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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唐代社會對皇權(quán)的制約機制

隋唐歷史文化 作者:郭紹林 著


  摘要:中國封建社會中皇權(quán)至高無上的說法缺乏辯證分析。皇權(quán)不是孤立的存在,必須與其它因素結(jié)成對立統(tǒng)一、相互制約的關(guān)系,因而至高無上并非無條件地超越一切,達到無所顧忌的地步。在唐代,皇權(quán)受到來自天人兩個方面、四條途徑的制約。其一,君權(quán)神授說、天人感應說,致使皇權(quán)受到昊天上帝的監(jiān)臨,實際上是人們假手于天,限制皇權(quán)。其二,中央機構(gòu)中,中書省決策,起草詔令,門下省把關(guān),審查詔令,尚書省執(zhí)行,貫徹詔令?;实蹅€人意志受到中央機構(gòu)職能的制約,不可能達到頤指氣使、為所欲為的地步。其三,史官記載皇帝的言行,皇帝不能過問,使得想要留下好名聲的皇帝受到約束,刻意規(guī)范自己的言行。其四,諫官和臣僚的諫諍職責,從方方面面批評皇帝,使皇帝的言行受到限制。

  在我國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的社會里,皇帝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其權(quán)力所達到的程度,半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認同著"至高無上"的說法。應該承認,以一種高度的抽象來揭示整個封建社會的通則,這個說法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然而依據(jù)辯證法進一步加以分析,便不能不承認如同其余所有現(xiàn)象一樣,皇權(quán)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必須與其它因素結(jié)成對立統(tǒng)一、相互制約的關(guān)系。因此,皇權(quán)之"至高無上",并非無條件地超越一切,達到無所顧忌的地步,也不能一味憑喜怒愛惡濫行賞罰,對臣民絕對操持生殺予奪之權(quán)。即便在號稱封建盛世的唐代,唐太宗不僅是中原民眾的天子,還被北方游牧民族尊為"天可汗",卻反倒說自己"常懷畏懼","常不得自由"。可以想見,所謂皇權(quán)"至高無上",僅僅是相對而言,當時社會存在著對皇權(quán)的制約機制,在正常情況下發(fā)揮著有效的作用。

  唐太宗關(guān)于畏懼感的全面表述是這樣的:"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凡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得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貞觀政要》卷6《謙讓》)這里指出畏懼在于天人兩個方面。本文所做關(guān)于唐代社會對皇權(quán)制約機制的研究,雖細分為若干子目,但不外乎以這二者為畛域而展開。

  其一,昊天上帝對皇帝的監(jiān)臨

  唐代依然奉行君權(quán)神授說和天人感應說,對祭祀昊天上帝制定了空前完備周密的禮儀,并把各種自然災變理解為上天對皇帝的警戒和懲罰。武德元年(618)五月甲子,唐高祖建唐稱帝,在京師長安城南設壇祭天,冊文說:"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地。"(《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卷3)當年還定為制度,以后每年的冬至日,在城南圜丘壇祭祀昊天上帝,從祀五方上帝等,為后來諸帝所遵循。祭天的高潮是皇帝親赴東岳泰山(岱宗),舉行封禪大典。所謂"禪",是指在泰山側(cè)五里處的社首山設壇祭地,這里略而不論。所謂"封",是指登泰山設壇祭天,向昊天上帝匯報成功,即帝王"不自取功績,歸之于天"。(《唐會要》卷7《封禪》)唐朝建立以來,封禪呼聲甚囂塵上,有的皇帝謙讓,有的皇帝一直躍躍欲試,終因外族內(nèi)犯、彗星出現(xiàn)及種種自然災害,致使這一動用大量人力耗費巨額財力的大典難以舉辦。繼唐高宗封禪之后,開元十三年(725),唐玄宗又率領百官貴戚四夷酋長凡數(shù)千人,浩浩蕩蕩東赴泰山。當時儀注規(guī)定:"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于昊天上帝神座,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于西方東向。"祝詞說:"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上帝眷佑,錫臣忠武。……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謝成于天。"面對天帝,唐玄宗自己謙稱為"余小子"。(《唐會要》卷8《郊議》)這樣,在天帝之前,皇帝不再有君臨世間的那種威嚴,而是降身份為臣,謙稱御名,行跪拜禮。這就使得皇權(quán)的"至高無上"成了"有上",把虛本位的天帝置于皇帝的頂頭上司的地位,對皇帝加以監(jiān)臨。

  武則天改朝換代當女皇帝,也求助于天命神意。當時,佛教徒依據(jù)前代譯本《大方等無想大云經(jīng)》,偽造了一部《大云經(jīng)》,說凈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薩,"為眾生故,現(xiàn)受女身","當王國土,得轉(zhuǎn)輪王"。印度僧人菩提流志又來華重譯《寶雨經(jīng)》,說佛告訴東方月光天子:你在中國,"實是菩薩,故現(xiàn)女身,為自在主"。武則天因此宣稱自己當皇帝有來歷,撰《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序》說:"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記。金仙(佛)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寶雨》之文后及。"(《全唐文》卷97)她稱帝后接受群臣所上尊號,有所謂"天冊金輪圣神皇帝"。佛教認為菩薩成為轉(zhuǎn)輪圣王后,乘坐的車子有金銀銅鐵四種質(zhì)地,分別稱為金輪圣王或銀、銅、鐵輪圣王,依次統(tǒng)治四、三、二、一天下。佛教還認為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這六道眾生,處在遷流不息的輪回之中,受著種種痛苦的煎熬,因而號稱六凡;而佛、菩薩、緣覺、聲聞是四圣,已獲得不同程度的覺悟和解脫,永遠脫離了六道輪回。那么,天比菩薩地位低,怎么會有資格去冊封菩薩皇帝呢?但當時人不去追究這一尊號的毛病,反映了昊天上帝的觀念已達到主宰一切的地步。

  天神觀念的根深蒂固,必然會在唐代形成一種管束限制皇權(quán)的力量,憑借自然災害,一方面促使皇帝主動自律,一方面由人們對皇帝作被動他律。茲各舉一例。咸亨元年(670),旱災持續(xù)半年之久,九月份才開始下雨。李嶠《晚秋喜雨》詩序披露:唐高宗"慮深求瘼,念在責躬,避寢損膳,錄冤弛役,牲幣之禮,遍于神祇,鍾庾之貸,周于窮乏。至誠斯感,靈眷有融,爰降甘澤,大拯災亢"。(《全唐詩》卷61)垂拱二年(686),新豐縣(今陜西省臨潼)東南冒出一山,以皇太后身份臨朝稱制的武則天下令將縣名改為慶山縣。有人上書批評她道:"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cè)?,故地氣塞隔,而山變?yōu)闉摹1菹轮^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cè)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資治通鑒》卷203)這種天人感應說,從哲學角度著眼,無疑是荒誕不經(jīng)的,但從政治角度著眼,卻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唐代社會假手于"天譴",逼迫皇帝檢討錯誤,克己盡職,臣僚背靠老天爺這個后盾,也才能壯著膽子針砭時弊,限制皇帝荒怠政事和作威作福,便構(gòu)成對皇權(quán)制約機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總還是有益的現(xiàn)象。(胡如雷《李世民傳》10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

  其二,中央機構(gòu)職能對皇權(quán)的制約

  中央機構(gòu)的職責在于協(xié)助皇帝處理政務,但不同個體的并存必然導致矛盾。唐代以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為中央機構(gòu)的主干。唐朝建立伊始,三省雖有一定的分工,但中書省長官中書令,門下省長官侍中,以及尚書省長官尚書令、左右仆射,都是當然的宰相,偕同帶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宰相頭銜的其他宰相一起,參與最高決策活動。宰相們平章軍國大事的辦公處所稱為政事堂,起初承北朝重門下官的舊制,設在門下省,后來重心轉(zhuǎn)移,改在中書省。開元十一年(723),政事堂改稱中書門下,政事印為中書門下之印。尚書省的名稱在宰相頭銜和宰相辦公處所的稱謂中一直沒有體現(xiàn),其長官被排除在決策活動之外,成為趨勢。尚書省正長官尚書令,自唐太宗時起借口他曾任此職,不再實授,左右仆射成為實際上的正長官。"神龍初(705),豆盧欽望為仆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后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為仆射、東都留守,自后仆射不知政事矣。"(《大唐新語》卷10《厘革》)尚書省長官若不加宰相頭銜,便只能是本省的長官,尚書省也就成了僅僅受成命的機構(gòu)。這樣,三省的分工便明明白白地確定下來,即中書省出令,為決策機構(gòu),門下省封駁,為審議機構(gòu),尚書省執(zhí)行,為行政機構(gòu)。關(guān)于三省的工作程序,朱熹具體介紹道:"唐初每事先經(jīng)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朱子語類》卷128《法制》)

  這里涉及一個問題,經(jīng)過集體審議成文的詔敕是否都是皇帝個人的主張?換言之,皇帝個人的主張是否全部貫徹,是否被修正、補充或駁回,皇權(quán)是否達到頤指氣使、為所欲為的地步,是否受到中央機構(gòu)職能的制約?

  中國封建社會的皇位繼承制度,并非按照經(jīng)文緯武的標準來選拔一國之主,不免會有毫無治國能力的幼沖、昏庸、癡呆者尸其位。即便是英明的皇帝,也不可能對紛亂如麻的國事了如指掌,件件都意匠經(jīng)營,應付裕如。這就需要在君主體制下盡可能地由臣僚陳述意見,集思廣益,形成決議,然后以皇帝詔敕形式頒發(fā)。中書省從皇帝那里取旨,由機要秘書中書舍人草擬初稿。中書舍人們?nèi)粢庖姴灰唬筛鲌?zhí)一端,簽名負責,稱為"五花判事"。然后由中書省審查修改,再由門下省把關(guān)駁正。詔敕是否妥當,關(guān)系到政治的成敗和國家的興衰,因而詔敕的出臺絕不能草率,嚴肅的皇帝懂得這個利害關(guān)系。唐太宗曾多次指示:"中書所出詔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wěn)便,皆須執(zhí)論。"(《貞觀政要》卷1《政體》)經(jīng)過這個程序制定出的詔敕,當然既可能有皇帝個人的主張,也可能有"人之意見"。當后者修正、補充或駁回前者時,那便是中央機構(gòu)在決定國家大事,而不是皇帝說了算,無疑應該看作是對皇權(quán)的制約。試舉一例以見其具體情況。唐初實行府兵制,規(guī)定21至60歲的丁男承擔兵役。右仆射封德彝等人建議征點18歲以上的中男入軍,唐太宗采納,草就了詔敕。魏徵時任諫議大夫,"敕三四出","執(zhí)奏以為不可","不肯署敕"。唐太宗大怒,說:"中男……若實大,亦可簡取,于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zhí),朕不解公意。"魏徵說:"若次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國家衛(wèi)士不堪攻戰(zhàn),豈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人無斗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shù)雖眾,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唐太宗只好收回意見,還承認自己"過亦深矣"。(《貞觀政要》卷2《納諫》)可見在遇到臣僚抵制時,皇帝的主張貫徹不下去,皇權(quán)不可能達到頤指氣使、為所欲為的地步。

  在唐代,體現(xiàn)皇帝意志的所謂口諭、手諭,雖然也有一定的市場,但不被看作正途,受到輿論的責備。宰相劉祎之對武則天臨朝稱制不滿,武則天找了個借口,指使肅州刺史王本立對他宣"敕"治罪。他義正詞嚴地駁斥道:"不經(jīng)鳳閣鸞臺,何名為敕?"(《資治通鑒》卷204)唐中宗時宮闈賣官鬻爵,"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資治通鑒》卷209)這種不經(jīng)過正當途徑,由皇帝批條子而授的官,人們稱之為斜封官,體現(xiàn)了對手諭的輕蔑。唐中宗死后,斜封官逐漸廢除。

  皇帝當然不甘心忍受任何擺布,力圖突破種種限制,重要而簡捷的辦法是調(diào)整中央機構(gòu)的職能,設置各類學士,作為自己的貼身機要秘書,以貫徹自己的主張,加強自己的勢力。上元年間(674-676),武則天將著作郎元萬頃等多位學士召入禁中修書,"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quán),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資治通鑒》卷202)北門是宮城的一道門。新的秘書班子移入內(nèi)廷,與稱為外朝的南衙中央機構(gòu)并立,成為內(nèi)朝。自唐玄宗時起,皇帝不斷設置翰林待詔、翰林供奉、翰林學士,代皇帝批答表疏,并草擬詔制。翰林學士安置在特設的學士院中,"專掌內(nèi)命",以至于當時號稱為"內(nèi)相"、"天子私人",入院一年,便提拔為"知制誥",宮廷用餐時,其座次"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新唐書》卷46《百官志一》)安史之亂爆發(fā)后,軍國事務繁劇,深謀密詔,皆從翰林學士中出。"內(nèi)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舊唐書》卷43《職官志二》)翰林學士所掌的"內(nèi)命",不經(jīng)中書、門下,用白麻紙書寫,直接頒發(fā)。而中書舍人知制誥掌"外制",依然按照上文所述的程序,由兩省審定,由黃麻紙書寫,然后頒發(fā)。內(nèi)命、外制都是詔敕,政令的擬定頒發(fā),由原來的中書、門下一條渠道分作兩條渠道。內(nèi)朝不斷侵蝕外朝,表明皇權(quán)在制約和反制約的矛盾沖突中尋找突破口,以謀求一個合適的度,使皇帝的旨意得以貫徹。

  需要附帶論及的是唐后期宦官專權(quán)下的皇權(quán)地位問題?;鹿?quot;口含天憲",是另一股內(nèi)朝勢力,一方面不得不附麗于皇權(quán),以招搖撞騙,作威作福,一方面又凌駕于皇權(quán)之上,以至于皇帝連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唐文宗曾感嘆自己受制于宮內(nèi)家奴,連受制于諸侯、軍閥的亡國君主周赧王和東漢獻帝都不如?;鹿贄顝凸Я⑻普炎跒榈?。當時主考官被稱為座主,所錄取的進士自稱座主的門生。楊復恭援以為例,以座主自居,蔑稱唐昭宗為"門生天子"?;鹿僦萍s皇權(quán),是政治勢力消長的產(chǎn)物,是特殊現(xiàn)象,不是唐代社會對皇權(quán)的制約機制正常運作的必然結(jié)果,因而不可同日而語。

  其三,修史制度對皇權(quán)的約束

  我國古代重視編修當代史,設置左史、右史負責記載當朝天子的行動和言論。唐代設史官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相當于古代的左史和右史,要侍從皇帝,搜集情報,及時紀錄。這些資料再由修史官編纂為皇帝的起居注和實錄,以及國史。

  為了保證史書的客觀公正,史官有相當大的獨立人格,修史工作有相當大的自主權(quán),拒絕當朝皇帝干預和閱讀。嚴肅正直的史官都能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敢于抵制皇帝的非份干預,并申明修史對皇帝的約束作用。其他官員也做如是觀。

  唐高祖建唐當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針對他的行為上疏諫阻,說:"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舊唐書》卷75《孫伏伽傳》)諫議大夫褚遂良兼知起居注,唐太宗問他"書何等事",他答道:"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唐太宗又問:"朕有不善,卿必記耶?"他答道:"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為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一步說:"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貞觀政要》卷7《文史》)以后累朝史官也都反復強調(diào)這層意思,以"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懼"。(《唐會要》卷63《修史官》)在修史制度的約束下,皇帝要想留下好名聲,不得不檢點自己的言行。唐太宗即表示:"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zhuǎn)也。"(《貞觀政要》卷6《杜讒邪》)

  唐太宗多次提出要親自披覽國史。貞觀九年(635),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反對,說:"圣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但數(shù)代之后,皇帝如果是"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必不省躬罪己,唯當致怨史官"。那么,史官"唯應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唐會要》卷63《史館雜錄上》)貞觀十三年,褚遂良又加以拒絕,說:"不聞帝王躬自觀史。"但在貞觀十七年,膽小溫和的司空房玄齡陳述了反對意見后,只好順旨,刪節(jié)國史為編年體,以《實錄》呈上。當唐太宗看到關(guān)于他發(fā)動玄武門之變的記載,擔心"語多微文",后人會思索定性,使自己落下殺兄逼父、奪嫡篡權(quán)的壞名聲,就對房玄齡定下調(diào)子,著令修改。他說:"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zhí)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貞觀政要》卷7《文史》)然而在多數(shù)情況下,皇帝無法沖破親覽國史的障礙,并以修史制度來約束自己。唐肅宗即對史官于休烈說:"朕有過,卿宜書之。"于休烈贊揚道:"有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慶。"(《唐會要》卷64《史館雜錄下》)

  其四,臣僚諫諍對皇帝的限制

  在唐代,臣僚一直喋喋不休地重復著"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圣"的古訓,皇帝有時也希望諍臣"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貞觀政要》卷1《政體》)因此,國家不但設置專職諫官,還責成所有臣僚諫諍,從組織和責任兩個方面入手,保證對軍國大事和皇帝過失形成輿論攻勢。諫諍要批評皇帝的錯誤,往往使皇帝感到逆耳、難堪,也會給臣僚帶來不利,古代把這叫作"犯逆鱗"。所謂犯逆鱗,是說龍的脖子下面長有倒生的鱗片,觸摸時疼痛難忍,龍就要發(fā)怒,將觸摸者干掉。理智的皇帝能夠正確對待。唐太宗主動求諫,認為:"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貞觀政要》卷2《求諫》)在正常情況下,諍臣的極言直諫,往往表現(xiàn)出仁者之勇和回天之力,構(gòu)成對皇權(quán)的限制。

  諫諍對皇權(quán)的限制,包括著方方面面的問題,舉隅如下:

  有抵制皇帝以主觀意志干擾國法的。唐太宗下令選舉中詐偽資蔭而不自首者處死。發(fā)現(xiàn)一例后,大理少卿戴胄根據(jù)國法判為流刑。唐太宗責備他說:"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他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fā)耳。陛下發(fā)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說:"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舊唐書》卷70《戴胄傳》)

  有抑制皇帝極情聲色的。孫伏伽上疏唐高祖,說:"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子孫謀,為后代法也。"因此,應取消在宮城北門玄武門舉行散伎游戲的計劃。唐高祖"覽之大悅"。(《舊唐書》卷75《孫伏伽傳》)唐太宗下詔納已待婚陸氏的鄭氏女為妃,魏徵諫阻說:"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之歡。……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民父母之道乎?"唐太宗承認"此乃朕之不是","令女還舊夫"。(《貞觀政要》卷2《納諫》)

  有指責皇帝奢侈縱欲的。唐高祖建披香殿,富麗堂皇,諫議大夫蘇世長指出:"非受命帝王愛民節(jié)用之所為也",應吸取隋朝"奢淫"失國的教訓,"不忘儉約"。唐高祖"深然之"。(《舊唐書》卷75《蘇世長傳》)魏徵鑒于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批評他"求駿馬于萬里,市珍奇于域外"。唐太宗表示:"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貞觀政要》卷10《慎終》)

  有阻止皇帝游獵擾民的。唐太宗準備在秋收時節(jié)去同州打獵,櫟陽縣丞劉仁軌上表切諫,說:莊稼"十分才收一二","始擬種麥","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為狼狽。"唐太宗"甚嘉之"。(《舊唐書》卷84《劉仁軌傳》)

  有牽制皇帝偏袒近親的。長樂公主系唐太宗和文德皇后所生,特別受寵,出嫁時,唐太宗命令官府提供費用倍于永嘉長公主。魏徵奏道:"昔漢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陽王。'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于公主也。……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公主,理恐不可。"唐太宗"稱善"。(《貞觀政要》卷5《公平》)唐宣宗賜其舅鄭光土地,準予免稅,宰臣上奏反對。唐宣宗說:"朕初不思耳。卿等每為匡救,必直言毋避。親戚之間,人所難言,茍非忠愛,何以及此。"(《唐語林》卷2《政事下》)

  有裁定皇帝處理家國雙重性質(zhì)事情的意見的。在家天下的封建社會里,皇帝自稱"國家",重大的家事也就是國事,具有雙重性質(zhì)?;实蹖@類事情不能自作主張,必須征得大臣的同意,由大臣加以裁定。現(xiàn)以廢立太子和皇后二事為例加以說明。唐太宗廢太子李承乾為庶人后,曾面許立魏王李泰以代之。大臣們意見不一,岑文本、劉洎同意,長孫無忌、褚遂良主張立晉王李治。褚遂良說:"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唐太宗被三子鬩墻所拖累,感嘆"我心誠無聊賴",自投于床,作出要自殺以了事的樣子。長孫無忌、褚遂良急忙扶起他,奪過佩刀,問他到底想立誰。他說:"我欲立晉王。"長孫無忌等人奉詔。他仍然擔心"外議何如",六品以上文武官員都表態(tài)同意,這才正式"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資治通鑒》卷197)唐太宗為了使自己立哪一個兒子當太子的主張能夠由大臣們通過,居然不惜玩弄要自殺的花招。后來,他又想改立吳王李恪,長孫無忌諫道:"舉棋不定,前哲所戒,儲位至重,豈宜數(shù)易。"他"不能相違"。(《大唐新語》卷12《酷忍》)唐高宗借口"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王氏無子,昭儀武則天有子,欲行廢立。他和大臣們反復交涉,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等人堅決反對。他怒不可遏,甚至貶黜褚遂良,但自己的廢立主張依然無法實行。這時,李勣對他說:"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許敬宗在朝中散布道:"田舍兒剩種得十斛麥,尚欲換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關(guān)汝諸人底事,而生異議。"(《大唐新語》卷12《酷忍》)唐高宗這才解了圍,得以立武則天當皇后。

  諫諍對皇權(quán)的制約,唐太宗當屬典型。當時人觀察到的情況是:"南衙群臣面折廷諍,陛下常不舉首,……雖貴為天子,復何聊乎?"(《大唐新語》卷9《諛佞》)他自己也感嘆:"魏徵每廷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大唐新語》卷1《規(guī)諫》)這使他臨事三思,若會受到臣僚的批評,毋寧自抑。有一次,他準備游幸終南山,已安置好車馬警衛(wèi),又決定取消。魏徵問起緣故,他說:"畏卿嗔,遂停耳。"(《大唐新語》卷9《從善》)但皇帝終究不情愿接受任何限制,甚至想削弱諫諍制度。唐憲宗時,諫官左拾遺元稹上疏,認為唐太宗時天下大治,其原因在于以魏徵等人為諫官,"宴游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官員入議大政時,"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而在唐憲宗時,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于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唐憲宗不但不接受,反而和翰林學士李絳秘密商量,說:"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馀。"李絳認為:作為人臣,"敢發(fā)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資治通鑒》卷237)唐憲宗從"天子私人"這里尚且得不到支持,只好作罷,還對宰臣們說:"朕覽國史,見文皇帝(唐太宗)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shù)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舊唐書》卷14《憲宗紀上》)這表明諫諍對皇帝的制約作用,雖然因時因人而異,但作為一種機制,已經(jīng)扎根社會,深入人心,不以皇帝的意志為逆轉(zhuǎn)。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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