻@里所講的“商務”，包括工礦等行業(yè)，具體他說，主要是近代航運、電線、煤礦、鋼鐵銅鉛等礦的開采與冶煉、紡織業(yè)、金融業(yè)，等等，并非單指流通領域中的商務。有了這些近代工商業(yè)，既能解決不斷增加的餉源，其結果也就必然增強整個國力。
關于解決餉源問題的方式，督撫們的見解是不一致的，甚至還有不小的距離。多數人在鹽稅和厘金上打主意，這顯然是短視眼，但也有不少人是有遠見的。例如：丁日昌提出“設廠造耕織機器”發(fā)展民用工業(yè)以謀利；曾國藩奏請“開煤鐵各礦試辦招商輪船”以致富④。李鴻章對于舉辦工商業(yè)以開利源的理由闡述得更為透辟，他說：既不能禁洋貨之不來，又不能禁華民之不用。英國呢布運至中國，每歲售銀三千余萬（兩），又銅、鐵、鉛、錫售銀數百萬，于中國女紅匠作之利妨奪不少。曷若亦設機器自為制造，輪船、鐵路自為轉運。但使貨物精華與彼相埒，彼物來自重洋，勢不能與內地自產者比較。我利日興，則彼利自薄，不獨有益厘餉也。各省諸山，多產五金及丹砂水銀煤之外，中國數千年未嘗大開，偶開之又不得其器與法，而常憂國用匱竭。此何異家有寶庫封錮不啟而坐愁饑寒?！`以為……擇其利厚者次第開挖。一切仿西法行之?；蛴晒倩I借資本，或勸遠近富商湊股合立公司，開得若干，酌提一、二分歸官……榷其余利，并可養(yǎng)船、練兵，此軍國之大利也?！?br/>
這段話說明了：（1）國家的力量既不能禁洋貨不來，就不如用西法辦紡織、礦務等民用工業(yè)，以分其利，這是明顯的與列強在經濟上競爭的思想主張；（2）辦近代民用工業(yè)賺來的錢，“有益厘餉”“養(yǎng)船練兵”，也即用求富以達到強的目的。
求富以達到強的思想，雖在70年代初、中期成熟并付之于實踐，但其醞釀卻在60年代中期，并已經有一定的展開，如果以清中央提出要大臣議論此事為標志的話，則可以1866年諭令督撫們討論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威妥瑪的《新議略論》為起始。
赫德與威妥瑪的兩論，總起來看，在要求清王朝進行內政外交的改革以利于列強的侵略權益的同時，亦對清朝政府統(tǒng)治的穩(wěn)定有利。而論涉及面較廣，這里只將有關舉辦近代民用工商業(yè)方面的提議作一敘述。赫德的《局外旁觀論》中在這方面有下面一段話：“……民化而國興。外國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學而得。中國原有之好處，可留而遵。外國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等，均極精妙，國、民兩沾其益。愿學者皆能學，故曰民化。中外來往日多而敦好，外無多事之擾，內有學得之益，故曰國興。”①這段話明顯地是要中國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發(fā)展近代工商業(yè)，并從舉辦工商企業(yè)中，學習新的科學知識。這樣做下去，人民的新的知識水平日益提高，財富日多，國力也日強。這也就是所謂“民化而國興”。威妥瑪的《新議略論》中有類似表述。如說：“各省開設鐵道飛線以及五金煤炭各廠開采……各等新法”，這些企業(yè)的開設“雖謂于外國有益，實于中國更有益?！袊蝗∑洳?，定能保其富平?！雹偻赚斠群盏绿孤室恍姓J“于外國有益”。事實上也確是這樣，赫、威的建議，是從資本主義在華的利益考慮是無庸置疑的，但卻是符合中國社會發(fā)展趨勢的。
正在大力舉辦近代軍用工業(yè)的洋務派對此反映如何呢？總署大臣奕等人說：“借用外國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條，亦間有談言微中之時，……所陳輪車電機等事，雖多窒礙難行，然有為各國處心積慮所必欲力爭之事，尤恐將來以保護洋商為詞，即由通商口岸而起?！雹龠@里說明奕等總理衙門大臣的態(tài)度是：對赫德的堅船利炮和鑄錢的建議方面，許之為“談言微中”；對辦輪車電機等民用工業(yè)方面，表示“多窒礙難行”，但又怕洋人“先發(fā)此議論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于是提出由清廷諭交沿海各省督撫密議奏復?！白鄰汀钡闹饕闆r如下：湖廣總督官文說：“輪車電機等事，論者不一，其顯而易見者，則壟斷牟利也；其隱而難窺者，則包藏禍心也。奴才私心竊揣，以為此種舉動，無論未必能行，即使能行，其弊亦與輪船等。輪船通行之處，不過江海，其意僉將以輪車輔輪船之不及，而以電機貫徹乎其間，以為天下之利權，盡在乎是。是則洋人之本意，而初非真有他也?！雹劢餮矒釀⒗ひ徽f：“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仿行；輪車電機，益令彼之聲息易通，我之隘阻盡失，以中國之貿遷驛傳，固無頃此，而地勢物力均所不能，斷不可從其所請。”④閩浙總督左宗棠正籌辦造船廠，他除斥責赫德、威妥瑪二論為“悖慢之辭，殊堪發(fā)指”之外，順水推舟地說：“輪車機器、造錢機器，皆從造船機器生出，如能造船，則由此推廣制作，無所不可。其信線一種，則運思巧而不適于用，安置數十里之遠，無人常川監(jiān)護，則機牙易壞，徒增煩攏，非民間所宜，非官所能強。……此外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觀而布適用，則亦玩藝而已?！雹谧笫系闹行乃枷胧且獙崿F(xiàn)他的設造船廠的宏偉計劃。那時，正值他令德克碑、日意格“以西法傳之中土，……選國中工匠與之俱來”減少阻力的大好機會。所以左宗棠說：“現(xiàn)在借新法自強之論，既發(fā)之威妥瑪、赫德，則我設局開廠，彼雖未與其議，當亦無辭撓止?！雹圩笫侠眠@一有利時機達到建成造船廠目的的意圖是可取的，而且造船是介乎軍用租民用之間的工業(yè)，更是可取。但他對耕織等民用工業(yè)未置一詞。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則講得很輕松，他們說：“講求吏治，寬籌財用，整頓營務，精制器械四大端，此不特外國人威妥瑪、赫德能作旁觀之議論，固中國人人早知之”，“至于工織器具、寄信電機，不過技藝之末，無關治道。”①這個“無關治道”的“技藝之末”的工商業(yè)要不要興辦呢？則不置可否。
總起來看，督撫們對赫德、威妥瑪的兩論中有關內容，對于吏治財政和軍火等自強之道，是重視的，并多數表示要身體力行地去做，對于織具電機等民用工商業(yè)，有的不表示意見，有的視為“玩藝”、“技藝之末”，有的人雖也予以重視，但辦這類企業(yè)怕洋人乘機侵利。這種情況表明，清政府大臣們在60年代中期，對于舉辦“致富”之道的民用工業(yè)企業(yè)還無切實的認識，更沒有把這種“致富”的辦法與“自強”聯(lián)系起來。經過政治、經濟等社會實踐，以及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到70年代，清政府才把“致富”之道提到實施日程，并與“自強”明確地聯(lián)系了起來。
洋務派把舉辦民用工業(yè)企業(yè)提到實施日程，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除前文所講的餉需匱乏，謀求新的生財出路之外，以下兩點也是很重要的：（1）近代工業(yè)內部經濟規(guī)律的作用。具體地說，就是軍用工業(yè)的發(fā)展導致民用工業(yè)的興起。本書在敘述近代軍用工業(yè)中已經說到：洋務軍用工業(yè)是受到國際軍火市場價值規(guī)律的刺激而創(chuàng)辦的。創(chuàng)辦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方便取用軍需彈藥，更重要的是因為自制的軍用產品價廉。實踐證明，自己生產的軍火彈藥，用同樣數目的銀錢可以獲得一倍二倍乃至數倍的使用價值。隨著軍用工業(yè)的發(fā)展，鉛、銅、鋼鐵等原材料和焦煤燃料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而這些東西要靠向外洋購買，取用不便是一個方面，昂貴的價格也致使洋務派取得廉價軍火的目的落空，因為原料燃料價昂，軍火成品價必然增高。這就促使洋務官僚們?yōu)榱瞬毁I或少買外洋軍火，為了取得廉價的原料燃料，而舉辦煤炭和鋁銅鐵礦的開采與冶煉等工業(yè)企業(yè)了。從這一點說，近代洋務軍用工業(yè)與洋務民用工業(yè)是有內在的經濟規(guī)律聯(lián)系的。（2）“分洋商之利”以致富。上文已經講到，清政府由于鎮(zhèn)壓太平天國革命和與英法侵略軍交戰(zhàn)，用款甚巨，財政極度匱缺。與此同時，他們也看到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從侵權以致侵利：輪船航行于沿海內江，使“上海之沙船、寧波之釣船、廣東之紅單船全失其利，侵尋而及內江，自漢口以下，各船廢業(yè)者愈半”②，航運之利多為洋商所奪；紡織品和棉紗大量進口，使小手工業(yè)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洋商占有了中國小生產者失去的財富；鋼鐵鉛銅及其制品和煤炭的大量進口，賺去的錢財日益增加，等等，這就促使洋務派產生舉辦民用工商業(yè)的強烈愿望。這表明洋務企業(yè)有抵御列強經濟侵略挽回利權的民族性的一面。
洋務民用工業(yè)企業(yè)主要有四大類：（1）輪船航運業(yè)，這以輪船招商局為代表；（2）電線電報業(yè)；（3）礦業(yè)，即煤炭、鐵、鉛、銅等礦的開采和冶煉業(yè)，煤以開平、基隆、湖北興濟為代表，金屬的開采與冶煉以貴溪、大冶和漢陽鐵廣為代表；（4）紡織業(yè)，以蘭州織呢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華盛紡織廠為代表。此外，鐵路的修建和金融銀行等行業(yè)籌辦也已提到日程，其大力和大規(guī)模舉辦主要是在1895—1901年洋務運動尾聲階段。
三、由“制內”到御外侮的戰(zhàn)略性轉變和對海軍海防建設的強調 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由求強到求富的轉變之外的第二個轉變，就是由鎮(zhèn)壓人民革命為主轉變?yōu)榈钟馕隇橹?。這個政治路線的變化，是與當時形勢變化相適應的。那就是：一方面人民起義被鎮(zhèn)壓下去，國內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列強從“中外和好”變?yōu)檐娛虑致?，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這以俄國侵占伊犁，尤其是以日本侵略臺灣為標志。日本侵略臺灣，清政府于1874年10月30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被迫簽訂了屈辱的《北京專約》，清政府震驚之余更注重于防日的戰(zhàn)略部署。在簽約后的第五天，總理衙門即急忙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六條措施上奏。練兵，著重于精練海軍一支，配備鐵甲船10艘和其他兵船，除現(xiàn)已有之輪船外，要求采取購買與自制相結合的辦法，馬上購備上述這些艦只；簡器，強調配備攻擊鐵甲船之炮，改前瞠槍為林明敦等最精利的后門槍；籌餉、用人、持久等條，雖向為清政府所常談，這次也多有新的闡發(fā)?？偟目?，六條內容比較明顯地是為了有效地御侮。為什么要這樣做？該奏折云：日本侵臺，“明知彼之理曲，而苦干我之備虛”，以致以我之屈辱結束。因此，必須趕緊備戰(zhàn)，“今日而始言備，誠病其已遲；今日而再不修備，則更不堪設想矣！”他們預見到，日本尋釁不過是一個開端，此后列強紛至沓來正無已時。“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御已苦無策，西洋各國之觀變而動，患之瀕見而未見者也?！雹龠@就是說，防御外寇入侵，不是臨時性的策略，而是一個戰(zhàn)略性決策。清廷隨即于總署上奏的當天，將奏稿內容下達給沿海沿江有關督撫、將軍和船政大臣議復，并限于一個月內奏復。緊接著又將廣東巡撫張兆棟上奏所附丁日昌于1867年擬訂的《海洋水師章程》六條交督撫們一并議奏。于此可見清政府對于抵御外侮的迫切性了，于此可見清政府對海防塞防權衡上以海防尤其是防日更為重視的傾向性了。文祥點明此意說：總署所奏“切籌海防一折，系遠謀持久，尚待從容會議，而目前所難緩者，惟防日本為尤亟?！蔽南檫€提醒要長期地警惕日本侵略，他說：“倭人習慣食言，此番退兵，即無中變，不能保其必無后患?！雹龠@種把防御日本侵略提高到戰(zhàn)略性地位的觀點，是正確的，有遠見的。
督撫大臣們如期議復。大家對于趕緊加強軍事力量以著重防御外寇的戰(zhàn)略決策，意見基本一致，但主要目標對準誰卻有分歧，也就是對海防為主還是塞防為主有著不同的意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一種意見主張集中人力物力專事海防經營，放棄塞防。他分析了東南海上敵人與西北邊塞敵人的情況，對于新疆的形勢，他說：俄踞伊犁，英國扶植阿古柏，俄英勾結互分其利，“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今雖命將出師，兵力餉力萬不能逮，……密諭西路各統(tǒng)帥但嚴守現(xiàn)有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敝豁毿陆骰夭俊胺钫贰奔纯伞ＫJ為這樣做，俄英既免各懷兼并，中國亦不至屢煩兵力。在這一前提下，他力陳其理由說：“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此議果定，則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各軍，似須略加核減，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否則，只此財力，既備東南萬里之海疆，又備西北萬里之餉運，有不困窮顛蹶者哉！”②應該說，重視海防是對的，但放棄新疆則是犧牲領土主權。其他參與議復者對于海防頗為重視亦不少。如粵督英翰、皖撫裕祿說：“海防本為今日全局第一要務”②；浙撫楊昌濬說：“今日自強之道，陸軍固宜整理，水軍更為要圖”①；禮親王世鐸等奏稱：“倭人搆釁，有事生番，雖暫就和局，難保必無后患。故籌辦海防一事，實為今日不可再緩之舉”②；蘇撫吳元炳稱：“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師”④，等等。但他們在主張重海防的同時，并沒有提出放棄新疆的意見?？梢娎铠櫿隆昂７罏橹亍钡挠^點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放棄新疆”則是錯誤的，因而是孤立的，遭到抨擊是應該的。
另一些督撫和御史等人，則主張御外應以俄國為重點。通政使于凌辰借著丁寶楨、文彬、王文韶、吳元炳等人“力陳俄患可虞”而發(fā)揮己意說：“夫外患莫大于俄夷，尤莫急于東北。東三省為根本重地，俄夷心懷叵測，覬覦已非一日?！粼僖匀ψ⒂跂|南，三省空虛，該夷詭謀秘計萬一乘間竊發(fā)，尤為可慮?！?br/>
這顯然要以防俄作重點，但沒有明顯的放棄東南海防的意思。
但有另一些人，則主張注重塞防放棄海防建設。例如，大理寺少卿王家壁概括王文韶的意思說：“但使俄人不得逞志于西北，則各國必不致?lián)k釁于東南，……宜以全力注重西北”為辭，而大肆渲染這一觀點。并在攻擊丁日昌之余說：“李鴻章且欲并沿海各省舊制及新添之紅單、拖罟、艇船、舢板等師船而裁并之，以專養(yǎng)四十八只大小輪船，是名為設防，實則撇防也；名為籌辦海防，實則暗以破壞曾國藩、彭玉麟苦心經營之江防也?！雹尥跫冶诘热诉€抨擊了李鴻章放棄新疆的言論，這當然是對的，但批評李氏在新形勢下裁并舊式師船建立新式海軍的見解，則是以老觀點對待新問題，落后于形勢遠矣！其錯誤自不待言。
以上是比較明確表示偏重海防和偏重塞防雙方代表性言論。另外還有兩種人：一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地不表示明確的態(tài)度，只就總署所陳就事論事地談些練兵、制器、籌餉、用人等事，對于海防塞防孰輕孰重不置一詞。二是明確表示海防塞防應兩者并重。首先是大家所熟知的左宗棠持此觀點者。他說：“現(xiàn)在用兵乏餉，指沿海各省協(xié)濟為大宗，……若沿海各省因籌辦海防急于自顧，紛請停緩協(xié)濟，則西北有必用之兵，東南無可濟之餉，大局何以能支？……且即海防言之，凡所籌畫，宜規(guī)久遠，始事之時，即悉索以供，不留余力，設后之厘稅衰減，經常之費又將何出？萬一島族生心，調發(fā)日煩，需用孔急，將何策應之？凡此皆宜通籌合計，早為之所者?！雹儆掷缋铄抡f：“東南防務，固宜認真圖謀，西北征軍，尤貴及時清理?！彼ㄗh在東西并重前提下，在餉需分配問題上作某些改進。即西北征軍歲以數百萬計的靠沿海籌協(xié)的餉項，因“刻下創(chuàng)辦海防，需用浩繁，日久恐難兼顧”，請西北各將領“汰弱留強，損無益之兵，以濟有益之用?！雹谶@個見解是對的。有人說，李瀚章實際上是輕塞防重海防。這有失公允。應該說，左宗棠在海防為重這一點上，與李鴻章的見解并不相左，左氏所擔心的，不僅是西北邊防之餉無著，也擔心在集中力量辦海防之后的經常性費用問題，如果在“島族生心”之時，常年餉需無策以應之怎么辦？故建議“早為之所”的通盤規(guī)畫。這是有遠見的。
經過一番討論醞釀，清王朝權衡形勢和輕重得失，采納了海防塞防兩者并重的意見。諭令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但海防全權實操于李鴻章之手；西北塞防則著左宗棠督辦。從實際情況看，清廷的傾向性明顯地是海防重于塞防。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諭說：“海防關系緊要，既為目前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亟宜未雨綢繆，以為自強之計。……擇其最要者，不動聲色，先行試辦，實見成效，然后推廣行之，次第認真布置，則經費可以周轉，乃為持久之方。”③所謂“擇要試辦”，主要是指先購買鐵甲艦一、二只及相應的一些船只，以及致富之道的機器采煤等事。在經費不足情況下，這種“擇要試辦”是可以理解的；而清廷的海防塞防兼顧、尤側重于海防的戰(zhàn)略決策也是正確的。
由求強轉變?yōu)榍蟾粸橹鞑⒁郧蟾粊磉_求強的目的；由對內鎮(zhèn)壓人民革命轉變?yōu)榈钟馕隇橹鞑⒅攸c建設海防。隨著這種政治路線的改善和戰(zhàn)略性的轉變，洋務派集團成員必然隨之發(fā)生變化。這種變化必然是前進的表現(xiàn)。
四、洋務派集團的新構成 我在1980年發(fā)表的《洋務運動發(fā)展論》①中說過下面一段話：“隨著洋務運動中資本主義的發(fā)生和發(fā)展，隨著科學技術的日益更多地引進，資產階級意識必然伴之而來。洋務派集團必然隨之發(fā)生變化。這種變化分為兩個方面，即組成成員的變化、擴大和更新，同時又不斷地分化?！?br/>
這是從宏觀上和歷史發(fā)展趨勢上論述洋務派集團組成發(fā)展和分化的。從具體特定的時間（70年代）來說，則是隨著客觀形勢變化導致洋務路線改善和戰(zhàn)略性轉變，即由求強到求富、由制內到御外的轉變，并促使洋務派的組成發(fā)生新變化的。
在洋務運動開始時，洋務派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1）由封建頑固官僚轉化而來。這些人在中央有奕、文祥，在地方上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2）由地主階級改革派轉化而來。地主階級改革派在鴉片戰(zhàn)爭前后形成，它以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他們不同于“深閉固拒，尊己而抑人”的頑固派，他們要求“師夷長技”，既戰(zhàn)勝外敵，也將人民起義鎮(zhèn)壓下去，以鞏固清王朝的統(tǒng)治。師承林、魏的馮桂芬，是地主階級改革派轉化為洋務派的代表。（3）由具有濃厚買辦傾向的地主士紳轉化而來。這可以丁日昌、錢鼎銘為代表。丁日昌早就以“留心西人秘巧”著稱，他在作官吏和辦洋務軍用工業(yè)中，有著“抑民以奉外”的傾向；錢鼎銘則是在太平軍進兵江浙時逃亡上海的地主士紳中，主張“師夷長技”以迅速將太平天國鎮(zhèn)壓下去的積極分子。
以上三種人，本身素養(yǎng)和出發(fā)點可能各有不同，但在勾結和依靠洋人并取其長技，特別是軍事上的長技，以趕快把太平天國和其他起義人民鎮(zhèn)壓下去以維護清王朝的統(tǒng)治的立場，則是一致的。這就是早期洋務派的特點。隨著70年代洋務運動戰(zhàn)略性的轉變和洋務內容的變化，洋務派的組成也起著變化，除原有的那些人和頑固派不斷地轉化進來者外，新參加者有：具有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愿望的買辦和商人、新式知識分子，還有具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傾向的人也參與其事。他們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是因為他們統(tǒng)一在求富求強和御外侮以救國一個立場觀點之上的。在洋務官僚方面，辦工業(yè)企業(yè)、辦海軍海防等新興事業(yè)，需要新的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需要籌集大量資金，非依靠上述這批人不可。這些人中之佼佼者，屈指可數者有：海運委員兼商人的朱其昂、朱其詔，買辦出身的唐廷樞、徐潤，新型知識分子馬建忠，買辦出身、向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轉化的鄭觀應，小官吏而有洋務吏治才干的盛宣懷，還有薛福成、經元善以及一批具有科學技術知識的人。他們雖屬于洋務派集團的中下層，但對于推進洋務運動發(fā)展的作用卻是很大的。
②左宗棠《答沈幼丹中丞》，《洋務運動》（五），第454頁。 ①見《洋務運動》（一），第49頁。
?、诶铠櫿隆墩摵７阑I餉》，《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3，頁18。
?、弁问昃旁露呷湛偫硌瞄T奏片附錄，《洋務運動》（一），第29頁。
?、芾铠櫿隆蹲h復梅啟照條陳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9，頁32。
?、輩⒁姟堆髣者\動》（一），第50頁。
①李鴻章《籌議海防折》附件，《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頁20—21。
?、佗谕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40，頁17—18。
?、弁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40，頁12—13。
?、芡蠒?，卷41，頁42。 ①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1，頁44。
②③④同上書，卷42，頁46—47、頁48、頁59、63。
?、僖姟堆髣者\動》（一），第138頁。
?、偻问昃旁露呷湛偫硌瞄T奏，《籌辦夷務始末》卷98 ，頁19、20。
?、谕问晔率巳瘴南樽啵痘I辦夷務始末》卷98，頁40。
?、倮铠櫿隆痘I議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頁19。
?、冖弁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99，頁2、頁35。
④《洋務運動》（一），第118頁。
?、萃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100，頁43。
?、蕖堆髣者\動》（一），第123頁。
?、佟堆髣者\動》（一），第125頁②同上書，第110頁。
?、劾铄隆痘I議海防江防各事宜折》，《洋務運動》（一），第66頁。
①《洋務運動》（一），第153、154頁。
首先敘述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加強經濟侵略簡況。自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之后，侵略者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他們?yōu)榱藢⒅袊嗣窀锩\動鎮(zhèn)壓下去，暫時放松了武裝入侵，而根據天津、北京兩個條約所給予的特權，利用所謂“和好”之機，在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等方面進行肆無忌憚的侵略，而特別是加強經濟侵略。眾所周知，鴉片戰(zhàn)后中英于1843年訂立的第一個協(xié)定稅則，進口貨物稅率比之戰(zhàn)前降低了58％至79％之間，1858年《天津條約》所定的稅率比1843年又降低了13％至65％之間；1842年的《南京條約》及其附約并無值百抽五的明文規(guī)定，而《天津條約》不僅規(guī)定了進口稅不得超過5％，且作了修改稅則以10年為期的規(guī)定。實際執(zhí)行情況，進口貨稅率均壓低到值百抽五以下，約為2％—3％的水平方出口稅率則略高于5％。這就使60年代以后，廉價商品如海潮般的涌進，廉價原料亦較之以往更易于出口。據不完全統(tǒng)計，中外進出口貿易額，從40—50年代每年2000—3000萬（海關）兩，增為1864年的1.1億兩左右，70年代到90年代則為每年2億至3億兩以上。在這些進出口貿易中，進口貨以消費資料為主，其中又以直接消費資料占絕對多數，如1873年消費資料占進口總值91.9％，1893年占91.6％，直接消費品1873年占83.4％，1893年占78.6％。生產資料進口則不到10％。出口貨物主要是農畜產品和礦產原料等。這樣，從進出口貨物的比數可以看出，中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商品推銷地和原料供給地。這標志了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中國社會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和小生產者階級兩極分化的加快。
這種自然經濟瓦解和階級兩極分化加快意味著什么呢？本書第一章已經講到，鴉片戰(zhàn)爭后，在外國侵略下資本主義經濟規(guī)律、主要是剩余價值規(guī)律制約下的價值規(guī)律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逐漸起著主導作用，并逐步擴大其作用范圍，這就使國民經濟逐漸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納入世界資本主義流通體系，又由于兩極分化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規(guī)律作用所促使，就使貧困的一極所失去的財富日益更多地“流入母國”。這樣，中國就不僅是原料供給地，也是資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重要來源地了。
資本主義侵略者的欲壑是填不滿的。隨著19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的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其經濟侵略的方式由商品輸出為主逐漸變?yōu)橐再Y本輸出為主。從歷史經驗看，資本主義列強總是通過武裝入侵擴大其侵略權益的。1870年，修改稅則的期限又到，“中外和好”局面是難以維持下去的。果然，就在這一年，列強利用天津教案以陳兵海上相威脅，清政府妥協(xié)求和，以懲辦自己的人民和遣使法國道歉而結束此案。以此為始點，1871年沙俄派兵侵占新疆伊犁，接著是東流小國日本，也在美、英等國支持下，出兵侵略臺灣，以簽訂屈辱的《北京條約》而告終。于是，《北京條約》簽訂后形成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了。這一系列的軍事侵略對清政府震動極大，尤其是被向為清王朝所輕視的小小日本國所打敗，感到無限驚慌和恥辱。這就促使清政府、洋務派認真考慮對策。
上述兩個新情況：一個是列強利用“和好”局面加強經濟侵略，另一個是帝國主義加強了武裝侵略，破壞了“中外和好”局面。它的出現(xiàn)，迫使請政府、尤其是要求改革的洋務派，對于外來壓力作出反映，這就是洋務路線的戰(zhàn)略性的轉變。這種轉變，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那就是大辦民用工商企業(yè)以與洋商爭利，大辦海軍海防以增強海防力量。茲分別敘述于下。
二、由求強到求富的思想轉變 清政府為什么要從求強為主轉變?yōu)榍蟾粸橹?？除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經濟侵略促使洋務派與洋人爭利這一動機之外，直接的原因是從軍事上餉需匱乏而逐漸認識其迫切性的。早在太平天國興起后的1853年，清政府就遇到兵與餉匱乏問題。解決兵源問題是辦團練，解決餉源問題是辦厘金。隨著與太平軍戰(zhàn)爭的持久和擴大，加上1856—1860年四年間與英法侵略聯(lián)軍作戰(zhàn)，又加上由弓箭刀矛的冷兵器逐步更換為洋槍洋炮等熱兵器，子藥炮彈的消耗大量增加，軍火費大幅度上升，特別是到了60年代，購買洋槍洋炮和輪船的規(guī)模遠比以前增大，幾個大型近代軍用工業(yè)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使費用急增，每年不下千萬兩。1874年大議海防問題時，李鴻章估計，購船、練兵、簡器三項初創(chuàng)費用，至少先需1000余萬兩②。顯然，到70年代軍事上開支又進一步大幅度增加了。而清政府年財政收入，只是由原來的4000萬兩增為5000—6000萬兩；加上外貿長期入超，白銀繼續(xù)外流等因素，財政經濟形勢極為嚴峻。誠如李鴻章所說：“軍興以來，凡有可設法生財之處，歷經搜刮無遺。商困民窮，勢已岌岌?！雹儇斦洕C必然在軍事上帶來危機。而日本侵臺事件促使清廷認識到整頓武備和擴充各機器局的重要性，即所謂“力求精進擴充之方，以為持久取勝之計”。要能做到這點，非有巨額金錢不可，洋務派所說“非有大宗巨款，不能開辦；非有不竭餉源，無以持久。”②這也就是意識到求強與求富的關系是“強與富相因”的問題了?！案弧睌[到了首要的地位。
怎么才能富？洋務派認為，英、法、美等西方國家之所以強，是由于它的富，而富又是由于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中國也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強起來。對此，李鴻章有一段代表性的議論，他說：“欲自強，必先裕餉；欲濬餉源，莫如振興商務?！雹圻@里所講的“商務”，包括工礦等行業(yè)，具體他說，主要是近代航運、電線、煤礦、鋼鐵銅鉛等礦的開采與冶煉、紡織業(yè)、金融業(yè)，等等，并非單指流通領域中的商務。有了這些近代工商業(yè)，既能解決不斷增加的餉源，其結果也就必然增強整個國力。
關于解決餉源問題的方式，督撫們的見解是不一致的，甚至還有不小的距離。多數人在鹽稅和厘金上打主意，這顯然是短視眼，但也有不少人是有遠見的。例如：丁日昌提出“設廠造耕織機器”發(fā)展民用工業(yè)以謀利；曾國藩奏請“開煤鐵各礦試辦招商輪船”以致富④。李鴻章對于舉辦工商業(yè)以開利源的理由闡述得更為透辟，他說：既不能禁洋貨之不來，又不能禁華民之不用。英國呢布運至中國，每歲售銀三千余萬（兩），又銅、鐵、鉛、錫售銀數百萬，于中國女紅匠作之利妨奪不少。曷若亦設機器自為制造，輪船、鐵路自為轉運。但使貨物精華與彼相埒，彼物來自重洋，勢不能與內地自產者比較。我利日興，則彼利自薄，不獨有益厘餉也。各省諸山，多產五金及丹砂水銀煤之外，中國數千年未嘗大開，偶開之又不得其器與法，而常憂國用匱竭。此何異家有寶庫封錮不啟而坐愁饑寒?！`以為……擇其利厚者次第開挖。一切仿西法行之?；蛴晒倩I借資本，或勸遠近富商湊股合立公司，開得若干，酌提一、二分歸官……榷其余利，并可養(yǎng)船、練兵，此軍國之大利也?！?br/>
這段話說明了：（1）國家的力量既不能禁洋貨不來，就不如用西法辦紡織、礦務等民用工業(yè)，以分其利，這是明顯的與列強在經濟上競爭的思想主張；（2）辦近代民用工業(yè)賺來的錢，“有益厘餉”“養(yǎng)船練兵”，也即用求富以達到強的目的。
求富以達到強的思想，雖在70年代初、中期成熟并付之于實踐，但其醞釀卻在60年代中期，并已經有一定的展開，如果以清中央提出要大臣議論此事為標志的話，則可以1866年諭令督撫們討論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威妥瑪的《新議略論》為起始。
赫德與威妥瑪的兩論，總起來看，在要求清王朝進行內政外交的改革以利于列強的侵略權益的同時，亦對清朝政府統(tǒng)治的穩(wěn)定有利。而論涉及面較廣，這里只將有關舉辦近代民用工商業(yè)方面的提議作一敘述。赫德的《局外旁觀論》中在這方面有下面一段話：“……民化而國興。外國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學而得。中國原有之好處，可留而遵。外國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等，均極精妙，國、民兩沾其益。愿學者皆能學，故曰民化。中外來往日多而敦好，外無多事之擾，內有學得之益，故曰國興。”①這段話明顯地是要中國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發(fā)展近代工商業(yè)，并從舉辦工商企業(yè)中，學習新的科學知識。這樣做下去，人民的新的知識水平日益提高，財富日多，國力也日強。這也就是所謂“民化而國興”。威妥瑪的《新議略論》中有類似表述。如說：“各省開設鐵道飛線以及五金煤炭各廠開采……各等新法”，這些企業(yè)的開設“雖謂于外國有益，實于中國更有益?！袊蝗∑洳?，定能保其富平?！雹偻赚斠群盏绿孤室恍姓J“于外國有益”。事實上也確是這樣，赫、威的建議，是從資本主義在華的利益考慮是無庸置疑的，但卻是符合中國社會發(fā)展趨勢的。
正在大力舉辦近代軍用工業(yè)的洋務派對此反映如何呢？總署大臣奕等人說：“借用外國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條，亦間有談言微中之時，……所陳輪車電機等事，雖多窒礙難行，然有為各國處心積慮所必欲力爭之事，尤恐將來以保護洋商為詞，即由通商口岸而起?！雹龠@里說明奕等總理衙門大臣的態(tài)度是：對赫德的堅船利炮和鑄錢的建議方面，許之為“談言微中”；對辦輪車電機等民用工業(yè)方面，表示“多窒礙難行”，但又怕洋人“先發(fā)此議論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于是提出由清廷諭交沿海各省督撫密議奏復?！白鄰汀钡闹饕闆r如下：湖廣總督官文說：“輪車電機等事，論者不一，其顯而易見者，則壟斷牟利也；其隱而難窺者，則包藏禍心也。奴才私心竊揣，以為此種舉動，無論未必能行，即使能行，其弊亦與輪船等。輪船通行之處，不過江海，其意僉將以輪車輔輪船之不及，而以電機貫徹乎其間，以為天下之利權，盡在乎是。是則洋人之本意，而初非真有他也?！雹劢餮矒釀⒗ひ徽f：“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仿行；輪車電機，益令彼之聲息易通，我之隘阻盡失，以中國之貿遷驛傳，固無頃此，而地勢物力均所不能，斷不可從其所請。”④閩浙總督左宗棠正籌辦造船廠，他除斥責赫德、威妥瑪二論為“悖慢之辭，殊堪發(fā)指”之外，順水推舟地說：“輪車機器、造錢機器，皆從造船機器生出，如能造船，則由此推廣制作，無所不可。其信線一種，則運思巧而不適于用，安置數十里之遠，無人常川監(jiān)護，則機牙易壞，徒增煩攏，非民間所宜，非官所能強。……此外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觀而布適用，則亦玩藝而已?！雹谧笫系闹行乃枷胧且獙崿F(xiàn)他的設造船廠的宏偉計劃。那時，正值他令德克碑、日意格“以西法傳之中土，……選國中工匠與之俱來”減少阻力的大好機會。所以左宗棠說：“現(xiàn)在借新法自強之論，既發(fā)之威妥瑪、赫德，則我設局開廠，彼雖未與其議，當亦無辭撓止?！雹圩笫侠眠@一有利時機達到建成造船廠目的的意圖是可取的，而且造船是介乎軍用租民用之間的工業(yè)，更是可取。但他對耕織等民用工業(yè)未置一詞。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則講得很輕松，他們說：“講求吏治，寬籌財用，整頓營務，精制器械四大端，此不特外國人威妥瑪、赫德能作旁觀之議論，固中國人人早知之”，“至于工織器具、寄信電機，不過技藝之末，無關治道。”①這個“無關治道”的“技藝之末”的工商業(yè)要不要興辦呢？則不置可否。
總起來看，督撫們對赫德、威妥瑪的兩論中有關內容，對于吏治財政和軍火等自強之道，是重視的，并多數表示要身體力行地去做，對于織具電機等民用工商業(yè)，有的不表示意見，有的視為“玩藝”、“技藝之末”，有的人雖也予以重視，但辦這類企業(yè)怕洋人乘機侵利。這種情況表明，清政府大臣們在60年代中期，對于舉辦“致富”之道的民用工業(yè)企業(yè)還無切實的認識，更沒有把這種“致富”的辦法與“自強”聯(lián)系起來。經過政治、經濟等社會實踐，以及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到70年代，清政府才把“致富”之道提到實施日程，并與“自強”明確地聯(lián)系了起來。
洋務派把舉辦民用工業(yè)企業(yè)提到實施日程，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除前文所講的餉需匱乏，謀求新的生財出路之外，以下兩點也是很重要的：（1）近代工業(yè)內部經濟規(guī)律的作用。具體地說，就是軍用工業(yè)的發(fā)展導致民用工業(yè)的興起。本書在敘述近代軍用工業(yè)中已經說到：洋務軍用工業(yè)是受到國際軍火市場價值規(guī)律的刺激而創(chuàng)辦的。創(chuàng)辦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方便取用軍需彈藥，更重要的是因為自制的軍用產品價廉。實踐證明，自己生產的軍火彈藥，用同樣數目的銀錢可以獲得一倍二倍乃至數倍的使用價值。隨著軍用工業(yè)的發(fā)展，鉛、銅、鋼鐵等原材料和焦煤燃料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而這些東西要靠向外洋購買，取用不便是一個方面，昂貴的價格也致使洋務派取得廉價軍火的目的落空，因為原料燃料價昂，軍火成品價必然增高。這就促使洋務官僚們?yōu)榱瞬毁I或少買外洋軍火，為了取得廉價的原料燃料，而舉辦煤炭和鋁銅鐵礦的開采與冶煉等工業(yè)企業(yè)了。從這一點說，近代洋務軍用工業(yè)與洋務民用工業(yè)是有內在的經濟規(guī)律聯(lián)系的。（2）“分洋商之利”以致富。上文已經講到，清政府由于鎮(zhèn)壓太平天國革命和與英法侵略軍交戰(zhàn)，用款甚巨，財政極度匱缺。與此同時，他們也看到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從侵權以致侵利：輪船航行于沿海內江，使“上海之沙船、寧波之釣船、廣東之紅單船全失其利，侵尋而及內江，自漢口以下，各船廢業(yè)者愈半”②，航運之利多為洋商所奪；紡織品和棉紗大量進口，使小手工業(yè)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洋商占有了中國小生產者失去的財富；鋼鐵鉛銅及其制品和煤炭的大量進口，賺去的錢財日益增加，等等，這就促使洋務派產生舉辦民用工商業(yè)的強烈愿望。這表明洋務企業(yè)有抵御列強經濟侵略挽回利權的民族性的一面。
洋務民用工業(yè)企業(yè)主要有四大類：（1）輪船航運業(yè)，這以輪船招商局為代表；（2）電線電報業(yè)；（3）礦業(yè)，即煤炭、鐵、鉛、銅等礦的開采和冶煉業(yè)，煤以開平、基隆、湖北興濟為代表，金屬的開采與冶煉以貴溪、大冶和漢陽鐵廣為代表；（4）紡織業(yè)，以蘭州織呢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華盛紡織廠為代表。此外，鐵路的修建和金融銀行等行業(yè)籌辦也已提到日程，其大力和大規(guī)模舉辦主要是在1895—1901年洋務運動尾聲階段。
三、由“制內”到御外侮的戰(zhàn)略性轉變和對海軍海防建設的強調 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由求強到求富的轉變之外的第二個轉變，就是由鎮(zhèn)壓人民革命為主轉變?yōu)榈钟馕隇橹?。這個政治路線的變化，是與當時形勢變化相適應的。那就是：一方面人民起義被鎮(zhèn)壓下去，國內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列強從“中外和好”變?yōu)檐娛虑致?，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這以俄國侵占伊犁，尤其是以日本侵略臺灣為標志。日本侵略臺灣，清政府于1874年10月30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被迫簽訂了屈辱的《北京專約》，清政府震驚之余更注重于防日的戰(zhàn)略部署。在簽約后的第五天，總理衙門即急忙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六條措施上奏。練兵，著重于精練海軍一支，配備鐵甲船10艘和其他兵船，除現(xiàn)已有之輪船外，要求采取購買與自制相結合的辦法，馬上購備上述這些艦只；簡器，強調配備攻擊鐵甲船之炮，改前瞠槍為林明敦等最精利的后門槍；籌餉、用人、持久等條，雖向為清政府所常談，這次也多有新的闡發(fā)?？偟目?，六條內容比較明顯地是為了有效地御侮。為什么要這樣做？該奏折云：日本侵臺，“明知彼之理曲，而苦干我之備虛”，以致以我之屈辱結束。因此，必須趕緊備戰(zhàn)，“今日而始言備，誠病其已遲；今日而再不修備，則更不堪設想矣！”他們預見到，日本尋釁不過是一個開端，此后列強紛至沓來正無已時。“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御已苦無策，西洋各國之觀變而動，患之瀕見而未見者也?！雹龠@就是說，防御外寇入侵，不是臨時性的策略，而是一個戰(zhàn)略性決策。清廷隨即于總署上奏的當天，將奏稿內容下達給沿海沿江有關督撫、將軍和船政大臣議復，并限于一個月內奏復。緊接著又將廣東巡撫張兆棟上奏所附丁日昌于1867年擬訂的《海洋水師章程》六條交督撫們一并議奏。于此可見清政府對于抵御外侮的迫切性了，于此可見清政府對海防塞防權衡上以海防尤其是防日更為重視的傾向性了。文祥點明此意說：總署所奏“切籌海防一折，系遠謀持久，尚待從容會議，而目前所難緩者，惟防日本為尤亟?！蔽南檫€提醒要長期地警惕日本侵略，他說：“倭人習慣食言，此番退兵，即無中變，不能保其必無后患?！雹龠@種把防御日本侵略提高到戰(zhàn)略性地位的觀點，是正確的，有遠見的。
督撫大臣們如期議復。大家對于趕緊加強軍事力量以著重防御外寇的戰(zhàn)略決策，意見基本一致，但主要目標對準誰卻有分歧，也就是對海防為主還是塞防為主有著不同的意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一種意見主張集中人力物力專事海防經營，放棄塞防。他分析了東南海上敵人與西北邊塞敵人的情況，對于新疆的形勢，他說：俄踞伊犁，英國扶植阿古柏，俄英勾結互分其利，“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今雖命將出師，兵力餉力萬不能逮，……密諭西路各統(tǒng)帥但嚴守現(xiàn)有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敝豁毿陆骰夭俊胺钫贰奔纯伞ＫJ為這樣做，俄英既免各懷兼并，中國亦不至屢煩兵力。在這一前提下，他力陳其理由說：“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此議果定，則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各軍，似須略加核減，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否則，只此財力，既備東南萬里之海疆，又備西北萬里之餉運，有不困窮顛蹶者哉！”②應該說，重視海防是對的，但放棄新疆則是犧牲領土主權。其他參與議復者對于海防頗為重視亦不少。如粵督英翰、皖撫裕祿說：“海防本為今日全局第一要務”②；浙撫楊昌濬說：“今日自強之道，陸軍固宜整理，水軍更為要圖”①；禮親王世鐸等奏稱：“倭人搆釁，有事生番，雖暫就和局，難保必無后患。故籌辦海防一事，實為今日不可再緩之舉”②；蘇撫吳元炳稱：“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師”④，等等。但他們在主張重海防的同時，并沒有提出放棄新疆的意見?？梢娎铠櫿隆昂７罏橹亍钡挠^點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放棄新疆”則是錯誤的，因而是孤立的，遭到抨擊是應該的。
另一些督撫和御史等人，則主張御外應以俄國為重點。通政使于凌辰借著丁寶楨、文彬、王文韶、吳元炳等人“力陳俄患可虞”而發(fā)揮己意說：“夫外患莫大于俄夷，尤莫急于東北。東三省為根本重地，俄夷心懷叵測，覬覦已非一日?！粼僖匀ψ⒂跂|南，三省空虛，該夷詭謀秘計萬一乘間竊發(fā)，尤為可慮?！?br/>
這顯然要以防俄作重點，但沒有明顯的放棄東南海防的意思。
但有另一些人，則主張注重塞防放棄海防建設。例如，大理寺少卿王家壁概括王文韶的意思說：“但使俄人不得逞志于西北，則各國必不致?lián)k釁于東南，……宜以全力注重西北”為辭，而大肆渲染這一觀點。并在攻擊丁日昌之余說：“李鴻章且欲并沿海各省舊制及新添之紅單、拖罟、艇船、舢板等師船而裁并之，以專養(yǎng)四十八只大小輪船，是名為設防，實則撇防也；名為籌辦海防，實則暗以破壞曾國藩、彭玉麟苦心經營之江防也?！雹尥跫冶诘热诉€抨擊了李鴻章放棄新疆的言論，這當然是對的，但批評李氏在新形勢下裁并舊式師船建立新式海軍的見解，則是以老觀點對待新問題，落后于形勢遠矣！其錯誤自不待言。
以上是比較明確表示偏重海防和偏重塞防雙方代表性言論。另外還有兩種人：一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地不表示明確的態(tài)度，只就總署所陳就事論事地談些練兵、制器、籌餉、用人等事，對于海防塞防孰輕孰重不置一詞。二是明確表示海防塞防應兩者并重。首先是大家所熟知的左宗棠持此觀點者。他說：“現(xiàn)在用兵乏餉，指沿海各省協(xié)濟為大宗，……若沿海各省因籌辦海防急于自顧，紛請停緩協(xié)濟，則西北有必用之兵，東南無可濟之餉，大局何以能支？……且即海防言之，凡所籌畫，宜規(guī)久遠，始事之時，即悉索以供，不留余力，設后之厘稅衰減，經常之費又將何出？萬一島族生心，調發(fā)日煩，需用孔急，將何策應之？凡此皆宜通籌合計，早為之所者?！雹儆掷缋铄抡f：“東南防務，固宜認真圖謀，西北征軍，尤貴及時清理?！彼ㄗh在東西并重前提下，在餉需分配問題上作某些改進。即西北征軍歲以數百萬計的靠沿海籌協(xié)的餉項，因“刻下創(chuàng)辦海防，需用浩繁，日久恐難兼顧”，請西北各將領“汰弱留強，損無益之兵，以濟有益之用?！雹谶@個見解是對的。有人說，李瀚章實際上是輕塞防重海防。這有失公允。應該說，左宗棠在海防為重這一點上，與李鴻章的見解并不相左，左氏所擔心的，不僅是西北邊防之餉無著，也擔心在集中力量辦海防之后的經常性費用問題，如果在“島族生心”之時，常年餉需無策以應之怎么辦？故建議“早為之所”的通盤規(guī)畫。這是有遠見的。
經過一番討論醞釀，清王朝權衡形勢和輕重得失，采納了海防塞防兩者并重的意見。諭令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但海防全權實操于李鴻章之手；西北塞防則著左宗棠督辦。從實際情況看，清廷的傾向性明顯地是海防重于塞防。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諭說：“海防關系緊要，既為目前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亟宜未雨綢繆，以為自強之計。……擇其最要者，不動聲色，先行試辦，實見成效，然后推廣行之，次第認真布置，則經費可以周轉，乃為持久之方。”③所謂“擇要試辦”，主要是指先購買鐵甲艦一、二只及相應的一些船只，以及致富之道的機器采煤等事。在經費不足情況下，這種“擇要試辦”是可以理解的；而清廷的海防塞防兼顧、尤側重于海防的戰(zhàn)略決策也是正確的。
由求強轉變?yōu)榍蟾粸橹鞑⒁郧蟾粊磉_求強的目的；由對內鎮(zhèn)壓人民革命轉變?yōu)榈钟馕隇橹鞑⒅攸c建設海防。隨著這種政治路線的改善和戰(zhàn)略性的轉變，洋務派集團成員必然隨之發(fā)生變化。這種變化必然是前進的表現(xiàn)。
四、洋務派集團的新構成 我在1980年發(fā)表的《洋務運動發(fā)展論》①中說過下面一段話：“隨著洋務運動中資本主義的發(fā)生和發(fā)展，隨著科學技術的日益更多地引進，資產階級意識必然伴之而來。洋務派集團必然隨之發(fā)生變化。這種變化分為兩個方面，即組成成員的變化、擴大和更新，同時又不斷地分化?！?br/>
這是從宏觀上和歷史發(fā)展趨勢上論述洋務派集團組成發(fā)展和分化的。從具體特定的時間（70年代）來說，則是隨著客觀形勢變化導致洋務路線改善和戰(zhàn)略性轉變，即由求強到求富、由制內到御外的轉變，并促使洋務派的組成發(fā)生新變化的。
在洋務運動開始時，洋務派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1）由封建頑固官僚轉化而來。這些人在中央有奕、文祥，在地方上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2）由地主階級改革派轉化而來。地主階級改革派在鴉片戰(zhàn)爭前后形成，它以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他們不同于“深閉固拒，尊己而抑人”的頑固派，他們要求“師夷長技”，既戰(zhàn)勝外敵，也將人民起義鎮(zhèn)壓下去，以鞏固清王朝的統(tǒng)治。師承林、魏的馮桂芬，是地主階級改革派轉化為洋務派的代表。（3）由具有濃厚買辦傾向的地主士紳轉化而來。這可以丁日昌、錢鼎銘為代表。丁日昌早就以“留心西人秘巧”著稱，他在作官吏和辦洋務軍用工業(yè)中，有著“抑民以奉外”的傾向；錢鼎銘則是在太平軍進兵江浙時逃亡上海的地主士紳中，主張“師夷長技”以迅速將太平天國鎮(zhèn)壓下去的積極分子。
以上三種人，本身素養(yǎng)和出發(fā)點可能各有不同，但在勾結和依靠洋人并取其長技，特別是軍事上的長技，以趕快把太平天國和其他起義人民鎮(zhèn)壓下去以維護清王朝的統(tǒng)治的立場，則是一致的。這就是早期洋務派的特點。隨著70年代洋務運動戰(zhàn)略性的轉變和洋務內容的變化，洋務派的組成也起著變化，除原有的那些人和頑固派不斷地轉化進來者外，新參加者有：具有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愿望的買辦和商人、新式知識分子，還有具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傾向的人也參與其事。他們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是因為他們統(tǒng)一在求富求強和御外侮以救國一個立場觀點之上的。在洋務官僚方面，辦工業(yè)企業(yè)、辦海軍海防等新興事業(yè)，需要新的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需要籌集大量資金，非依靠上述這批人不可。這些人中之佼佼者，屈指可數者有：海運委員兼商人的朱其昂、朱其詔，買辦出身的唐廷樞、徐潤，新型知識分子馬建忠，買辦出身、向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轉化的鄭觀應，小官吏而有洋務吏治才干的盛宣懷，還有薛福成、經元善以及一批具有科學技術知識的人。他們雖屬于洋務派集團的中下層，但對于推進洋務運動發(fā)展的作用卻是很大的。
②左宗棠《答沈幼丹中丞》，《洋務運動》（五），第454頁。 ①見《洋務運動》（一），第49頁。
?、诶铠櫿隆墩摵７阑I餉》，《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3，頁18。
?、弁问昃旁露呷湛偫硌瞄T奏片附錄，《洋務運動》（一），第29頁。
?、芾铠櫿隆蹲h復梅啟照條陳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9，頁32。
?、輩⒁姟堆髣者\動》（一），第50頁。
①李鴻章《籌議海防折》附件，《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頁20—21。
?、佗谕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40，頁17—18。
?、弁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40，頁12—13。
?、芡蠒?，卷41，頁42。 ①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1，頁44。
②③④同上書，卷42，頁46—47、頁48、頁59、63。
?、僖姟堆髣者\動》（一），第138頁。
?、偻问昃旁露呷湛偫硌瞄T奏，《籌辦夷務始末》卷98 ，頁19、20。
?、谕问晔率巳瘴南樽啵痘I辦夷務始末》卷98，頁40。
?、倮铠櫿隆痘I議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頁19。
?、冖弁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99，頁2、頁35。
④《洋務運動》（一），第118頁。
?、萃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100，頁43。
?、蕖堆髣者\動》（一），第123頁。
?、佟堆髣者\動》（一），第125頁②同上書，第110頁。
?、劾铄隆痘I議海防江防各事宜折》，《洋務運動》（一），第66頁。
①《洋務運動》（一），第153、1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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