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1980年9月，我被錄取為陜西師范大學唐史專業(yè)研究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我接觸到一些唐代士大夫和佛教之間聯(lián)系和影響的史料，就想把這些問題弄清楚。是否真能弄清楚，我當時并沒有十分確鑿的把握，只是覺得士大夫和佛教之間既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又構(gòu)成了唐代社會生活中的重大現(xiàn)象，總會有跡象可尋，總會做出規(guī)律性的認識，問題在于史料的多寡和我個人的能力是否勝任。當時覺得困難比較大：一是沒有集中的史料可資憑借，這就不得不從佛教典籍、正史、野史筆記、唐人詩文等多種古籍中大海撈針似地鉤沉索引，加以排比、分析、歸納。二是研究內(nèi)容涉及政治史、社會史、宗教史、思想史、文學史、美學史、教育史、經(jīng)濟史等，這就要求自己在短時期內(nèi)提高對這些學科的修養(yǎng)，并形成自己的一些見解，才談得上對問題進行整體研究。三是畢業(yè)之前的時間十分有限，完成論文是否有時間的保障。然而，一種熱切的學術(shù)沖動很快地淹沒了我的種種疑慮，先干著再說吧。于是，我在1981年9月擬定了《唐代士大夫與佛教》一文的提綱，經(jīng)導(dǎo)師黃永年先生審定和指導(dǎo)后，即著手撰寫。這年11月，我寫出了三萬字的初稿。初稿奠定了現(xiàn)在這本書的結(jié)構(gòu)基礎(chǔ)，當然，在論述方面是相當幼稚、粗糙的。嗣后，我又用了半年時間，繼續(xù)搜集資料，深化認識，到1982年6月，修改成五萬四千字的規(guī)模。

　　修改稿得到黃永年師的肯定。同時，永年吾師還指出了文中的幾處錯誤，惠示了幾則資料，并對某些地方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到1983年2月，我又稍事修改，成為畢業(yè)論文的定本，計有六萬字。接著，打印出五十份油印本，除供答辯之需外，還有十多份在師友間交流。

　　1983年6月下旬，河北師范學院胡如雷先生，應(yīng)陜西師范大學之請，光臨西安，主持我們幾位唐史研究生的論文答辯。胡先生除了為拙稿寫出審查意見，還帶來了河北師范學院張老恒壽先生為拙稿所寫的詳細意見。張老和胡先生都是一代鴻儒，對于學術(shù)具有高度的鑒別能力，用佛家語來說，那便是鵝王吃乳。他們對拙稿的高度評價，使我備受鼓舞；所提寶貴意見，對我的進一步研究，有著指示的作用。胡先生和永年吾師還一再叮嚀我，畢業(yè)之后，繼續(xù)深入研究，把這份論文修改成一部學術(shù)專著。

　　畢業(yè)以后，我被分配到河南大學歷史系工作。1983年10月下旬，中國唐史學會第二屆年會在四川省成都市召開。這年12月28日的《光明日報》發(fā)表了署名春成的簡短報道，其中說："對唐代文化史問題，大家認為目前研究十分薄弱，比如對唐代佛教研究只停留在一般水平，尚未深入到社會其它領(lǐng)域，值得重視。"我覺得自己再進一步研究，將油印本增補修訂成書，對于學界同仁起而改變上述薄弱狀態(tài)，或許能聊助一臂之力。但是，由于我負荷的教學任務(wù)很繁重，再加上雜事猥集，一直沒能做這一工作。直到1985年5月，我才有了一段相對集中的時間來重操舊業(yè)，使中斷了兩年的研究得以繼續(xù)，并于1986年元月上旬完成了這部二十多萬字的書稿。

　　書稿基本上維持了油印本的結(jié)構(gòu)，但增補了一些章節(jié)、史料和論述過程，并廓清了油印本中一些偏激的說法。我覺得自己想要說的話，基本上說清了。那么，我就不揣谫陋，將書稿奉獻給學界同仁和讀者諸君；假若書中這些篳路藍褸、聊勝于無的論述，對于這一歷史現(xiàn)象的了解和繼續(xù)研究能夠提供一些參考意見，自己也就感到相當欣慰了。

　　張老、胡先生、永年吾師對本書的撰寫和修改給予了極大的關(guān)懷和幫助，已如上述。此外，我在陜西師范大學期間，日本僧人圓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極為難覓，我聽說胡錫年先生有手抄本，就通過胡錫年先生的研究生戴禾先生而輾轉(zhuǎn)借閱。牛致功師對拙稿的撰寫給予了很大的關(guān)懷和幫助，為了使我的一孔之見能在學界交流，曾于1983年將油印本推薦給當?shù)氐囊患页霭嫔纭，F(xiàn)在，當我將書稿修訂、謄寫完畢，呈交河南大學出版社時，想起前前后后這些事，不禁從心底里感謝上述前輩、老師、朋友的種種恩德，也從心底里感謝河南大學出版社總編朱紹侯先生和責任編輯劉小敏女士為本書的問世提供了機會。

　　郭紹林，1986年3月6日

　　二、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

　　拙著《唐代士大夫與佛教》將在臺灣出版，我要感謝臺灣文史哲出版社彭正雄先生在1992年金秋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見到本書大陸版時所給予的一份厚重的偏愛，也為能有一個繁體字本在海外更廣闊的范圍內(nèi)和學者、讀者交流而感到高興。

　　本書大陸簡體字本是由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我原在河南大學歷史系供職，1987年排版后，曾參與兩次校對。1988年6月，我調(diào)至洛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歷史系工作，當年10月收到樣書。后來，河南大學陸續(xù)轉(zhuǎn)寄給我海內(nèi)外學者、讀者的來信，或指正，或咨詢，或索書，或贊譽。1991年，河南省教育委員會組織評定1988年至1990年本省高等教育領(lǐng)域社會科學成果優(yōu)秀獎，洛陽師專上報了我這本書。在參評的歷史學著作中，評委會把拙著列為一等獎。然而版權(quán)頁上印的是1987年8月第一版的字樣，按說是沒有資格參評的，河南大學出版社總編朱紹侯教授介紹了由于經(jīng)費等原因，本書實際上拖到1988年才出版，以及本書在海內(nèi)外引起的反響，河南省教育委員會終于對本書"非常賜顏色"，評為二等獎。嗣后，河南大學又托人帶給我一份榮譽證書，原來本書已由他們申報，榮獲了大學出版社協(xié)會評定的1986年至1988年中南地區(qū)大學出版社優(yōu)秀學術(shù)專著二等獎。以上這些情況，本來不足掛齒，只是由此而覺得敝帚未必僅僅自珍，心頭時時拂過一縷縷溫暖。

　　這些年我發(fā)表了一些論文，還參與了兩部書的撰寫工作。從研究傾向來說，轉(zhuǎn)到了隋唐時期的制度、政治、人物和社會生活。與佛教相關(guān)的研究，有幾篇完整的專題論文，同時在其它的論文中也有零星的涉及。后者如《論隋唐時期慶生辰》（載《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研究了佛教與慶生辰活動的關(guān)系。前者值得提起的有三篇，即：《唐宣宗復(fù)興佛教再認識》（載《洛陽師專學報》1990年第3期），《關(guān)于唐代洛陽與絲綢之路的幾個問題》（載《洛陽師專學報》1992年第3期），以及《論唐代的觀音崇拜》（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由于這三篇論文同本書的見解互為發(fā)明，且小有變化，我希望能作為附錄收入本書臺灣版中。至于由此而體現(xiàn)的個人在學術(shù)研究上的蹣跚步履，則不敢麻煩讀者見知也。

　　郭紹林，1993年2月6日

　　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拙著《唐代士大夫與佛教》初版印行以來，將近二十度春秋了，我在整體上還是維持著原來的見解。這次重新印行，我對顏真卿的蘇州事跡增補了幾則史料，以使論述嚴密可靠，還對書中的個別提法稍事修改，以與成書后發(fā)表的幾篇論文觀點一致。同時，我對書中晦澀難懂的地方隨文夾注，主要是佛教方面的術(shù)語、主張、人物、派別、歷史，旁及社會歷史典故。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承蒙讀者來函賜教："書中所引用的古代文獻，有很多不解何意。"我很抱歉，本書畢竟是學術(shù)著作，不可能像普及讀物那樣隱沒文獻資料，以通俗淺顯的語體文加以轉(zhuǎn)述，相反，要征引文獻資料，通過考證、疏理、分析、闡釋、發(fā)掘，來建立自己的學術(shù)觀點和體系。佛教文獻具有特殊的詞匯和含義，詩歌、駢體文文獻也和一般古文的修辭手段不同，拙著大量引用，這是不得已的事。對引文夾注，便不得不將原文攔腰截斷或畫蛇添足。假若逐條夾注，比比皆是，本書的行文便會顯得支離破碎，文氣不順。因此，對于引文中不太生僻的地方，不再夾注，只好勞駕讀者勤翻工具書，細心揣摩了。

　　臺灣版附錄了我三篇有關(guān)佛教的論文，后來我又發(fā)表了幾篇同類的論文，我已經(jīng)將它們連同其它論文集結(jié)成《隋唐歷史文化》一書，因而這里不再收錄。我為著開課的需要，撰寫了一份《佛教文化》的講稿，其中佛教理論、宗派及基本情況，吸收了學術(shù)界的研究成果，有的地方還沿用了現(xiàn)成的表達，其余部分則多是我的研究成果，有的地方是將我的論文摘錄要點或壓縮錄入。我把這份講稿附錄于拙著之后，這對于閱讀拙著會有所裨益。

　　現(xiàn)在學術(shù)著作出版很難，拙著這次能夠刊行，我要感謝三秦出版社《周秦漢唐文化工程·學術(shù)研究文庫》宏大的接納氣魄，感謝編輯賈云先生的關(guān)照和厚愛。

　　郭紹林，2005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